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见报仇身不死：唐代的“复仇者联盟”

作者：徐俪成

来源：《像唐人一样生活》，徐俪成著，三联书店，2019年8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十月初一日戊戌

          耶稣2019年10月28日

【澎湃新闻编者按】人们对“大唐盛世”的兴趣由来已久，对唐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满好奇。如何解决官员腐败，如何处理私自复仇，如何评价动物保护，如何面对性别差异……唐人虽与我们相隔千年，但他们对其中的许多问题已经进行过细致的思考和探讨。对当代人来说，唐代人的生活与其说是一出奇象迭出的戏剧，不如说是一面洞彻三世的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面貌。本文节选自三联书店2019年8月出版的新书《像唐人一样生活》，作者徐俪成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像唐人一样生活》，徐俪成著，三联书店，2019年8月

儒家复仇观与汉代的复仇者

在武侠、玄幻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段落：主角自幼父母双亡，机缘巧合之下得知自己杀父仇人的消息，于是卧薪尝胆，埋头苦练，学会一身本领，全力投入到报仇事业之中，故事也由此得以推展。我们还会发现，无论小说的背景在什么朝代，故事中很少会有人劝解复仇者：“父亲被杀，首先应该报告官府，让仇人受到法律的惩罚，私自报仇是不对的。”书中人物为亲人报仇的动机，以及杀死仇人的目标，在道义上获得了认可，具有先天的合法性。在一颗充斥着复仇意愿的头脑中，很少有思考法律的空间。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缺乏法制意识，而是因为血亲复仇的观念，早已浸润在古代儒家思想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历朝历代的法律都各有不同，但是不论哪个朝代的人，不管他是否了解本朝法律，都会承认血亲复仇的伦理。我们在小说中经常看到的一句话是“父仇不共戴天”，这并不是一句普通的俗语，而是出自儒家经典。《礼记·曲礼》中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这段话是说，如果父亲被人杀死，那么和仇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就是耻辱的；如果兄弟被人杀死，在街上遇到仇人时，连回家拿兵器都是可耻的，必须直接挺身而上与之搏斗；如果朋友被人杀死，就不能与仇人生活在一个国家。《礼记·檀弓》中记载，子夏询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孔子回答说，如果父母被人杀害，那么子女应该“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即在完成报仇之前，每天都要睡在茅草之上，将兵器枕在头下，随时提醒自己完成复仇大业。

儒家强调血亲复仇的正当性，是因为儒家对天下秩序的严格规定。在儒家的理论中，一个社会要想顺利运行，就要建立和遵从礼的框架。所谓礼，简言之就是所有人都在社会关系中遵循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诸多社会关系之中，又以父子、母子关系最为基本，不管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多么简单，都必须处理父子、母子关系，因此儒家将孝当作伦理的基础，做到了孝，并将之推及其他社会关系中，才能建立起儒家以礼为基础的政治框架，《论语》中“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重视孝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推崇复仇。《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记载齐襄公攻灭纪国，以报自己九世祖齐哀公因为纪国国君的谗言被杀之仇，《公羊传》评价这件事说：“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在国家层面如此，个人层面也一样。《周礼·秋官·朝士》说：“凡报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报仇之前，需要先在朝士处登记，只要登记了，杀死仇人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对父亲的孝又与对君王的忠深度结合，地方举荐官员，考察的最重要品质是孝与廉，正是出于“忠孝合一”的理论。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官方开始大力宣扬孝道，褒奖孝子。为父母复仇的行为，也在奖赏之列。东汉有一个酷吏叫阳球，少年时因母亲被郡吏所辱，纠集数十少年杀死了辱母者全家，结果被举为孝廉；又有一位士人叫韩暨，他的父亲与兄长因为遭人诬告，差点被判死刑，韩暨暗中收买杀手，杀死了诬告者，用他的人头祭奠父亲，最终也被举为孝廉；还有一位叫周党的，少年时父亲曾被人当众羞辱，后来周党去太学学习，了解了“复仇之义”，于是辍学回家，与辱父者交战，虽然最后没打赢，但却立刻声名鹊起，受到各级政府的礼聘。在汉章帝时期，甚至还颁布了一道《轻侮法》，规定杀死侮辱父母的仇人，可以不获死刑。虽然这道法令在下一代汉和帝时就被废除，但也说明了汉代对复仇的极度宽容。

但是，容许随意复仇也会产生很多弊端。比如东汉初期思想家桓谭曾上奏光武帝，说当时的风气崇尚复仇，即使是怯弱之人，遇见父母被侮辱杀害的情况，也会处心积虑杀死仇人，而且复仇时为了斩草除根，常常会杀死仇人整个家族，如果没有杀死对方全家，那么对方的亲人又会反过来复仇，结果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汉和帝时大臣张敏提出，如果《轻侮法》持续施行下去，难免会有地方豪强打着复仇的旗号滥杀无辜，排除异己，反而会使善人遭难，小人得志。这些都是过度崇尚复仇产生的弊端。

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家的臣民可以用复仇的名义随意杀死其他臣民，那么国家的法律与执法机关的权威性就会大大降低，国家对臣民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弱。此外，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承受着亲人被杀的痛苦，如果这些人都去私自复仇，互相残杀，那么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国家可以控制的军队和人口都会受到相当的损害，这对于战乱之后凋敝的国力显然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在天下形势比较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帝王都下达过禁止复仇的命令，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下达诏书说：“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北魏太武帝曾下达诏书说：“民相杀害，牧守依法平决，不听私辄报复，敢有报者，诛及宗族邻伍，相助与同罪。”也就是说，如果因为复仇而杀人，不但复仇者需要偿命，而且复仇者的家族也会被株连，这比一般杀人者受到的惩罚还要严厉得多。这些都反映了后世君主为了扭转汉朝复仇之风所做的努力。

唐代的复仇风气

虽然汉代以后的历代君主都努力想要遏制复仇的风气，但是儒家孝的观念早已渗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中。因此，唐代的官方虽然不鼓励复仇，但在儒士和百姓那里，复仇仍然作为孝的最高表现为人所称颂。王维年轻时写过一首《燕支行》，便将“报仇只是闻尝胆，饮酒不曾妨刮骨”当作男子汉气概的最高表现。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长安城中有位县尉，某日在街上遇见一位妇人，妇人自愿嫁给他为妻。这位妻子一切都好，就是每天一到晚上便会失踪，半夜才回家。丈夫开始时还有疑心，害怕妻子暗中背叛自己，但久而久之，夫妻日渐恩爱，又生下一个男孩，便不再起疑。有一天，县尉的妻子又一次夜中出门，半夜回家时手中拿着一个包裹，打开看时，却是一颗头颅。妻子告诉县尉，自己的父亲曾被人陷害而死，当时自己年纪小，无法报仇，得知仇人来到长安，便也随之而来，每日伺机报仇，今天终于大仇得报，砍下了仇人的头颅。说完后，她又叫来自己的孩子，与之亲热，并且说：“孩子有位杀人的母亲，以后一定会被人轻贱。”说罢忽然将孩子杀死，飘然而去。

这个血淋淋的故事，后来被金庸先生写到了《三十三剑客图》中，金庸对她的评价是：“心狠手辣，实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在唐代儒生那里，这位女子却享尽溢美之词。中唐文人崔蠡写过一篇《义激》表彰她：“妇人求复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杀其子，捐其夫，子不得为恩，夫不得为累。推之于孝斯孝已，推之于义斯义已，孝且义已，孝妇人也。”不但不觉得她的弃夫杀子之举有什么不妥，还觉得这位女子是孝义两全，并且认为“自国初到于今，仅二百年，忠义孝烈妇人女子，其事能使千万岁无以过”。这样的评价，当代人也许无法理解，但在唐人那里确是主流观点。另一篇很有名的唐人传奇《谢小娥传》中，主角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为江贼所杀，谢小娥探知仇人姓名后，伪装成男子，在仇人家中做用人，两年之中做牛做马，任劳任怨，终于获得了仇人的信任，于是趁着仇人和同伙宴饮大醉之际，将仇人杀死，并引领官府将这伙江贼一网打尽。《谢小娥传》中特别提到，谢小娥复仇成功后回到家乡，乡里人不但不因为她杀过人而有所畏惧，反而“里中豪族争求聘”，这也反映了唐人对谢小娥复仇故事背后孝之品格的称赏。

唐代官方也特别重视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释《孝经》，在序中强调“孝者，德之本”，试图恢复以孝治天下的传统。朝廷常常会寻找各地的孝子德行，加以推广和旌表。作为孝的重要体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也是朝廷非常重视的层面。《唐律·贼盗律》规定，如果父母、祖父母被人杀害，子女不能与仇人私自讲和。如果贪图财利，不去告发仇人，就要受到流放两千里的惩罚；就算没有受到仇人的贿赂，知晓有人杀了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三十天以上没有报告官府的，同样也要承担罪责。《旧唐书·裴潾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唐穆宗时有一位叫柏公成的百姓，母亲无辜被公府中的官员曲元衡杀害，柏公成收受了曲元衡的贿赂，没有向官府告发。最后事情败露，曲元衡和柏公成被捕，曲元衡因为父亲官职较高，抵消了一部分杀人罪过，只被杖责六十，流放边地，而收受贿赂的柏公成，则因“利母之死，悖逆天性”，最终被判处死刑，后来虽然天下大赦，柏公成也没有获得赦免。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唐人眼里，不报父母之仇，比杀人的罪过还要严重。

唐代复仇案的处理程序

唐代的法律虽然不允许子女与杀害父母的仇人私自讲和，但也并不允许他们自己杀人报仇。从朝廷的角度讲，如果父母被杀，子女应该做的是报告官府，待官府审理以后将犯人依法处死，明正典刑。这也很容易理解：在朝廷控制力不强的时代，官方在地方的人手与权威都不足够，无法解决每一桩仇怨，只能默许百姓私力救济；到了唐代，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空前强大，地方上的大多重要问题，都可以用朝廷的力量解决，在这个时候，如果依然允许私人复仇，那么朝廷费尽心力编纂刑律，建立司法体系，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唐律中，对报仇杀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容赦，原则上与其他形式的杀人相同，都需要判处死刑。

然而，朝廷的力量虽然强大，毕竟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真的遇见私自杀害仇人的情况，从传统伦理来说值得表扬，从法律条规来看必须严惩，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判决呢？

孝子或孝女杀死仇人之后，通常有两种后续选择：一是像《集异记》中县尉的妻子那样远走高飞，一是自己去有关部门自首。如果在杀人以后远走高飞，自然不涉及判决的问题，但两家恩怨的始末、死者罪有应得的事实，也就无法让世人知晓。因此，大部分复仇者在成功杀死仇家之后都会向有关部门自首，以求将自己的事迹传播给更多人，一来可以让人们了解仇人的罪恶，二来也可以让世间称颂自己的孝行。

唐朝的地方行政，总体上实行“州-县”二级制，启动司法程序需要由下到上，逐级上诉。在复仇杀人之后，如果想跳过州、县直接去皇宫诉冤，那么很可能还没有走到长安就已经被前来捕捉的胥吏擒住，自首也就无从谈起了。所以在唐代的复仇案件中，我们经常看到孝子或孝女杀死仇人之后立刻“诣官自陈”或者“自囚诣官”，这里的“官”主要就是指县官。

唐朝县一级的行政官员由县令、县丞和数名县尉组成，其中县尉负责税收、户籍、仓库、捕盗、案件审理等具体事务。复仇者自首时，首先需要到衙门中，找分管案件审理的县尉说明情况，当然，自己不出面，由乡里长官或者亲友帮忙自首也是可以的。县尉接受案件之后，就要四处寻找证人，收集证据，进行审理，形成一个判决，并写成案卷。不过，县尉在完成判决以后，仅有权限执行杖责以下的惩罚，复仇案一般涉及人命，事关重大，所以之后还要上报到州府复核。

州府中办理各方面具体事务的人叫参军，负责审理案件的叫法曹参军，法曹参军的权限比县尉略高，在审理之后可以执行徒刑以下的惩罚，但死刑和流放之刑，还必须送到中央的尚书省。尚书省负责司法案件的部门是刑部，不过刑部不负责具体审理，只是阅读案卷，对州县审理结果进行基本判断之后，按照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三审。像死刑这样的重大案件必须要经过三审，具体审理交付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进行。大理寺审理之后，如果觉得案情与判决无误，需要将案卷交给中书门下复核，最后以皇帝名义审批，才算最后定谳。在这层层复核的过程中，任何一级司法部门觉得案情有问题，都可以发回下级机构重新审理，这个过程常常能延续好几年。比如《新唐书·孝友传》中记载了一起兄弟复仇杀人案，兄弟俩一起杀死了杀父仇人之后，同时自首，都号称仇人是自己所杀，司法部门为了弄清案情，前后审理了三年之久，终于判断出弟弟是主谋。

到这里，复仇杀人案已经接受了县府、州府、刑部、大理寺、中书门下等多个部门的反复核查，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贞观五年，唐太宗为了避免自己或者有司在一时冲动之下滥杀无辜，下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复奏。”这则诏令后来被编入了令典，规定在京城执行死刑的，在处决前一天要复奏两次，处决的那一天要复奏三次，五次全部批准，才能最终执行；在外地执行死刑的，下达命令第一天复奏一次，第二天复奏两次，三次均得到批准才能执行。如果没有等到批文就擅自执行死刑，执行者要受到流放两千里的严厉惩处。

对于事实清楚、可以明确判断的死刑案件，经过这么一长串上报和复核之后，就算是结束了；但是对于那些判决有争议的案件，则需要启动另一个程序。《旧唐书·刑法志》记载了一条规定：“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对于那些情节或者量刑有疑问的案件，需要由尚书省组织京城的各类官员集中讨论，决定最终的判决方式，并将讨论内容中值得参考的部分记录下来，保存为官方档案，供后世断案参考。唐武宗会昌年间又曾下诏，规定那些“事关礼法，群情有疑”的判决，都需要让尚书省官员与礼法专家参加讨论。在复仇杀人案中，杀人者虽然违反了唐朝的律法，但行为又能在儒家经典中找到依据，符合“事关礼法，群情有疑”的定义，因此常常会进入这个“众议之”的讨论程序。

到了“议”的环节，这起案件就已经成了震动朝廷中央的大事，大理寺的法官、尚书省六部的正副长官、中书省的枢机大臣、门下省的谏官、太学与太常寺的儒家学者等各类中央要员，都会参与到讨论之中。在唐武宗的诏书中还说：“如郎官、御史有能驳难，或据经史故事，议论精当，即擢授迁改以奖之。”如果议论精彩，还能够升官加爵，这就大大激励了所有参与讨论的官员，他们无不殚精竭虑，力争提出精彩的讨论意见，抓住这次升官立名的机会。

从陈子昂到柳宗元：一场跨越百年的辩论

唐代著名文学家中，陈子昂、柳宗元和韩愈都参加过对复仇案件的讨论，他们的讨论意见不但词采斐然，而且引经据典，逻辑严密，体现了很高的经学和文学修养，因此都流传至今。从他们的议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士大夫对礼法关系的理解。

陈子昂和柳宗元的讨论，都集中在同一起复仇案上。在武后时，有一位名叫徐元庆的男子，父亲被县尉赵师韫所杀。事发之后，知法犯法的赵师韫并没有受到追究，仕途反而越来越顺，最后做到了御史，而徐元庆则矢志报仇，隐姓埋名，寻找机会，终于趁赵师韫在旅驿住宿之时将其杀死，之后立刻报官自首。司法部门接手这起案件之后，不敢擅自判断，上交到了武后手中。武后觉得徐元庆谨守孝道，不应处死，于是召集群臣讨论。

此时陈子昂正在门下省担任左拾遗，有资格参加集议。他提出意见说，徐元庆为父报仇，成功后立刻自首，确实可算令人崇敬的“烈士”，但是国家制定刑罚，就应该严格遵守，如果总是破例，就会给坏人制造逃避惩罚的机会，也可能引起无限制的互相仇杀。而且徐元庆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不顾自身的安危，宁可被处死也要为父报仇，如果朝廷赦免徐元庆的罪过，等于剥夺了他舍生取义的机会，反而有损他的美名。因此，应该先依法将徐元庆处决，再由朝廷出面，表彰他的行为。

在陈子昂的认识中，礼和法是互不干涉的两个领域，徐元庆违反了法律，就要接受法律的惩罚，唐律中既然没有规定复仇杀人可以减刑，就不能因为犯罪者的行为符合礼教而随意修改判决，否则法律的权威性就会荡然无存。至于徐元庆的行为中值得称颂的地方，只要放在礼的领域，由朝廷出面旌表即可。这样的认识，与当代法律体系中对法规普遍适用原则的重视是相符合的。

陈子昂的意见，同时照顾到了法和礼，也考虑到复仇者对自身行为的认识以及对后果的预期，确实非常全面，再加上文采斐然，被当时参与讨论的人普遍认可，因此被当作经典案例记录了下来，收入朝廷档案之中。将近一百年之后，有一位年轻人阅读朝廷档案时发现了这条记载，他在仔细阅读比对当年的案卷后发现，陈子昂的说法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没有触及案件的本质，所做的判决有很大的问题。因此，这位年轻人写作了一篇《驳复仇议》，重新讨论了这起一百多年前的案件。这位年轻人就是后世成为古文宗师的柳宗元。

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说，礼法和刑罚，看上去是两个领域，但圣人制定它们，都是用来彰显道德，惩罚过恶，教育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这个层面上看，礼与法本质上是应该在伦理层面“统于一”的。陈子昂的提议，看上去似乎于礼于法都没有违背，但却并没有回答“该不该杀死杀父仇人”这个问题，后世人看到朝廷将一个人处死之后，马上又出来旌表他，只会觉得立场混乱，这违背了圣人订立礼法的初衷。那么究竟该如何判决呢？柳宗元认为，这起案件之所以无法定谳，是因为人们都将目光集中到了复仇杀人案上，忘记了这起案件之前还有一起杀人案，那就是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父亲的案件。

当时赵师韫的身份是一名县尉，按照朝廷的规定，县尉本来就有审判及杖责犯人的权力。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真是因为犯罪被杖责，最后伤重而死，那么他是死于朝廷律法，而不是死于赵师韫，徐元庆找赵师韫复仇，就是蔑视朝廷法律，理应处斩，而且也没有旌表的必要。但如果赵师韫是因为私人原因杀死了徐元庆的父亲，那么按照律法，朝廷是应该捉拿赵师韫问罪的，然而最终赵师韫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仕途亨通，证明律法没有得到执行，这就是朝廷的责任了。当法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时，人们的行为就应该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春秋公羊传》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如果父亲是因为犯罪被杀的话，儿子为他复仇只能引起更多仇恨，永远没有办法实现正义；但如果父亲不是因为犯罪被杀，那么儿子为父报仇就是合理的。在徐元庆的案件中，他因为官府无法为自己主持正义，采用了私力救济的方法，既报了父仇，又尊重法律而自首，可以说是忠义两全了。这样的人既尊重礼，也尊重法，处死他是让世上少了一个义士，表彰他又无法调和礼与法的矛盾，因此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说法实在是“黩刑坏礼”，不应该继续参考。

陈子昂对徐元庆案的关注点，集中在如何调和礼与法的冲突上，对案件本身并没有深入分析，而柳宗元的驳议则详细分析了徐元庆面对的情况，指出他的复仇发生在朝廷无法明正典刑的前提下，实属无奈之举，因此应该释放。这样的分析显然比陈子昂更为具体，也更对具体的复仇者负责。

但是，柳宗元的分析仅针对徐元庆一个人有效，如果以后遇见了其他类型的复仇案，又该怎么办呢？在柳宗元写作《驳复仇议》的二十余年后，他的好朋友韩愈也参与了对复仇问题的讨论。

元和六年，富平县有一位叫梁悦的孝子，在手刃杀父仇人后到县里投案自首，司法机关不知该如何定罪，唐宪宗便发出诏书，命令尚书省官员集体商议。时任尚书省职方员外郎的韩愈应诏写了一篇《复仇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陈子昂和柳宗元相比，韩愈的着眼点更为别出心裁，他认为，之所以唐代对复仇案的判决总会引来争议，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唐律之中没有任何关于复仇杀人如何判决的记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律法制定者的疏忽，而是因为复仇案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犯法被处决，那么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子孙复仇应该以杀人论处；如果一个人是无辜被杀，子孙先报告官府，经过官府的允许后复仇，则应该判他无罪；但如果被杀之人的子女年纪很小，力量很弱，不敢把复仇的事声张出去，只能趁着仇人不注意偷袭，在这种情况下，又需要区别对待。为了照顾这种种不同的状况，唐律的编定者特地省略了处理复仇者的具体条文，就是要让司法人员详细分析具体情况之后，再按照儒家经典的记载做最终定夺。因此，韩愈并没有直接对梁悦的处罚方式提出建议，而是建议皇帝下诏，以后遇见为父复仇的案件，都要经过尚书省集中讨论，才能下最终判决。

乍看之下，韩愈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他的思路却是正确的。任何一起案件都有其特殊之处，如果判案者不仔细研究具体案情，只凭个人好恶或者对礼法的理解随意做出决定，这实在是一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任何一起死刑案件的判决，都关系到一个生命是否能延续，韩愈的建议，实际上是想在尚书省讨论过程中，强制将每一起复仇案件所有情况都梳理清楚，这才不会犯下杀人或者纵容杀人犯的过错。而这样的思想，与今天司法过程中的庭审辩论环节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大部分人的想象中，中国古代是典型的人治或礼治国家，虽然有法律条文，也差不多形同虚设。但了解了唐代复仇杀人案的审判、辩论过程之后，我们会发现，唐人在面对法律条文时，都是带着相当程度的敬意的。虽然复仇杀人符合儒家礼教，但是所有讨论者都在试图在礼和法之间找到协调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要直接修改法律或者无视法律以服从礼的规定。而面对人命关天的死刑案件，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断不惮其烦地分析每一个细节，试图找出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这种对生命的敬重与慎重，到今天依旧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资料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

陈玺：《礼法冲突与程序救济——以唐代复仇集议机制为线索》，《原道》第32辑。

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