议郎与汉代经学

作者：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

来源：《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徐兴无 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引言

汉武帝建元五年春，始置五经博士[1]，元朔五年夏六月，诏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2]。从此，以博士学官制度确立了汉代经学的传授与官僚的选拔，此可参考王国维先生所撰《汉魏博士考》、《汉魏博士题名考》[3]二文。值得关注的是：博士之职虽为教授五经，课试弟子以补充官僚，但本身亦参与政事,或迁擢他官，故为名儒侧身士大夫行列的仕途之一。

反之，朝廷征拜或策试名儒传经与参政，亦非止于博士一途。事实上，汉代经学活动决非仅止于太常博士的学官体系，除了地方郡县学校、民间、家族之外，其他中央官僚系统也相当活跃，其中郎官“为中央地方行政长官所自出”[4]，是考察汉代官制的枢机，有严耕望先生《秦汉郎吏制度考》一文考论精详。而汉代郎官系统中的经学活动至为活跃而为经学史研究所忽视，我曾在《刘向评传》中有所涉及[5]。其中“议郎”一职与博士同秩且多连称，学界对此已有关注，有葛志毅所撰《汉代的博士与议郎》一文[6]，敏锐地开启了相关问题的研究。该文认为：“议郎在某些方面与博士之职相近，或者竟可视为博士之职的候补员。”“汉代的议郎在性质上与博士颇为相近，因而与汉代学官制度发生联系。”这些观点极富启发意义。但由于作者限于文章篇幅，许多材料和观点尚不赅备，且似未曾参考王、严二氏有关博士与郎吏制度的成果，上述观点仍有值得补充或商榷之处，故本文欲仿王、严二氏文例，以考察议郎制度为途，就汉代博士制度、经学活动等问题再作探究，如有与前贤讨论之处，随文阐发。

严耕望先生

一、品秩与员数

（一）品秩

郎官制度是秦秋战国以降建立起来的君主近侍禁卫系统，汉承秦制，由所谓“九卿”体系中的郎中令与少府分别负责皇帝的“公”和“私”两方面的生活[7]，郎中令成为皇帝政治生活的服务机构，“秦汉大臣绝大多数出身郎官”也就在情理之中[8]。严耕望先生概括道[9]：

秦及西汉初叶，郎官宿卫宫闱，给事近署，职任亲要一如往昔，而进身又大半由荫任与赀选两途，荫任袭战国之成规，訾选亦新兴贵族（资产阶级）之特权，则其性质与战国之“郎”仍鲜殊异，是亦犹古代之“士”也，故或以“士”称之。自武帝从董仲舒、公孙弘之议，创孝廉除郎及博士弟子射策甲科除郎之制，郎官性质渐变；迄乎东汉，赀选遂除，荫任亦替，三署诸署郎多郡吏与经生，贵族豪富之子弟较少。亦唯如此，职转冗闲，不以宿卫给事为要务，故东汉郎署专供行政人才之吸收训练与回翔，不复为天子之禁卫家臣矣。

因此，以儒家提倡的道德为选举科目和以经生为官僚选拔对象是改变郎官性质的关键。郎中令（光禄勋）系统由大夫、郎、谒者以及期门、羽林两大卫队组成，见诸《汉书·百官公卿表》[10]：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

大夫掌议论，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

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

期门掌执兵送从，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无员，多至千人……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

其中大夫、各种郎将、仆射、议郎、中郎、谒者是高级郎官，秩比六百石至比二千石。侍郎、郎中、期门和羽林卫士属于低级郎官，秩比三百石至比四百石。根据大庭脩的研究，汉代官僚的等级，在“百石与二百石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界限。百石吏由其机构的长官选任，他们通常不能进升到二百石，要进升到二百石以上，必须等待着选举或推荐。百石以下是所谓的‘判任官’，二百石到四百石的是所谓的‘奏任官’”，因此，一旦被选举为郎官，“就越过了二百的界限，从而取得了奏任官的资格。”[11]汉代创孝廉除郎及博士弟子射策甲科除郎之制，孝廉到京后，一般例拜郎中[12]；明经多由博士弟子射策甲科，亦有征召特拜者，其他尚有德行、才艺、军功、迁转、征除等科，严耕望先生据两《汉书》统计，皆不及前两科为多[13]。

《汉书·百官公卿表》书影《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北宋刻递修本

但是、议郎、中郎、博士等职并非拜除上述人等的官职，而是任用名儒高才的不次之位。《百官公卿表》中，九卿系统之中属于郎中令的议郎、中郎和属于太常的博士皆为比六百，东汉或至六百石。

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曰：“太常……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仆射，中兴转为祭酒。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掌教弟子。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本四百石，宣帝增秩。光禄勋……议郎，六百石。”刘昭注《续汉书·舆服志》引《东观书》载建武元年设百官品秩印绶，“尚书、谏议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议郎、中谒者秩皆比六百石。”应劭《汉官仪》：“博士，秦官也……孝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秩六百石。后增至十四人。”[14]按诸说矛盾，然议郎转博士为迁擢（下详），则议郎之秩或与博士同然不当高于博士。

六百石正是汉代高官品秩的界限。大庭脩指出：六百石以上“类似于后世的五品官以上，也可以说是由皇帝任命的‘敕命官’，是高级官僚[15]”。王国维先生以博士“秩卑而职尊”[16]，此是就八百石以上的令、丞、郎将、大夫而言，若以汉代官制考量，议郎、博士已位大夫、长吏之列，不同于一般郎吏。

《汉书·景帝纪》载中元六年五月诏曰：“吏六百石以上，皆长吏也。”师古注引张晏曰：“长，大也。六百石，位大夫。”《汉书·宣帝纪》载黄龙元年夏四月诏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故议郎、博士皆位列大夫。《后汉书·朱乐何列传第》载朱穆戒大将军梁冀曰：“议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17]卫宏《续汉书·百官志二》载议郎与谏议大夫、中散大夫均为六百石。《汉书·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载御史大夫张忠“上书荐宝经明质直，宜备近臣。为议郎，迁谏大夫。”《汉官旧仪》云：“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为高第。朝贺位次中都官史。称先生，不得言君。其真弟子称门人。”[18]严耕望先生举《后汉书·和帝纪》言“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桓帝纪》言“命列侯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载腊赐“侍御史谒者议郎尚书令史各五千，郎官兰台令史二千”三例，指出：“议郎、郎官分别为言，可知议郎与一般郎官有别。”[19]又《汉书·王吉两龚鲍传》载鲍宣“举孝廉为郎，病去官，复为州从事。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辟宣，荐为议郎，后以病去。”孝廉例拜郎中，则其中征辟之议郎位在郎官之上。至有已任二千石的诸侯国相被征召京拜议郎的现象。《卓鲁魏刘列传》载鲁恭以鲁诗博士迁乐安相，“永元九年，征拜议郎”，旋又拜侍中，迁光禄勋。按博士、议郎可加侍中、给事中等职，《汉书·百官公卿表》曰：“侍中……皆加官……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加官亦可加秩，《汉书·叙传》载“许商为少府，师丹为光禄大夫，上于是引商、丹为光禄勋，（班）伯迁水衡都尉，与两师（伯受《诗于师丹，讲异同于许商，故称两师》并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据《百官公卿表》，少府、光禄勋秩中二千石，而水衡都尉秩低一级，为正二千石，故班伯之秩迁至中二千石，缘其为侍中之故。

严耕望先生称议郎“不知何时所置”[20]，《百官公卿表》言郎吏为秦官，东汉卫宏《汉官旧仪》亦称“议郎、中郎，秦官也。”但有关秦代史料中未见议郎一职。议郎一职首见于武帝之时。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其载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出定襄，“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封禅书》载“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等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21]事当在元朔之后的宝鼎年间。偃、霸皆为申公弟子，《汉书·儒林列传》载鲁申公“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故儒生周霸先为议郎，后为博士，再擢迁胶西内史。

按议郎擢迁博士之事，始见于武帝朝周霸，次见于宣帝朝夏侯建，《眭两夏候京翼李传》载“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此后愈多，盖由二者多出自名儒。又秦汉朝会议政，特别是上百人的群臣大议，往往自诸侯、丞相、列侯、将军、九卿、大夫而下至于博士[22]。至成帝以降，此等大议遂再及于议郎，首见于《成帝纪》元延元年秋七月诏曰：“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降至东汉，凡有大议多以博士、议郎为殿（下详）。故议郎之职首见于武帝朝，频见于成帝朝以后，其秩同于博士，其位在博士之后。

郎官非皆为秦时所设，如侍郎。《百官公卿表》虽言郎中令为秦官，又言其“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但侍郎一职仍始设于武帝之时，严耕望先生举《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引东方朔上书自云“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汉书·东方朔传》“上以为常侍郎”；《艺文志》赋家有常侍郎庄忽奇等为据，总结道[23]：

秦制，郎位已有三级，曰中郎、曰郎中、曰外郎，盖郎中员额日广，与君主之关系遂有亲疏之别。有以郎中给事禁中，视普通郎中尤为亲密，故称中郎，秩位亦高。外郎者，盖即以居廊外为称。员外之职，地位自低。

至武帝时，中郎虽秩位较崇，而内侍给事之意义转失，乃复增置常侍郎，简称侍郎，常侍左右。其后遂为定制，然亦如前此之中郎，不必果侍左右矣。其时郎官员额益增，且自成官署，不定在廊屋之下，故遂无所谓外郎。是以郎吏职位仍为三级；曰中郎，秩比六百石；曰侍郎，秩比四百石；曰郎中，秩比三百石。终汉之世未革。

由此观之，议郎当与侍郎一样，始设于武帝朝，卫宏《汉官旧仪》所谓“议郎、中郎，秦官也”只是因循旧说而已，若依汉制，当如应劭《汉官仪》，表述为：“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24]。降至东汉，亦有新创郎吏之制，其与经术有关者如“童子郎”，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载臧洪“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李贤注：“汉法，孝廉试经者拜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续汉书》曰：‘左雄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于是负书来学，云集京师’也。”又《左周黄列传》：“（黄）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

又如“讲郎”。

《后汉书·儒林传上》载章帝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此讲郎之“讲”为“讲习”之义，非“讲授”之义，同于《汉书·儒林传》“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梁丘）临讲”，其品秩当与郎中差近。古文诸经未立于学官，其子弟非博士弟子，自不得参与博士弟子射策而以甲科拜郎，故设一讲郎为其仕进之途，恐非葛志毅所言“讲郎殆即议郎,或与议郎相近之职”[25]，《灵帝纪》载“（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则能为经师者方可除拜议郎，非高才生之流。

总之，名师大儒拜议郎一事，与一般吏民举孝廉拜郎中，皆是武帝独尊儒术在选举方面的体现。

（二）员数

议郎虽无定员，但任用有数。《百官公卿表》称“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此当是概言四种郎官的总数，特别是“郎中”这一类低级郎吏的员数，此与《表》中“期门掌执兵送从……比郎，无员，多至千人”的说法相同。至于高级郎官则不同，如《表》中言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之类“皆无员，多至数十人”。又如谒者，《表》中则言“员七十人”，盖六百石以上，在大夫之列的高级郎官虽无固定员额，然亦当在数十人左右。议郎的员数，见诸《汉官》遗文。

《续汉书·百官志二》：“议郎，六百石。”本注曰：“无员。”《汉官》云：“议郎五十人，无常员。”[26]卫宏《汉官旧仪》：“议郎十二人，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迁补博士、诸侯王郎中令。”[27]应劭《汉旧仪》亦云：“议郎十二人，秩比六百石，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迁补博士、诸侯王郎中令。”[28]

议郎员数虽不定，但综汉人之说，少至十二人，多至五十人。进而考察博士员数，亦在十二人至三十人之间，与议郎员数大致相当。

《百官公卿表》云：“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前引应劭《汉旧仪》“后增至十四人”当为“十二人“之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有博士七十人前为寿。”文、景二朝“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29]《汉旧仪》云：“文帝博士七十余人。”[30]“武帝始罢黜百家，专立五经，而博士员数大减。”[31]然至宣帝时亦当有十几人之多。按博士家数与员数决非一事。王国维先生《汉魏博士考》引《王莽传》“元始四年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及《三辅黄图》“六经三十博士”，曰：“平帝时增五经为六经，博士经各五人，则六经三十人。然综计当时所立之学，不及三十家，盖一家博士不止一员也。”[32]

两汉博士员数当随着朝廷增博士弟子员及每岁课试名额的增加而增加，博士员数与弟子员数当有一定的比例。

《汉书·儒林传》载武帝时“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一岁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倍增之”；元帝“更为设员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员三千人”；“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师古曰：“常员之外，更开此路”。《后汉书·儒林传》载顺帝“更修黉宇，凡所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党锢传》称“（太学）诸生三万余人”。

据此可试作一不精确的估算：武帝设五经博士，为置弟子五十人，若每经设一员博士，则平均每位博士有弟子十人。至成帝、平帝时的博士已达三十人，而弟子员数则更增至三千人，平均每位博士教授弟子竞达百人。此种师生比例并不正常，《汉书·王莽传上》载平帝时“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者诣公交车；《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章帝命贾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则汉人心中师生比例的基本数字当在一比十至二十之间。当然，经师讲学时亦常达百人以上，《初学记》十八引谢承《后汉书》载董春立精舍，“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难问者百余人。”《桓荣丁鸿列传》载明帝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新执业。”[33]但实际能亲炙者当在数十人左右，《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郑）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

兹再以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为计，每岁课试博士弟子仅百人。顺帝时甲乙科增至八十人，则岁课博士弟子亦不过一百二十人，平均每位博士每岁毕业弟子四人左右。与弟子员数的增幅相较，西汉末至东汉的课试及第人数并无大幅增加，所谓汉三万太学生这个庞大的数字其实都是“常员之外”、“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和游学之徒造成的。因此，朝廷所设博士员与弟子员的比例当有定制，每位博士的弟子员恐不会超过百人。葛志毅认为：“《汉旧仪》及《汉官旧仪》俱有博士‘真弟子称门人’之说。此‘真弟子’应指正式员额的博士弟子。既立此‘真弟子’之称。必有其他身份的弟子存在无疑……‘弟子员’与上述‘真弟子’两个概念，说明必有其他身份的弟子在太学中从博士受业。《后汉书·宋均传》载：‘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宋均受业当于太学博士。仅此一例，已可见太学中受业于博士的弟子身份之复杂。记载中又屡言某‘游于太学’，可断言者,其中必非全为‘真弟子’者。”[34]此言甚确，即民间经师授学如马融，其正式弟子亦不过百人，而两《汉书》《儒林传》中常云某经师聚徒达千人者，《后汉书·儒林传》又有所谓“著录者”达数千或上万人者（张兴传、恭传、楼望传、蔡玄传），当皆为游学之数。

葛志毅云：“只是博士乃太常属官，选试博士时必经太常……而选议郎则不经太常。另外，博士一职在汉代始终有员额之限，由此决定博士之选需视其员额之满缺而定。故博士之选必自明经，而明经一科未必皆能取为博士，如议郎即是。议郎不仅无员额之限，且可做为博士的候选之职。故议郎、博士虽同秩比六百石,却又设有由议郎迁补博士之制。”[35]博士固为议郎迁擢之一途，以其品秩虽同，位有高下。但以博士有员额之限且须经太常之试，议郎则无员额之限、可不经太常之试而可备博士之选，此说尚可商榷。由上文可见，议郎员数与博士员数相较不远，非由员数无限，可广为候补；且议郎之除拜，亦有经太常选举者（下详）。

二、职掌之事

（一）议论政事

议郎之职掌与博士、大夫一样，皆掌议论、顾问，不给事官署。

《续汉书·百官志二》：“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无常事，唯诏令所使。”卫宏《汉官旧仪》、应劭《汉官仪》皆云“议郎十二人，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王符《潜夫论》卷二《考绩》：“侍中、大夫、博士、议郎，以言语为职諌诤为官。”

按，卫宏《汉官旧仪》、应劭《汉官仪》皆云“议郎十二人，不属署，不直事。”而应劭《汉官仪》又云：“三署谓五官署也，左、右署，各置中郎将以司之……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此条见于《后汉书·和帝纪》注[36]，则议郎似与其他郎官皆属三署。严耕望先生以其与“《续志》及纪传所见史事不合；必有误。”[37]又《初学记》引《汉官仪》言之更确：“郎中令，属官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皆无员。”[38]则各署皆有议郎。《汉官仪》为辑佚文字，其中自相矛盾，不足为怪。议郎“不属署，不直事”之事不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与《续汉书·百官志》。《续汉书·百官志二》曰：“五官中郎将一人……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其文字虽列“五官中郎将”条下，但为补充性文字。且光禄勋统治的各类大夫郎官之中不属署者，无不止议郎一职。《续汉书·百官志》所列光禄勋属下职官十六种为：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本注曰：“职属光禄勋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则包括议郎在内的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九种职官直属光禄勋，不在包括五官、左、右三署在内的七署之中。

《汉官六种》书影嘉庆十一年原刻初印本

位列冗散，无印绶与属官。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邕上封事曰：“墨绶长吏，职典理人，皆当以惠利为绩，日月为劳。褒责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省，及其还者，多召拜议郎、郎中。若器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李杜列传》载李固上疏陈事曰：“（黄）琼久处议郎，已且十年，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按，议郎位虽尊，但亦常常用来处置冗散，甚至安排退休或左迁官僚（详下）。

可出使郡国。

《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永初之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飢困……即擢（樊）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准使冀州，仓使兖州。”按，《续汉书·五行志一》载“安帝永初六年夏，旱。”注引《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国大旱，分遣议郎请雨。”《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栾巴“征拜议郎，守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徇行州郡。”

议郎议政，可自行上奏，亦可与他官联奏。

《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载议郎耿育上书言便宜。《翟方进传》载方进“厚李寻，以为议曹。为相九岁，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寻奏记言……”按，议曹即议郎，《后汉书·郭陈列传·陈忠传》载李贤注曰：“成帝时，荧惑守心，议郎李寻奏记丞相翟方进曰：‘唯君侯尽节转凶。’”《匈奴传》载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谏受匈奴逋逃之臣事。《外戚列传》载议郎耿育上疏谏哀帝于是免新成侯赵钦等为庶人，徙辽西之事。《后汉书·皇后纪》熹平四年，小黄门赵祐、议郎卑整上言质帝、冲帝之母上号之事。又，议郎赵彦尝为（献）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桓谭冯衍列传》载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时钜鹿张角伪托大道，妖惑小民，（刘）陶与奉车都尉乐松、议郎袁贡连名上疏言之。又载光和五年，吏人诣阙陈诉，耽与议郎曹操上言。《左周黄列传》载“时宦者孙程等既立顺帝，诛灭诸阎，议郎陈禅以为阎太后与帝无母子恩，宜徙别馆，绝朝见。”《蔡邕列传》载熹平四年，（蔡邕）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颺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李杜列传》载“李固上疏陈事”注引《谢承书》曰：“（贺）纯后征拜议郎，数陈灾异，上便宜数百事，多见省纳。”《儒林列传下》载何休乃拜议郎，屡陈忠言。《乌桓鲜卑列传》载灵帝熹平五年“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议郎蔡邕议曰……”

秦代设立博士，其本职为掌顾问应对和议政，武帝设五经博士并为其置弟子员，博士遂又掌教授及课试弟子，然其顾问应对和议政之职并未取消，而议郎非学官，其职掌全在顾问应对和议政。成帝之后，凡有大议，参加朝会者多下及于博士与议郎，史籍中议郎与博士并称亦始于《成帝纪》。

《成帝纪》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今孛星见于东井，朕甚惧焉。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下详）《郊祀志》载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合于古帝王。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又载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言：“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衡等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霍光金日磾传》载甄邯劾金钦，“莽白太后，下四辅、公卿、大夫、博士、议郎。”《韦玄传》载成帝永光四年，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诏“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赵尹韩张两王传》载成帝时湖山父老上书讼王尊曰：“愿下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定尊素行。”《薛宣朱博传》载哀帝初议薛宣子况伤人罪，“上以问公卿议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自将军以下至博士议郎皆是廷尉。制曰：‘将军、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何武王嘉师丹传》载嘉与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谏董贤等三人赐爵事，请“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又载（孔）光等请谒者召嘉诣廷尉诏狱，制曰：“票骑将军、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议郎龚等以为“嘉言事前后相违，无所执守，不任宰相之职，宜夺爵土，免为庶人。”《王莽传》载“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二人”议上莽九锡。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二年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诏曰：“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章帝纪》载建初四年十一月壬诏曰：“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和帝纪》载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见公卿问得失，令将、大夫、御史、谒者、博士、议郎、郎官会廷中，各言封事。《桓帝纪》载建和元年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诏命列侯、将、大夫、御史、谒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议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陈得失。《续汉书·律历志中》载灵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弹劾历元不正，太史治治历中郭香、刘固意造妄说。“乙卯，诏书下三府，与儒林明道者详议，务得道真。以群臣会司徒府议。议郎蔡邕以为……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训以邕议劾光、晃不敬。”注曰：“《蔡邕集》载：‘三月九日，百官会府，公殿下东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将、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议郎、博士西面。户曹令史当坐中而读诏书，公议。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与光、晃相难问是非焉。’”[39]《续汉书·祭祀志下》载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五官中郎将张纯与太仆朱浮奏议：“愿下有司议先帝四庙当代亲庙者及皇考庙事。”下公卿、博士、议郎。

王国维先生以博士“或议政。中兴以后，此制渐废，专议典礼而已。”[40]然观建武二年议刑法、建初四年讲论五经、永元七年日食问得失、建和元年地震指陈得失，熹平四年议历法等，皆非议典礼之事。博士、议郎多出明经，议典礼之事固是其职掌，然议政之制并未渐废，而议政与经术本不为二事，如王充所言“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41]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42]。即便于讲论经义之际，亦往往对问政事。如《桓郁传》载桓郁“常居中论经书，（帝）问以政事。”再如《戴凭传》载“（光武）帝即召（凭）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

《观林堂集》

（二）讲习经义

议郎虽非学官，然与其所在郎官系统中的大夫等官僚亦讲论经学，史籍所载首见于宣帝之时。宣帝多召民间经师为郎官并选郎吏从之讲习，以广学扶微。《汉书·宣帝纪》载甘露三年召开石渠会议，诏诸儒会议讲五经异同，上称制临决。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其中梁丘《易》与《谷梁春秋》即产生于郎官系统中的经学授受，议郎亦与乎其中。

《汉书·儒林传》载宣帝“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梁丘）贺……待诏黄门数入说教侍中，以召贺。贺入说，上善之，以贺为郎……传子临，亦入说，为黄门郎。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时，宣帝选高材郎十人从临讲”。又“时（蔡）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府将。”按许慎《五经异义》亦载“公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议石渠”[43]

按，葛志毅认为：“当论辩时，《公羊》已立学官，于是有‘《公羊》博士’之称。《谷梁》尚未立于学官，于是仅有‘《谷梁》议郎’。其次为‘《谷梁》待诏’。《谷梁》议郎尹更始本从蔡千秋受学讲习，或当在所选十郎之内，或者所选十郎本皆准备擢为议郎者，但实际唯尹更始得擢为议郎并代表《谷梁》参与立博士的辩论评议。”[44]此说值得商榷。所谓“《谷梁》议郎”、“《谷梁》待诏”之类，并非针对“《公羊》博士”而设，而是参加辩论者的官职。《公羊》家中有博士，亦有侍郎，但不能说有“《公羊》博士”与“《公羊》待诏”。尹更始当在石渠议前已拜议郎，或许因其“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以其先进而擢拜议郎，不一定专为参加辩论而拔擢之，缘《谷梁》未有博士，故以与博士品秩对等之议郎居首领衔。尹更始参加论辩之后擢为谏大夫，其他参加辩论者以原职参会，辩论胜出后皆得以擢迁。周庆、丁姓由侍诏冗散之职迁为博士。刘向宣帝时为谏大夫，因献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中炼金术，上令尚方铸作不验下狱当死，得逾冬减死。后征受《谷梁》，为待诏助教，石渠议后，“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45]；而王亥原以为比六百石的中郎，或不再迁擢。

除梁丘《易》与《谷梁春秋》之外，宣帝召入讲习或授受于郎官之间者尚有韩氏《易》与《左氏传》二家。

《汉书·儒林传》载韩婴“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自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孝宣时，涿郡韩生其后也，以《易》征，待诏殿中……司隶校尉盖宽饶本受《易》于孟喜，见涿韩生说《易》而好之，即更从受焉。”又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张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为郎，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尹更始、尹咸、胡常、贾护、刘歆、王莽皆是郎吏出身。《儒林传》载“胶东庸生授（《古文尚书》）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传》”故胡常很可能是从江博士受《谷梁》的十位郎官之一，后被拜为《谷梁春秋》博士。《翟方进传》云翟方进先为博士弟子，受《春秋》。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成帝河平中转为博士。又曰“宿儒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则方进从博士所学当为《谷梁春秋》[46]；其从尹更始《左传》时，当为其任郎官之际。刘向歆父子俱出身郎官，《楚元王传》载刘向十二岁即荫仕为辇郎。刘歆与王莽省时“俱为黄门郎”，“歆及向始皆治《易》”。故经学亦授受于郎官之中，且往往转益多师，不受博士家数或家法之限制。

王莽时又有设立讲学大夫和《六经》祭酒之举。虽位为大夫、上卿，但亦在郎官系统而非博士学官。

讲学大夫不何时所设，《王莽传中》载始建国四年，“莽至明堂，授诸侯茅土。下书曰：‘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礼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于寿成朱鸟堂。’”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曰：“据《儒林传》记萧秉治《谷梁春秋》，为莽讲学大夫，盖为讲《春秋》大夫。又记治《毛诗》之陈挟为莽讲学大夫，当为讲《诗》大夫。又记梁丘贺三传弟子衡咸为莽讲学大夫，当为讲《易》大夫。宋祁引萧该《音义》云：《风俗通·姓氏篇》：‘汉有衡咸，讲学祭酒。’此应仲远误以大夫为祭酒也。又记欧阳政为莽讲学大夫，政治《尚书》，当为讲《书》大夫也。”[47]除杨氏所举，尚有《王莽传中》载始建国三年“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北边”；又《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载徐防“祖父宣，为讲学大夫，以《易》授王莽。父宪，亦传宣业。”或王莽先从宣受《易》，后辟其任讲学大夫。且由赵并与徐宣之事可见每经不止一员讲学大夫。

《王莽传中》载始建国三年“为太子置师友各四人，秩以大夫……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为讲《春秋》、颖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遣谒者持安车印绶，即拜楚国龚胜为太子师友祭酒，胜不应征，不食而死。”按《后汉书·郭陈列传》载“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陈）咸心非之……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为掌冠大夫，谢病不肯应。时三子参、丰、钦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则陈咸亦未应王莽之征。杨树达先生《汉书窥管》曰，“（左）咸受《公羊春秋》于冷丰，为颜安乐再传弟子，见《儒林传》。”“满昌为匡衡弟子，见《儒林·后苍传》”[48]。《六经》祭酒当亦不止六人，或其后有所更替，《王莽传中》又载天凤元年，以“讲《易》祭酒戴参为甯始将军”。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观会议，议郎及郎官均参与其中。

《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章帝又有诏郎官、大夫讲古文诸经之举，不立学官但除其弟子为郎。

《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建初元年命郎官贾逵入讲北宫，“帝善逵说，令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又“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迁逵为卫士令。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传》、《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49]。《儒林传》称章帝“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抉擢高弟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灵帝时又诏举古文诸经师，除拜议郎，当亦备讲习之用。

《灵帝纪》载“（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

葛志毅认为：“在立某经博士之前的准备人选,，应以议郎身份最为适宜。其事成为制度应在宣帝时，并被后来遵行。”“西汉宣帝时起，某经议郎的选立，往往成为其经正式立于学官之前的讲习准备象征，至东汉某经议郎则成为朝廷承认古文经立于学官的变通办法。”[50]其实议郎或郎官系统内讲论经学并与仅仅与增立学官相关联。从上举诸事可见，除梁丘《易》与《谷梁》之外，宣帝以后，并不存在增立博士须经郎官讲习的制度。韩氏《易》、《左传》并未增立学官。王莽设讲学大夫、《六经》祭酒；章帝诏贾逵讲《左氏》，诏高材生受诸古文经；灵帝诏举古文经师拜议郎，皆非预立学官之举。而平帝时“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51]，“立《乐经》”[52]；光武帝建武四年议立《左传》[53]，皆是下诏增立，或召公卿诸儒廷议，并未经郎官之讲习。宣帝在郎官中讲习经义至多是一个“故事”[54]，为王莽、章帝、灵帝等广学扶微时所仿效而已。有些博士或经师自成一家之说后，亦可增立为博士，如大、小夏侯《尚书》等皆是。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大）夏侯胜“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小）夏侯建“自师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大小夏侯所任博士皆为武帝时所立欧阳《尚书》博士，《儒林传》载石渠会议时，大夏侯弟子、译官令周堪“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堪授牟卿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小夏侯弟子、（欧阳《尚书》博士张山拊论石渠，至少府。授……郑宽中少君……宽中有俊材，以博士授太子“。故大小夏侯之学出自其博士系统的授受，大小夏侯皆以欧阳《尚书》博士而各自立说成家，其子弟议石渠后，其学得以立为学官，而参与会议的弟子皆拜公卿大夫，一如尹更始会议后拜谏议大夫，大、小夏侯博士则由再传弟子牟卿与郑宽中担任。

实则，郎官系统中讲习经义，非仅为广学扶微，且有训练郎官及教育皇室之目的。故大夫、议郎多任教授之事。

在郎官系统中以经术训练官僚实始于武帝之时，《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载吾丘寿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诏。诏使从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迁侍中中郎。”而前引宣帝时的郎官讲习、《王莽传》为太子置师友、祭酒，设讲学大夫等皆是此类举措。《后汉书·皇后纪》载和熹邓皇后“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汉时郎署中设有讲部，《后汉书·马融传》载“太后崩，安帝亲政，召（融）还郎署，复在讲部。”东汉大夫、议郎、郎官亦有侍讲禁中或为皇子、诸侯、公卿之师者。如《桓荣丁鸿列传》载桓荣子郁“少以父任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又载桓麟“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赵典“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儒林列传下》载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桓荣丁鸿列传》又载光武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入使授太子。”《儒林列传下》载“（召）驯少习韩诗，博通书传……建初元年，稍迁骑都尉，侍讲肃宗。拜左中郎将，入授诸王。帝嘉其义学，恩宠甚崇。”按《东观汉记》载召驯“以明经有智让，能讲论，拜议郎。章和中爲光禄勲。”[55]

此外，郎官亦可自招弟子，如前论《韩氏易》、《左传》之授受。《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樊准上疏，至曰：“博士议郎，一人开门，徒众百数。”当然郎官亦可就博士讲习，如前葛志毅文中所举《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所载郎官宋均“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之事即是一例。严耕望先生考东汉时郎署移至宫外，“与太学相对，盖旨在造就行政人才，与太学不异，非复西汉近待从官之比矣”[56]。与博士授经相较，郎官中的经学活动实为后续性的教育。

（三）校雠经传

两汉校雠之事多由大夫、议郎、郎官、博士等但任，五经文字亦在其中。

两汉皇家所藏中秘之书本掌于郎官之手，故大夫、郎吏多与校书之事。刘向《别录》载“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侍郎张子乔正其字。”[57]《汉书·艺文志》载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只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楚元王传》载成帝“诏向领校《五经》秘书”，刘歆“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考《艺文志》所言之外参与其事者，中有班斿，《汉书·叙传》载其对策为议郎，迁谏议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有光禄勋王龚，《儒林传》载其与刘歆共校书，与刘歆、房凤三人皆侍中。《后汉书·皇后纪》载和熹邓皇后“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永和元年“诏（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蓺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崔駰列传》载“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崔）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出为五原太守。……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马融列传》载永初四年，“拜（马融）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以病去官。”《蔡邕列传》载蔡邕“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颺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延笃“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又载卢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儒林列传上》载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

前文论及郎官系统中的经学活动可转益多师，并不局限于博士之师法与家法，故两汉通儒多不守章句，推崇古文，盖亦受校书影响。其以中秘所藏古文经或善本校理博士学官的经文，故能补博士经文之残阙，纠章句之繁冗与浮华。此亦东汉古学大兴之助因。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楚元王传》载刘歆因校秘书向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又从尹咸、翟方进等受。他要平哀帝增立《左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正是由于“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故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责其“保残守缺”。东汉以后，博士之学衰微，《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邓太后临朝，儒学陵替，（樊）准乃上疏曰：“今学者盖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諓諓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发扬巖穴，宠进儒雅，有如孝、宫者，征诣公交车，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公卿各举明经及旧儒子孙，进其爵位，使缵其业。”《邓张徐张胡列传》载徐防上疏，称“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兼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东汉熹平石经之立，正是议郎蔡邕等认为“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而“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儒林列传》载桓帝以来，“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臣前《周礼》诸经，发起粃谬，敢率愚，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又《说文解字叙》曰：“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挍，皆口传，官无其说。”

三、任用与迁擢

（一）任用

王国维先生《汉魏博士考》曰“博士任用，或征召”，“或荐举”，“或选试”，“或以贤良文学明经诸科进”，“或由他科迁”[58]。而议郎之任用亦多途并进，故葛志毅“博士之选必自明经”，“汉代取士之制，博士、议郎同出明经科”之言，仅为泛论而已[59]。

议郎有征拜者。

《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载鲁诗博士鲁恭，迁乐安相。“永元九年，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敕使陪乘，劳问甚渥。冬，迁光禄勋。”《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韦）顺“安帝西巡，征拜议郎。”又载贾琮“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征拜议郎。”又载桓鸾“为巳吾、汲二县令，甚有名迹。诸公并荐，复征（辟）拜议郎。”《张法滕冯度杨列传》载杨琁“灵帝时为零陵太守……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琁……诏书原琁，拜议郎。”《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王扶“太傅邓禹辟，不至。后拜议郎，会见，恂恂似不能言。”又载淳于恭“善说老子，清静不慕荣名。……建初元年，肃宗下诏美恭素行，告郡赐帛二十匹，遣诣公交车，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礼待甚优。”《光武十王列传》载东平宪王苍“归国，骠骑时吏丁牧、周栩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皆引见于前，既愍其淹滞，且欲扬苍德美，即皆擢拜议郎。”《朱乐何列传》载乐恢“长好经学，事博士焦永……后征拜议郎。”《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载翟酺“四世传诗。酺好老子，尤善图纬、天文、历筭……仕郡，征拜议郎，迁侍中。”《崔駰列传》载崔寔“出为五原太守……以病征，拜议郎，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杨震列传》载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交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章帝八王传》载宋贵人之父杨，“建初三年，大贵人生庆，明年立为皇太子，征杨为议郎，褒赐甚渥。”《张王种陈列传》载陈瑀为“吴郡太守”，注引《谢承书》曰：“瑀举孝廉，辟公府，洛阳市长；后辟太尉府，未到。永汉元年，就拜议郎，迁吴郡太守，不之官。”《虞傅盖臧列传》载虞诩“永建元年，代陈禅为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埶……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又载盖勋灵帝时“拜京兆尹……及帝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征为议郎……（董卓）乃以为越骑校尉。”《左周黄列传》载左雄“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永建初，公交车征拜议郎。”《皇甫张段列传》载皇甫规“持节为将，拥众立功，还督乡里，既无它私惠，而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天子玺书诮让相属。规惧不免，上疏自讼……其年冬，征还拜议郎。”《党锢列传》载魏朗“从博士郄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初辟司徒府，再迁彭城令……会九真贼起，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桓帝美其功，征拜议郎。顷之，迁尚书。”又载宗慈“为脩武令。时太守出自权豪，多取货赂，慈遂弃官去。征拜议郎，未到，道疾卒。”又载蔡衍“少明经讲授……孝廉，稍迁冀州刺史……乃征衍拜议郎、符节令。”又载陈翔“迁定襄太守，征拜议郎，迁扬州刺史。举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官，吴郡太守徐参在职贪秽，并征诣廷尉……又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又载孔昱“灵帝即位，公交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以师丧弃官，卒于家。”又载刘儒“上封事十条，极言得失，辞甚忠切。帝不能纳，出为任城相。顷之，征拜议郎。”又载巴肃“辟公府，稍迁，拜议郎。”《郑孔荀列传》载郑太“为将军，使统诸军讨击关东……卓乃收还其兵，留拜议郎。”《皇甫嵩朱儁列传》载皇甫嵩“灵帝公交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循吏列传》载刘矩“以叔父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太尉朱宠、太傅桓焉嘉其志义，故叔辽以此为诸公所辟，拜议郎，矩乃举孝廉。”《酷吏列传》载阳球“拜九江太守……时天下大旱，司空张颢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皆罢免之。球坐严苦，征诣廷尉，当免官。灵帝以球九江时有功，拜议郎。迁将作大匠。”《文苑列传》载北海敬王子、北海敬王子刘毅“永元中，坐事夺爵。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安帝嘉之，赐钱三万，拜议郎。”《独行列传》载刘茂“能习《礼经》，教授常数百人。”建武三年“诏书求天下义士……诏书即征茂拜议郎，迁宗正丞。”又载范冉“与汉中李固、河内王奂亲善”。注引《谢承书》曰：“奂……明五经……为考城令，迁汉阳太守，征拜议郎，卒。”又载刘翊“献帝迁都西京……翊夜行昼伏，乃到长安。诏书嘉其忠勤，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方术列传》载“建光元年，复诏公交车赐策书，征（樊）英及同郡孔乔、李昺、北海郎宗、陈留杨伦、东平王辅六人。”注引《谢承书》曰：“宗……善《京氏易》、风角、星筭，推步吉凶……安帝诏公交车征……对策陈灾异，而为诸儒之表。拜议郎，除吴令。”“辅……学《公羊传》、《援神契》……陈灾异，甄吉凶有验，拜议郎。”《逸民列传》载周党“建武中，征为议郎。”

有公卿荐举者。

《汉书·王吉两龚鲍传》载鲍宣“好学明经……大司马卫将军王商辟宣，荐为议郎。”《诸葛刘郑孙将何传》载御史大夫张忠“上书荐（孙）宝经明质直，宜备近臣。为议郎，迁谏大夫。”《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宋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能及杨雄、刘向父子。于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又见《桓谭冯衍列传》）《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东平王苍上疏荐（吴）良，“显宗以示公卿曰：‘夫荐贤助国，宰相之职，萧何举韩信，设坛而拜，不复考试。今以良为议郎。’”又载赵典，“建和初，四府表荐，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桓荣丁鸿列传》载议郎桓荣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帝）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弘为议郎。”《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刘平“显宗初，尚书仆射锺离意上书荐平及琅邪王望、东莱王扶……书奏，有诏征平等，特赐办装钱。至皆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朱乐何列传》载朱穆“荐种暠、栾巴等……（大将军梁）冀请暠为从事中郎，荐巴为议郎。”《崔駰列传》载“大司农羊傅、少府何豹上书荐（崔）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栾巴“迁桂杨太守……视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荐巴治迹，征拜议郎，守光禄大夫，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徇行州郡。”《马融列传》载“阳嘉二年，诏举敦朴，城门校尉岑起举（马）融，征诣公交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李杜列传》载李固，“阳嘉二年，有地动、山崩、火灾之异，公卿举固对策……顺帝览其对，多所纳用……以固为议郎。”《陈王列传》载陈蕃，“太尉李固表荐，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

有太常选试者。

《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蔡茂“哀平闲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

有举贤良方正敦朴对策进者。

《汉官仪》：“议郎秩比六百石，特征贤良方正敦朴有道。”[60]《汉书·叙传》载班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祕书。”《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载苏章“少博学，能属文。安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为议郎。”《卓鲁魏刘列传》载鲁丕，“建初元年，肃宗诏举贤良方正，大司农刘宽举丕。时对策者百有余人，唯丕在高第，除为议郎，迁新野令。”《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刘瑜“延熹八年，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及到京师，上书陈事……于是特诏召瑜问灾咎之征……帝竟不能用。拜为议郎。”《皇甫张段列传》载张奂“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以疾去官，复举贤良，对策第一，擢拜议郎。”《党锢列传》载刘淑“永兴二年，司徒种暠举淑贤良方正，辞以疾。桓帝闻淑高名，切责州郡，使舆病诣京师。淑不得已而赴洛阳，对策为天下第一，拜议郎。又陈时政得失，灾异之占，事皆效验。再迁尚书。”又载檀敷“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儒林列传下》载李育“少习公羊春秋。……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独行列传》载谯玄“少好学，能说《易》、《春秋》。仕于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灾，乃诏举敦朴逊让有行义者各一人。州举玄，诣公交车，对策高第，拜议郎……时数有灾异，玄辄陈其变。既不省纳，故久稽郎官。后迁太常丞，以弟服去职。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诏公卿举敦朴直言。大鸿胪左咸举玄诣公交车对策，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又载戴封“诏书求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公交车征，陛见，对策第一，擢拜议郎。迁西华令。”

有以明经进者。

《汉官旧仪》“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61]《汉书·眭两夏候京翼李传》载眭弘“从嬴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夏侯建“卒自颛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匡张孔马传》载孔光“经学尤明，年未二十，举为议郎。”《翟方进传》载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后汉书·灵帝纪》载“（光和）三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谷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蔡茂“哀平闲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遇王莽居摄，以病自免，不仕莽朝……后与融俱征，复拜议郎。”《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赵典“博学经书，弟子自远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荐，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桓荣丁鸿列传》载光武帝“即召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入使授太子。”《李杜列传》载李燮“专精经学……州郡礼命，四府并辟，皆无所就，后征拜议郎……灵帝时拜安平相。”《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旬日能讽之，典深敬焉。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又载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建宁中，征为博士，乃始起焉。熹平四年，九江蛮反，四府选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会南夷反叛，以植尝在九江有恩信，拜为庐江太守……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儒林列传上·序》曰：“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儒职多非其人，于是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儒林列传上》载刘昆“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儒林列传下》载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征辟并不就。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卒官。”又载张驯“少游太学，能诵《春秋左氏传》。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又载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仕为公交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欲归乡里，会荆州道断，不得去。少府孔融上书荐……诏即征还，拜议郎。以寿终。”又载卫宏“少与河南郑兴俱好古学……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后从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书》，为作训旨。时济南徐巡师事宏，后从林受学，亦以儒显，由是古学大兴。光武以为议郎。”又载何休“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东观汉记》卷十八《传》十三载博士甄宇“子晋，晋子丞，周泽董鲁平叔，叔子轶，并以儒学拜议郎。”[62]

有以孝廉进者。

《党锢列传·序》注引《谢承书》曰：“（宗）资少在京师，学《孟氏易》、《欧阳尚书》。举孝廉，拜议郎，补御史中丞、汝南太守。”

有故官复起征拜者。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吴良“为议郎。后坐事免。复拜议郎，卒于官。”《苏竟杨厚列传》载杨厚晓读图书，“太后特引见，问以图谶，厚对不合，免归。复习业犍为，不应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交车特征皆不就。永建二年，顺帝特征，诏告郡县督促发遣……及至，拜议郎，三迁为侍中，特蒙引见，访以时政。”《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载陆康，“光和元年，迁武陵太守，转守桂阳、乐安二郡，所在称之。时灵帝欲铸铜人……康上疏谏……以譬圣明，大不敬，槛车征诣廷尉……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刘平“拜全椒长……后以病免。……显宗初，尚书仆射锺离意上书荐平及琅邪王望、东莱王扶……书奏，有诏征平等，特赐办装钱。至皆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又载赵咨“举高第，累迁敦煌太守。以病免还，躬率子孙耕农为养……征拜议郎。”《邓张徐张胡列传》载张敏“迁汝南太守……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议郎，再迁颍川太守。”《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载李法“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良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还乡里，杜门自守。……在家八年，征拜议郎、谏议大夫，正言极辞，无改于旧。出为汝南太守。”《张王种陈列传》载种暠“顺帝末，为侍御史。……复转辽东太守……坐事免归。后司隶校尉举暠贤良方正，不应。征拜议郎，迁南郡太守，入为尚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尚书郎成翊世“延光中，中常侍樊丰、帝乳母王圣共谮皇太子，废为济阴王。翊世连上书讼之……下狱当死，有诏免官归本郡。及济阴王立，是为顺帝，司空张皓辟之……荐为议郎。翊世自以其功不显，耻于受位，自劾归。三公比辟，不应。尚书仆射虞诩雅重之，欲引与共参朝政，乃上书荐之，征拜议郎。后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复举为尚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栾巴“征拜尚书，上书谏起宪陵，“坐下狱，抵罪，禁锢还家二十余年，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政，征拜议郎。蕃、武被诛，巴以其党，复谪为永昌太守。”《虞傅盖臧列传》载傅燮“为护军司马，与左中郎将皇甫嵩俱讨贼张角。……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以疾免。……后拜议郎。……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马融列传》载马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还，复拜议郎。”《左周黄列传》载黄琬“废弃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李杜列传》载李燮“以谤毁宗室，输作左校。未满岁，王果坐不道被诛，乃拜燮为议郎。”《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史弼迁河东太守，得罪中常侍侯览。“论输左校……刑竟归田里，称病闭门不出。数为公卿所荐，议郎何休又讼弼有干国之器，宜登台相，征拜议郎。”《吴延史卢赵列传》载赵岐“灵帝初，复遭党锢十余岁。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诏选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征岐拜议郎。”《皇甫张段列传》载段熲“迁辽东属国都尉……坐诈玺书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征拜议郎。……四年冬，上郡沈氐、陇西牢姐、乌吾诸种羌共寇并凉二州，熲将湟中义从讨之……坐征下狱，输作左校……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陈王列传》载陈蕃“迁大鸿胪。会白马令李云抗疏谏，桓帝怒，当伏重诛。蕃上书救云，坐免归田里。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光禄勋。”《党锢列传》载蔡衍“坐免官还家，杜门不出。灵帝即位，复拜议郎，会病卒。”

有他官以老病转任者。

《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郑均“公交车特征，再迁尚书，数纳忠言，肃宗敬重之。后以病乞骸骨，拜议郎，告归，因称病笃，帝赐以衣冠。”《袁张韩周列传》载袁彭“少传父（京）业（《孟氏易》），历广汉、南阳太守。顺帝初，为光禒勋。行至清，为吏麤袍粝食，终于议郎。”《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赵咨拜东海相“视事三年，以疾自乞，征拜议郎。”《后汉纪·孝章皇帝上》载韦彪“稍迁尚书、魏郡太守。上即位，以病复爲议郞，迁左中郞将，长乐卫尉。”[63]按，此或为给予老、病官员的退休待遇。

有郎吏迁擢者。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蔡邕“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

有他官左迁者。

《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载王堂“永建二年，征入为将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转议郎。”《张王种陈列传》载种劭“中平末，为谏议大夫。……及（何）进败，献帝即位，拜劭为侍中。卓既擅权，而恶劭彊力，遂左转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汉官仪》：“孝桓末，侍中皇权参乘。问貂蝉何法，不知其说。复问地震，云不为灾。还宫，左迁议郎。”[64]《左周黄列传》载“（陈）蕃、（黄）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畅、侍御史刁韪。韪、畅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畅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郑孔荀列传》载孔融“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

（二）迁擢

王国维先生又曰博士“或奉使”，“或议政”，“或兼给事中”，“其迁擢也，于内则迁中二千石、二千石”，“或迁千石及八百石”，“于外则为郡国守相”，“或为诸侯王太傅”，“或为部刺史州牧”，“或为县令”，“盖清要之官，非同秩之文吏比矣”。[65]议郎之迁擢与之亦相近。

议郎可加给事中、侍中为近臣。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后汉书·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桓谭“拜议郎、给事中。”（又见《桓谭冯衍列传》）《说文解字叙》曰：“古文《孝经》者……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挍。”然东汉议郎似多加侍中而非给事中。《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蔡茂“哀平闲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卓鲁魏刘列传》载鲁恭于“征拜议郎。八月，饮酎，斋会章台，诏使小黄门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载赵典“征拜议郎，侍讲禁内，再迁为侍中。”《苏竟杨厚列传》载杨厚“拜议郎，三迁为侍中。”《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刘平“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又载王扶“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载翟酺“征拜议郎，迁侍中。”《杨震列传》载杨彪“公交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儒林列传上》载刘昆“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儒林列传下》蔡玄“征拜议郎，讲论五经异同，甚合帝意。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

可迁大夫、郎将、骑都尉等

此皆属光禄勋。《汉书·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载载孙宝“为议郎，迁谏大夫。”《叙传》载班斿“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载李法“征拜议郎、谏议大夫。”《儒林列传下》载何休“乃拜议郎，屡陈忠言。再迁谏议大夫。”《独行列传》载谯玄“诣公交车对策，复拜议郎，迁中散大夫。”《后汉纪·孝章皇帝上》载韦彪“上（章帝）即位，以病复爲议郞，迁左中郞将，长乐卫尉。”《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淳于恭“除为议郎。引见极日，访以政事，迁侍中、骑都尉。”

可迁太常博士、太常丞。

卫宏《汉官旧仪》：“议郎十二人，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迁补博士、诸侯王郎中令。”[66]前文考武帝时周霸先为议郎，后为博士。《汉书·眭两夏候京翼李传》载夏侯建“为议郎、博士。”《翟方进传》载翟方进“举明经，迁议郎……河平中，方进转为博士。”《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范升，“建武二年，光武征诣怀宫，拜议郎，迁博士。”《桓荣丁鸿列传》载桓荣，“拜为议郎……会欧阳博士缺……因拜荣为博士。”《儒林列传下》载李育“少习公羊春秋。……建初元年，卫尉马廖举育方正，为议郎。后拜博士。”又《独行列传》载谯玄“拜议郎……后迁太常丞。”

按博士之选须经太常，《续汉书·百官志二》：“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礼仪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每选试博士，奏其能否。”《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载“（光武）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为第一。”又载载张玄“举孝廉，除为郎。会颜氏博士缺，玄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儒林列传下》载伏恭“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然太常除掌博士选试之外，亦掌其他选举科目，故亦可选举郎官、议郎等职。《汉书·昭帝纪》载始元五年六月“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宣帝纪》载本始四年夏四月，“诏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杜周传》：“会司隶奏（杜业）业为太常选举不实，业坐免官。”《冯奉世传》载冯谭，“太常举孝廉为郎。”冯逡，“太常察孝廉为郎。”《谷永传》载“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阳城侯刘庆忌举永待诏公交车。”《儒林传》载房凤“以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载荀爽，“延熹九年，太常赵典举爽至孝，拜郎中。”《郭符许列传》载郭太，“司徒黄琼辟，太常赵典举有道。”《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蔡茂“哀平闲以儒学显，征试博士，对策陈灾异，以高等擢拜议郎，迁侍中。”《吴延史卢赵列传》载延笃“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按，蔡茂、延笃当皆由太常征试，未任命其为博士，而以对策高第拜为议郎。由此可见，试博士者而转拜议郎，非由博士名额有限，亦非由议郎可不经太常选举，且名额无限之故。

可迁宗正丞。

《独行列传》载刘茂“拜议郎，迁宗正丞。”

可迁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符节令等。

此皆属少府。《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载左雄“永建初，公交车征拜议郎……尚书仆射虞诩以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按，《续汉书·百官志三》：“尚书令一人，千石。”《虞傅盖臧列传》载虞诩“永建元年，代陈禅为司隶校尉……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埶……诩不胜其愤，乃自系廷尉……帝感悟，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尚书仆射。”按，《续汉书·百官志三》：“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尚书郎成翊世“征拜议郎。后尚书令左雄、仆射郭虔复举为尚书。”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员五人。”《续汉书·百官志三》：“尚书六人，六百石”。《党锢列传》载刘淑“拜议郎。又陈时政得失，灾异之占，事皆效验。再迁尚书。”《党锢列传》载魏朗“征拜议郎。顷之，迁尚书。”《党锢列传》载蔡衍“乃征衍拜议郎、符节令。”

可迁校尉。

《虞傅盖臧列传》载盖勋灵帝时“拜京兆尹……及帝崩，董卓废少帝，杀何太后……征为议郎……（董卓）乃以为越骑校尉。”《后汉书·窦何列传》载“置西园八校尉……以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

可迁御史中丞。

《党锢列传·序》注引《谢承书》曰：“（宗）资少在京师，学《孟氏易》、《欧阳尚书》。举孝廉，拜议郎，补御史中丞、汝南太守。”《党锢列传》载陈翔“征拜议郎，补御史中丞。”

可迁将作大匠。

《酷吏列传》载阳球“拜议郎。迁将作大匠。”

可迁大将军司马。

《后汉书·崔駰列传》载崔寔“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不常置，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长史、司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

可迁公卿。

《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载阴兴“疾病，帝亲临，问以政事及群臣能不。兴顿首曰：‘……伏见议郎席广、谒者阴嵩，并经行明深，踰于公卿。’兴没后，帝思其言，遂擢广为光禄勋，嵩为中郎将。”《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刘平“拜议郎，并数引见。平再迁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吴延史卢赵列传》载赵岐“及献帝西都，复拜议郎，稍迁太仆。”《陈王列传》载陈蕃“复征拜议郎，数日迁光禄勋。”

可出为诸侯郎中令

卫宏《汉官旧仪》：“议郎十二人，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迁补博士、诸侯王郎中令。”

可出为京兆尹、郡国守相、刺史、令长。

《后汉书·杨震列传》载杨彪“公交车征拜议郎，迁侍中、京兆尹。”

《伏侯宋蔡冯赵牟韦列传》载蔡茂“复拜议郎，再迁广汉太守。”《邓张徐张胡列传》载张敏“延平元年，拜议郎，再迁颍川太守。”《马融列传》“征诣公交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张王种陈列传》载种暠“征拜议郎，迁南郡太守，入为尚书。”《张王种陈列传》注引《谢承书》曰：“（陈瑀）就拜议郎，迁吴郡太守，不之官。”《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载栾巴“征拜议郎。蕃、武被诛，巴以其党，复谪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辞病不行。”《虞傅盖臧列传》载傅燮“后拜议郎。……权贵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为汉阳太守。”《马融列传》载马融“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陈王列传》载陈蕃，“征拜议郎，再迁为乐安太守。”《皇甫嵩朱儁列传》载皇甫嵩“灵帝公交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儒林列传上》载刘昆“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儒林列传下》载蔡玄“顺帝特诏征拜议郎……迁侍中，出为弘农太守。”《独行列传》载刘翊“特拜议郎，迁陈留太守。”

《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载赵咨“征拜议郎……复拜东海相。”《李杜列传》载李燮“征拜议郎……灵帝时拜安平相。”《郑孔荀列传》载孔融“迁虎贲中郎将。会董卓废立……以忤卓旨，转为议郎。时黄巾寇数州，而北海最为贼冲，卓乃讽三府同举融为北海相。”

《张王种陈列传》载种劭“左转议郎，出为益、凉二州刺史。”《左周黄列传》载黄琬“废弃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皇甫张段列传》载段熲“复拜议郎，迁并州刺史。”《党锢列传》载陈翔“迁定襄太守，征拜议郎，迁扬州刺史。”《儒林列传上》载王望“自议郎迁青州刺史，甚有威名。”

《卓鲁魏刘列传》载鲁丕“除为议郎，迁新野令。”《桓荣丁鸿列传》载桓麟“桓帝初，为议郎，入侍讲禁中，以直道啎左右，出为许令。”《李杜列传》载李固，“得拜议郎。出为广汉雒令。”《党锢列传》载孔昱“灵帝即位，公交车征拜议郎，补洛阳令。”又载檀敷“灵帝即位，太尉黄琼举方正，对策合时宜，再迁议郎，补蒙令。”《独行列传》载戴封“擢拜议郎。迁西华令。”《方术列传》注引《谢承书》曰：“（郎）宗拜议郎，除吴令。”

余论

本文从两《汉书》、两《汉纪》、《东观汉记》等文献中约钩稽出有明确征拜议郎的记录约记录的，其中约有八人有两次自不同途径任用的记录，加上两汉史料中以“议郎某某”出现的名次，约在一百五十人左右，这与王国维先生《汉魏博士题名考》一文钩稽出的两汉博士一百五十五人的数字相当，其中数人有自议郎迁擢博士的记录，另有数人担任过这两个官职，如鲁恭、孔光、赵咨、卢植等。史料虽有阙，但上述现象已能说明议郎与博士在汉代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活跃程度接近。相比之下，议郎的任用在东汉远较西汉为多，其中由明经一科进者虽较多，但由征拜、公卿举荐、举贤良文学敦朴有道以及故官复拜而进者更多，这说明经学对汉代的政治影响日益深化，议郎成了是硕儒、名士、干臣被征召、复用或优待安置的要途。

议郎参与了石渠、白虎会议、侍讲禁中、校雠中秘书、教授郎官等经学讲习与辩论活动，许多人自己在民间时已经门徒百千，因而其经学活动构成了两汉经学的重要内容。议郎中既既有眭孟、桓荣、李育、何休等今学的名师，又有刘歆、马融、卫宏、卢植等古学的经师，而他们所属的郎官系统中的经学活动往往不囿于博士经学，辩难往复，校勘古今经文，在博士经学章句琐碎或“博士倚席不讲”的局面下呈现出活跃、生动的学术风貌，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分析研讨。

注释：

[1]《汉书》卷六《武帝纪》

[2]同上。按，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误为“元朔四年”。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193。

[3]《王国维遗书》第七册，P3—92。

[4]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1951年12月，页90。

[5]参见徐兴无《刘向评传》第四章，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74—103。

[6]《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7][日]大庭脩撰，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页26。

[8]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90。

[9]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89。

[10]按，本文所引《汉书》悉据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不一一标明页码。

[11][日]大庭脩撰，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P29。

[12]参见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119。

[13]参见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中《两〈汉书〉列传人（及附传）除郎补吏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134—139。

[14]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28。

[15][日]大庭脩撰，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P29。按两汉朝贺、赐复、增秩、乃至鬻官，皆以六百石为界限。

[16]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卷四，页200

[17]按，本文所引范晔《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悉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不一一标注页码。

[18]纪昀等辑，卫宏《汉官旧仪·补遗》，《汉官六种》，页57。又见孙星衍辑，卫宏《汉旧仪·补遗》，“中都官史”作“中郎官史”，《汉官六种》，页89。

[19]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93—94。

[20]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93。

[21]又见《史记·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

[22]参见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53—页166。

[23]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92—93。

[24]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0。

[25]《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26]孙星衍辑，佚名《汉官》一卷，《汉官六种》，页2—3。

[27]纪昀等辑，卫宏《汉官旧仪》卷下，《汉官六种》，页58。

[28]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2。

[29]《汉书·楚元王传》。

[30]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29。

[31]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页178。

[32]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页185。按王国维先生于此有混淆，如疑《百官公卿表》中宣帝所增博士十二员与《汉书·宣帝纪》、《艺文志》、《儒林传》所云西汉博士家数不合，又以后汉十四家博士为“十四人”。

[33]牟润孙先生曰：“《初学记》卷十二引华峤《后汉书》，执业作执经。《通鉴》卷四十四永平二年胡注亦云‘执业犹执经也’。《礼记·曲礼》‘请业则起’，郑注云：‘业谓篇卷也。’”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牟润孙《注史斋丛稿（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页121。

[34]《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35]《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36]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0。

[37]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94。

[38]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0。

[39]廖伯源《秦汉朝廷之论议制度》据《蔡邕集》文字绘出“东汉司徒府群臣大议座点阵图”，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增订本），页156。

[40]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页201—206。

[41]《论衡·程材》。

[42]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P90。

[43]《礼记注疏》卷二十二《礼运》疏引。

[44]《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45]《汉书·楚元王传》。

[46]杨树达《汉书窥管》卷九引苏舆曰：“同习经也。《京房传》亦云：五鹿充宗与房同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646。

[47]杨树达《汉书窥管》卷十，页823。

[48]杨树达《汉书窥管》卷十，页823。

[49]《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50]《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51]《汉书·儒林传》。

[52]《汉书·王莽传上》。

[53]《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54]邢义田《汉代“故事”考述》曰：“从内容上看，故事包括律令、仪制、百官的章奏、历朝的注记、行政中不成文的惯例、君臣理事而成的典故、君臣之间的誓约或与外族的约束等。它们基本上是武帝所谓的‘汉一家之事’，汉人因而特别称之为‘国家故事’或‘汉家故事’。”许倬云等着《中国历史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页374。

[55]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下册，卷十八《传》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835

[56]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上册，页101。

[57]见姚正宗《七略别录佚文》，《快阁师石山房丛书》第七册。

[58]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卷四，页208—212。

[59]《史学集刊》，1998年第3期。

[60]陶宗仪辑，应劭《汉官旧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2。

[61]纪昀等辑，卫宏《汉官旧仪》卷上，《汉官六种》，页37。

[62]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下册，页839。

[63]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221。

[64]陶宗仪辑，应劭《汉官旧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6。

[65]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第一册，卷四，页200—201、页212—217。

[66]纪昀等辑，卫宏《汉官旧仪》卷下，《汉官六种》，页58。按，应劭《汉旧仪》亦云：“议郎十二人，秩比六百石，不属署，不直事。侍御史迁补博士、诸侯王郎中令。”孙星衍辑，应劭《汉官仪》卷上，《汉官六种》，页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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