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点校 [清]牛运震 著 《诗志》出版暨整理前言

书名；《诗志》

作者：【清】牛运震

点校：李辉

审定：李山

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内容简介】

《诗志》原为牛运震手批李光地《诗所》，初无意著书，未经手订，后由牛运震之子牛钧编次整理，至嘉庆五年始刊成书。其书的宗旨，在于研味文辞，以绎诗人之志，故曰“诗志”。而绎求之途，则是“因文见义”。其研究取径，既与一般“以意逆志”的义理之作不同，也与专务训诂、考据之作异乎其趣，正如贺葆真所言：“空山此书评其文词之懿美，稍加诠释，着语无多，而书之义蕴已尽出。词隽永，不为解经常语，读者尤易感发，用力少而成功多，其此书之谓乎。”故此书一出，学者“争相传诵，遂遍海内”，被誉为“《诗》教真传”。

该书具有以下特点：一、研味词章，品评文学；二、以诗解《诗》，逆求性情；三、发明比兴，绎求诗志等特点。综言之，《诗志》既能涵咏于《诗》之章法、句法、字法间，会其语妙，着其声情，同时，又能不以辞害志，深悉寄托兴发之法，会通古今，绎求诗人言外之微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前言作者】

李辉，男，浙江丽水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后，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在《文学遗产》《文史》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点校出版多部《诗经》文献，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诗经》歌唱研究”）等多项课题。

【引言】

《诗志》八卷，清牛运震撰。《诗志》一书，意在“涵泳于章法、句法、字法之间，会其声情，识其旨归，俾诗人温柔敦厚之旨，隐跃言表，庶几得诗人之志矣”。其书不为解经常语，在品评词章、研味比兴、以诗解《诗》、逆求性情、绎求《诗》志上，独多发明，被时人誉为“《诗》教真传”，是《诗经》品评研究的重要著作。

该书近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李辉点校整理，现推送《诗志》整理说明，以俾读者了解《诗志》一书的学术价值。

【前言】

研味文辞，绎求诗志

——牛运震《诗志》的解《诗》路径

《诗志》八卷，清牛运震撰。牛运震，字阶平，号真谷，又号空山先生。山东滋阳（今兖州市）人。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进士。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召试博学鸿词，不遇。三年授甘肃秦安县知县，十年调任甘肃平番县（今永登县）知县。牛运震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清积狱，定田界，开渠道，立社仓，置义田，平道路，立学宫，兴文教，甚有政声，号为能吏。十三年免官，闭门治经。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卒于家乡，终年五十三岁。其事迹载见孙星衍《牛运震墓表》、孙玉庭《牛真谷先生传补遗》和《清史稿·循吏列传》等。

牛运震于“治事之暇，不废吟哦，弦歌之余，惟事探讨”，曾在甘肃陇川书院、皋兰书院、山西晋阳书院、河东书院、山东少陵书院等处讲学，受业者学有所成，多为一时名隽。牛运震治学广泛，经史子集均有著述，有《周易解》九卷、《春秋传》十二卷、《金石图》二卷、《诗志》八卷、《论语随笔》二十卷、《孟子论文》七卷、《考工记论文》一卷、《史记评注》十二卷、《读史纠谬》十五卷、《空山堂文集》十二卷、《空山堂诗集》六卷等，其中前三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上著述部分刊于牛运震在世时，至嘉庆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在乡达及亲友、生徒的资助下，始合刊成《空山堂牛氏全集》流布于世。《诗志》即其中之一种。

《诗志》原为牛运震手批李光地《诗所》，“就其空白处，随手著录”，初无意著书，未经手订，后由牛运震之子牛钧编次整理，至嘉庆五年（一八〇〇）始刊成书，标其目曰《诗志》。其书宗旨，在于研味文辞，以绎诗人之志，故曰“诗志”。而绎求之途，则是“因文见义”，“涵泳于章法、句法、字法之间，会其声情，识其旨归，俾诗人温柔敦厚之旨，隐跃言表，庶几得诗人之志矣”（牛钧《诗志例言》）。其研究取径，既与一般“舍文辞”“屏文法”“以意逆志”的义理之作不同，也与专务训诂、考据的著作异乎其趣，如贺葆真所言：“故训或失之琐，义理其弊也拘，既不能得作者褒讥之深意，复不能窥删诗者之微旨。空山此书评其文词之懿美，稍加诠释，着语无多，而书之义蕴已尽出。词隽永，不为解经常语，读者尤易感发，用力少而成功多，其此书之谓乎。”（贺葆真《重刊诗志跋》）故此书一出，学者“争相传诵，遂遍海内”，被誉为“《诗》教真传”（田昂《重订空山堂诗志·读法》）。以下就《诗志》一书之研究理路与学术成就略作评述。

一、研味词章，品评文学

自宋代以来，学者逐渐摆脱《诗序》的经学樊篱，如王质、朱熹、辅广、谢枋得、严粲等都对《诗经》的文学性多有关注。至明代中后期，随着时代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变迁，以及科举制艺的需求，《诗经》的文学品评开始蔚然成风，涌现出一大批从文学角度解《诗》的著作，如黄佐《诗经通解》、孙鑛《批评诗经》、戴君恩《读风臆评》、锺惺《诗经评点》、徐光启《诗经六帖讲义》等。风气所渐，直到清代汉学兴盛之际，文学解《诗》的研究仍不乏其数，牛运震《诗志》就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一部力作。

如牛钧于《诗志例言》所言，《诗志》与“孙月峰、钟伯敬诸评本”的研究取径相同，留意于诗篇之“章法、句法、字法”及“语脉”，属于典型的研味词章、品评文学类《诗》学著作。其书多见品评类论著常用的著述符号和批评术语，如，经文精粹之句，则密加旁圈；原稿有旁注，有顶批，刊本有章批、总批。批语中，诗篇词章的文学评解是其主体，胜义迭出。书中除了对具体文例的评析，还有对“字法”“句法”“章法”的综合分析，其中明确提到“字法”“句法”“章法”者，就分别有44例、22例、18例。具体言之，“字法”有“倒字法”“约字法”等形态，有“新”“妙”“深刻”“老健”“深险”“极精”“幻奇”“雅练”“精妍”“古雅”“鲜帖”“密致”等风格；“句法”有“倒句法”“互句法”“古句法”等形态，有“古拙”“古劲”“颠倒”“错落”“照应”“繁拙入妙”“廉奥有神”等风格；“章法”有“钩联”“照应”“贯串”“变换”“相错”“奇绝”“绝精”“严整”“井然”等形态与风格。足见《诗经》章法、句法、字法形态之丰富，风格之多样。

我们略举数例，以见《诗志》研味词章、品评文学之精妙。如评《汉广》首章：“三十二字中，若有人举目木末，低头水涯，低徊夷犹，黯然消魂。”寥寥数字评语，便使诗意跃然，意境全现。评《氓》曰：“称之曰‘氓’，鄙之也；曰‘子’曰‘尔’，亲之也；曰‘复关’，讳之也；曰‘士’，欲深斥之而谬为贵之也，称谓变换，俱有用意处。”从对男子称谓的变换上，见出女子之心情与遭遇的变迁，可谓善于体察人情。又评《小戎》曰：“一篇典制繁重文字，参以二三情思语，便觉通体灵动，极铺张处，纯是一片摹想也。”又曰：“借妇人语气矜车甲，而闵其君子，立意便胜，极雄武事，妙在以柔婉参之也，不必定以为妇人之诗。”评《七月》曰：“有七八十老人语，然和而不傲；有十七八女子语，然婉而不媚；有三四十壮者语，然忠而不戆。凡诗皆专一性情，此诗兼各种性情，一派古风，满篇春气，斯为诗圣大作手。”真能评骘文章修辞之精妙，体味诗中声情之流韵，正如陈预所言：“其说《诗》，有解颐之妙旨焉。”（《牛空山先生全集序》）

二、以诗解《诗》，逆求性情

三百篇为骚赋、古诗之所自出，所以，宋代学者如王质《诗总闻》、严粲《诗缉》等开始“以诗解《诗》”的研究。与立足经学立场的《诗经》研究不同，这一研究思路，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古今性情一也”（严粲《诗缉序》）。后代诗歌之吟咏性情、抒怀兴寄，与《诗经》并无二致，两相参照会通，可以“逆求性情于数千载之上”（林希逸《严氏诗缉序》）。这一研究注重诗歌意蕴、诗人情志、诗法源流的探析，故而在明代以下《诗经》文学品评研究中十分流行，别开一境。牛运震《诗志》即是其中卓而出群者。

《诗志》中“以诗解《诗》”多达五十余例，其解《诗》方式大体有以下三种：其一明诗体之源流，以见出《诗经》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如《汉广》一篇中，谓：“《湘君》《洛神》，此为滥觞矣。”《摽有梅》一篇，谓：“此自女子之情，诗人为之写其意耳，开后世闺怨之祖。”《月出》一篇，谓：“调促而流，句聱而圆，字生而艳，后人骚赋之祖。”《斯干》一篇，谓：“奇丽古驳，后世宫殿赋祖此。”《江汉》一篇，谓：“柳子厚《平淮夷雅》后段，胎息于此。”由此可知，后世诗体，悉源于《诗》，《三百篇》可谓诗家之祖。

其二，明诗意之源流，以见出《诗经》为后世性情吟咏之滥觞。如《卷耳》首章，谓：“闺思妙旨，唐人诗‘提笼忘采桑，昨夜梦渔阳’，似从此化出。”《绿衣》“凄其以风”句，谓：“黯然过时之感，《团扇歌》《黄葛篇》同此风旨。”《击鼓》四章，谓：“此下叙其室家诀别之情，后世边塞征戍诸诗多同此旨。”同时，亦有对诗意表达差异和优劣的分析，如《摽有梅》一篇，谓：“媚而不艳，切而不怨，古诗‘门前一树枣’及‘蹋地唤天’等语，较此粗而激矣。”《吉日》“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谓：“杜诗‘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欧诗‘万马不嘶听号令’，皆同此诗之旨，而词句工拙不同。”

其三，以后代诗歌推解《诗经》。如《定之方中》“零雨既零”，谓：“杜诗‘好雨知时节’，乃‘灵雨’字注脚也。”《月出》一篇，谓：“一‘舒’字，极得妇人妙态。汉武《李夫人歌》‘翩何姗姗其来迟’，此即‘舒’字之旨。”同时，亦有因后代诗歌以纠正旧解者，如《伯兮》一篇，谓：“世间本无谖草，谖草树背，亦必无之事。忧思之苦，不能自脱，特假设此言以自写耳。唐人诗‘襟背思树萱’可证旧误。”

以上几例，略见《诗志》“以诗解《诗》”之大概，可谓会通古今，涵咏性情，独得风雅旨趣。顾颉刚先生在《汤山小记》中对《诗志》“以诗解《诗》”亦十分赞赏，说：“拟撰《诗比》一书，以《楚辞》、乐府诗、歌谣及汉以下名家诗篇与《诗经》参校，使三百篇之意义因比较而显现，不复为经师曲解所纠缠。顷以病静卧，翻牛运震《诗志》，则此事渠已引其绪，喜而录之，俾后人可就其端倪而扩充之。”此亦可见《诗志》“以诗解《诗》”研究方法的价值和意义。

三、发明比兴，绎求诗志

“诗六义”之“赋比兴”是《诗经》重要的表现手法，其中尤以“比兴”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和阐释影响深远。“比兴”既是抒情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也是理解诗人言外微旨的重要枢纽。基于此，牛运震《诗志》十分重视对“比兴”手法及诗人寄兴之志的分析、绎求。

首先，《诗志》对“比”“兴”之法的标明和解释，多有新见。如《齐风·敝笱》，谓：“此以敝笱兴齐子，以鱼兴从者也，诗意自明，《毛传》取义牵曲，朱《传》以为比体，亦失之。”又，《邶风·谷风》首章，朱熹以为比体，牛氏则曰：“风雨之和，兴夫妇之不宜有怒，此反兴也；葑菲之不遗下体，兴德音之莫违，此正兴也，俱非比体。”又，《兔罝》，朱熹认为是兴体，牛氏则曰：“此赋体也，若以其上下相应，遂以为兴，却自减味。”

其二，牛运震对兴象与诗旨关系的认识，十分具有创见。他认为，诗人取兴，“不必有其事，诗之取兴，正如《易》之取象尔”（《鹊巢》）。如，《载驰》一篇，谓：“驱马唁卫，大夫追留，此作诗者意想结撰，假设之词，说《诗》者遂以为实有其事，固矣。”“纯是无中生有，撰景写情，微妙不可意识。”若将归卫跋涉、驱驰行野、登丘采蝱诸事坐实，既不与史实相符，也使得诗意索然无味。同样，《郑风·缁衣》中“改衣”“适馆”“授粲”，谓：“不必真有其事，特托寓为言，以写其爱贤之志尔。说《诗》者以为国人不得以此施于卿士，固矣。”诸如此类，皆深得诗人之兴会，不落解经家穿凿附会之窠臼，省却多少葛藤。

其三，“比兴”往往意具言外，诗人之志尤其是怨讽之意，大多写得优柔蕴蓄，迂婉曲致，《诗志》对此揣味入微，以意逆志，深得诗旨。如论《硕人》：“赞叙硕人已尽致矣，此章（案，四章）另起一头，别从宽处着笔，极意烘染，讽刺闵惜之意，更为溢露。”又曰：“此篇及《君子偕老》皆有若讽若惜之旨，命意之高相似，而此篇尤为平正浑融。”如论《大叔于田》：“通诗夸段材武，中间插‘将叔无狃’二语，便觉讽刺之旨宛然，全体灵妙，的是高手。”论《匏有苦叶》：“萧闲舒婉，讽刺诗乃如是。比物连类，旁引曲喻，杂而不乱，复而不厌，深得谲谏之旨。”论《葛屦》：“写好人何等雅相，正妙于风刺处。”诸如此类，皆能探得诗人优柔义藴，申说温柔敦厚之《诗》教，非寻常望文生义、寻章摘句之说可比。正如田昂所评：“先生之注《诗》也，专剖其意，故有依意不依语者，有务解语以得其意者。”（《重订空山堂诗志·读法》）

综上，牛运震《诗志》既能涵咏《诗》之章法、句法、字法间，会其语妙，著其声情，同时，又能不以辞害志，深悉寄托兴发之法，会通古今，绎求诗人言外之微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续修四库总目提要》讥《诗志》“乖说经之体”，“无非学究评诗文伎俩”，明显是经学家的偏见，是故，其对《诗志》之研究思路和学术成就的评价也就难称公允，不足为据。

本次《诗志》之点校整理，以嘉庆五年《牛空山牛氏先生全集》之《诗志》为底本，以民国二十五年贺葆真重刊《诗志》本对校，同时参校道光年间田昂《重订空山堂诗志》本。田昂字伯超，山东安德人。《重订空山堂诗志》卷首有田昂序、例言及读诗十则，书虽仍署牛氏之名，但田氏妄事改窜，将原书八卷删订为六卷，经其删节或篡补者几占原书大半，已尽失牛氏原书之旧。故参校时仅就其异文之有价值者出校；间亦有原本误，而田氏重订时有所修正者，亦据改，不废其参校之价值。

书末附录有《清史稿·牛运震传》、孙玉庭《牛真谷先生传补遗》、陈预《牛空山先生全集序》、田昂《重订空山堂诗志·序》《例言》及《读法》、贺葆真《重刊诗志跋》、江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志提要》、伦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经部·重订空山堂诗志提要》，以供读者参考。由于整理者学殖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