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初探

作者：杨怀中（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吴庆懿（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腊月廿六日壬戌

          耶稣2020年1月20日

摘要：

当前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医疗以及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助推力，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伦理问题。桑德尔从人性、自由和公正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现今基因技术所存在的伦理问题，他首先认为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应该触及人性的底线，推崇生命本身就是恩赐的思想；其次他指出自由选择在基因技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因技术的发展将会使得人类面临支配与选择的难题；最后桑德尔就基因改造中遇到的努力与天赋的困境，提出其社会公正以及群体公正的思想。桑德尔关于基因技术所提出的伦理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对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推动作用，同时也在积极寻找一个基因技术发展的限度。

关键词：桑德尔；基因技术；伦理思想；

基因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为攻克一些医疗难题和突破医疗困境提供了可探索路径。然而，基因技术的非医疗途径的应用，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诸如对人性的挑战，对自由限制以及对公正的破坏。这些伦理问题可能使人类面临新的伦理困境，桑德尔通过对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分析，倡导人们积极参与讨论基因技术的人性、自由和公正问题，为有效预防、控制和治理伦理风险提出指导性意见。

一、生命本身是恩赐——桑德尔的人性思想

基因技术的应用不仅在医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也不断扩展到非医疗领域的深度运用。桑德尔指出:“基因技术的突破为人类同时带来了希望和困境。带来的希望是，我们也许很快就能治疗和预防大量的衰竭性疾病；带来的困境是，新发现的遗传性知识或许也能使我们操控人类自身的自然状态——例如改善我们的肌肉，记忆力和心情；选择孩子的性别、身高以及其他遗传特质；或增进我们的体能和认知能力，把我们自己改造得‘比好更好’(BetterthanWell)。”[1]7然而，令大多数人感到不安的是，人们无法准确表达出基因技术快速和深度发展所带来的困惑，尤其是在道德和伦理层面之上。当科学进步的脚步总是比人类对其道德伦理理解快时，就会面临无法确切的表达不安。桑德尔指出，我们已经用自主权、个人权利等措辞来对当前基因技术所引起的难题进行道德和伦理评价。[2]10但当今基因技术应用伦理标准的制定，必须从自然的道德地位以及人类面对世界的立场等问题入手，而人性问题就是首要问题。

桑德尔的人性思想，实际上是其尊重生命本身就是恩赐的这一理念，他认为人类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并借鉴威廉·梅(WilliamF·May)所提出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3]235的思想，提出基因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该尊重大自然所恩赐的生命，而不是对人类进行无止境的基因改良。

当前，基因技术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已经得到一定推广，例如对肌肉的增强或是缓解肌肉的萎缩，这在人们看来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得到伦理辩护的。但这种基因疗法同样也可以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虽然当前尚未允许基因改良用于非医疗目的的行为，但不可否认，将来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可能充斥着经过基因手段得到肌肉增强的举重选手、摔跤选手和体操选手。而这种经过基因改良的运动员，是否造成了伦理困境?这个问题在桑德尔看来是必然的。首先这些运动员得不到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承认，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出现违背了公平竞赛规则。但当所有参赛运动员都是经过基因改良之后的，公平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也不能对这个问题加以道德上的批判。虽然公平的问题在一定的假设之后得以解决，但实际本质上的问题在于超乎了人类原有的自然本性，人类此时在自然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人类作为大自然的恩赐，超越自然规律，刻意追求某种目的而对人类身体的基因改造，都是违背自然对生命设定的既有规律。在桑德尔看来，非医疗目的之下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的行为均存在伦理问题，对运动员肌肉增强的基因改良得不到伦理辩护，违背了生命最本质的属性。

当然，不仅是肌肉增强的问题，还包括记忆力增强，身高和性别选择的问题，当基因技术应用于这些领域时也面临着相应的人性挑战。以记忆力增强为例，当前用于医疗领域范围的是对阿尔兹海默病(AD)和小儿痴呆症的治疗，经过相应的基因改良和治疗，这些患者可以减轻因疾病带来的生活和生理上的痛苦，这在桑德尔看来值得赞赏。但他反对的是对非疾病运用，例如通过基因改良可以使得学生在考试前一晚能够熟记考试内容，亦或是商业主管在出发到纽约前的一晚学会熟练使用英语等。在身高提升以及性别选择方面，基因技术也已逐步涉及。美国一些家长使用激素治疗的方法来提升自己小孩的身高，以达到家长们所期望的目的，从而避免他们担心的状况发生。而性别选择问题在全球看来较为普遍，特别是基因检测手段和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使得性别选择的可实施性和广泛性有了提升。这些出于自己目的的基因改良行为实际上是对人性的一种泯灭，是对大自然创造的生命的藐视。

基因技术非医疗领域的应用，在桑德尔看来造成的首要伦理问题是人性的问题，他认为基因技术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命本质的不尊重。生命是大自然的恩赐，还原生命最本质的面貌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而处于非治疗目的的基因改造是对生命的改造，违背自然规律。基因技术的无止境使用只会使得自然界原有的规律变得支离破碎，生命将不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可以人为操控的物品。人类生存的环境充满了异化，当个体生命千篇一律、当现实世界被世俗所淹没，只有批判与反思才能使人类重新领会生命的本质和价值。[4]181-183

然而，桑德尔对于基因技术剥夺人性的论证并非无懈可击。就肌肉的基因增强而言，奥林匹克的格言为“更高、更快、更强”，通过基因改良运动员能够取得更为优异的成绩，将更能凸显奥林匹克的格言，是尊重和提升人性的表现。此外，通过基因技术使得孩子有更好的身体素质，有更高的智商和情商，从而提升个人竞争力和工作效率，也并非因此剥夺人性。不否认基因技术所带来对人性威胁的问题，但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是重中之重。

二、支配与选择——桑德尔的自由思想

自由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而基因技术可能会限制人类的自由。桑德尔指出:“人性可能受到基因改良和基因工程威胁的方面是自由行动的能力，即为自己而做，凭自己的努力去做、觉得自己有责任感———为自己所做的事和自身原本的状态获得赞美或指责。”[1]25基因技术对所塑造的基因改良人性的形象，实际上将人类的自由抛之脑后，对人类自身征服的欲望将会使人类失去最终的自由。

基因技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首先表现为生化运动员的产生，这些生化运动员服用基因药物，使用基因技术进行身体和精神的改良，以获取更为优良的运动表现和成绩。当一个黄种人运动员经过基因改良之后，百米跑成绩达到9秒50以下(世界纪录为9秒58，由黑人创造)，那么我们或许应该为黄种人取得突破而感到高兴。然而，这位运动员的表现无法代表他的成就，如此巨大的突破已经远远超出了黄种人自身的极限，是基因技术或基因药物使得他获取了这样的成绩。由此看出，生化运动员不是一股原动力，他的成就属于他的发明者。[1]26因此，基因技术对人类的侵蚀作用实际上表现为对人类行动的机械式理解，忽略人性的自由和伦理责任。显然，桑德尔并不支持生化运动员的产生，一旦人类的行为陷入机械式的困境，失去了人性的自由，社会发展失去活力，基因技术的主导地位也将更加得以巩固，在处理人与基因技术关系的问题上人类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桑德尔担心的不仅是失去自由的表面现象，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逐渐趋于机械性的人类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想要征服的欲望。桑德尔指出:“更深层次的危险是基因技术展现出了一种普罗米修斯的状况，这种状况表现为对自然的渴望，包括改造人性，以符合我们的需要和满足我们的欲望。”[2]26当人类展现出一种征服人性、并将人性改良以符合部分人需求时，被改良的群体将与自由渐行渐远。

除生化运动员外，基因技术还可能在另一方面显现出对人类自由的侵蚀，这就是父母可以利用基因技术打造自己想要的孩子。威廉·梅所称的“对不速之客的宽大”被桑德尔所赞同，他认为即使在亲子关系方面，基因技术也能对人类的自由产生威胁。桑德尔指出:“将孩子视为上天恩赐的礼物，实际上就需要接受孩子的全部，而不是把孩子作为父母的一件设计品，或是父母意志的产物，亦或是满足父母野心和欲望的工具。”[2]45父母利用基因技术对孩子进行改造与改良，将他们的理念和野心赋予孩子，并指望孩子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子。在将来，孩子在不具备某项天赋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胚胎基因编辑和人体细胞基因植入成为一名舞蹈家、优秀的运动员、科学家等并非不可能，即使孩子本人并不想成为父母想要他们成为的那种人。

桑德尔赞同梅的看法，认为:“父母想制造出完美的孩子，实际上是一种占有的欲望以及对人类地位提升的欲望。父母的这种对孩子的爱与现代科学有相似之处，人类忙着观望、研究和欣赏世界；同时也忙于塑造这个世界，想把世界变得更完美。”[3]230-23诚然，现代的父母对孩子有着更高的期望，会为他们聘请私人教师，安排孩子上培优的课程，但这些后天外在培育在桑德尔看来是被允许甚至是值得敬佩的。令人反思的则是父母利用基因技术给予孩子一种被制造的生活。例如一些孩子并没有多动症(ADHD)，但父母为了孩子能更静下心来学习而使用相关的基因药物，这些药物的使用远离了它们最初被制造的初衷，成为一种获取功利的工具。而父母这种对掌握和改变生命奥秘的欲望，代表了他们急于掌控和统治而焦虑过度的表现。他们的这些观念和优生学近似到令人不安的程度。[1]59

桑德尔担心的是，一旦基因技术能够给父母制造孩子的可能性，那么很可能产生新的优生学，在抛开胚胎是否等同于人且享有道德主体地位的前提之下，人类的自由依然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过去的优生学，不论是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B.Davenport)还是希特勒，他们提倡对于人类基因的改良都是极富野心的活动。当基因以一种自由市场产物出现时，人类或许在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桑德尔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基因技术与人类自由的观点:由于侵犯了自主和平等的自由原则，基因干预用来选择或改良孩子会引起反对。之所以侵犯自主权，是因为基因计划养成的人无法把自己看成“个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5]79。他指出人类感受到自由是因为其不是被安排所产生的，而基因技术能够经过一定的改良产生一个艺术家、运动员和具有超能力的人，这样的状况对人类的自由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由此可见，桑德尔担心人类自由天性的丧失，当科技能够掌控生命起源问题，并能够制造和更改生命起源和发展轨迹时，它实际上从本质上剥夺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由。虽然现实生活中人类的自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多数人无法做出纯粹的自由选择；而新生儿更是无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家庭环境、地域环境和自身的特性。但是技术的改良和发展依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类仅有的“自由”，束缚人类自由的发展和进步。因此，桑德尔并不完全反对基因技术在医疗上的作用，他依然赞同治疗作用的基因技术发展，提醒人们反思的是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对自由的挑战。

三、努力与天赋——桑德尔的公正思想

桑德尔主张:“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恩赐的思想，认为对天赋的敬畏是生命的必然选择，然而基因工程所带来的问题是，它代表了意志对天赋、支配对敬畏、塑造对守望的绝对胜利。”[1]84桑德尔认为在天赋与支配的选择之中，隐含着公正的问题；当天赋不再受到敬畏，而是制造天赋的技术得到敬畏时，人类的公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侵蚀。不论是运动员还是艺术家，在桑德尔看来，促使他们获得崇高成就大部分源于自身的天赋，而并非来源于后天的努力。部分职业网球运动员取得崇高成就源于他们的网球天赋，因为所有职业球员的训练都非常刻苦。而当基因技术消解了这些天赋差别，人们往往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好的成绩，尤其是利用现有的基因技术制造新的天赋差距。运动员获取成绩的高低不再取决于大自然赋予天赋的多少而是使用基因技术程度的大小，显而易见的是基因技术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竞技体育的发展路径，从而扩展社会的发展路径，引发严峻的社会公正问题。

桑德尔谈到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时，担心人类的谦卑、责任与团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社会不公所引发的地位不平等使得人类失去了原有谦卑、责任和团结，尤其是基因技术侵蚀了人类对天赋的敬畏之心，从道德和伦理观中改变谦卑、责任与团结的属性。在敬畏天赋的社会当中，人们处处展现出自己的谦卑，因为天赋的不同并不会被认为是不公正的现象，并不会遭到道德的谴责。假如大家习惯于基因上的自我改进，社会谦卑的基础也会被削弱。对本身的天资和才能不完全是自己功劳的体会，约束我们步入傲慢的倾向。[1]84正是傲慢的偏见和谦卑的懦弱使得社会公正愈发被削弱。在基因革命时代，当天赋成为可被操纵的属性且成为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时，社会不公的问题尤为凸显。当有钱人的孩子拥有180的智商，成为篮球运动员和艺术家的天赋时，穷人的孩子大部分可能都不会拥有，社会发展的核心逐步由富有的人所控制，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发展的命脉掌握在少数傲慢的人群当中，大多数谦卑的人只能充当社会发展的奴隶，历史的发展将会倒退，社会的公正将会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之上。

此外，基因革命推翻了努力和奋斗，侵蚀了人类的责任。桑德尔指出:“我们对自己遗传上的才能支配得越多，为自己具备的才能和表现出来的成绩所背负的重担就越大。”[1]85在今天，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不能以自己的成绩获取足够的奖金维持团队的开支，舆论会批判他的技术、能力以及天赋不足；而在基因革命之下，他会被批评没有足够的付出和努力，因为网球运动天赋可以通过基因改良获取。这个网球运动员就背负了他本不应该背负的责任，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责任的激增以及因而产生的公正问题，在基因革命中随处可见，尤其在基因检测的领域。在基因技术运用临床之前，生出有遗传性疾病的孩子被视为是概率问题，会被批判和责怪。[6]1-14一个以往是由命运决定的领域，如今却成了选择的竞技场。父母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产前基因检测，但是无法逃避基因检测所制造出来的抉择重担，这对于准父母来说是不公平的。当基因工程技术给人类激增的道德负担和责任不断增重时，实际上也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公正问题。桑德尔指出背负更多不必要的责任实际上就是遭遇更多的不公正，基因革命颠覆人类对天赋的敬畏，增添人类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对人类最大的不公正。

当谦卑逐渐消失，责任愈发沉重，人类的团结必然逐步瓦解，社会之间的失衡状况愈发明显，社会公正将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桑德尔认为:“团结与天赋的关联在于天赋是偶然发生的强烈意识，是可以避免精英领导的社会陷入自以为是的假设，实际上是对成功的一种领悟；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值得拥有财富，是因为他们的天赋与美德。”[2]88当天赋被基因革命所支配时，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并不在于上天给予他们的天赋，而是他们掌握和获取基因改良的权限，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等级不公自然成为影响人类团结的首要因素。

桑德尔从谦卑、责任和团结三个角度阐释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的现象和困境，表明他认为基因技术可能存在较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当天赋受支配与基因技术成为必然联系而非概率性事件时，天赋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改变。更为关键的不是天赋的被支配，而是支配天赋的欲望，人们支配他人和自身的欲望、人类掌控生命奥秘的欲望，而当这种欲望一旦演变为现实，桑德尔担心新一轮的优生学可能诞生，社会的公正发展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7]183-185桑德尔的担心显然有些些多虑，新一轮优生学的诞生可能不仅是由基因技术所引发，当下社会资源、医疗和教育资源的不公，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引发生育的不平衡，从而造成事实上的新优生学。基因技术的发展并非造成社会不公的主要矛盾，这些社会公正问题在基因技术未产生及应用前就存在且形成事实。

四、结语

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的提出，其意义在于推动人类发现基因技术高速发展可能或已经带来的伦理问题，并探索如何解决和预防这些问题的产生。诚然，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为当今基因技术发展的伦理辩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但是其并非完善的理论，存在一定的不足与缺陷。首先，就基因技术对人性挑战的论证中，桑德尔强调生命是自然的恩赐。这个观点并非没有漏洞，自然所创造的产物并非都是完美和无瑕疵的，当人类掌控生命起源的奥秘，通过基因技术预防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并治愈重要疾病时，人类的生命质量得到了提升。尊重自然的造物并非无条件的接受，当人类可以改变命运，朝着更美好的生活道路行走，为何要拒绝?其次，关于人的自由权利，桑德尔强调基因技术束缚了未出生孩子和穷人的自由。然而这并不是反对基因技术发展的强有力理由，即使是自然出生的婴儿也没有选择天赋和未来生活路径的权利；另外当前贫富差距所产生的自由缺失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对技术的监管。最后，关于基因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也不足以表明基因技术具有很大的风险，当前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的不公现象较多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基因技术所带来的社会不公与这些问题带来的社会不公并没有本质区别。

基因技术发展到现阶段推动了桑德尔基因伦理思想的产生，也是不断被探索的动力源泉。桑德尔的人性、自由、公正的伦理思想在某种层面上有效推动了基因技术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缓解基因改良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伦理问题。虽然桑德尔在探索基因伦理问题时缺乏足够的广度，也存在一些漏洞，但这并不影响其思想不断吸引更多的学者加入到基因伦理问题探讨的阵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基因伦理和科技伦理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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