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奠制度与孔子崇拜

作者：陈东

来源：《新礼乐》第一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七日丁卯

          耶稣2019年7月29日

“释奠”一词原出自《礼记》，是指在学宫中举行的祭祀“先圣先师”或“先老”的一种仪式。魏晋时期太子每通一经之后的祭祀，以及太学开学时的祭祀对象开始集中转向儒家先圣先贤。唐宋时期州县学宫都开始建有孔庙，于是“释奠”祭孔与孔子庙祭合二为一。明清时期，“释奠”(或称“释菜”)几乎成了祭孔的专有名词。仲春、仲秋丁日一般是各类学宫开学祭孔的日子，规模较大，此时的“释奠”又称“丁祭”。

大约从唐代开始，释奠之仪开始远播海外，至今在朝鲜、日本、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孔庙和学堂，仍然可以看到释奠祭孔的影子。在中国，随着振兴儒学呼声的不断高涨，传统的释奠礼仪也大有死灰复燃之势。2005年9月28日孔诞日，以曲阜为中心举行的全球祭孔活动，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响应。现代的孔子公祭虽然还只是地方性行为，但已经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释奠在中国已经举行了近2000多年。古人释奠孔子的意图何在？释奠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现代的祭孔与传统的释奠究竟有多少关系？在解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些释奠的历史。

一、儒家经典中所见释奠礼仪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释奠”一词的来源。

“释奠”一词最早见于《礼记》，集中在《王制篇》和《文王世子篇》。此外，《礼记》《周礼》《仪礼》中还有“释菜”“释采”“舍采”“舍奠”等类似的记载。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认为“释”与“舍”、“采”与“菜”通假，“舍奠”即“释奠”，“舍采”即“释菜”。“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己，无迎尸以下之事。”释菜之礼则较释奠轻，只是以芹藻之属供先师。孔颖达《礼记正义》认为“释菜”有时与“释奠”同义。此后，“释菜”几乎成了“释奠”的代名词。有的朝代甚至规定中央大型祭孔典礼称“释奠”，地方或私人小型简易祭孔仪式称“释菜”。

其实，《礼记》(《学记篇》《月令篇》《丧大记篇》)《仪礼》(《士丧礼篇》)《周礼》(《春官宗伯篇》)中关于“释菜”“舍采”“释采”的记载，都与祭祀前舞蹈和入吊前礼节有关。清代学者曾指出“释菜”其实是“释彩”，即在行礼仪之前更换素服之意。《周礼》(《春官宗伯篇》)《礼记》(《檀弓下篇》《曾子问》《祭统》)中关于“舍奠”的记载，主要行于山川或宗庙，与释奠主要行于学宫有明显的不同。

《礼记》中所描述的释奠礼仪大概是两周或更早以前的事。释奠的对象是“先圣先师”或“先老”。“先圣”是指各种礼仪制度、工艺技能的发明或首创者；“先师”是指传经受业者，“先老”则是仍然在世的先师或先辈。两汉时，释奠之礼已经散佚不传，号称博学的郑玄在注释释奠时也是错误百出。如注“凡释奠者，必有合也”谓“国无先圣、先师，则所释奠者，当与邻国合。”注“有国故则否”谓“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鲁有孔子，则各自奠之，不合”等，明显错误，已经受到朱熹的批评[1]。郑玄认为释奠祭祀的“先圣”是指“周公若孔子”,“先师”是指“若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恐怕这也只是经生的想像，史实难以确定。

至于举行释奠的时间，据孔颖达总结，“凡释奠有六：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师还释奠於学，六也。”[2]马端临总结说“学之释奠则有常时者，有非时者。《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於先圣、先师，秋冬亦如之。’郑氏曰：‘不言夏，夏从春可知。’此常时之释奠也。凡始立学，天子视学，出征反，以讯馘告，必释奠焉，此非时之释奠也。”[3]释奠之礼，有牲币，有合乐歌舞，有献酬。举办者为“有司”或“春官”，即官方祭祀。场所限定在“学”。

以上就是儒家经典中关于释奠的记载。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释奠是一种与教育或学宫有关的祭祀活动，与孔子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二、两汉及南北朝时期释奠制度的确立

两汉时期有一些祭孔活动，但没有“释奠”的记载。如套用学宫祭先师的概念，有些祭孔活动或者正是释奠的遗传。汉景、武帝时期，文翁任蜀都太守，修学宫，作石室，刻孔子座像[4]。既然有孔子像，自然也就会有一定的祭祀仪式。因蜀郡偏远，可能规模不大。汉明帝永平二年(59)，养三老五更于辟雍，郡县行乡饮酒礼。冬十月令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汉灵帝光和元年(179年)，因蔡邕的建议，置学鸿都门，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于内[5]。

需要指出的是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孔子的地位并没有明显上升。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封殷后孔世吉子孔何齐为殷绍嘉侯。光武帝建武五年(29)，封殷后孔安为殷绍嘉公，周后姬常为周承休公。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9)，改封姬常为卫公，孔安为宋公，为汉宾，在三公上。此时，孔子子孙的受封，不是因为孔子，而是因为他们殷人之后。汉代封殷人之后是为了保持“存灭国，继绝世”或存三统的传统。

东汉初期，“仲尼之庙不出阙里，孔氏子孙不免编户[6]”。东汉末年，孔子的地位也没有多少上升的征兆。汉桓帝元嘉二年(152)，鲁相乙瑛请置孔子庙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庙，春秋享礼，出王家钱，给犬酒直，制曰可。”时隔不久，汉灵帝建宁二年(169)，鲁相史晨请祀孔子依社稷，王家出谷，春秋行礼，以供祭祀。说明孔庙之祀依然不是国之常祀。

魏晋时期，释奠一名再次出现。《晋书》卷十九载：“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汉世虽立学，斯礼无闻。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魏晋时期的释奠多是在幼年皇帝或太子学习完一经之后举行。前期多是由太常或中央官吏代理，后来也有亲自祭祀的。祭祀对象为孔子与颜回。场所多在辟雍或太学(或临时以中堂代)。魏晋时期太子释奠已经有相当的规模，留下不少赞美释奠的诗篇。但更受重视的似乎还是皇帝的视学礼。视学礼中也举行释奠，是不定期举行，同时还举行乡饮酒礼，皇帝亲临，祭祀对象为先圣周公、先师孔子，牲用太牢。咸康三年（337)晋荆豫州刺史庾亮释奠孔子。说明地方也偶尔会举行祭孔典礼。

南北朝时期，南朝基本延续了魏晋制度，天子视学、太子通经都要举行释奠。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太子释奠礼采用晋时故事,“官有其仪注”，即正式作为一种典礼制度予以颁行。释奠礼仪采用了裴松之的建议:舞六佾，设轩悬之乐。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毕，皇帝临学，举行盛大宴会，太子以下悉豫。

《南齐书》卷九载：南齐武帝永明三年(485)，“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旧事，学生到，先释奠先圣先师，礼又有释菜，未详今当行何礼？用何乐及礼器？’尚书令王俭议：‘《周礼》：春入学，舍菜合舞。《记》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学，必祭先圣先师。中朝以来，释菜礼废，今之所行，释奠而已。金石俎豆，皆无明文。方之七庙则轻，比之五礼则重。陆纳、车胤谓宣尼庙宜依亭侯之爵；范宁欲依周公之庙，用王者仪；范宣谓当其为师则不臣之，释奠日，备帝王礼乐。此则车、陆失于过轻，二范伤于太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设礼乐，则肆赏于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师，则所况非备。寻其此说，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师资，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学，裴松之议应舞六佾，以郊乐未具，故权奏登歌。今金石已备，宜设轩县之乐，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讲《孝经》，亲临释奠，车驾幸听。”

在王俭的建议下，南齐释奠礼基本上延用了南宋故事。梁天监八年(509)又对太子释奠礼的衣着、升降阼阶的细节有所议论。陈时，太子释奠制度得以完善。太子每通一经，必行释奠。释奠之后多举行宴会，赏赐众臣。众臣则乘兴赋诗。

北朝受郑玄解释影响较大，多称“释菜”，天子视学释奠礼多亲自举行。北齐时制度最为严密。“北齐将讲於天子。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宣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经及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朔，制：祭酒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阶下，拜孔圣，揖颜回。日出行事。郡学则于於坊内立孔、颜庙，博士以下亦每月朝。[7]”

至此，经过东汉经师尤其是郑玄的倡导，经过若干朝代的实践，天子视学释奠、太子通经释奠、立学释奠、春秋二仲释奠、学宫月朔行礼等几种常见的释奠制度基本完备。隋时大体延用了北朝制度。

三、唐、宋、元时期释奠制度的进一步充实

唐代，释奠制度得到更加完善和充实。首先是完备了国学及州县学释奠制度。唐武德二年(619)，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国子学每岁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县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每年行乡饮酒礼。

其次是确定和增加了释奠所祭祀的神主。唐初曾经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先师。唐贞观二年(628)改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期间有争议和反复。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由面西坐，改为面南。增亚圣颜子为兖公，其他十哲为侯。又赠曾参、颛孙师等六十七人皆为伯。至此十哲、二十二贤、七十子等名号开始出现，圣、哲、先贤、先儒等神主级别也基本确立。

其三，唐代释奠多有讲论的内容。初期的讲论多是汇集佛、儒、道三家相互争论，学术气氛浓厚。唐武德七年(624)春二月丁巳[8]，唐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乃罢。时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唐贞观十四年(640)二月丁丑，唐太宗幸国子学，亲观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唐太宗问孔颖达∶“夫子门人曾、闵具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对曰：“曾孝而全，独为曾能达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曾晳使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晳怒援大杖以击其背手。仆地绝而复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纳。’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母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之乃不得。小箠则受，大杖则走。今参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其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迥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也。[9]”

唐后期，这种惯例得以保存，但已经没有了初唐时的气魄。如唐乾符三年(876)，释奠礼毕，仍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刘子振讲《礼记》，陆鸾讲《周易》，所讲内容已经全部是儒家经典[10]。

其四，释奠制度在唐时开始传播到海外。唐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国使请诣国学观释奠讲论。同年，王义方为儋州吉安丞，忧蛮夷难以驯服，召首领集生徒亲自讲经，行释奠礼，以资教化。这可以看作是释奠之制传播到东南诸国之始。据《续日本纪》记载，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二月四日丁巳，释奠于大学寮。这是日本最早的关于释奠的记录。《三代实录》载：日本清和天皇贞观二年(860)重新修订了新的释奠式，颁之七道诸国。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唐代释奠是中祀，始终没能升格为大祀。此外，唐代释奠不仅用于祭祀文宣王孔子，同时还用于祭祀武成王姜太公。唐开元十九年(731)，置先师太公庙，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用张良配享，牲用太牢，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其时释奠孔子仅用六佾，释奠太公的使用八佾，祭祀规格高于孔子。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大理正路阮奏称：“窃见春秋释奠于文宣王，而武成王庙久旷时祭，请复常祀。”由此来看，武成王庙的香火似乎并不比文宣王庙的旺盛。

960年，宋太祖建国伊始便诏增修先圣及亚圣(颜回)、十哲塑像，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皆画像于东西廊之板壁。太祖亲撰先圣及亚圣赞，并命文臣为从祀贤哲先儒作赞。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贡举人谒先圣、先师，命官行释奠之礼，皆如旧典。礼用永安之乐。宋《开宝通礼》提升了州县释奠的规格，规定：诸州释奠，并刺史致斋三日，从祭之官斋于公馆。祭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

宋时，释奠规模略有加大。在唐追封孔子为“文宣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封为“玄圣文宣王”(后因避讳改称“至圣文宣王”)，十哲为“公”，七十二贤为“侯”。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诏名“文宣王殿”曰“大成殿”。南宋绍兴十年(1140)七月甲子，诏京师以释奠文宣王为大祀。祀前受誓戒，加笾豆十二，如社稷。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仍定文宣王为中祀。

宋时，释奠祭祀神主也有所调整。唐以前配享孔子的只有颜回一人。宋代开始理学影响凸现，孟子、子思地位开始上升。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封孟轲邹国公，与颜子一起配享。宋徽宗初年，封孔伋为沂水侯，从祀于左邱明等二十四贤之间。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诏升子思于十哲。咸淳三年(1267)，升曾子、子思同颜子、孟子并配享，升颛孙师为十哲，伯鱼从祀。至此，配享孔子的神主由最早的颜子一人，到后来的颜子、孟子二人，再到后来的颜子、孟子、王安石三人，最终确定为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四人。

宋徽宗年间(1101——1125)推行《五礼新仪》，升王安石配享大成殿，王安石之子王雱从祀两庑。此举大概不甚得人心，宋徽宗丧位的当年(靖康元年)，《新仪》遭到废止，王安石被降为从祀。孝宗淳熙四年(1177)，王雱被黜。宋淳祐元年(1241)，王安石也被赶出了孔庙。但宋徽宗此举首开了宋儒从祀甚至是配享的先河，此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张栻、吕祖谦等先后得从祀孔庙，成为释奠神主的一部分。

宋代释奠依然有两种：文祭文宣王孔子，武祭武成王太公。由皇帝“乘舆临幸，于先圣则拜，武成则肃揖”来看[11]，释奠武成王的规模已经明显不如释奠孔子。

金人尊崇孔子，释奠多是皇帝亲自举行。西夏封孔子为“文宣帝”，是孔子封号中最高的荣誉。1311年，元仁宗皇帝即位，谴告祭祀孔子，首开即位谴告释奠孔子之例，此后成为惯例，为明清两代所沿承。元大德十一年（1307）秋七月，诏加号先圣曰“大成至圣文宣王”。

元成宗贞元年(1295)，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释奠礼。太昊伏羲氏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黄帝氏以风后氏、力牧氏之神配。黄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载于医书者，从祀两庑。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官主之。元惠宗至正九年(1349)，改由中书省派官致祭。元天历二年(1329)，赐凤翔府岐阳书院额。书院祀周文宪王，仍命设学官，春秋释奠，如孔子庙仪。说明元时释奠也不仅只是用于祭孔子。

四、明清时期释奠制度的改革

明代释奠制度有两次大的变革。一次发生在洪武年间，一次发生在嘉庆年间。

洪武帝大概是因为和尚出身的关系，对儒学的态度非常微妙，在祭孔态度上也是游移不定。洪武元年(1368)定释奠礼：每岁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以丞相初献，翰林学士亚献，国子祭酒终献。先期，皇帝斋戒。献官、陪祀、执事官皆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至日，献官行礼。牲用太牢，乐六奏，文舞六佾，司府州县卫学，各提调官行事，用少牢礼，如太学。乐不能备则已。京府及附府县行释菜礼。

次年(1396)，朱元璋突然下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同年十二月，出内府香币，遣衍圣公孔克坚归祀孔子于阙里。命通赞舍人张汉英为副，御制祭文曰：“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国，实居鲁邦。圣德天成，继述前王治世之法，虽当时列国鼎侍，其道未行，垂教于后，以至于今。凡有国家，大有德焉。自汉之下，以神通祀海内。朕代前王统率庶民，目书检点。忽睹神之训言，非其龟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祭之以礼。此非圣贤明言，他何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圣德。兹以香币牲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惟神鉴焉。”明确告诉孔子，废止天下通祀也是尊重孔圣人的教诲。

洪武三年(1370)，下诏革除诸神封号，唯独保留了孔子的历代封号。诏书说：“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僭差。今合依古定制，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益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亦仍其旧，庶几神人之祭，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说明朱元璋对孔子及儒学还是格外垂青的。果不其然，洪武十五年(1382)，又下诏州县通祀孔子，释奠之礼恢复如初。

朱元璋对儒学的游移心理还表现在对孟子的态度上。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览《孟子》，见“草芥”“寇仇”等语，谓非人臣所宜言，诏罢孟子配享。刑部尚书钱唐等抗疏入谏，不听。逾年，帝悟，乃诏曰：“孟子辨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总之，洪武时期所进行的礼制改革，在孔子祀典上有所反复，最后无果而终。对释奠制度影响最大的还是嘉庆时期的礼制改革。

明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采用张璁的建议，宣布更正孔庙祀典。主要内容有五项∶(1)为神位定名。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改“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门弟子，皆称“先贤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称“先儒某子”，不复称公、侯、伯。(2)撤毁塑像。遵朱元璋所定南京国子监规制，制木为神主，拟大小尺寸，著为定式。其塑像即令屏撤。(3)简化祭祀规制。春秋祭祀，遵国初旧制，十笾十豆。天下各学，八笾八豆。乐舞止六佾。(4)凡学别立一祠，祀叔梁纥。题“启圣化孔氏神位”，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俱称“先贤某氏”。(5)重新考订从祀之先贤、先儒。申党即申枨，厘去其一。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吴澄罢祀。林放、蘧瑗、卢植、郑众、郑玄、服虔、范宁各祀于其乡。增入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陆九渊。改正后的孔子庙神主布局是：先师南向，四配、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皆东西向。两庑从祀计九十一人。

从孔子祀典改革的内容来看，嘉庆礼制改革基本是继承了洪武初年礼制改革的精神，主要内容正是在于纠正洪武初年在祀孔典礼上的改革不力。毁弃塑像、革除封号、简化礼仪都是洪武初年礼制改革口号的继续。有明理学昌盛，从祀诸贤诸儒的厘正，有明显黜汉尊宋的现象。万历间王世贞曾评价说∶“文庙之黜汉儒，凛乎斧钺矣。夫黜汉者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于背本也。令训诂之学不传，即明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释其义乎。”

明时经筵制度的形式逐渐完备，嘉庆孔子祀典改革增加了经筵释奠一项。祀圣师于文华殿。其制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皆南面，周公、孔子东西相向。经筵前一日、帝亲至祭，服皮弁，行释奠礼。朔、望具酒果，帝服黄袍行礼，间遣辅臣及大臣代。清康熙年间专建传心殿，以伏羲、神农、黄帝为“皇师”，尧、舜为“帝师”，禹、汤、文、武为“王师”，均南面。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东西向。皇帝御经筵，亲诣致祭，行二跪六拜礼。遣官祗告，行三跪九叩礼。朔、望太常寺卿上香、行礼。

清人入关以后，基本上沿承了明代的祀孔礼仪，有所折衷。顺治二年(1645)，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恢复了孔子“大成”的谥号，但依然没有恢复孔子“王”的封号。顺治十四年(1658)，改定文庙尊称为“至圣先师孔子”，与嘉庆礼制改革所定一致。

清初规定太学孔庙祭典为：春、秋上丁，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翰林官二人分献，祭酒祭启圣祠，以先贤、先儒配享从祀。有故，改用次丁或下丁。月朔，祭酒释菜，设酒、芹、枣、栗。先师四配三献，十哲两庑由监、丞等分献。望日，司业上香。除以上常祀以外，视学、临雍、经筵开讲、巡幸阙里、平叛凯旋、立太子、登极、大寿、皇太后大寿、皇妣升附等时节，都要举行释奠祭孔典礼。

清初孔庙神主的格局是：正中祀先师孔子，南向。四配(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俱东西向。两庑从祀九十七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朱子于东序先贤卜子(子夏)次，为十一哲。乾隆三年(1738)，诏升有子若为十二哲，位次卜子商。从唐代开始的“十哲”从此变成了“十二哲”。至于从祀诸贤诸儒，雍正二年（1724）进行过一次大的复祀和增祀的调整，复祀者六人，增祀者达二十人之多。此后代有增祀，人员不断扩充，清末两庑从祀已经达到123人之多。光绪三十二年(1906)，孔庙祭祀终于升为大祀，但此时距清朝灭亡已经只是咫尺之遥。

以上由于篇幅所限，只是列举了释奠祭孔的历史变化，没有其他比较史料，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似乎孔子及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凡、尊崇无比。因此有必要在补充几点∶

(1)释奠制度在中国历史上，除宋代和清朝的个别时期，在绝大多数时间只是“中祀”。儒教即使算是一种宗教，也从来没有取得过“国教”的地位。

古人祭祀之名有四类：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祗；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唐代开始规定祭祀分三级：祭祀昊天上帝、地祗、神州、宗庙的祭典为“大祀”；祭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等的祭典为“中祀”；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及州县级社稷、释奠为“小祀”。“大祀”和“中祀”的区别很多，不但是祭祀规模大小不同，“大祀”一般是要皇帝亲自主持，“中祀”则以遣员代祀为主。

如此来看，孔子在历代统治者的心目中并非至尊，唐宋时期孔子与齐太公所享受的祭祀规格大致一样。至于民间香火，孔子更是没有办法和佛陀和老子相比。汉代的所谓“独尊儒术”，其实“是霸王道杂之”。元代所给予的孔子的封号最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儒生在元代的地位却最低。明清时期的所谓“万世师表”，只不过是一句虚誉。清帝真正的“国师”是黄教的喇嘛。清代孔子的封号只是“至圣先师”，而关羽的封号却是“忠义神武大帝”。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2）唐宋时期占绝对优势的是佛教和道教；元、清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喇嘛教信仰占绝对的优势。明代是真正的汉人当权，但孔子封号却从最高（大成至圣文宣王）降到了最低（至圣先师）。明嘉靖孔子祀典改革时，礼部诸臣的决议说明了一切，“人以圣人为至，圣人以孔子为至。宋真宗称孔子为‘至圣’，其意已备。今宜于孔子神位题∶‘至圣先师孔子’，去其‘王’号及‘大成’、‘文宣’之称”。清代也沿用了这一称谓。说明在人们的心目中孔子是“人”而不是“神”。这点非常重要。

明成化四年（1468）“御制重修阙里孔子庙碑”说∶“呜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暂阙，其深仁厚泽，所以流被于天下后世者，信无穷也。为生民之主者，将何以报之哉。故新其庙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岂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尔。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则纲常无不正，伦理无不明。而万物亦无有不得其所者，行将措斯世于雍熙太和之域，而无异于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长治之术端在于斯。用是为文勒石，树于庙庭。以昭我朝重儒重道之意焉。”碑文明确告诉人们，统治者之所以尊崇祭祀孔子，一是要感谢孔子创立了孔子之道的“深仁厚泽”；二是希望孔子之道能够“常存不灭”。用现代的话来讲，一是纪念孔子为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二是希望孔子思想继续得以发扬光大。这也是历代祭祀孔子的主要目的。

正因为没有把孔子当作“神”，而是当作人类中最完美的楷模“圣人”，所以历代祭孔祭文中颂扬、感恩话语居多，祈求孔子庇护、降福的祈祷很少。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月二十日，闵明我、徐日升、安多、张诚等上书曰∶“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祖上不曰祖上一样，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前蒙皇上所赐匾额，御书敬天二字，正是此意。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远臣不胜惶怵待命之至。”康熙的御批是∶“这所写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12]1914年袁世凯发布《举行祀孔典礼令》，再三表示“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但也有特殊的事例。康熙二十四年(1695)十二月，遣通政使诣阙里祭告孔子。文曰∶“仰惟先师道隆参赞，德冠古今，集圣哲之大成，树人伦之极则，朕钦崇至教，勤勖民依，永期殷阜。迩年以来，郡县水旱间告，年谷歉登，蚤夜孜孜，深切轸念。用是专官秩祀，为民祈福。冀灵爽之默赞，溥乐利于群生。尚鉴精忱，俯垂歆格。”水旱欠收而祭告孔子，无疑是病急乱投医，事急乱拜佛。

(3)释奠本来是学宫祭事，历代将之用于祭祀孔子。中国科举教育的教材采用了儒家经典，因此学子成为孔子信仰的主要追随者，孔子崇拜的基础在学校。明初，朱元璋诏春秋释奠之礼只行于曲阜，侍郎程徐上疏反对，主要理由便是：“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13]。清末学制改革，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已经不再是必用教材，学堂释奠也就成了多余。近年，随着诵经热潮的兴起，一些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又重新开始诵读儒家经典，或者学堂释奠之制也会再度还魂。

注释：

[1]《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

[2]《礼记·学记正义》。

[3]《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

[4]《汉书·循吏传》。

[5]《后汉书·桓帝纪》。

[6]《汉书·梅福传》。

[7]《文献通考》卷四十三“学校考四”

[8]《旧唐书》卷二十四作“丁酉”。

[9]《旧唐书》卷二十四。

[10]《唐摭言》卷九。

[11]《宋史》卷三九五“楼钥传”

[12]转引自李文海主编《清史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1页

[13]《明史》卷一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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