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理想的文化解读

作者：宋玲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十一月廿五日丙辰

          耶稣2021年1月8日

《礼记·礼运》中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大同”，代表古人对理想社会的最高憧憬，表达了一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此一憧憬和追求，历数千年，始终是中华传统思想的主流，具有重要的价值。

古典情境下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作为“大同”思想核心的“和谐共生”具体指什么，或者经由何种路径才能达至呢？古人给出了答案，这就是《中庸》所云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即是说和谐共生的大同分为四个层次，或者从四个方面逐次递进。

和谐共生，要求自我安身立命，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儒家所谓凡事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而后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道德修养最浅的层次，自然是“穷则独善其身”，最高的层次，则是“达则兼济天下”，最终要像尧舜那样成德成圣，到了尧舜之境，人的主体自觉性完全发挥，也必将把社会带到至善的领域。

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较之于个人的修身，这更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承担责任的路径，就是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自己推演开去，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人格尊严。儒家所云的“生道”，并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等基本的生存，还有受尊重的需求。孟子甚至指出“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也就是说如果给予他人人道的对待，即便身死而无怨。毫无疑问，这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必由之路。

“民胞物与”。强调人与其他生灵的和谐相处。这是一种更为开阔的思想境界，北宋大思想家张载说过，“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在张载看来，因为人与万物的形体和性情，都是由天地之气塑造而成的，所以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天地间的人和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所以，我们对他人均应像兄弟一样去对待，对万物也应像对人一样去关爱。这无疑是孔子“泛爱众而亲仁”思想在宇宙领域内的进一步发挥。人与万物，共生共荣，万物凋敝，人何以堪？关爱万物，实际上是滋养人类本身，民胞物与，方能臻于“大同”之境。

“与天地参”，亦即古人所谓的“保合太和”。这实则是一种终极的“天人合一”思想。庄子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很显然，单纯“人乐”，还不是最高层次，最高的和谐，在于人与自然的“天乐”。这昭示了古人对于我们所处的自然、所处的生态环境的一种关注。儒家所谓的“与天地参”，亦是“天乐”的另一种表达。

古人追求的“大同”之境，是一个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和谐要求普遍和合，由自己开始，经由他人、社会、万物乃至最终“与天地合其德”，铸就一个充满生机的共同体。

传统社会追求“大同”的实践举措

《礼记·礼运》中所述“大同”，无疑是一种价值判断而非事实描述。如汤一介先生所云，这一理想社会，包含着许多空想成分，且建立在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无疑是片面且难做到的。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不去做。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历朝历代都不乏趋向“大同”的实践举措，举其要者有三。

“别夷夏”与“进夷狄”的施政路径。夷夏之别，本就不是从血缘或种族上来区别，而是从文化或者文明的角度上而言。如果夷狄文化上有所进步，即便身处四裔，诸夏也不会复以夷狄视之，而如果诸夏文明不再，那么也会沦为夷狄之境。孔子面对中原礼崩乐坏的局面，就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指夷狄都能讲君臣之道，而作为礼仪之邦的诸夏反而丧失了。所谓的“夷夏之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中更是指出“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就是以一种文明发展论的眼光来看待华夷之别。理想的状态，是通过文化的传播和认同，最终使得原先文明落后的夷狄，达至先进的领域，即所谓“进于爵”。历代统治者所宣扬的“王者无外”，实则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王化即文化，化民成俗，将之逐步纳入王化当中。正如孔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最终通向大同之路。而别夷夏与进夷狄，所遵循的路径恰恰就是孟子所云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这样一个渐进的步骤。

“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中国虽然追求和谐共生的“大同”社会，但并不希冀用武力或者宗教，强行将不同民族或者种族归入“王化”之内，而是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对于他者的文化与制度，中国往往能够给予相应的理解和尊重。中国从未以文化或者宗教之名，对外发动过战争。恰恰相反，中国自古主张通过对话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传统思想主流也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传统王朝绝大多数时候能以一种包容和平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或者文明。当然，外来文化或文明能否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则得视其适应程度。譬如在唐代，西方的佛教、景教、祆教诸文化纷至沓来，但最后只有佛教发扬光大，这并不是中国政治势力扶植或者打压的结果，而是文化本身之张力的渗透所致。对于唐王朝而言，始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而对外来文明持尊重和宽容态度的。最经典的例子是唐律在处理“化外人相犯”时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该条律文的“疏议”解释为：“‘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长君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唐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法律，但是唐王朝并不因之骄矜自许，必使在唐之化外人强行之，而是尊重各化外人本俗。只有当双方并非同一文化者，方才适用属地管辖，以唐律断之。这充分体现了传统大国各美其美且美人之美的气度。正所谓和而不同，方能天下大同。

“四海一家”的民族和外交政策。中国历史上，有开拓精神和政治理想的王朝，在民族和外交政策上，无不奉行“四海一家”的政策，而不是以邻为壑，自设藩篱。奉行四海一家者，也收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四周民族或者国家，最终成为中华的屏藩。唐太宗在对待夷狄问题上秉持着开明的精神，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正是有这样高远的民族和外交见解，使得唐王朝成为历史上最开放、最包容的王朝之一，周边原本不在中华文化圈内的民族，也纷纷内附于唐，尊奉太宗为“天可汗”。无独有偶，后来的努尔哈赤，亦针对民族区分说过：“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此可见历史上大国领袖的担当与见识。而康熙针对臣下请其修长城防边患的问题，更直接提到：“帝王治天下，自由本原，不专恃险阻……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是也。”此话深得孔子近悦远来之道。伟大的治理者，善于化除民族的畛域，使四海团结为一家。既然内在的藩篱得以消解，则边境自固，天下自稳。这同样是渐至“大同”的治理之道。

“大同”理想的历史评价

传统“大同”理想及其路径，主要是文化核心通过文化涵摄的方式，逐步将夷狄纳入王化的过程，最终实现天下“大同”。中国古人很早就突破了地域和种族的局限性，他们关注的，不是一城一地、一族一姓的兴亡得失，而始终着眼于“天下”的福祉。这种超越时空的“大气”，也使得中国文化从来不会因为战争或者政局的动荡而丧失生命力。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同”思想，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它像一个黏合剂一样，将中华民族牢牢地黏合在一起，即便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也使得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有了一个文化的基础。它从血缘上的联系入手，慢慢扩展及异姓异族，最终“夷狄进至于爵”，从而“天下一体”“王者无外”。如此看来，“大同”理想实在是理解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命运的一把最重要的钥匙。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