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的结构

——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序文引申

作者：张文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0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十一月廿九日辛丑

         耶稣2019月1月4日

摘要：孔子是中国文化奠基期的代表，开创了以礼乐教化来培养人才的机制。通过细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并与《论语》做对比，以此分析孔门弟子的结构，详解孔门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

20世纪，尤其是21世纪，世界上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中国问题。在19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断动荡中尝试和国际接轨，其学术文化也在不断动荡中寻找自身的定位，至今仍在变迁之中。

中国有两个相对应的名称，中国和中华。“中国”是从政治和地缘而言的，“中华”则是从文化和影响力而言的，为一体之两面。“中国”的“国”，意味着政治和经济，涉及这片疆土和人。“中华”的“华”，意味着文化，涉及此疆土上人的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中国的“中”，政治上指中心(“中国”的原初意义指京师)，文化上指如何做事情才能恰到好处。这个“中”的经典表达是“中庸”，也表达为“中行”(《论语·子路》)或“中道”(《孟子·尽心下》)，意思非常深刻。“中国”的名称，最初出现在西周。《史记》里这个词最初出现在《五帝本纪》，《孔子世家》中也已用到[1]。“中华”的名称来自先秦的“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引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最初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是因西域外族入侵；而大量运用于清末，主要是因西洋外族入侵。由此，中华民族的概念，产生于近代，是中国概念的延伸。政治和经济上的内忧外患，文化上的自强不息，相辅相成。然而，从中国文化的源流而言，处于核心地位的无疑是孔子。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奠基期的代表，往前推有周公，往旁推有老子，往后推直接有颜回，间接有孟子和荀子，涉及更深远的内容，形成复杂的判教。要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国文化；要理解中国文化，不可能不涉及孔子。

人们要探讨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学术竞争力的中华学术的结构，可以从《汉书·艺文志》入手。此结构以儒家经学为核心而形成，而推究其源流，可以从认识孔门弟子的结构开始。中国传统社会能长久延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精英结构的相对稳定，此结构部分为孔门弟子所奠定。《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出现的“文献”，文为典籍，献为贤人(何晏《集释》，又朱熹《集注》)，指明了文和人的相应。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是全传的纲领。可以仔细品读，并推究其来龙去脉。《史记》的篇章，大体以序、正文、赞三部分组成，首尾有其呼应。序作为导言，往往揭示全文的大纲[2]。先引序文如下：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史记》序文分两节：其一，举出弟子，主要以人才结构分；其二，列示老师，从中央到地方，主要以国别分。由来龙至去脉之间发生的转变，就是孔子的作用。对弟子的这些评语来自《论语·先进》，《列传》引用时有微小出入。本文以分析第一节为主，对第二节的疏通，暂且留待以后。

这段序文分四句。第一句是总纲，此后的三句，分别引用《论语》中的原文。以下逐句解析，并尝试作若干引申：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

这一句是总纲。

孔子传授的整体课程中，获得身心成就的有七十七人。受业是对身心的塑造，身通是塑造的完成。《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有其深远的内容，当另外解释。初步而言，“学”相应“受业”，“习”相应“身通”。

受业，对学生而言；“授业”，对老师而言。参见《孟子·告子下》：“愿留而受业于门。”《史记·荀卿列传》：“受业子思之门人。”又，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受业(或授业)是全方位教学，对应的是身心。业是覆在悬挂乐器架上的木版，引申为书册之版。

身通，体证，重视身体性。《老子》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五十四章)知行合一，等到身体知道(活儿上身)，就退不掉了。

七十七人，《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弟子三千应该是先后从学者之数(可能有部分的转相教授)，学有所成者七十二人。

弟子的数目，一般有三说：一是七十二人(《孔子世家》)，虚数，取3×2×3×2的数列。二是七十七人(《列传》)，实数，根据该文真实数出来，尽管对具体数字还有争议。三是七十人，约数。

中国有三大数列：二的数列，代表是六十四，《易经》《庄子》(由司马彪五十二篇本改为郭向三十三篇本，即三十二篇加《天下篇》)；三的数列，代表是八十一，《老子》《太玄经》；三和二相间的数列。孔子七十二弟子；以后《水浒》有一百零八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皆异能之士也”。受业指经过长久的修习。佛教有业力之说(梵文karma)，汉译或由此引申。读书受业，接受典籍的熏陶、老师的点拨，形成特殊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

在后三句中，这是第一句，描述学问的分类，可作为第一系列。孔庙以弟子陪祀始于东汉时。唐代陪祀的十人即此十哲，可当汉学。以后演变至清，又成为四配十二哲，可当宋学[3]。推究孔门弟子的结构，是学有所成的分类，后来被称为“四科”(《后汉书·郑玄传》：“仲尼之门，考以四科。”)。来源很清楚，受的业就是六艺(此处不用“六经”，六艺、六经、五经，意义关联而各有所指)，主要成就在于“身通”，即知行合一，体之于身，由学而习，消除身心障碍。

此节袭用《论语·先进》，原文如下：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对照可知，《史记》所用的次序，不同于《论语·先进》原文，即“政事”移到“言语”之前。除了笔误的因素，可能因为司马迁所见《论语》文本和今本(经过西汉末张禹和东汉末郑玄的编订)不同，也可能因为时代差异而有所调整。《论语》编纂于春秋战国，外交重于内政；《史记》产生于汉代大一统，内政重于外交。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为孔门四科(《世说新语》列此四门，作为人才的标准)。德行，立德之事；言语、政事，立功之事；文学，立言之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此涉及对生命的认知，四科与之完全相应。颜渊、闵子骞、冉伯牛，纯走内圣路线，仲弓由内圣而外王(《论语·雍也》：“雍也可使南面。”)。又言语犹外交，政事犹内政。文学则子游犹乐(南方吴人)，子夏犹礼(北方晋人或魏人，一说卫人)，建立后世的经学。

《论语》此则奠定孔门的人才结构，确立孔门的文教原则。《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门重视德行和文学，文学相合德行，引导言语和政事。文由外入，对应文学；行由内出，对应德行。由文而行，以忠、信为本。《论语·雍也》：“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博学于文，广泛地学习；约之以礼，贯彻在实践之中。弗畔，指不背于道，亦可指忠信。孔门师弟一生致力于此。《论语·公冶长》：“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天然，好学人为，先后天结合，文支持行。曾子亦于此花工夫：“吾日三省自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每天功课是对行的反省，内容是忠信。传是古传典籍，也就是文学(王阳明《传习录》由此而来)。至于由“忠信”转至“忠恕”(参见《论语·里仁》)，涉及更深远的内容。

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

这是第二句，描述弟子的性情，可作为第二系列。总共有四人，其中一人(子路)和第一系列重复。

孔门教学的培养目标为四科，求学者根据性之所近成为四种人之一，也就是最简单的学问分类。中国的学问关涉做人、做事情。做人就是德行，做事情就是言语和政事，而学问来自古传的典籍，也就是文学。从事其中任何一科，都能够通向三不朽。成为异能之士就是成才，根据求学者的禀赋和性情加以剪裁。

《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这里的狂简，大致相当于狂狷。《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大致是中庸的另一种提法，也是德行科要达成的目标。斐然成章，孔子可以说直接看到人的基因图谱，怎样加以变化，是当老师最费心思的问题。观察《论语》中的对话，孔子往往用一句话讲到学生的心里去，而获得真正的启发就是开窍。此即裁剪的进入点，庖丁解牛的动刀处。

剪裁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发挥你的长处，一条是减少你的短处。教育的可能性就在两端之间。四科是成才的指向。而人作为特殊的原材料，其品质天然有差异，各有其习气的不同。孔子否定自己生而知之，也经过长久的修习过程。《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卫灵公》：“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好古”相应于文学，追溯源流，崇尚品德；“敏以求之”，既包含学，也包含习。“生而知之”，犹树立学问的标准。《论语》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君子。勉励所有人努力求学，也知道人群中(或人性中)终究有困而不学的成分，无法彻底消除。对此是否有充分认识，是古学和今学的区别。

辟是大开大合，能力虽然强，性格或偏激。鲁，迟钝；愚，笨拙；喭通谚，刚猛鲁莽，而未致高远。孔子完全了解每位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各种个性皆有其短，然变化之亦可成其长。

《史记》所引，跟《论语·先进》的原文不同，原文如下：

子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

两者的区别在于柴(子羔)和师(子张)的位置互换。《论语》可能从弟子的性情上着眼，《史记》可能从后世的影响力着眼。子张气派很大，问的都是政治，战国时成为儒分为八之首[4]。《论语·尧曰》是全书的结束，第一段谈平天下的原则，可当外王的总纲；第三段谈人的修养，由外王反诸内圣。而第二段继承第一段，子张问，谈“从政”，是出现在末章的唯一弟子。子张的心性比较高，在《为政》中问孔子：“十世可知也?”逼着孔子把深藏内心的大答案端了出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十年为一世，百世相当于三千年，大致已对应今天。

在子张之后，对后世起大作用的人是曾子。其实，肯花笨工夫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也只有最聪明的人肯花笨工夫。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参也竟以鲁得之。”又曰：“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辩，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也。”对于走上道路的人来说，所有花巧的办法终究没有用，只有诚实再诚实，对他人诚实，对自己诚实。

颜回和曾参有相通之处。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何晏《集解》、朱熹《集释》皆引马融认为“吾友”指颜回。曾子可归结为德行科，也就是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的相应。他在战国时代开创思孟学派，汉代和他相关的《孝经》被列为经典，宋代和他相关的《大学》被列为《四书》。

四人之中，子路是孔子最忠实的弟子，对孔子的行为有所不理解，经常提出批评。孔子对他非常爱护，既欣赏他的勇气，也批评他的鲁莽。《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在师友的扶持下，高柴也发挥作用，成为子路的帮手。

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第三句，总结二人，可作为第三系列。此二人(颜回、子贡)与上文重复，垂范后世。

最后强调成才的指向，内圣外王。颜回对外物依赖到最少程度，顺从命运(不做)；子贡善于驾驭外物，反抗命运(做好)。

此句也引用《论语·先进》的原文，文字完全相同。又《史记》中的第二句和第三句，在《论语》中分属不同章节。《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在“由也喭”后加逗号，“回也屡空”后加句号，有可能割裂原文，应该修正[5]。“由也喭”后应该加句号；“回也屡空”后可加逗号或分号，在本文中归于第三句。

在《列传》的序文中，出现十三人，是孔子的基本盘。其中重复出现的三人，即颜渊(小孔子30岁；德行)、子贡(小孔子31岁；言语)、子路(小孔子9岁；政事)各一人，尤其可作为纲领。子路和孔子的生活关系最密切，颜回和孔子的思想关系最密切。孔子去世时，颜回、子路均已去世，子贡独存。他在孔子死后守墓六年，体会性与天道，补的是内圣工夫。在春秋末年诸侯间推广孔子思想，子贡起了很大作用。

三人以外，主要启发汉学有一人(子夏，小孔子44岁，几乎遍传五经)，主要启发宋学有一人(曾子，小孔子46岁，传《孝经》；可能参与编撰《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从他引申)。战国时代流行有一人，即子张(小孔子48岁)，出于孔壁的《古论语》中有两《子张》(《汉书·艺文志》)。于今而言，在理解汉宋之学的基础上，默察自己的心性。如果偏重于内圣，可以走颜回的道路；如果偏重于外王，可以走子贡的道路。

整部传记，以十三人为纲领，铺叙展开，孔子做教师，弟子又做教师，开枝散叶，流布天下。儒家从事的是教育事业。所谓孔门，就是孔子开创的以学习古代典籍来培养人的机制。从古希腊而言，哲人从事的是教育事业，引导智慧和德性的增长；智术师从事的是教育职业，向社会普及实用的培训。孔门从事礼乐教化，以文化人，维护文明的延续，使人性呈现其内在的优秀，通过对社会作出贡献，不断地趋向完美。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又，《史记·孔子世家·赞》：“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2]刘知几《史通》卷四《序例》：“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窃以《书》列典谟，《诗》含比兴，若不先叙其意，难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畅厥义。降逮《史》《汉》，以记事为宗，至于表志杂传，亦时复立序。文兼史体，状若子书，然可与诰誓相参、风雅并列矣。”

[3]汉明帝曲阜祭孔，是弟子陪祀的开始。唐开元始祭祀十哲。唐太宗、唐玄宗、宋神宗、宋度宗，分别以颜渊、曾参、孟子、子思为四配。十哲逐渐演变为十二哲，即四科十人，加上子张(宋元增补)、有子(乾隆增补，居子张后朱熹前)、朱熹(清康熙增补；陪祀诸人中，只有他不是孔子弟子，集宋学之大成)，而原来十哲之一的颜回已入四配。颜回(唐开元年间)，孟子(元至顺年间)都曾被封为亚圣。孔颜之乐，注重修身，孔孟之道，注重治国。

[4]《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

[5]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本，沿袭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