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悖论：伟大哲学何以导致蹩脚政治

作者：朱利安·巴格尼尼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这位启蒙天才显示，在观念世界中可敬的怀疑怎么就变成了现实政治世界中可怕的反动立场。

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何以犯下这么多错误？大卫·休谟（David Hume）当然配得上哲学家万神殿的杰出地位，但说到政治，他犯下错误的可真不少。这位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天才对民主疑虑重重，虽然他有着“伟大异教徒”的名声，却偏爱主流教会。他还反对男女平等，是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他参与了对法国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军事攻击，却根本没有公开质疑攻击的合理性。　

在揭示休谟悖论时，我们发现那些让休谟成为杰出哲学家的品质恰恰使他变成蹩脚的政治思想家。在当今备受推崇的“可转移的批判性技能”结果却根本无法转移的背景下，这个发现对当今学院派哲学来说具有一些隐含意义。在某些领域运行良好的思想风格到了其他领域却遭遇可耻的失败：的确，我们中的某些最大错误往往出现在我们将在某领域的思维方式转移到另一个根本不适合的领域。就连日常生活和工作也都产生一些后果：休谟显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不一定是从事这项工作的最聪明选择。健康的思想怀疑主义是科学以及很多其他事物中理性探索的基本前提，但它却能很容易变成对建造更美好社会的前景产生致命性的犬儒主义。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具有笼统的隐含意义。

休谟或许也成为一种警告，提醒我们认识到就连理论上最深刻的异端邪说也能轻易地与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范结合起来。很多以拒绝上面灌输的观点而自诩和骄傲的人却心甘情愿地接受现行社会和经济秩序。个人财产、退休金、优厚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所有这一切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消除你所有的怀疑能力。

但是，在更加接近休谟的思想如何在现实政治世界发生动摇和改变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看看到底是什么让他在哲学领域变得如此伟大。

休谟是个温和派，避免所有极端。他是个经验主义者，对心灵构建脱离生存经验的理论幻想非常警惕。他使用例子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强制令，要求每个主题其本质所允许的那种准确度，不多也不少。因此，对休谟主义者来说，虽然伦理问题从来都不能依靠算法来解决，但我们仍然应该竭力追求尽可能的清晰和严谨。因为这种均衡途径，休谟在遭遇哲学中最棘手的问题时无需躲避困难也不用求助于不合理的办法解释这些困难。

就拿自由意志来说。自古以来，接受宇宙是彻底的自然现象的哲学家一直在一个必然结论中挣扎：即人类是否像其他动物、植物和物品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因果律，人的行为似乎并不比迁徙的大雁或升起的太阳有更多自由。在此出现两种诱惑：要么放弃，彻底根除我们对人类自由的信仰；要么发现自然中的鸿沟，在此插入人类产生因果链的特殊威力来摆脱自然规律的束缚。

休谟的中间道路是更仔细地观察实践中的人类自由。没有人会严肃地相信它包含了它成为无前因的起因制造者的能力。事实上，除非我们明白人的行为来自确定的习性特征和可靠的诱因，否则我们并不能搞清楚它究竟是什么。比如，当你为某人挑选一个礼物时，你在表达一种信念，即他们喜欢它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性，这扎根于他们是谁。我们说，“她会喜欢的”不是“我希望她选择喜欢它。”如果偏爱是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选择，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任何人可能喜欢什么。

休谟的《人性论》原作封面Photo: via Wikimedia commons

所以，休谟认为，自由意志不仅与作为受规律支配的宇宙的自然生物相吻合，而且实际上也要求这样。我们拥有的唯一有意义的自由意识是，基于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有能力不受威胁地自由行动。至于我们并非那些选择的终极源头的事实，这并不是要点。直到今天，休谟开启的“相容论/调和论”途径仍然是哲学家们最喜欢的方式，从自由意志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

休谟用同样的诚实和现实态度对待所有哲学议题。他能看到激进怀疑主义的诱惑，导致我们相信什么都不值得信任。但是，他也看到绝对的怀疑主义者根本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所以他认为有一些根本信念是我们可能缺乏确定无疑的论证来支持的，但是，除了坚持这个信仰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选择。相信因果关系或许就是这种最基本信仰：如果不假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我们可能一天都过不下去，因为我们不得不推迟判断，比如吃什么食物对我们好，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其他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等等。

总之，在休谟看来，哲学推理不是逻辑带领我们前往任何地方的问题，无论多么荒谬，而是顺从经验对我们的要求。脱离经验的推理是自我击败的，只能令我们相信什么都是不可知的。成为一个真正有理性的人就是要明白，推理不仅是构建论证的问题，而且要关注我们必须相信事物的一切理由，其中有些理由不靠逻辑而是靠经验来提供的。在哲学中，这个途径很好地服务于休谟。他仍然是当今很多哲学家的典范，热切地渴望在极端怀疑主义监狱和空中的概念楼阁之间探索。但是，在政治中，它引入反动派偏见。

保守主义的智慧，它的确包含智慧，基本上属于休谟式的。保守派首先怀疑抽象推理能揭穿多个世纪经验的真象：写在纸上的乌托邦空想注定要比现有的不完美社会更糟糕。休谟最著名的段落之一是这样写的“习惯是人生伟大的指南。只有这条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并且使我们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将这条原则应用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有关世界的本质和我们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它能产生奇迹。但是，如果将其应用于政治和公共道德上，就可能让我们愿意接受有缺陷的甚至是令人惊骇的常规和机构，仅仅因为这些东西长期以来一直存在。

这恰恰是休谟一再犯下的错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他的文章“论一夫多妻制和离婚”。最初的篇幅是极其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休谟的怀疑本能分析了偶然性社会常规背后的任意性假设。他坚持认为“随着环境情况的改变，法律提供不同的好处，我们将发现在这个重要协议上强行安置了不同条件。”他甚至怀疑“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种“篡位／侵权”，“破坏自然在两性间确立的亲密感更不要说平等了”。他接近于赞同离婚，因为“没有什么比通过暴力手段强制两人结合更残酷的了，夫妇的结合最初应该是出于相互爱慕，现在却因为相互仇恨而解体了。”

但是，休谟接着用另外一种怀疑主义推翻了这些论证－－－对值得尊敬的传统遭到颠覆和破坏的警惕。虽然他自己强有力的论证支持离婚的合法性，但他发现，为了孩子的利益需要维持婚姻的神圣性，要允许反复无常的激情成长为平静的友谊，避免因为离婚可能引发的金钱和财物方面的利益冲突。在开始提出所有这些挑战之后，他心满意足地得出结论“现在欧洲的实践中应该排除一夫多妻制和离婚。”休谟有关离婚和婚姻的讨论是个完美的例子，说明任何思想美德都不是密不可分的，也未必适用于所有目的。哲学上的适当谨慎在政治上可能变成胆小怕事。任何政客若对没有经过证明的改革持有类似怀疑的态度，他就不可能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或引入最低工资或开启英国国民保健系统（the NHS）。

“世界的分裂不是因为有怀疑论者和非怀疑论者，而是由人们怀疑的东西造成的。”

那么，怀疑主义要多少才够呢？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开始，美德在于过分与不足之间的平均值：适当的怀疑主义在容易上当受骗的轻信和令人瘫痪的犬儒主义泛滥之间。但是，在确定平均值究竟在何处时，上下文决定一切。因此，比如人们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要比面对你已经信任的人时要有更多怀疑。同样，与我们通常更容易相信是真实的观点相比，怪异的观点要求更高标准的验证。

接下来的问题是：怀疑什么？现实中，世界的分裂不是因为有怀疑论者和非怀疑论者，而是由人们怀疑的东西造成的。激进派是怀疑现状的人，保守派则怀疑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观念。疫苗怀疑论者不相信医疗科学，医疗科学家则怀疑民间秘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说到英国脱欧，很多所谓的“欧洲怀疑论者”实际上是最没有怀疑精神的信徒。

休谟的怀疑主义对哲学来说是最恰当的那种，完美地根据平均值校准。但在政治上，同样程度的怀疑主义就太多了。他也进行了修正，不正确地过多怀疑变化带来的好处，却没有足够多地质疑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的检验才能证明现有社会规范的合理性。

休谟的愚蠢：去年，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去世之后，爱丁堡休谟雕像上挂的一张抗议标志牌。Photo: © PA Images / Alamy Stock Photo

这些错误与重要的政治美德共存。在两极化世界，休谟对宗派主义的厌恶令人耳目一新。他写到，“当人们采取宗派行动时，他们仅仅为了服务其政党，很容易没有任何羞耻和懊悔地忽略所有的荣誉和道德纽带。”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共和党如何奉承和谄媚特朗普，或保守派完全不考虑人们对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是流氓无赖的担忧，就足以证明一切了。休谟从来没有陷入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回音室中。他选择在小镇拉弗莱什（La Flèche）写出《人性论》，唯一的思想伙伴是耶稣会修道士。他看到了充满怀疑精神的开放心态没有什么可恐惧的，能从与你有严重分歧的伙伴那里获得很多收获。

第二个美德是对乌托邦的怀疑。他持续不断地反对“哲学上追求完美的可怕”。无论是斯多葛派让我们认识到疾病死亡是自然规律，要勇于接受这个命运的强制令警告，还是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的工程。休谟相信非人的完美性是人的最佳利益的敌人。在地球上创建新社会的革命的可怕失败，无论是斯大林的俄国还是波尔布特（Pol Pot）的柬埔寨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休谟教训的第三点是，我们应该对严格的原则表示怀疑。“政治上的所有普遍法则在建立起来时都必须非常谨慎，”他写到，因为“经常会发现不规则的情况或非同寻常的表现。”财政上保守的政府为其经济注入数十亿美元让我们度过疫情危机，这似乎已经被牢记在心了。

这些教训本身都是合理的。集中起来，它们或许添加到熟悉的伯克式保守主义：谨慎、讲究实用、怀疑变革、抽象原则和进步工程。但是，它们并不添加到完整的政治哲学上：它们体现的怀疑主义变成了瘫痪不动，除非有针对现状的另一种怀疑主义与之匹配。无论改革的不确定风险是什么，“一切照常”的某些风险有时候可能更糟糕。

在哲学上，理论愚蠢和放弃一再被证实的允许我们探索世界的常识的风险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需要对怀疑主义本身充满更多的怀疑，转而依靠经验的证明。但是，在政治上，常识和规范能够很好地为我们服务的证据十分稀薄，现状或许不像经验告诉我们那样乐观，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而且根深蒂固。除非我们质疑自己时代的智慧，否则我们将持续犯下它的错误。

保守主义者总是相信，改革听起来好得让人难以相信是真实的，很可能就是如此。进步派相信，无论维持原状不动多么具有诱惑力，我们还是要努力想象不一样的未来。这里，亚里士多德的中庸就是运用两大普遍原则，试图在任何具体案例上达成平衡判断。这将制衡可能导致自由派或保守派误入歧途的倾向。令人悲哀的是，休谟在将自己的思考应用在实际公共事务上时没有做到这一点。正如他有关离婚的论文所显示的那样，他能在支持或反对改革案例中保持理论平衡，最终却错误地站在怀疑变革的一边。

“休谟反对改革不是教条式的，而是基于他认定的证据。”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他巧妙地表达出不平等造成的危害：“自然对人类是非常宽大的，如果它的恩赐在人类物种之间平等分配，并依靠艺术和工业进行改善，人人都能享受所有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大部分人都能生活舒适。我们也必须坦率承认，无论在什么地方偏离了这种平等，我们从劫穷济富，或个人愚蠢无聊的虚荣心的些微满足往往造成很多家庭甚至很多省份的重大损失，绝非一些面包而已。”

但是，保守派的怀疑再次阻止他鼓吹拨乱反正的任何措施。创造这样的平等可能需要太多力量和暴力，赋予他背后的权威过多权力，它“肯定很快就堕落为专制独裁。”“财富的完美平等”将破坏所有“从属关系，极大削弱地方行政官的权威，肯定将所有权力简化到单个层次上。”他似乎没有考虑到这可能是好事，也没有注意到他对平等秩序假定威力的警告与他沉溺于现有不平等管理体制之间是多么不匹配。

完美的平等或许的确难以实现，但休谟没有能思考更多平等是否可能更好。有时候更多平等更好，虽然最多的平等是最坏的。他在我们继承下来的众多智慧中犯下保守派的同样错误。

他也很容易接受了所有形式的现成观念而不是提出新的替代性选择。更加臭名昭著的是，他在脚注中写到，他倾向于怀疑“黑人天生比白人低劣。黑人中很少有文明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黑人在行动或思想上有了不起的成就。”对于种族等级差异的猜测，休谟本来应该更加怀疑的，这些从来不是基于经验抽象出的理论，炮制这种论调者梦想将其扭曲经验的偏见理性化。他也可能毫不质疑地轻易接受他那个时代精英层的态度，认定种族差异的生物学根源。

政治思想保守的休谟为什么仍然是当今哲学家---虽然整体上哲学领域是自由派的天下---眼中的英雄呢？其理由之一是，从长远看，其经验主义途径削弱了偏见暴露出过时的、常规的愚蠢。当今休谟可能采用确定无疑的科学证据反对科学界的种族主义是压倒性的，一下子公开宣布放弃他的偏执观点。同样，他可能看到民主、女性的平等能力和财富重新分配的经验证明的好处。他反对改革不是教条式的，而是基于他认定的证据。

人们可能希望休谟现在已经意识到过分暴烈的改革是愚蠢的，一定不能依靠同等和相反的愚蠢来抗衡，即不愿意摇晃船只。良好的政治判断要求将两种不同的怀疑主义达成某种平衡：一边是对宏大理想工程的怀疑，一边是和对现行行为方式优势的怀疑。

休谟恰恰在其大部分哲学中实施了适当类别的“温和版怀疑主义”，但是，在形而上学方面的可敬谨慎应用到政治上就变成了缺乏想象力。没有认识到不平等、尤其是气候变化威胁到了全球秩序的稳定，“首先不做恶”的愚蠢在当今被双重加码。缺乏变革必然带来灾难，因此中庸之道必需从保守派的谨慎转向进步派的雄心壮志。最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休谟肯定明白这一点，虽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样的理解超出了这个认为“实然”总是“应然”的哲学家。

译自：The Hume paradox: how great philosophy leads to dismal politics by Julian Baggini

https://www.prospectmagazine.co.uk/philosophy/david-hume-paradox-philosophy-politics-mistakes 

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格尼尼（Julian Baggini），英国哲学家，新著《真理简史》本月出版。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该作者的其他文章： 

爱丁堡大学“清除”大卫·休谟对吗？《学人Scholar》https://mp.weixin.qq.com/s/DbWjl2BY9QU2bdBB-5R_6w 

或《 》2020-09-26 //m.katywinge.com/article/19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