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履祥到祝洤——清初朱子学在浙西的传承及其特点

作者：张天杰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十六日戊午

          耶稣2019年3月22日

【作者简介】

张天杰，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政治与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浙学、明清思想文化研究。

【摘要】

清代中前叶的浙西有一批传承有序的朱子学者，以张履祥为发端，吕留良为助手，经过吕葆中、柯崇朴、严鸿逵、车鼎丰等吕氏门人的接续，直到张氏之私淑祝洤，为拯救风俗人心起而“尊朱辟王”，将朱子学作为道德践履的思想资源。他们将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的著述并重而分别加以刊刻或选编，在选编之时喜好使用朱子《近思录》的学术诠释范式，这些努力，对于朱子学的重新诠释与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清代中前叶的浙西一带，出现了一批传承有序的朱子学者，他们为了拯救风俗人心，起来“尊朱”而“辟王”，使得盛行已逾百年、弊端丛生的阳明心学逐渐淡出士人的视野，朱子理学得以复兴。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称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作为“清儒中辟王学的第一个人”[1]，成为“尊朱辟王”思潮发展的关键人物。其影响可以归纳为两条线索：其一，通过其友人吕留良(1629—1683，字用晦，号晚村，浙江石门人[2])转而影响了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谥清献，浙江平湖人)等人，从而促进了康熙朝朱子学在官方的推行；[3]其二，还是通过吕留良，以及吕留良的长子吕葆中(？—1707，初名公忠，字无党)与弟子柯崇朴(生卒不详，字敬一，号寓匏，浙江嘉善人)、严鸿逵(1653—1730，号寒村，浙江吴兴人)、车鼎丰(？—1733，字遇上，号双亭，湖南邵阳人，寓居南京)，再到私淑张履祥的祝洤(1702—1759，字人斋，初名游龙，字贻孙，浙江海宁人)等人，选编、刊行朱子学以及张履祥等朱子后学的著述，极大地推动了朱子学的重新诠释，以及在民间的传播。这第二条线索，学界尚未见关注，然而其影响面广、影响时间长，还有将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并重、《近思录》范式之传承，以及尊朱辟王为标识等三大特点，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加以作细致地考察，从而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清代前期朱子学诠释与传播的整体面貌。

一、张履祥与吕留良之传承朱子学

张履祥与吕留良是重要的学术伙伴，他们二人一唱一和，对于朱子学在清初的传播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吕留良是张履祥晚年最重要的友人，他们二人的正式交往是在康熙三年(1664年)。那年冬吕留良聘请张履祥到他家处馆，被辞却，第二年吕留良又一再托张履祥的好友朱韫斯传递聘请之意，又被张履祥辞却。康熙六年(1667年)，吕留良就不别请塾师，虚席以待，于是张履祥写信给吕留良，其中说：“窃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强学励志，以规无疆之业，万不当以弟之故，久虚师席也。”[4]劝其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子弟的读书。康熙八年(1669年)，张履祥才正式到吕留良家处馆。苏惇元(1801—1857)《杨园先生年谱》说：“馆主人请自甲辰之冬，屡请屡辞，主人虚席待二年，今始就焉。”[5]从吕留良聘请张履祥的一番盛情，可见对于张履祥的敬重。这一敬重，在吕留良《与张考夫书》中也有表达，其中说：

今读手札所教，正学渊源，漆灯如炬，又自喜瓦声叶响，上应黄钟，志趣益坚，已荷鞭策不小矣。昔声始谓目中于此事躬行实得，只老兄一人，于时已知向往。……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轩岐医治耳。……今承教未可恝然，度贤者于去就之义，审之必精，不敢强也，亦惟洁己以待将来而已。[6]

吕留良对张履祥的向往，受他的姐夫朱声始的影响。朱洪彝(字声始)与张履祥一样从事程朱之学，非程朱之书不读，对吕留良从事于程朱之学有一定影响。吕留良为了进一步医治“阳明之病”并深入钻研程朱之学，力请于程朱之学有“躬行实得”的张履祥到家中处馆。康熙八年(1669年)，张履祥开始在语水吕留良家处馆，一边教授吕留良的儿子与侄儿等人；一边与吕留良相与论学。康熙十年(1671年)何汝霖(1618—1689，字商隐，浙江海盐人)因为张履祥已经年老，故而与吕留良商量：“宜以余年优游书籍，……请先生往来语水、半逻间，相与讲论，住留任便焉。”[7]接下来的四年，由何、吕两家供给家用，张履祥就在两家之间走动，其中大多时间还是在吕家讲论理学。一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七月二十三日，张履祥逝世前几天，他还在吕留良家，可见二人友谊之深笃，论学之投合。

张履祥与吕留良二人交往之后，进行了许多与朱子学相关的学术活动，除了参与何汝霖、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吴蕃昌(1622—1656，字仲木，浙江海盐人)等浙西一带的朱子学者共同举行讲会活动之外，主要就是选编、刊行朱子学相关的著述，具体则有三个方面：其一，评《传习录》；其二，刊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等理学著述；其三，选编《朱子近思录》、《四子近思录》。

其一，吕留良与何汝霖一起请张履祥评《传习录》。康熙十一年秋，张履祥在吕留良家评《传习录》，最初是由何汝霖提出，苏惇元《杨园先生年谱》说：“先是馆半逻时，何商隐请先生评之，以维斯道，以觉来学，先生谢不敢任。今四月，商隐复请。……至是，馆主人复请，先生谢不敏，三请，乃允。”[8]此处的“馆主人”即指吕留良，经过吕留良的再三敦促，张履祥才开始评《传习录》。张履祥迟迟不动笔，不是不敢，而是不愿，他在与吕留良信中说：

初夏，承商兄委批《传习录》，此固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于出焚援溺，故不择人而呼号以属之。窃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笔舌争者。抑中间诐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盖有辨之不胜辨者，故亦未之举笔。[9]

最初张履祥不愿动笔，主要就是因为当时士人陷于王学弊病的久而且多，即使以程朱之正学来重新评点《传习录》，做一番笔舌之争也恐怕难以有什么成效，更何况其中弊病“辨不胜辨”。吕留良在回信中就评《传习录》的意义进行了阐明：

然今日有学识之君子，不就其所知见而折衷之，将来日更泯没，又何所依傍哉？事关学术人心，同志商榷，不期行世，似非知小谋大，妄希表见者比。至于徇外为人，亦各求其志之所在，义之所归，恐不得于燔书而废烹饪之用也。惟先生所谓心力可惜，韶光无几，当玩心于先代遗经，则此义更有大于斯者，然则先生即以尊经实学指教后生，亦不可谓非其义所出矣。[10]

张履祥接此信后，开始评《传习录》。他因为对王学的厌恶，此事进行也不顺利，张履祥说：“此等文字，屏而绝之，不接耳目者二十余年。今不得已为一展卷，每阅及一、二条，心绪辄复作恶，遂尔中止者数四。”[11]关于张履祥评《传习录》的经过，陈梓(1683—1759)《张杨园先生小传》有详细的记载：

澉湖何商隐先生延之家塾，出《传习录》请评，以维斯道，以觉来学，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馆语水，主人复以请，先生复固辞。既乃慨然谓“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乱于世，无所上下。东林诸公，气节伟然，而学术未纯。神州陆沉，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传习》。”于是毅然秉笔，条分缕析，洞揭其阳儒阴释之隐，以为炯鉴。盖自此书出，而《闲辟》、《通辨》、《困知》皆所谓“择焉而不精”者矣。[12]

张履祥深知《传习录》关系学术纯正，辟王就必须从《传习录》开始。与明代程曈(1480—1560)《闲辟录》、陈建(1497—1567)《学蔀通辨》、罗钦顺(1465—1547)《困知录》这三部著名的“尊朱辟王”著作相比，陈梓认为张履祥评《传习录》辟王更精。可惜此书后来遗失，仅在《杨园先生年谱》中辑录其《总评》和《评晚年定论》二篇。根据《杨园先生全集》附录《未列年谱书目》，其中有《王学辨》一种，小注说：“海昌范北溟鲲刻先生《全书》，取《传习录》评语汇为一卷，题为此名。”[13]至少应该有《王学辨》一卷当时曾有流行。

其二，张履祥劝勉吕留良刊刻程、朱遗书。晚明以来，士人只读陆王之书或袁黄《了凡四训》等书，程、朱之书竟然难以寻觅。张履祥对此现象深表忧虑：

百余年来，承阳明气习，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士人挟册，便已沦浃其耳目，师友之论，复锢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为主。虽使间读程、朱，亦只本王、陆之意指摘其短长而已。谁复能虚心笃志，求所为穷理以致其知，践履以敏其行者？此种习尚不能丕变，窃忧生心害事之祸，未有艾也。[14]

或问：“程、朱之书，何以今人读之者少？”曰：“王守仁推倒于前，袁黄扫除于后，至于今日，书尚不易得见，何从而读？虽有其书，父兄师长先有指摘批驳之言，充塞子弟之心，又安能笃信深求，而得其旨趣哉？”[15]

张履祥“尊朱辟王”，吕留良同样有这样的思想主张，所以张履祥劝吕留良刊刻程、朱遗书，他很快就答应并在张履祥的指导之下实施起来。

《杨园先生年谱》提到：“先生馆语水数年，劝友人、门人刻《二程遗书》、《朱子遗书》、《语类》及诸先儒书数十种，且同商略。迄今能得见诸书之全者，先生力也。”[16]据查吕留良所刻《朱子遗书》有：《近思录》《延平答问》《杂学辨》《中庸辑略》《论孟或问》《伊洛渊源录》《谢上蔡语录》等。其中他们最为重视的是《近思录》，张履祥就曾对门人姚琏说起：“吕先生所刻《遗书》四种，最救时急务，有益学者。而《近思录》，某谓治经之阶梯，尤不可不熟复深造也。”[17]吕留良认为：“救正之道，必从朱子；求朱子之学必于《近思录》始。……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凿于其间。”[18]吕留良所刊刻的《近思录》有吕氏家塾读本与《朱子遗书》本(即御儿吕氏宝诰堂重刻白鹿洞原本)两种，前一种是清代最早刊刻的《近思录》原文本，这两种后来成为清代最流行、最重要的原文本。[19]

其三，《朱子近思录》与《四子近思录》的选编。《朱子近思录》的计划首先也是由张履祥提出来的。这一想法对其弟子姚琏与吕留良等都曾说过，姚琏记载：“某欲取《朱子文集》《语类》两书，选定编辑，录其最切要精粹者，为《朱子近思录》一编，自问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志者，异日此意而敬成之可也。”[20]此处又附记说：“先生辛亥岁选《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琏钞出选目。癸丑岁选《朱子语类》，至甲寅夏毕，琏亦钞出选目藏之。”从康熙十一年(1671年)到康熙十三年，张履祥只编辑出部分选目，没有完成全书就去世了。张履祥去世之后，吕留良还在继续做《朱子近思录》一书的补编、辑录工作，不过到他去世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

除选编《朱子近思录》之外，张履祥另外还打算将明代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四人的著作，也按照《近思录》的体例来加以选编而成为《四子近思录》，最后也只完成薛瑄的《读书录》、胡居仁的《居业录》二书的选目，这些选目后来也没有保存下来。[21]

二、吕留良门人之接续张、吕事业

张履祥发端、吕留良续补的《朱子近思录》，到了吕留良的长子吕葆中那里得到部分完成。此书之书名在张、吕二人生前未定，如姚琏称《朱子近思录》，吕葆中则称《续录》。后来吕葆中将张、吕二人从《朱子语类》中选编的，与《四书》相关的部分加以刊刻成书，书名改为《四书朱子语类摘钞》，他在《序》中说：

昔者先君子与杨园张先生欲续朱子《近思录》，谓诸书皆经朱子手定，唯《语类》一编出于门人所记录，其间或有初年未定之说，且条多繁复，虽同出一时之言，而记者之浅深工拙不无殊异，精别之为难，遂相约采辑之功当自《语类》始。甲寅之春，先生坐南阳村庄，既卒业，乃掩卷叹曰：“不知天假我年，得再看一过否？”然是岁而先生殁矣。癸亥之夏，先君子自知病势日亟，皇皇然唯以《续录》未成为生平憾事，乃取张先生所定本，重加简阅，易箦前数日，是书犹在几案，竟绝笔于《论语·泰伯》之篇。然则《语类》一书，为先君子与张先生未竟之绪，而实其平生志念之所系焉者也。[22]

从此序可知，张履祥与吕留良之所以要选编此书，是因为《朱子语类》过于繁复、采辑不精。张履祥生前已经大致完成选编，吕留良去世之前又加以重新修订，以此处记载来看他的修改并不多。

吕葆中接续张、吕二人的事业，除了完成《四书朱子语类摘钞》之外，还有整理并刊刻张、吕二人的著述，以及继续刊刻朱子学相关的著述。吕留良的《晚村先生文集》等著述大多是吕葆中整理刊刻，这些都不必细说，此处简单说明一下吕葆中传播张履祥著述的事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四月，陆陇其偶然见到张履祥的《备忘录》一册，认为“其笃实正大，足救俗学之弊”。然后立即写信给吕葆中，其中就说：“惠教行略，喜尊公先生正学不坠，得箕裘而益振，……更有望者，张考夫先生遗书，未有刊本。表章之责，非高明而谁哉？”[23]两年后，康熙二十八年三月，陆陇其与吕葆中见面，吕葆中就说起张履祥还有《家训》一书，并且还说：“考夫为人，以谦让为主，于老生多推以为胜己，于后生多方鼓舞。”[24]这应该是对陆陇其关心张履祥遗书的反应，而他当时能够读到张履祥的《备忘录》等书也与吕葆中有关，所以他希望吕家继续刊刻张履祥的遗书。

吕葆中在吕留良生前就是吕家天盖楼刻书事业的主要经营者，吕留良去世之后，仍然在经营天盖楼的事业，他继续刊刻朱子学的著述，主要就是参考张、吕二人生前所制订的规划，此处仅重点提一下《近思续录》。南宋蔡模(1188—1246，字仲觉，学者称觉轩先生，蔡沈之长子)编辑的《近思续录》是朱子后学依据《近思录》的体例，将朱子的著述加以选编的早期《近思录》续编本之一。蔡模《近思续录》原本今已失传，目前在国内能见到最早的《近思续录》刻本，就是天盖楼刻本。此书卷首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吕留良的弟子柯崇朴所作《近思续录序》，其中说：

朱子生平诸经之传注，交友之书疏，同堂之讲论，至精至详，惜后世更无有如朱子者起而述之。故其广大闳博者，犹散漫无统，惟忠宪高景逸先生集为《朱子节要》，然其明或未足及之，故我师吕晚村先生谋更为纂辑，会疾革不就。呜呼，岂天之无意斯文耶？何后起者之不得与于斯文也!犹幸是编尚存，崇朴获购而读之。[25]

当时流传较广的朱子《近思录》续编本为高攀龙(1562—1626，号梁溪，江苏无锡人)《朱子节要》，然其体量较小，所以吕留良打算重新纂辑。这个工作尚未完成，柯崇朴发现了蔡模的续编本，于是重新校订之后由吕葆中经营的天盖楼书局将其刊刻。此书刊刻之后，在当时流传甚广。

严鸿逵是呂留良最为著名的弟子。严鸿逵编撰《朱子文语纂编》，与张履祥、吕留良一样，从朱子《文集》《语类》之中选择语录，并按照《近思录》体例编辑为十四卷：道体、总论为学、致和、存养省察、克治力行、齐家、出处、治体、治法、临政处、教人之法、警戒、辨异端、总论圣贤及古今人物。由吕留良的另一弟子车鼎丰于康熙五十九年刊刻于南京。后来因为吕留良文字狱案，所以《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三仅著录“《朱子文语纂编》十四卷”而不著编辑者名氏；《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五子部儒家存目之中也说：“前后亦无序、跋。盖草创未完之本也。”[26]

现存康熙五十九年刊本的卷首，刻有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严鸿逵的序文，其中说：

昔先师吕子尝病蔡觉轩《近思续录》，失之太简，至如《学的》、《节要》等书，非编类杂集而少当，则采择略而不精。因欲除凡朱子所已成书外，约取《文集》、《语类》二书为《朱子近思录》。书未成而遂殁，学者至今以为恨。鸿逵不敏，读朱子书患弗能记，自岁甲申始合二书，掇其精要纂录成帙。凡以自备遗忘，为朝夕观览之便而已。[27]

严鸿逵的说法，比柯崇朴更为详尽，提到了吕留良不满意蔡模的《近思续录》，认为“太简”，还有丘濬(1421—1495)《朱子学的》、高攀龙《朱子节要》两书也是“略而不精”。他还说了吕留良原本计划选取朱子《文集》、《语类》二书而编成《朱子近思录》，书未编成就去世，其实此计划发端于张履祥。不过由此可见，张履祥与吕留良未完成的《近思录》续编之遗恨，在吕门弟子之中影响甚大。严鸿逵选编《朱子文语纂编》的目的也是为了接续张、吕二人的事业。序文接着说：

稿凡数易，阅十年，癸巳之秋甫就稿。楚邵车遇上自金陵来见之，便携归誊写，且约将付诸梓。鸿逵窃惟朱子之书广大精深，岂末学小生之所能窥顾？此编纂集之时，恐微言或有遗漏，故前后参互，不厌详复。盖所谓宗朝之美，百官之富，庶几于此尽在。世有默契道要，由博反签约者，则《近思》之续，故将可以不外是而他求矣。因更与遇上反复商订而出之，愿与世之善读朱子书者共质焉。

严鸿逵康熙五十二年编就之后，就与吕留良的另一弟子车鼎丰“反复商订”，到了康熙五十九年才正式刊刻。车鼎丰于康熙五十七年秋为此书所写的序，其中说：

自有明中叶以述，俗学束陈阁不观，良知家横肆讥诋陵夷，至于末季，而紫阳流传版本亦俱渐就磨灭灭，晦盲否塞莫此为甚。晚村吕子出，痛圣学之将灭，悯人心之陷溺，购刊遗书，广播宇内。于时文评语中辄为之厘正是非，大声疾呼以震醒聋聩，而朱子之学始较然复明于世。晚将辑《朱子近思录》以便学者朝夕诵览，赍志未遂。而其门人寒村先生起而承之，反复于两书者，盖十有余年而编始成。不以余为不肖，俯就商订，而余亦因得与闻决择之富旨。虽其取舍次第不知于吕子何如，在寒村亦并不敢袭“近思”之名、谓能成吕子之志。而要其于朱子所谓求端用力，处己治人，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亦庶几涂径井然，可以得其门而入，而不为他岐所惑矣。[28]

车鼎丰指出晚明以来王阳明良知之学传布太广，朱子之书少见流行，吕留良刊刻了大量程朱之书，又以朱子之学来进行时文评点。从文化传播而言，确实吕留良天盖楼刻书事业对于朱子学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吕留良选辑《朱子近思录》未能完成，门人严鸿逵接续老师的事业，经历十多年才得以编成。车鼎丰参与此书的修订工作，对于其中语录的取舍决择也当多有讨论。书完成之后二人还是感觉并不满意，所以不敢用张、吕二人所定的《朱子近思录》的名字，也不敢认为已经实现了老师的遗志，故改名《朱子文语纂编》，希望此书对于后来的朱子学者能够有所助益，帮助他们从此而入朱子之门。

不过此书编成之时，就有过于繁复的嫌疑，后来祝洤也说：“《文语纂编》一书差为醇备而失之繁。”[29]对此车鼎丰的《序》中曾有过一番说明，其中说：

顾或犹有执《近思录》条数之无多，而病是编为太繁复者，不知朱子之书之流传较之周、张、二程本不啻数倍，又况其辨析毫芒，乐诲不倦，精微广大，实超出四子之上而集四子之大成，读其书者虽若浩无津涯，而逐辞条味之，无不根极理要，稳惬人心，协乎无过不及之中，而切于日用事物之实。盖其单词片语，皆如布帛菽粟之难以一日缺焉!寒村之为是编也，方惧多所遗漏，而世顾且病其太本繁，尚安望其熟复潜玩于《文集》、《语类》之大全耶？此适足以见其信好之不笃，而朱子之书之悬日月而豁群蒙者，固不可以繁简论也。[30]

车鼎丰认为朱子之书本身数量颇多，但是“辨析毫芒，乐诲人不倦，精微广大”，远远超过了周、张、二程而集大成。所以，即使读之感觉“浩无津涯”，只要逐条去钻研就会感觉“根极理要，稳惬人心”，朱子之书如同衣食一般是一日都不可少的。这么说来，严鸿逵所编的《朱子文语纂编》虽已繁复还唯恐遗漏，没有决心读完此编的学者，很难说会对朱子本人的《文集》、《语类》有兴趣，所以关键不在于繁简而在于研读之决心。

三、祝洤之私淑张履祥以及对朱子学之传承

祝洤生而未满周岁就成为孤儿，四岁时，其母吴孺人教他识字，首举“人”字，并说“人与天地并列，谓之三才，汝当知所以尽为人之道。”[31]他听了之后暗暗记下，长大之后就自号人斋，以表示不忘母训。这些情形与张履祥十分相像，祝洤从小就励志于学，《六经》《四子》之外，嗜好于理学诸书，后来读到张履祥之书，心有戚戚焉，于是私淑之。祝洤存留的诗文不多，他的《日新书屋稿》卷一为诗集，其中就有两首表达了对张履祥的私淑之情，诗集第一首就是《读杨园张子遗书》：

邹鲁开万古，千载一考亭。微言绍绝学，鸿业托遗经。人心好奇异，坦道生荆榛。姚江扬洪波，流毒莽无垠。于维杨园子，好古识其真。岩岩想泰岳，浩浩观沧溟。私淑邈难逮，盛德讵终湮。抚卷再三读，慨然念斯人。[32]

祝洤与张履祥一样，对朱子学十分推崇，而对阳明学流弊滋生多有批评。祝洤私淑张履祥，也就是因为他能够承继于朱子“好古”而能“识真”。祝洤另有《杨园张子遗书甚博既录其全为删订以示学者》，大概是将张履祥的遗书删订为《淑艾录》之后的感慨：

异代仰师表，吾生足楷模。德言传至味，教思在遗书。有斐方圭璧，无才竭步趋。斯文应未丧，下学是真儒。[33]

祝洤将张履祥晚年的著述《备忘录》，依照《近思录》的体例选编为十四卷：道体、为学大要、致知、存养、克己、家道、出处义利、治体、治法、政事、教学、警戒、辨异端、观圣贤。《淑艾录》卷首有祝洤乾隆九年(1744年)所写的序，其中说：

杨园先生，生于有明之季，慨然以斯道为己任。其所为学，一循孔门博文约礼、敬直义方之则，大要以为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为能有以正后儒偏诐之趋，而续古圣微茫之绪。百年以来，其道渐著，流风余韵，被及四方。虽以洤之固陋，尤得与闻而思奋也。盖尝读其遗书，昌言贞教，与子朱子先后一揆。读之愈久而味愈深长。其《备忘录》四卷，为先生晚年札记，充实之积，发为辉光。其切于日用，补于挽近，不啻粟帛之疗饥寒，钟镛之警聋聩焉!洤反复有年，弗能自已。既订其全书，乃秉朱子《近思录》义例，采辑精要以为此编，名曰“淑艾”，志私愿也。若夫先生圣德所至，回狂澜，砥中流，身困道亨，确乎不拔，实兼统乎河东余干诸君子，而为朱子以后五百年来闻知之一人。非洤之私言敢云尔也。读其书当有以见其概者。[34]

祝洤对张履祥评价特别之高，称其书“昌言贞教，与子朱子先后一揆”，又称其人“朱子以后五百年来闻知之一人”，祝洤的这种赞扬后来被推崇张履祥的学者多次引用，张履祥为“朱子后一人”的说法就出自此处，[35]对于张履祥在同治年间成为从祀孔庙的圣贤当有影响。他对张履祥的肯定有两个方面，一是肯定其个人的道德践履之笃实，能遵循“孔门博文阅历、敬直义方之则”等等；一是肯定其尊朱辟王之功，“正后儒偏诐之趋，而续古圣微茫之绪”，成为朱子学传承的关键人物。因此，祝洤才认为编订张履祥的遗书非常有价值，他参与了张履祥的全书的修订工作，又完成了《淑艾录》的选编。祝洤甚至认为张履祥的言论比朱子更为“痛切”，他在《下学编序》中说：“今去朱子又五百余年，杨园先生危言苦口，视朱子尤多痛切，殆亦有不得已者乎!余之为《淑艾录》，既志向往亦欲俟论定于后世云。”[36]因为张履祥曾经明清鼎革之乱，践履更为笃实，以“痛切”二字来评价其语录的特点当不为过，张履祥不事著述，所发言论都是“不得已者”，与一般儒者大不相同，祝洤精心编撰《淑艾录》，也是真切感受到作为清初朱子后学代表人物的张履祥其著述之特殊价值所在。

《淑艾录》之后还有祝洤的同窗叶赫养善所作跋文，其中说：“甲子秋，人斋复纂杨园之蕴为《淑艾录》。余反复读之，益有见夫杨园之学，精微广大，体实用宏。所谓祖述孔孟，宪章程朱者，诚不虚也。是书也，吾愿与天下共读之。”[37]叶赫养善对祝洤选编此书的价值非常肯定，认为“精微广大，体实用宏”，把握了张履祥学术的精华。书后还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沈楙德(1787—1853)的跋文，其中说：“张杨园先生精于理学，深得紫阳之奥。……后学之士未见杨园全书，得此录读之，可以尽窥其蕴而于学术不致混淆，其有补于世道人心，岂浅鲜哉!”[38]对于《淑艾录》传承朱子学的意义十分肯定，同时也指出此书的价值就是避免学者混淆于诸如阳明心学等等。

祝洤编撰《淑艾录》，期望学者能够通过此书进而读张履祥本人之书，同时也期望学者能够通过张履祥进而读朱子之书，因为张履祥的学术笃实、正大，为接引至朱子正学的良途。祝洤在将张履祥的《备忘录》选编为《近思录》之续书的同时，也将朱子《文集》《语录》选编为《近思录》之续书，这就是《下学编》十四卷。与柯崇朴、严鸿逵一样，他对蔡模的《近思续录》等书很不满意，祝洤在乾隆十六年写的《下学编引》，其中有对其他《近思录》续编本的评价：

自觉轩蔡氏纂子朱子精义为《近思续录》，五百年来嗣而之辑者日已众，朱子之道日尊，而朱子之教益晦。《文语纂编》一书差为醇备，而失之繁。梁溪《节要》简略矣，又多偏主之弊。其他迂疏灭裂，失其本来者什七八焉。(39)[39]

祝洤认为蔡模续编《近思续录》之后五百年来也多有另外的续编，但都离朱子之教太远。严鸿逵选编的《文语纂编》他评价较高，虽醇、备但“失之繁”，至于高攀龙的《朱子节要》则相反，过于简略，又偏主于某一方向，所以祝洤要重新选编一册。至于选编所应持有的态度，祝洤在此文中曾说：

嗟乎，古人之有传述非苟焉已也!夫其好学深思，追往哲之精神，而与为默契，体诸身心，验诸日用，必有所不能已。于天下后世之故，以隐相待者，而后沉观博取，会而通之，以折其衷。昔朱、吕作《近思录》，旬日而毕，观其本末具举，显微无间。此盖本于生平讲习之甚精，而操存践履之已熟，岂徒一时玩索探讨之力所能撷而取诸？后之人识力所至，未及撤斯道之藩篱，而遽欲窥室家之好而称量之，为己乎？为人乎？亦终无与而已矣。余读朱子文集，甚美且富，既浩博无涯埃，而诸家所录往往限于一隅，蔽亏胶固，罔识其可。夫以古大贤躬行心得之所存，为百世而下笃志求道之士所赖藉，而竟莫为之提其要而识其归，见仁谓仁，见知谓知，混淆乖隔，余滋惧矣。

在选编之前，要做到真切理解，为先儒选编语录先要追思其精神，与之默契，并且体验于身心、日用。在选编之时，要从有益于天下后世着眼，泛观博览而后选择，所选择的语录又当能够会通、折衷，不能自相矛盾。祝洤的这两个原则应该说是非常精良的。他又从朱子与吕祖谦二人当年选编《近思录》的实例来说明他的原则，朱、吕二人当年能够成功选编的关键就是生平讲习与操存践履做到精、熟的缘故。后人见识与践履都不足，盲目去做选编自然很难做好，大多都局限于某一方面，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实际则是将朱子之学搞得混淆、乖违、间隔了。祝洤接着就讲了对自己的选编的看法：

爰汇其全书，掇取精到切近之言，为初学者树之鹄。凡六百九十二条。杨园张先生曰：“三代而下，群言淆乱，折衷于朱子而可矣。”是编之辑，犹此志也。遵《近思》之例，而以《下学》名，师其意不敢同其辞也。洤识浅力薄，兹所抄撮其能无差谬，惟是因其本然求其当然，内不敢执己，外不敢徇人，以期无失乎当日立言之旨，则自误误人，庶几其或寡也。志学之士诚使笃信力行，而不致徙倚于岐途，徘徊于方轨。庶乎朱子之学可得其门而入，即《大学》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择善固执，由是而之焉，无异程矣。岂能废准绳、舍规矩，而别有所谓径捷要妙之术，可以量平直而测方圆者哉!

祝洤认真研读《朱子全书》，而且精选出692条，不似严鸿逵那么繁复。但与严鸿逵一样，他也不敢与其他《近思录》续编本一样名之“近思”，不敢与朱子比肩。“下学”之名，是希望学者能够“笃信力行”，从此而入门。祝洤选编此书也是为了遵循张履祥的教诲，张履祥曾说：

朱子于天下古今事理，无不精究而详说之。三代以下，群言淆乱，折衷于朱子可矣。今之学者，动好指摘朱子，此是何等心术？[40]

张履祥认为“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子”，三代以下则“折衷于朱子”，因为朱子真正做到了集大成，对于天下古今的事理都已经精究、详说，所以后来之学者不必多去著述或发明新说，至于指摘朱子则更是心术不正，这是针对王学而言的。祝洤非常赞赏张履祥的这些观点，所以他本人几无著述，一心编选先儒遗著与道德践履。

再看祝洤《下学编》，其编撰过程则是非常严谨的，其体例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对朱子的原文作了一定的删改。他在乾隆二十一年所写的序中说：

是编始于戊辰，定于辛未，年来时复寻绎，恐学者不得其中曲折，重为增补。视原本加三之焉。……下学功夫所宜周详透彻，而不可务求简约也。朱子之书本诸躬行心得，而发见于文辞隐显、精粗无间也。志于道者，岂宜有所别异自为迫狭？今欲取资初学，分目类纂，即不能无删节焉。若门人所记繁复杂乱，全非古法。近日习为谨愿概置勿议，以云传述非其理也。是编间有改易，非敢妄作，期无悖当日立言大指而已。顾兹浅陋未能自信，谨附原本以便考校，惟有道之士匡其不逮而更正之。

祝洤选编《下学编》历经五年多，“时复寻绎”、“重为增补”，他认为下学功夫，还是要周详透彻为好，但是因为朱子本来的文辞“精粗无间”，而门人的记载“繁复杂乱”，所以祝洤的选编既有“删节”，又有“改易”，选编者的个人色彩颇为浓重，这是《下学编》与其他《近思录》续本的不同所在。不过，祝洤在体现个人色彩的同时，也附上了原本，既因为他“未能自信”，也为了方便学者“考校”，这个做法还是比较严谨规范的。关于此删改，《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当中说：

其去取颇具苦心，然多窜易其原文。虽所改之处皆注其下，曰原作某句，然先儒之书，意有所契，简择取之可也；意所不合，附论是非，破除门户，无所曲阿亦可也。学未必能出其上，而遽改古书，其意虽善，其事则不可训矣。[41]

显然四库馆臣并不认同祝洤的删改，认为这种“窜易”虽然“颇具苦心”，也有注明，但是这样做就有违先儒本意，所以这种做法不可取。可取的做法则是在选择先儒语录的时候有取有舍，或在先儒语录之下加以附论，直接去删改古书，确实不利于古书之传播。

祝洤完成《下学编》之后，也曾赋诗一首：

尼山始删述，邹孟托微权。雄辨闲圣道，赤日丽中天。斯文一以丧，古训徒简编。运会有往复，昏蒙得昭宣。濂溪既挺生，程张亦联翩。显显考亭翁，百世明薪传。[42]

此诗主要就是赞扬周、张、二程之后，还有朱子薪火相传之功，才使得孔孟之圣道得以“昭宣”。《下学编》的卷首也有祝洤的好友叶赫养善的序跋，其中说：“在戊辰之岁，尝以授经与吾友祝子人斋相晨夕，因得读其所纂《下学编》者。当是时，余诚见其可为后学津梁也，谋欲付梓，而人斋执未可。数年以来，携之行箧，时一披诵，愈知朱子之文章一本于躬行心得之实而不可诬也。去年冬，人斋来粤，乃出此本见贻，余反复绌绎，益有以见夫朱子之学广大精微，无所不尽，而教人之道至完且密也。”[43]从此可知，祝洤选编此书之严谨态度，以及其目的本是为了自己与友人践履工夫之参考，而不是为了著述传世或商业企图。

结语

从张履祥、吕留良到吕氏门人，再到张氏的私淑祝洤，这些生活在清代中前期的浙西朱子学者，他们的学术是一脉相承，而且在如何诠释朱子学、发展朱子学上有诸多共同特点。

其一，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并重。张履祥、吕留良以及他们的弟子、私淑，都特别在意学术的传承，他们对朱子本人的著述加以特别之推崇并重新诠释的同时，也对朱子后学的著述特别重视。比如张履祥，在传承朱子之时有两大计划，其一是将朱子的文集、语录选编为《朱子近思录》；其二则是将曹端、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的著述选编为《四子近思录》，这四位明代朱子学者其实在阳明学风行的时代很少有学者关注，与张履祥有类似想法的学者也很少。再看祝洤，他首先是读朱子之书，但直接读朱子并未真正入门，通过本朝的先儒张履祥的著述的研习，才逐渐得以入门，他先将张履祥的著述选编为《淑艾录》，再将朱子的著述选编为《下学编》。无论张履祥还是祝洤，都认为“三代以下，折衷于朱子”，也都认为将离开自己年代较近的朱子后学可以作为接近朱子的“阶梯”，而且此“阶梯”也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而且，他们并不是希望选编本代替原著，选编本只是进入原著的“阶梯”而已。当年朱子选编《近思录》，为的是作为《四书》之“阶梯”，张履祥等人也就是承继了朱子的这个用意。

其二，《近思录》诠释范式之传承。朱子一生，创造了许多学术范式，比如《伊洛渊源录》草创了“学案体”、《通鉴纲目》改进了“纲目”体，《近思录》与《名臣言行录》也可以说各创一体，都有历代后来者承继、续编。《近思录》的续编本尤其多，张履祥、吕留良以及吕留良的门人、张履祥的私淑也都喜好《近思录》体例，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将朱子的文集与语录以此体例好好选编，其次才是朱子后学著述的选编，而且他们前一代未完成或做得不够到位，后一代就自觉接续，到了祝洤那里可以说是做到了最为精良，将朱子所创《近思录》范式的妙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尊朱辟王为标识。张履祥是清初“尊朱辟王”的代表人物，他的经典诠释方向非常明确。撰有上文提及的《评传习录》，他对王学的批判，笔者另有文章讨论。[44]此处仅举一条，可见其学理深度：

朱子精微，象山简率，薛、胡谨严，陈、王放旷。今人多好象山，不乐朱子，于近代人物，尊陈、王而诎薛、胡。固因人情便简率而苦精详，乐放旷而畏谨严；亦百余年来，承阳明气习，程、朱之书不行于世，而王、陆则家有其书，士人挟册，便已沦浃其耳目，师友之论，复锢其心思，遂以先入之言为主。虽使间读程、朱，亦只本王、陆之意指摘其短长而已。谁复能虚心笃志，求所为穷理以致其知，践履以敏其行者？此中习尚不能丕变，窃忧生心害事之祸，未有艾也。[45]

张履祥非常细致地梳理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认为理学一系是从朱熹的精微到薛瑄、胡居仁的谨严；心学一系则是陆九渊(象山)的简率到陈献章、王阳明的放旷。发展到了明代中晚期，因为“人情便简率而苦精详，乐放旷而畏谨严”，就造成程、朱之书不行而王、陆之书流行。张履祥、吕留良等人致力于刊行程朱遗书，其目的也就在于“尊朱辟王”。另外，张履祥特别指出朱子的《杂学辨》一书当先看，他说：“朱子集第六十七卷《杂学辨》学者不可不先看。于此见得分明，辨别个纲领界分，便能不为诐淫邪遁所惑。”[46]张履祥“尊朱辟王”的思想为吕留良所接受，此处不多讨论，重点分析一下已处清代中叶的祝洤的“辟王”持论之严苛。在《淑艾录》之最后，有祝洤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春所作的后序，其中主要表达了对陆王一系学说的批判。其中说：

道一也。朱子言道不外人伦事物，而象山每曰卓尔，曰一贯。学亦一也。朱子言学在乎居敬穷理，而象山则曰主静，曰即心即理。……夫居敬穷理，即言乎格致诚正之实。而卓尔、一贯，初不越信言谨行之常。学者但从事于常且实者，以致其力，即静悟良知，其谬悠可立见耳。……杨园先生谓：“初学功夫，辨惑为首。”又谓：“读朱子书，《杂学辨》不可不先看，于此见得分明，辨别得个纲领界分，庶不至为诐淫邪遁所惑。”呜呼，先生之吃紧为人亦已至矣!学道者宜三复斯言。[47]

此文结尾处引了张履祥两条语录，认为这正是其“吃紧为人”之处，并说后之学者“宜三复斯言”，祝洤对张履祥学术的精神有着非常好的领会。朱、陆都认为道一、学一，但是他们的途径不同，朱子重人伦事物、居敬穷理，象陆九渊以及后来的王阳明则卓尔、一贯、主静、心即理，一个实一个虚，祝洤传承了张履祥的思想而辨析得更为分明。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淑艾录》本身“持论颇为纯正。”但是“其《后序》，则门户之见，尚坚持而不化。必欲灭尽陆王一派而后已，如不共戴天之仇，是未免于已甚矣!”[48]应该说四库馆臣的话，正好说出了从张履祥到祝洤这一系的朱子学者诠释经典的时候有“尊朱辟王”的鲜明标识。

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2、今属浙江桐乡。吕留良出生时，石门县还叫崇德县，清康熙元年(1662年)改崇德县为石门县，崇德一带还有地名语水、语溪等，吕留良在石门县南阳村讲习理学的地方叫作东庄。清代后期为避免文字狱，传抄、刊刻张履祥、陆陇其等人著作，提到吕留良之处不敢用姓名字号，而用“石门”、“语水”或“东庄”。

3、详见张天杰、肖永明《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

4、张履祥：《与吕用晦一》，载《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4页。

5、苏惇元：《张杨园先生年谱》，《杨园先生全集》附录，第1511、1512、1513、1525、1512、1515~1516页。

6、吕留良：《与张考夫书》，载《吕留良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1页。

7、张履祥：《与吕用晦六》，载《杨园先生全集》，第199页。

8、吕留良：《复张考夫》，载《吕留良全集》，第5页。

9、张履祥：《答张佩葱十九》，载《杨园先生全集》，第318页。

10、见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7页。

11、张履祥：《备忘三》，载《杨园先生全集》，第1143页。

12、张履祥：《愿学记三》，载《杨园先生全集》，第781页。

13、张履祥：《训门人语三》，载《杨园先生全集》，第1473、1484页。

14、程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15、吕葆中：《四书朱子语类摘钞序》，载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第343~344页。

16、吴光酉、郭麟、周梁：《陆陇其年谱》，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1、165页。

17柯崇朴：《近思续录序》，载蔡模《近思续录》卷首，康熙二十八年天盖楼刻本，嘉兴图书馆藏。

18、《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5、833页。

19、严鸿逵：《朱子文语纂编序》，载《朱子文语纂编》卷首，康熙五十九年刊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第2页。

20、车鼎丰：《朱子文语纂编序》，载《朱子文语纂编》卷首，第2~3页。

21、祝洤：《下学编引》，祝洤《下学编》卷首，清乾隆刻本，中科院图书馆藏，第1页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9册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22、车鼎丰：《朱子文语纂编序》，载《朱子文语纂编》卷首，第3页。

23、钱馥：《祝人斋先生小传》，载氏著《小学庵遗书》卷四。沈曰富：《杨园渊源录》卷四，《桐乡县志》光绪十三年刊本附录。

24、祝洤：《读杨园张子遗书》，载《日新书屋稿》卷一，道光十四年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第1页上。

25、祝洤：《杨园张子遗书甚博既录其全为删订以示学者》，《日新书屋稿》卷一，第19页下。

26、祝洤：《淑艾录》，道光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昭代丛书》本，中科院图书馆藏，第1页；《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29冊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

27、唐鉴：《清学案小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5页。

28、祝洤：《下学编序》，《下学编》卷首，第3页。

29、叶赫养善：《淑艾录跋》，载《淑艾录》，第81页。

30、沈楙德：《淑艾录跋》，载《淑艾录》，第82页。

31、祝洤：《下学编引》，《下学编》卷首，第1页。

32、张履祥：《备忘一》，载《杨园先生全集》第1078~1079页；另见祝洤编撰《淑艾录》，第77页下。

3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833页。

34、祝洤：《辑朱子全书既复摘录精要为下学编》，载《日新书屋稿》卷一，第21页上。

35、叶赫养善：《下学编序》，《下学编》卷首，第1~2页。

36、详见张天杰、肖永明：《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37、张履祥：《备忘三》，载《杨园先生全集》，第1143页。另见《淑艾录》，第72下。

38、张履祥：《备忘三》，载《杨园先生全集》，第1136页。另见《淑艾录》，第74页下。

39、祝洤：《淑艾录》，第80~81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