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景时期的文人气象

作者：隋丽娟（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十一日己酉

          耶稣2019年9月9日

汉初文景时期，始于汉文帝元年（前179），止于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总计约41年。文景二帝在高祖、惠帝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基础上，继续行黄老无为之术，奠定了西汉国富民强的物质文化基础，揭开了武帝盛世的序幕。历史将这一时代誉为“文景之治”，班固盛赞，“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

高祖统一，百姓得离战争之苦。然而，“马上逆取”政权的君臣们，却不得不面对满目疮痍而人心思定的汉初天下。自春秋战国至以汉代秦，战争与动乱成为此一历史阶段的常态。与此同时，经济崩溃，人口锐减，农业生产几陷难以为继的境地，“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对于经历秦火又回到功能混融、领域不分的汉初社会而言，唯有确立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方可恢复生产、维持统治，施行黄老之治恰逢其时。

黄老是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道家学派，奉黄帝、老子为始祖，在执守道家“自然无为”理论的同时，强调“无为而无不为”。黄老思想是以既定秩序为前提，是退却条件下的进取；在吸纳儒家的仁与礼、法家的法与势的同时，将正统道家从遁世主义转向经世致用，从消极无为转变为积极有为。

高祖、惠帝遵从黄老思想，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扫除烦苛”“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和崇尚节俭等较为宽舒的统治政策，迎来了“汉接秦弊”后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风俗通义校注·正失》）景帝时期，对黄老思想更是推崇备至，“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黄老思想“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哲学，为文景时期的社会带来了轻徭薄赋、节俭缓刑的宽舒政策，也带来了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和兼采百家之长的学术氛围。惠帝废除秦以来的“挟书律”，文帝即位，更是博采众长，任用贾谊、晁错、公孙臣等为朝臣。新王朝的诞生，为走过秦暴政而浴火重生的士人提供实现抱负、施展才能的机会和舞台，汉初社会日渐呈现出宽松而自由的文化氛围和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社会气象，“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史记·太史公自序》）。学术经典的渐次复出、收集、整理与研究，使昌盛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经历秦火后再度繁荣。

陆贾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新语》）；贾谊受荀子、李斯、张苍之学影响，又杂糅儒道，出入百家，在文景盛世的繁荣景象下，不断道出社会的潜在危机；晁错遵从法家，又向伏生学习《尚书》，由此成为太子舍人。而《淮南子》的成书更将这种学术的吸纳与兼容推向了高峰，其学术以黄老道家为基础，兼采儒、法、阴阳、墨等学说而形成新的哲学体系，班固将其归至“杂家”，“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文景时期的学术繁荣与春秋战国的思想争鸣有所不同，汉初的各家各派不断探寻实现王朝长治久安的举措。

文景时期形成了充满博大、包容、进取的文化气息，令经历了暴秦的文人重新唤起了积极进取、治国安邦、立功扬名的强烈愿望。汉初文人在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积极追寻春秋战国士人建功立业的足迹以求不朽。陆贾对时人渴望实现“建大功于天下”“垂大名于万世”的功业，提出了“必先行于纤微之事”的主张，而张良、主父偃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则十分露骨，“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汉书·张陈王周传》）。“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尽显汉初文人期盼乘时立功而耻于贫贱平庸的心态，“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是，汉初文人一切建功立业目标的设定无不与大一统的现实政治紧密相关，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贤良对策》《论守边备塞书》《言兵事疏》等，都在直面社会现实症结，提出治国良策，“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非谓怀道者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新语》）。汉初文人，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兼具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远见卓识，敏锐地洞悉王朝初安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深刻揭示了文景盛世下的社会潜在危机，以深切的忧患意识彰显出个体生命的光彩。“忧患”一词较早出现在《周易》中：“《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系辞下》）而“忧患意识”的出现应早于“忧患”一词，它作为一种普遍、稳定的心态或自觉的理性精神，产生于文明之初。作为文化特征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为道德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自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下的生活态度与精神旨归。

“务为治”，因时事而权变，是汉初文人安邦立国建功立业的途径，儒学由汉初被排拒于政治中心之外到武帝时“独尊儒术”，60余年间与汉初社会政治之间的成功互动，很好地诠释了这一发展特点。

汉初，“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若不是陆贾有据理力争的勇气和辞令本事，不是以汉高祖最为重视的长治久安问题作焦点，不是因时制宜地吸纳黄老之学来阐释儒家的治国理论，是无法动摇汉高祖对儒家的侮慢态度的。汉高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认知，确定了西汉一代的文化学术走向。正如王利器所言，“陆生启沃之功，诚有大造于汉也”（《新语校注·前言》）。高祖时以帝王之命的形式而肇始的历史总结，几乎为西汉学术发展划定了主体路径，直至司马迁的史学工作，仍然不离此定位和导向。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当是武帝时学者对汉初政治需要的史学回响。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这是叔孙通谙悉儒学后的卓见。叔孙通为高祖制定朝仪，建立礼仪制度，朝廷秩序由混乱一变而井然有序。由此，高祖命叔孙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这不仅是对叔孙通个人的赏识，也是通过叔孙通表达对儒生和儒术的认同，司马迁称叔孙通为“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自汉初起，如何对待法家、纵横家、黄老、儒家等流派的思想，就是汉初帝王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从高祖“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新语》），排斥汉儒观念，到文帝颇征文学之士，再到景帝时，虽不任儒者，却在辕固生与黄生“汤武革命”的论争中暗助辕固生，汉儒社会地位的改变，是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学术包容为前提的，是文人一直致力于解决汉初社会现实问题而努力的结果。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弟子考试合格可以为官入仕，“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汉初文人完成了由士到士大夫的转变。对汉初的文人而言，这一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一年。从这一诏令开始，代表文人主体的儒生作为一个群体，不断在政治上传达着他们的强音，在历史上持续地留下深痕。学术风气也因儒学对主体地位和政治话语的把握，而表现出儒家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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