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思想”工作坊纪要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稣2019年12月18日

近日，第二届“经史传统与中国思想”工作坊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515室举行，由冯茜博士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校区哲学系、博雅学院、暨南大学的十余位老师与会。

第一场报告中，马永康老师以《大同的“发明”——康有为<礼运注>析论》为题，指出康有为通过“发明”大同来建构孔教，使儒学范导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受挫后悟得“孔子为创教之圣”，提出“敷教之义”的庞大计划，以此重建孔教为无所不包的学说。马永康老师分别从“三世”说与大同说的关系、以四条“公理”和“二禁”为大同社会四条原则、以“相时而推施”为实现大同社会的途径几个方面分析了康有为如何“发明”大同。并指出康有为“发明”的大同在后世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立足于传统融合中西，接纳了大量近代制度、价值和理念；以仁作为价值导向，建构出带有儒学色彩的中国式未来社会，提供了处理儒学与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但也受到一些质疑，如处理儒学与现代性的问题时，强化儒学的制度维度是否必要？如果必要，那需要怎样的制度维度？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深思。

在接下来的评议中，杨青华博士认为《礼运》是儒家重要文本，而康有为是近代思想大家，这个选题非常有意义，论文论述十分精彩，思想和历史并重，值得年青一辈学者学习。杨青华博士接着就文中所涉及的“康有为的“孔教”内涵、“大同思想在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中的地位”、“康有为“仁”的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提问。

黄少微博士认为康有为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从中获得如何从传统资源来回应时代现实问题的启示，并就“范导”一词的含义、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中的君臣关系等问题向马永康老师请教。

刘志荣老师认为《礼运》在近代受到重视的大背景是边缘学科如墨学等的兴起，以及对儒学的重塑。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讲“礼运”则牵扯到对时代的判断，问题是康有为对此是否有错位？

马永康老师对以上问题做了回应，与会学者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讨论。

第二场报告中，毛朝晖以《京师大学堂的课程改革与“学堂经学”形态》为题，主要聚集于京师大学堂的改革过程，通过剖析其课程改革的内在动力与主要争议，探讨经学在晚清的自我更新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学堂经学”形态。其中改革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经学课程的尊卑与存废与否。因为这决定了学制中是以经学还是哲学为体，是“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学堂经学在“中体西用”的理念下确立经学的学术定位，尽管接纳“西学”，却是对“四部之学”和“七科之学”的调和，并特别要求维持经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由此凸显“中体”的意义。

李琪慧博士认为毛老师的报告很精彩，文章非常详实，极具现实意义。就“中体西用”跟宋明理学“体用一源”的关系、“中体西用”的逻辑困境、经学的核心价值等提出问题。

王利博士就文章标题、经学课程争议与洋务派及维新派的关系、学堂经学与“四部之学”及“七科之学”的关系、“学堂经学”的实质内容、“学堂经学”与传统经学及现代经学的关系等提出意见和问题。

马永康老师认为毛老师通过学科设计来展现经学学科转型的过程，非常有启发性，同时也提出他的疑惑，首先，如何理解作为核心概念的经学？其次，晚清的学堂千姿百态，如何从中整理出“学堂经学”的共相？最后，被打散的现代经学是否有实体学科的特质？

毛老师对以上问题分别做了认真的回应。

最后一场报告是刘伟老师的《天帝与祖先：<尚书·金縢>解义》。报告以重提“何炳棣问题”而引子，认为何氏引入天下理念和天子制度，捍卫了王国维关于殷周制度的论述。报告以《尚书·金縢》为主要文本，分析“天子”制度的本质内涵，及其与“王”的差别。刘伟老师指出天子与王在权力的来源、作用空间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如王位可以继承，天子之位只能受之于天；天子广有四海，而王权直辖王畿。刘伟老师认为周公发明天子制度，是中国文明一次伟大的创制，由此而有天下理念，进而才有思想传统中的“生民论”。

在其后的讨论中，袁青老师指出，刘伟老师的研究富有启发性又极有意义。在文献方面，袁老师认为需适当补充出土文献的认识，如清华简第一册《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和《金縢》。并就周公制礼作乐的可靠性、成王对于礼乐的贡献、以德配天与天子制度的确立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他的疑问。

李元骏博士认为对天子和王的区分确实符合周公的形象，但周公的情况比较特殊，在此王可以不是天子，回看成王，则天子能否不是王？周公“摄王”，是否预设还存在另一个王？

冯茜博士提出，报告所涉问题，日本学者已有丰厚的研究，但其问题意识源于日本的天皇制度。中国学者虽也有相关研究，但仅止步于礼制层面，对此背后的问题意识的挖掘仍显欠缺。刘老师的研究为此做了很好示范。不过疑惑的是，汉代以后皇帝和王位很难切分，周公的例子究竟是处境特殊，还是本身的区分？因为关于文王的受命，这种区分似乎表现并不明显。

刘伟老师对以上问题分别进行了回应和解答。

讨论结束，刘志荣老师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本届工作坊三场报告涉及到的论域广且有意义。马永康老师的报告对康有为《礼运注》与大同有所阐发，可以作为中西对照的例子，在西方古典中也有最佳政治的讨论，反过来说明人间政治的局限。康有为的思想还牵扯到进化论思想，而传统是退化论的。将大同视为可能实现的未来理想，也许可以做一个中西比较。毛朝晖老师的报告资料详实，涉及的是传统经学在近代遇到西方的处境时，如何实现自我更新的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在近代经学史上，蔡元培废除经学是一件大事，赞成者以为由此开启现代化，反对者以为破坏传统。近代废除经学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把一个整体的学术给破坏了，本来六经相互配合，以培养人、而且是培养大人为目标。当然经学本身也可能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变动的、多层次的，经学内部有自己的活力，也有可能被重新激发。刘伟老师的报告涉及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对天子和王的区分极具启发意义。“天子”这个概念很复杂，与政和教、政和道也有一致的方面，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非常有创见。有了天子制度之后，人间制度的安排才能够成立，有关这方面的论证可以再进一步加强。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