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

作者：郑佳明

来源：《湖南日报》湘江周刊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廿五日丙辰

          耶稣2021年1月8日

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

湖湘认识论

刍议“实事求是”、湖湘文化与岳麓书院，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散，其实有一条线索，把这三样东西连接起来、贯穿起来。这条线索就是“认识论”。湖湘文化也好，湘学也好，跟认识论有很大关系。湘学的创始人周敦颐，重要代表人物胡安国、胡宏、张栻都对认识论有重要论述，王船山更是全面总结了古代认识论，开辟了近代认识论的新天地。历史大转折时期，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都有认识论新实践、新思想、新贡献，创造了“湖湘经世理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实践论》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使中国认识论达到了新的高峰。

毫不夸张地讲，湖湘文化和湘学在认识论上有特色、有优势，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思想的奇葩。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学术基地、湘学的大本营，湘学认识论的大家，几乎都与岳麓书院相关联，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自古至今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充分吸收了岳麓书院和湖湘文化的营养。

什么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也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的“法宝”。

追根溯源，“实事求是”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三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知行观。我们这里主要讲岳麓书院与传统的知行关系。

实事求是匾额

什么是实事求是？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曾对实事求是作过经典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表达虽然很简洁，但是内涵十分丰富。“实事求是”属于知行关系范畴，不仅仅是认识论，而且是方法论，而且其中蕴含着价值观。毛泽东专门写作了《实践论》来阐述这个问题。由于他的深刻生动的阐释，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深入党心、民心，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许多著名学校，都把它作为校训。

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党，其思想路线的表达，如此重大的哲学命题，为什么从岳麓书院的一块匾额引申出来？

岳麓书院与历史风云

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象征，近代湖湘伟人的摇篮。在历史深远的地方，岳麓书院虽然身处江南一隅，却联系着中国历史变迁，中国思想潮流，中国变革风云。从北宋到南宋，异族屡屡进犯，宋朝风雨如晦。满怀忧患意识和家国关切，胡安国胡宏来到湖南，创办碧泉书院、文定书院。胡宏的弟子张栻开辟了岳麓书院新篇章；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国破家亡，岳麓书院学子中，出了天地大儒王船山，他的哲学思想克服宋明以来官场学界思想上的虚空倾向，主张回到客观实际中来，从实际出发认识和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晚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培育了近代湘学学风和湖南的士林品格。

晚清咸同年间，内忧外患，列强环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岳麓书院出身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集团人士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割地赔款的时刻，谭嗣同痛呼“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与梁启超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也有不解之缘。民国初期，岳麓书院学子杨昌济等人，培养出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革命家。

岳麓书院大门

岳麓书院向世人证明，它的哲学理念，它培养的学生能够经世致用，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改变中国。正如书院门口的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书院蕴藏着《尚书·尧典》记载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壮志豪情。“实事求是”的思想源于岳麓书院，并非偶然。小小的书院出伟大的思想，也并非不可能。

岳麓书院与湘学

千年下来，岳麓书院在战火中、风雨中屡仆屡起，传承、记载、提升、变革着湖湘文化。湖湘历史风云，蕴藉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凝结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从张栻开始，湘学与岳麓书院结下不解之缘。张栻身处异族侵扰、国家危难的时代，父亲为杰出的抗金名将，他办书院做学问倾注满腔情怀。他在岳麓书院整理吸收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著名理学家的思想，撰写、刊行了《太极图说》《张子太极解义》《伊川粹言》等著作。编辑刊行《知言》《五峰集》等书籍，传授弟子，传播胡氏之学。他与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等展开学术交流，聚集理学学者群体，来访学者如过江之鲫。张栻摒弃科举之学、章句之学，提出“传道济民”的教学宗旨，鼓励讨论交流，师生学业日精，不仅湖湘子弟，其它地方学人也“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张栻于岳麓书院研究学术，使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进一步的开拓和系统化，也使得岳麓书院的学术品质和学术地位大幅度提高。湘学的学统，湖湘文化的文脉，不仅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宋真宗题赐书院名匾，康熙、乾隆题赐匾额，历代地方官也加以关照，更重要的是历代书院的山长，以理学的精神，精心办学，让岳麓书院千年弦歌不绝，使湖湘关心家国、经世致用的学风绵延不断。

历史转折中的“实事求是”

从晚清开始，中国人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客观世界变成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旧的思想武器一天天过时，一件件失灵。伴着坚船利炮从域外传来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 遇到了梁启超所说的“学问饥荒”。认识论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新鲜课题。此时的思想界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坚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二是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古今中外，搅在一起，知行体用，众说纷纭。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认识论的探索艰难崎岖。湖湘士子坚守传统价值的同时，坚持经世致用，趋时更化，敢为人先，大胆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闯出了湖湘认识论的新路。

曾国藩

太平天国打进湖南，曾国藩以宋明理学为价值观，取得朝廷和官学各界的支持，调动各种资源，又以经世致用创新变革，实事求是地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竟然以少胜多，打败太平军，挽救了大清王朝，同时发起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促成了“同治中兴”。此时的曾国藩发现，传统的学问不够用了，他继魏源提出“师夷技”之后，提出“师夷智”，湘军重要成员郭嵩焘、他的儿子曾纪泽都是吸收西方先进思想的开明人士，他努力促成第一批学生到美国留学，培养了大批对外开放人才。他是晚清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和榜样，带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潮流。

谭嗣同等维新派，一方面坚守着中国的传统，以“仁”为根本，另一方面学习整合人类各种文明成果，为我所用，谭嗣同开拓了包容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新境界，他是晚清重要的启蒙思想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湖湘民主派人士，除了主张实行西方政治制度之外，还兴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宾步程先生是同盟会会员，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专家，他把古老的岳麓书院转型为“湖南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并以“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亲自题匾高悬于学校大门，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举动。

青年毛泽东受到湘学学统的影响，而这又与岳麓书院有一定关系。青年毛泽东就学的湖南第一师范，前身即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他还由杨昌济介绍，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学。传统书院教育的耳濡目染，加之老师杨昌济对书院教育的推崇，让青年毛泽东十分向往书院教育的形式。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他认为自修大学的特点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岳麓书院和湘学学统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学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生和事业，他的思想和学风，都像一个湖南学子。他对认识论和“实事求是”思想的关注和提升，理由十分充分。

“实事求是”源于汉朝班固对河间献王刘德的评价，主要是说他对待古典文献的态度。这是面向学术的“实事求是”，说起来这还是一个“汉学”的命题，主要讲治学态度；后来经世思潮中，湘学学者使用“实事求是”命题，讲的是面对现实的“实事求是”。毛泽东面对的是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他面临着社会各种各样脱离实际的思想潮流，面临党内“左”的和右的巨大干扰。他智慧地抽象湖湘文化的精髓，把“实事求是”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掌握了认识论的主动权，这是他对湖湘文化优势的把握，也是他湘学根底的厚积薄发。

认识论总结：《实践论》与“实事求是”

知行关系，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远古的时代，《尚书·说命中》就讲：“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和其他古文献中都讲到知行关系。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还讲君子“三达德”，“智仁勇”。作为大教育家，他把知行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孟子荀子都讲“知”、讲“学”，荀子有著名的《劝学篇》。先秦贵族子弟教育，除了“六经”，还有“六艺”。那个时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功夫论。功夫就是孔子讲的，“践仁”；“礼”不仅要说，而且要能操作。儒家重视实践，生产生活是要有秩序的，国家是要治理的，所以践行是儒学的基本品格。孔孟的“知”，主要是知“仁”，仁义礼智信，“行”，主要是道德践行。然而，知什么？行什么？知和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自古以来，莫衷一是。总体来讲，先秦的认识论还很庞杂、粗浅和模糊。

认识论变得比较精致，比较理性，是在宋明时代。周敦颐在知行关系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把《中庸》里“诚”的思想充分发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作为本体，沟通天人，指出了认识论的大方向。程朱强调《大学》里边的“八目”，“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诚”，讲“知”，把个人的“知”，当作必修课，这个时候“知”不仅仅包括个人修养、修行，而且也包括对外部事物的认知，这就是朱熹讲的，“格物穷理”。程朱讲“格物致知”，“知”和“行”，割裂开来，被分成两截，先知后行，在知和行之间，有很长的距离，人要学习很长的时间，历经“十年寒窗苦”，然后才可以“行”，才能做官做事。特别是实行“八股取仕”之后，读书就完全变成了技术活儿，死记硬背，学的东西没有用，理论不联系实际，“知”“行”脱节，晚明政风学风日下，王权终于崩塌，与此有关。

陆王讲“心学”，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知”和“行”之间联系紧密些了，但仍然是两个东西。他只是让这两个东西同时发生，认识过程中，当你良心发现，“致良知”的时刻，“起心动念”之时，你就在行了，他举了好色的例子，从你看见美色那时候心一动，就已经在“行”了。做坏事，当你心里起恶念的时候，你已经在“行”了。我们后来发明“狠斗私字一闪念”，可能与此有关。所以他说知行合一，其实是合于一个主观的意识。正由于它是一个主观意识，缺乏客观检验，难免被人随意发挥，导致王学末流谬传。有史学家认为，这是明朝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总而言之，程朱陆王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宏倡导实学，以古人实学自律；其弟子张栻视忽视经世致用者为“腐儒”。他说“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若夫腐儒则不然”。空前的民族灾难激起了王船山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更加关注现实实际，他说“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王船山根据张载的见解，把“知”区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见闻之知比德性之知优先和重要，他还提出“力行第一”的观点，强调“行”在先,知行互资。这些思想大大高于传统知行观。在“道”“器”关系上，他说“天下惟器而已矣”，主张“道随器变”。

御书楼

毛泽东《实践论》提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既继承了王船山的“力行第一”的思想，又赋予“行”以“社会实践”的科学含义，以区别以往个别人道德践履的“行”。毛泽东把“社会实践”定义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使得模糊了几千年的“行”有了科学的含义。参考王船山“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区分，毛泽东把认识区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他认为感性认识解决现象问题，理性认识解决本质问题，二者互相联系互相转化，升华了王船山“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思想。

毛泽东在《实践论》讲到，实事求是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他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的“两个飞跃”与王阳明的“知行互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两个飞跃”螺旋形式前进，又远远高于“知行互资”的简单循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论与真理论统一，廓清了认识论的迷雾，为社会活动和社会变革确立了真理的标准，努力的方向。

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标题下加了一行小字“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说明了毛泽东在认识论上与王船山和湖湘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实践论》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全面阐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认识论的高度概括，岳麓书院是湖湘认识论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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