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

——以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为例

作者：王琦  朱汉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初六日甲辰

          耶稣2019年9月4日

提要：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其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表述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是书生之学，故而采取了传统章句体，通过章句训诂引导学者，进而阐发义理，思想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是帝王之学，故而采用了新兴讲义体，虽然也讲训诂，但是特别重视义理阐发，以鲜明的观点、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宋代帝王之学的兴起，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的学术转型，是经学由汉学向宋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朱熹、大学章句、经筵讲义、帝王之学、义理

随着宋代经筵制度的确立，经筵成为儒学切入政治的重要平台。如何利用经典诠释的权威性，以儒家经义影响帝王，成就君德帝业，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课题。[1](P.147)由此因缘，帝王之学应运而生，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2]宋儒纷纷立足于书生之学与帝王之学的不同，来界定帝学的特征。①如吕公著说：“人君之学，当观自古圣贤之君，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国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诸生治章句、解训诂而已。”[3](P.74)姚勉曰：“臣闻帝王之学与经生、学士不同。训诂章句，经生、学士之学也；修齐治平，帝王之学也”。②二者比较而言，书生之学以“章句训诂”为特点,而帝王之学重在“修齐治平”的经世事业。

与此同时，宋代经学也开始了从“惟知章句训诂”到“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的转变。[4](P.3640)那么，帝王之学的兴起与经学形态的这种转型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南宋大儒朱熹创作的《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③因其教育对象分别是普通读书人与帝王，刚好为我们研究这个关系提供了可资对比的资料。虽然它们都是对《大学》的重新诠释，但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表述等方面存在差异，蕴藏着经学从“汉学”到“宋学”转型的重要讯息。

一、诠释目的：“德”与“治”的选择

《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因教育对象不同，其所体现的诠释目的就不一样。关于《大学》题旨，《大学章句》解曰：

大，旧音泰，今读如字。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5](P.4)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从引导学者立“德”的角度立论，强调《大学》是“孔氏之遗书”与“初学入德之门”，凡想学有所成、德有所立者，须从《大学》而入，掌握为学次第。其教育对象是“学者”，诠释目的在于引导天下读书人“学”以立“德”，成为圣人君子，有补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5](P.3)，为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稳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经筵讲义》则是为朱熹为宋宁宗经筵讲学而作，他将《大学》的题旨解为：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记皆大人之学，故以大学名之。[6](P.691)

这里的“大人”不仅是与“小人”相对的年龄层次的“大人”，更是指位居天下九五至尊之位的帝王。其进讲的目的是要让帝王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成就尧舜圣王的德业事功。其关注的重点不仅是“学”与“德”的关系，更是“道”与“治”的运用。因此，为激发帝王学习《大学》的积极性，朱熹紧扣解题，又用“臣又尝窃谓”的按语另起一段，以天理论与人性论，就“学”与个体修身治国的关系展开了理论阐述，希望有补于治道。他从人皆有天赋仁义礼智之性出发，肯定了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可能性；同时又以人皆不可避免具有的气质之偏与物欲之弊，而导致本性迷失与社会秩序破坏，论证了“学”以复性尽伦的必要性。此外，他还通过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指出后世“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的原因在于“此学不讲之故也”，凸显“学”与“治”的关系，阐发了凡“欲修己治人而及于天下国家者”不可“舍是而他求”。所以朱熹以“此篇进讲”，“惟圣明之留意焉”，[6](P.691-692)力图达致“箴规之效”[7](P.12760)，成圣德益治道。

《大学章句》是针对书生而作，诠释目的在于引导学者“学”以立“德”，《经筵讲义》是为帝王而发，诠释目的是以儒家之道提升帝王心性修养与治国能力，成就尧舜之“治”。两者的差异，体现了书生之学与帝王之学两种不同的学问体系对经典诠释产生的影响。

二、诠释体例：从“章句”到“讲义”

宋人认为，帝王之学有其特殊的重点，必须突破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束缚：“人主之学与经生学士异，执经入侍者，必有发明正理，开启上心，然后可以无愧所学。训诂云乎哉？抑诵说云乎哉？”④为此，朱熹入侍经筵时并没有采用《大学章句》那种传统的“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8]（P.661）的章句体，而是重新创作《经筵讲义》，采取了宋代兴起的以义理阐发为主的新经学体例——讲义体。⑤

从篇章结构上而言，二书均将《大学》分为“经一章”与“传十章”，并将经文分为上下节（章），每章有章旨，每句之下有字词训诂、句意串讲，两者诠释顺序大体相同。但与《大学章句》不同的是，《经筵讲义》在基本的字词训诂、句意章旨注疏之后，朱熹均用“臣窃谓”“臣又尝窃谓”“臣谨按”“臣又谨按”等按语，另起一段，出以己意，阐发义理，字数从一百多字到上千字不等，形式自由灵活。

以义理阐发字数最少的一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为例。两者对句义章节的注解完全一样：“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莫终所后。此结上文两节之意。”但是《经筵讲义》进一步展开了义理阐发：

臣窃谓，明徳、新民，两物而内外相对，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终始。诚知先其本而后其末，先其始而后其终也，则其进为有序而至于道也不远矣。盖欲治人者不可不先于治己，欲体道者不可不先于知道。此则天下国家之达道通义，而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审。是以臣愚窃愿陛下深留圣意，伏乞睿照。[6](P.696)

《经筵讲义》深入阐发了为何明德、新民、知止、能得称之为本末、终始的原因，强调四者之间至于“道”的先后秩序，并联系实际，指出人君修身治国的重点，体现了朱熹力图通过经典诠释，引导帝王成君德出治道的意图。

在《经筵讲义》中，朱熹用“臣又尝窃谓”等按语另起一段，对《大学》题旨进行义理阐发有535字。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的阐发为1005字。据笔者统计与对比，以同样的方式，对其它经、传文，进行义理发挥，总体字数均多于《大学章句》的释义。这些以按语的形式出以己意，进行义理阐发，既是《经筵讲义》最大的特点，也是其与《大学章句》在体例上最根本的区别。

《经筵讲义》是朱熹专为教育宋宁宗而作，属于帝王之学的范畴。为实现以学术影响帝王及政治的目的，朱熹突破了原本为普通读书人而作的《大学章句》体例形式，采用了当时流行的以讲说义理为主的讲义体与之相适应。这也是朱熹在入侍经筵之际，虽其《大学章句》的思想早已成熟并定型，却重新创作《经筵讲义》进呈的根本原因。

三、诠释方式：从“简约”到“透彻”

朱熹说：“大抵解经固要简约。若告人主，须有反复开导推说处，使人主自警省。盖人主不比学者，可以令他去思量。”[9](P.2576)指出了教育帝王与学者应采取不同的诠释方式。学者崇尚独立思考，《大学章句》的方法适合他们：“必先释字义,次释文义,然后推本而索言之。[10](P.1352)经典诠释提纲挈领，点到即指，以引导学者“熟读详味，久当见之”[5](P.5)。对于日理万机的天子，则不可像普通书生那样“令他去思量”，而是要“反复开导推说”，阐明蕴含在经典中的修齐治平之道，感格君心，达致实效。因而《经筵讲义》以充分的义理解说为主，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打动君主，启沃君心。

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诠释为例，可对比《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的区别所在。如《大学章句》曰：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眛，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徳，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徳、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5](P.45)

《经筵讲义》则诠释为：

臣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徳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也。亲，程氏以为字当作“新”，是也。其义则去其旧而新之云尔。言既能自明其明徳，又当推以及人，使人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徳、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臣窃谓天道流行，发育万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为此身者，则又不能无所资乎阴阳五行之气。而气之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浊，有纯有驳。以生之类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欲明徳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6](P.692-695)

《大学章句》对“大学”“明”“明德”“亲”“止”“至善”等字义词义进行了注解，并在解“明”与“明德”时，运用“理”“气”等概念进行了义理阐发，既汲取了汉儒以章句训诂释经的方式，又结合时代需要，对其进行了哲学上的发挥，简明扼要地阐发了“大学之纲领”，具有提纲挈领，言简意赅，隽永深刻的特点，为历代学者所称道。

《经筵讲义》对其注释与概括和《大学章句》基本类似。但重点在“臣窃谓”之后的文句，紧扣“明德”“明明德”“新民”“至善”，围绕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思路，运用理学理论，深入地进行论证说理与义理阐发。

什么是“明德”呢？为何需明明德？朱熹首先从人物之生与人禽之别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认为天地之间无非一理流行，所谓“明德“即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的天理之本然。[6](P.692)它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又为人人学为尧舜参赞化育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人又有气之偏、正、通、塞、清、浊、纯、驳不同，存在圣、贤、愚、不肖之分，容易在外物诱导与耳目声色之欲的影响下，明德“日益昏昧”，从而了论证圣人施教，使人“复得其本然之明”而“明明徳”的必要性[6](P.693-694)。帝王也不例外，仍需依循天理、学以明德修身。

那么如何由“明明德”而新民并臻于至善呢？除了“自明”其明德外，还需“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6](P.694)。从明明德、新民到止于至善的过程，实质就是学为圣人并成为圣王的过程。朱熹通过理论论证，确立了“天理”的最高本体与价值地位，将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都纳入天理所规范的范围之中，为帝王学为尧舜及理想社会秩序的重构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依据。其义理阐发不为字词训诂所限，观点鲜明，说理透彻，论证充分，逻辑严密，作者的思想观点与价值理念在诠释中一览无余。

然而，朱熹对经典要旨的这种深入阐发与理论论证，并不是纯粹地出于学术的兴趣，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说服劝诫皇帝，按照理学的规范修身，成就君德帝业。为此，他总是在《经筵讲义》中，联系帝王立身处世、治国理政的实际，劝诫帝王“深加省察，实用功夫”[6](P.712)“不可但崇空言，以应故事”等[6](P.710)。朱熹经筵进讲《大学》总计七次，而其引申经典大义的劝诫之言就达六次之多。可见其力图通过儒家经典义理诠释，引导帝王修身立德成就治道，塑造尧舜圣王之君的拳拳之心。

可见，《大学章句》虽也讲义理，但重在章句训诂，其义理阐发简明扼要，提纲挈领，需涵咏体会而后得之。《经筵讲义》虽不废训诂，但其重点在深入挖掘经典背后的义理奥蕴，其义理阐发透彻、观点鲜明、论证充分，具有说服力。两者各有优长，适应了不同教育对象之需要。

四、语言风格：“典雅”与“通达”

《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一个是阅读文本，一个是“代口授耳”⑥的讲稿，因而其语言表述风格不同。纵观之，两者字词训诂注释完全一致的，经文中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等文本；传文中有“‘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等章节，其余经、传文之注疏则有细微不同。但正是在这种“小异”中，体现了章句与讲义在语言表述与风格上的差异。以传之首章为例：

《大学章句》康诰曰：“克明徳”。康诰，周书。克，能也。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大,读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諟，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徳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徳”。峻，书作俊。○帝典，尧典，虞书。峻，大也。皆自明也。结所引书，皆言自明巳徳之意。[5](P.5-6)

《经筵讲义》康诰曰：“克明徳。”臣熹曰：克，能也，又有胜义。言文王能明其明徳也。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臣熹曰：顾，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徳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徳，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帝典曰：“克明峻徳”。臣熹曰：峻，书作“俊”，大也。大徳，即明徳也，言尧能明其大徳也。皆自明也。臣熹曰：结所引书以释“明明徳”之意，皆谓自明已之明徳也。[6](P.699-700)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的三处不同之处：

一是对经典引言的处理方式不同。《大学章句》对的经典引言注明了典籍来源与出处，便于学者进查找比对，可谓言必有出处，典雅规范；而《经筵讲义》则从便于言语讲说方便与行文流畅角度，予以略去，以便更好地启沃君心。

二是字词的诠释倾向有别。如对“顾諟天之明命”疏解，《大学章句》注为“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徳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朱熹将天之明命所予对象释之为“我”，以此警醒作为读书人的“我”所应承担的天赋使命，以及发扬本有之明德的主观能动性。而《经筵讲义》则将其解为“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徳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徳，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将“天之明命”界定为“人之明德”，并从引导帝王的角度出发，将个体之“我”改解成“先王”，用“先王”的典范激励后世帝王。另在对“克明峻德”的注释中，《大学章句》解“峻，书作俊。”又解“峻，大也”，之后再不下任何注解。而《经筵讲义》除此之外，更是将“峻德”通俗易懂地解释为“即明徳也，言尧能明其大徳也”。鼓励后世帝王以尧为法，通过明明德的努力，成就圣德帝业。虽然只是个别字词注释的改变，但其语言更为明白晓畅，针对性更强，形象也更为可感。

三．行文风格有异。在《大学章句》中的对字词采取或释音、或释义、或考辨，或几者兼而有之的方式。如在“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的注释中，朱熹依次对“大”的读音、“諟”为通假字、《大甲》的出处、“顾”字字义、“諟”字字义、“天之明命”句义等进行了疏解。而在《经筵讲义》中，仅对“顾”字的字义、“諟”通为“是”字进行了简单的注释后，便直接进入了对“顾諟天之明命”的义理阐发。相较而言，《大学章句》的字词解释相对详细，便于考究，语言典雅稳健，具有书面化的特点；《经筵讲义》则仅根据说理的需要，择其要而释之，语言流畅通达。此外，在《大学章句》中，对“諟”字的辨正与字义揭示分在了两处，分别解为“諟，古是字”，又曰：“諟，犹此也，或曰审也。”语意不连贯，行文有拘谨之嫌。而在《经筵讲义》中则注为“諟，古‘是’字，通用”,择要而解，以确保句意贯通，行文流畅，通俗易晓，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对其它章节的“亲”“缗”“菉”“喧”“諠”等字，朱熹《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方式。

《大学章句》是适合阅读的文本，语言典雅规范，强调言必有出处。而《经筵讲义》则为适合讲说的文本，语言通俗畅达。两者的不同风格，乃是作者依据为学对象与目的不同而慎思明辨的结果。

结语

经筵讲义是适应帝王为学求“治”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以义理解经为特点的新经学体例。[11]朱熹的《经筵讲义》即是这种时代风气与学术旨趣的产物。虽然其《大学章句》与《经筵讲义》均是对《大学》的经典诠释之作，但因教育对象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语言表述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章句》虽言义理，但更重训诂，采取了传统章句体引导学者学以立德，义理阐发简明扼要，语言典雅规范；《经筵讲义》虽也讲训诂，但更重义理阐发，采用了新兴讲义体，以鲜明的观点、严密的论证，通达的语言感格君心。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帝王之学的兴起对中国经典诠释形态从章句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由汉学而入宋学的重要影响。这种转变的推动力就在于宋代经筵制度的定型，为儒家士大夫利用经典诠释的优先权，影响帝王德性修养与政治实践提供了有效平台，[1](P.109)从而促使宋学“一道德”“佐治道”的特色得以确立。[1](P.145)可以说，采取何种经学体例与形式，建构与诠释“帝王之学”，既是经筵讲学的关键所在，又是宋代经学演变的重要因素。

由于讲义体具有阐发义理、论点鲜明、形式灵活，语言通达等特点，很好地适应了帝王之学的目标与追求，因而从宋神宗元丰间，陆佃在经筵“始进讲义”开始，[12](P.201)吕公著、周必大、张栻、杨时、陈傅良等名臣硕儒纷纷创作经筵讲义，力图以学术影响政治，致君尧舜。同时由于宋代经筵官“多为学界指标性人物，转任、落职或致仕后仍旧影响当时学术的发展”，[13](P.72)因而讲义体广泛地流行于官学与书院等各类学校教育之中，成为宋代士大夫诠释经典义理，传播学术思想与儒学精神的重要载体，促进了理学兴盛与儒家价值理念的迅速普及，所以土田健次郎将帝王之学的兴起视为“道学”在宋代社会扎根的重要原因，[14](P.11-12)指出了宋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所在，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此外，朱熹通过对《经筵讲义》与《大学章句》的诠释，为后世树立了一种训诂与义理兼备，汉学与宋学兼采的经典诠释范例，既避免了“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义”的汉学之弊[4](P.3640)，又避免了后世“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咨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12](P.201)不问章句训诂，脱离经文原意而导致的空疏浅薄的宋学之弊。这也是朱熹的著作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流传久远，并成其为一代大儒，影响中国社会几百年的原因之所在。这对我们今天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博采众长，诠释传统，开陈出新，提升文化自信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注释：

①宋代学者关于帝王之学与书生之学的不同的论述，夏福英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附录B“帝王之学与书生之学异同之辨”中已有详细收集，本文不再赘言。具体可参看其学位论文《“帝王之学”视域下之<大学衍义>研究》，长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5年。

②(宋)姚勉：《雪坡集·庚申轮对》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朱熹第一次序定《大学章句》是在淳熙四年（1177），第二次序定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其后陆续修改多次，但其主体内容已基本确定。《经筵讲义》是绍熙五年（1194），朱熹担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进讲《大学》而作。

④（宋）徐鹿卿：《清正存稿·辛酉进讲》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讲义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经学体例，体现了宋儒以义理解经的学术旨趣。见朱汉民，洪银香：《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4期。

⑥（宋）袁甫：《蒙斋集·题夏判官讲义后》卷1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考文献:

[1]姜鹏.北宋经筵与宋学的兴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姜广辉，夏福英.宋以后儒学发展的另一走向——试论“帝王之学”的形成与发展[J]．哲学研究,2014(8).

[3](宋)范祖禹.帝学校释[M]．陈晔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宋)朱熹.中庸集解序[A]//朱子全书(第24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5](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宋)朱熹.经筵讲义[A]//朱子全书(第20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7](元)脱脱等.宋史(卷42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梁)刘勰.文心雕龙解说(卷7)[M]．祖保泉解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9](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1)[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986.

[10](宋)朱熹.答敬夫孟子说疑义[A]//朱子全书(第21册)[M]．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11]朱汉民，洪银香.宋儒的义理解经与书院讲义[J].中国哲学史,2014(4).

[12]（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经说(卷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3]吴国武.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14][日]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16BZX05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琦，女，湖南邵阳人，长沙理工大学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家哲学、经筵讲义等研究,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期刊与报纸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2部，国家社科基金《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项目主持人，参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通志》，负责宋元纪年卷撰写。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岳麓学者领军教授；屈子书院院长。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湖南省文史馆馆员等。任岳麓书院院长20多年，推动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清史》学术工程项目等十多项。出版《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儒学的多维视域》等著作二十多种。获评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徐特立教育奖。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