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什么

作者：西奥多·达林普尔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英国的板球场（Cricket, circa 1880） 

小时候，我去过几次伦敦动物园，或许是别人带我去的。当时，狮子和老虎被关在笼子里，它们上下跳腾，这个事实在我们看来没有觉得怪异或错误，反而觉得很自然：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笼子里，那就是狮子和老虎的行为方式。当时的马戏团也训练狮子跳燃烧的铁圈或大象用长鼻子握住各自的尾巴组成变动的圆圈。短腿侏儒绕着大马戏场兜圈子狂奔，给观众带来莫大的乐趣，我能接受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并没有提出异议，虽然让我觉得隐隐约约有一丝不安。

当时，臭烘烘、乱糟糟的河马窝上有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请原谅这里的臭味，但我们喜欢。”我很长时间没去过动物园了，但我怀疑可能不再允许这种诙谐滑稽的标语了。还是在当时，最吸引人的景点之一是每天下午四点举行的黑猩猩茶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黑猩猩穿着滑稽的衣服，母猩猩穿着带花的衣服，经过训练的它们可以做到坐在桌子旁，还会倒茶或吃饼干之类。人人都觉得滑稽可笑，但现在我们可能觉得震惊。人的心态变了，有时候变得更好，但在改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可能变得更庄重严肃了。以这样的方式展览并遭到众人嘲笑，猩猩们真能感到痛苦吗？我不知道，但从那以后，我们采取了动物中根本不存在的道义论原则，它们不应该被仅仅作为娱乐道具来展览，其内在尊严也应该得到尊重。我不知道这条原则是否也适用于黄蜂、白蚁、跳蚤或我能叫上名字来的很多其他生物，但我认为，它作为一般原则（尽管有例外）似乎并不坏。

特别令人好奇的是，我感到企鹅比黑猩猩更有人性，也更好玩儿，因而当身着制服头戴帽子的管理员从桶里拿出小鱼喂它们的时候，我更同情企鹅。我认为他是在试图从它们那里获取廉价的笑声，当然，如果和黑猩猩举办茶会相比，它们吃了鱼之后潜入水中的方式更接近天性。

每次有人带我去动物园，我就表达一种愿望，想去爬行动物或昆虫类动物馆看看，但是，陪伴我前往的成年人往往都认为这要求太反常，只是在我坚持的情况下才会被允许在参观结束前短暂地拐到这些地方兜一圈。而且他们往往丢下我一个人匆匆走一圈意思一下，而且严厉命令我不能长时间逗留。其他人似乎都不想看自然界的这些生物变种。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经常被养作宠物的非洲千足虫马陆（Archispirostreptus gigas）。从审美角度看，它们看起来的确有些恶心，可能有一英尺长，腿像波浪一般游动。它们在陆地上行走时有某种神秘性，让我的脊背瑟瑟发抖，既令人惊骇不已又令人无限着迷。我想我根本不敢捡起来让它从我手上爬过，就算给我无论什么样的奖赏，我都不愿意。

更糟糕的是，看到微小的白色螨(状似蜘蛛的微小动物，在动植物、地毯等上生活)在它们乌黑乌黑的外壳上爬，既令人害怕又令人痴迷不已。我感到纳闷，动物园管理者为什么不将其清扫掉呢？它们的外壳黑亮光滑，清扫起来应该很容易啊。在当时那个年龄，我还没有共生概念，不知道这些螨就是依靠清理千足虫外壳维持生存的，这对后者有利，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到千足虫身上，就好像螨在我身上爬一样。我感到惊骇、恶心，但也深深地被吸引住了。

我参观昆虫馆很可能永远让我免疫了，绝不会再不加批判地崇拜大自然了。不是所有自然现象都很美好，最初的外表形象当然不好，虽然可能很了不起，对那些非常熟悉它们的人或伴随着它们长大的人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神奇了。我猜想那些小时候就很熟悉千足虫的人或生活在其天然聚居区附近的人，并不会觉得它们有多奇特，正所谓蜀犬吠日，少见多怪（更深层的惊讶是另一件事：关于千足虫，没有什么比认为竟然存在一种千足虫更神奇了，没有什么比除了家蝇还有千足虫这样的东西更神奇了。家蝇的存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生下来不久就遇见它们，而且从来就没有彻底摆脱它们的困扰。教育的部分目的至少应该安顿我们的惊讶，打破我们的想当然。）

千足虫令人讨厌---至少在我看来如此---但蜈蚣可能是令人害怕的，更恶劣的虫子。我是怎么获得这种判断呢？是早年生活中获得的某些信息造成的结果吗？比如蜈蚣可能蟄你一下很疼，而千足虫能做的最坏之事不过是在受到攻击时发出难闻的气味---或者只是这种生物遗传下来的特征？千足虫看起来有些像食草动物，更像雷龙而不是霸王龙，蜈蚣则看起来更像霸王龙而不是雷龙。

但是，我最近惊讶地得知，千足虫并不是完全无害的。在日本，有一些被认为是列车千足虫的物种，因为它们以庞大数量成群结队地移动，每八年移动一次，甚至能够逼停列车。在英国，我们习惯于列车的晚点，要么因为车轨上有树叶，要么因为下雨、下雪（据说是绞式雪）、自杀或醉鬼，但不会因为千足虫入侵而停车。我还一直没有发现千足虫逼停火车是因为威胁到使列车脱轨还是因为担忧铁路公司的福利可能受到影响。或许是这个事实：一旦受到攻击，这些千足虫释放出剧毒化学物质氰化物，虽然单个千足虫的量微不足道，但如果成千上万千足虫一起受到攻击时，那剧毒物质的数量可能很显著啊。

它们拥有能秘密发射氰化物的腺体这个事实能保护它们在移动时免受捕猎。其他爬行类动物如某些蝉在移动时可能被捕猎，但千足虫不会。

我应该想到，若自己乘坐的列车因为道轨上有千足虫而被推迟或取消，我应该感到非常沮丧。当他们听说车站上的旅客被告知这个信息，我能想象乘客们的反应：他们下一次可能会选择哪个晚点的荒唐借口？不过，我设想有些借口肯定令人着迷，很想亲眼看看千足虫是什么样子。当然，当我在坐地铁时被告知，列车停下是因为有人挡在道轨前，我注意到民众分为两派：有些人迫切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些人则在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自杀者为何选择要跳到这列火车前。

被称为非洲黏虫的成群毛虫曾经给我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我准备在东非的简陋场地上和两个英国侨民打板球，但是，这场比赛却因为大量黏虫即将到来而放弃了。这些黏虫一路上吃掉任何东西，而且不会偏离路线，无论这路线是怎么确定的。数量在它们一边：就好像被某个鳞翅昆虫领导一样，只要能够达到目标，这个领袖才不在乎这个群体死掉一半的数量。我们人类这个进化过程中最高级物种的代表被迫在一群昆虫前进时，做出妥协。

我的板球生涯是很怪异，也并不出彩，至少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体育比赛。不过，我的确在伦敦椭圆体育场（the Oval）打过一次球，那里能容纳数万名观众，但没有人来观看我或伙伴们的比赛。我是代表报纸《旁观者》的队伍的一员，另一支队伍代表马房酒馆儿（the Coach and Horses），这是记者和一筐其他废物资助的酒馆，其中就包括毫无疑问的天才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在这些资助者中，最糟糕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名叫杰弗里·伯纳德（Jeffrey Bernard）的人，他实际上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做过板球裁判员。我们可以信赖他公正中立，因为他为《旁观者》写稿，也在马房酒馆儿喝酒。事实上，他喜欢喝酒偶尔也带来一些麻烦，成为他每周一次“低档次生活”专栏的话题，有时候该发表了却没有出现，缺席那一周让读者感到失望，那解释往往是一个优雅准确的声明“杰弗里·伯纳德身体不舒服”。

他的专栏曾经被描述为“洋洋洒洒的自杀遗书”，现在在我看来，他最后的死亡年龄的确相对年轻，只有６５岁，那是一天吸六十支香烟，早上、中午、晚上和喝茶时都要喝伏特加酒的自然结果。正如很多从前的浪荡子，他的生活方式的确令人不敢恭维，总体上任何人都会说他的生活方式不值得称赞，是没有复杂心计的、爱挑剔的、却又自命清高的家伙。但是，他至少将其引以为傲的放纵生活变成了一种文学形式。

板球是花很长时间的比赛，尤其是在天气炎热时。在这时候，比赛中需要不断吃点东西。杰弗里·伯纳德特别需要吃点心，在他当裁判时总是为他准备很多吃的。里面包括奎宁杜松子酒，不久他就喝多了，先是摇晃，接着就昏倒，最后不得不被抬出比赛场地。我认为他死了，虽然他又活了一些年，一条腿还被截肢了。他死于肾衰竭，结局很悲惨，在某种意义上也有英雄气概。他拒绝血液肾透析，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不惜一切代价活着不应该成为美好生活的目标。

虽然我们的板球比赛甚至在并不重要的体育领域里也是微不足道，这种比赛连一丁点儿的重要性都没有，但我出人意外地设想自己站在这个诺大的体育场中央，赢得在成千上万同胞面前在这样的体育场进行专业比赛的运动员得到的那种尊重（我之前从来就没有）。当然，除了妻子或女友之外，什么观众都没有。即使在庞大观众缺席的时候，这个大场面和开放性也让人觉得自己渺小和脆弱，如果观众在场，如果你不是代表主场，他们可能希望你失败。另一方面，如果你在为主场打拚，你知道观众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如果你表现不佳会令观众们倍感失望，他们的支持和崇拜瞬间就会变成嘲讽奚落甚至敌意。在所有时间，你都不得不卖力表演，不仅提高技艺，而且没办法预先彩排，必须始终保持临场发挥的最佳状态，在最高程度上与那些水平并不比你低甚至比你高很多的人交手过招。你的唯一希望就是丢失自我或在比赛中消失，你彻底与世界其他一切彻底脱离关系。我猜想运动员在比赛时可能处于一种分解状态。

真的，当列车千足虫或非洲黏虫可能要容易得多，不需要有任何野心，也不试图出人头地鹤立鸡群，不想方设法在任何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如体育），而是跟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这正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幸福的，对世界来说，就未必了。

作者简介： 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著有《存在的恐惧：从传道书到荒谬剧场》（肯尼思·弗朗西斯（Kenneth Francis）合著）和本刊编辑的《悲伤及其他故事》。

译自：What We Do　by　Theodore Dalry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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