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传统“民族观”的新诠释

作者：高小明

来源：《贵州民俗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十九日丙申

          耶稣2018年5月4日

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事迹已为后人熟知。龙场在今贵阳西北40公里的修文，当时处于“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自然环境之艰苦磨砺王阳明的心性而终成正果。明朝嘉靖时期，王阳明在龙场的生存环境，除了“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的自然环境之外，生活于此的贵州少数民族，时称“夷人”的苗族、彝族居民，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人文环境，而这个人文环境也是“龙场悟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对王阳明在此悟道的影响，往往为后世研究者所忽略。

王胜军在《儒学官僚与“夷夏之辨”——以王阳明开启贵州书院为中心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2）一文中，就考察了这一被忽略的人文环境。

古代儒学中的“夷夏之辨”，主旨是就对华夏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区别，是中国古代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经过长期积淀，也成为了儒生官僚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西南一隅的贵州，历史上被视为蛮夷之域，“黔当万山中，为西南荒服，称不庭不贡之区”。

王阳明在龙场期间，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刻思考，并撰写了《何陋轩记》《象祠记》等一系列相关文章。

在《何陋轩记》一文中，王阳明对“夷夏之辨”作了新的诠释，传统观点认为夷、夏之别在于礼仪制度，在王阳明看来却不然。从心学出发，王阳明认为“夷人”虽无汉地“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但却自有如璞“美质”，在保有道德良知的方面胜于“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所谓的“华夏”，故而只须“椎斧施之”便可焕发光彩。

在《象祠记》中，王阳明肯定了黔地少数民族对舜之弟“象”这个为传统儒学所鄙弃的人物的奉祀。

很显然，王阳明是用“龙场悟道”之后的心学成果，重新反思并诠释了“夷夏之辨”这一古老的儒学命题。值得回顾的是，在“龙场悟道”艰苦时期，王阳明也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了诸多互动联系。

在龙场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王阳明的生活也没有保障，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世界：无米、无盐、无火、无水……为维持生计，王阳明一文弱书生亲自去砍柴、挑水、采蕨、摘菜等。由于此时贵州的农业自然条件不同于江南故乡，王阳明在《居夷诗》中写到“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黔地少数民族的农耕方式成为他仿习的对象。

是时都御史王质巡抚贵州，借口王阳明傲视朝廷地方官府，遣人至龙场凌侮王阳明，不料却引起当地苗彝诸乡民的公愤，他们把差人围困起来羞辱并痛打之，最后将差人赶出龙场。

水西宣慰使、少数民族领袖安贵荣听闻王阳明的名声后，“馈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而王阳明皆不受，令安贵荣大为敬重。之后，安贵荣欲裁减龙场驿，王阳明致书为之剖理，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乱。

为报答当地苗彝乡民对他生活上的帮助和照顾，王阳明在龙场创建龙冈书院，不知疲倦地“讲学化夷”，深得当地“夷民”及诸生的敬服，一时各地士人感慕者云集听讲，“夷人亦翕然相向”，苗彝乡民环聚而观如堵，王阳明在北京的好友湛若水称赞王阳明说“及居夷，端居默坐，而夷人化恶为善，有声。”遂使落后闭塞的龙场成为士人诸生向往的儒学圣地。王阳明去世之后，仍受到黔地士人及民众的敬爱。

王胜军在辨析上述史实之后指出，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士绅官僚，倾向于绕过具体的形式，基于“心体同然”的良知精神去探看“夷夏之辨”。在心学的范畴中，“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他们认为，不要在形式上变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在衣服、语言、习俗上做区分——道德良知才是判断“夷夏”的标准。

就像《尚书》所载，“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在朝堂两阶之间举行大规模的舞蹈，人们举着战争中用的盾牌和雉尾，载歌载舞，表示偃武修文。七十天之后，有苗人自动前来归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感召力，远比其具体形式更重要。这也正如孔子讲的“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在王胜军看来，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清廷因不得王阳明心学的要义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雍正以降清王朝试图用大一统模式开拓苗疆，用王权打破民族关系，实现政治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统，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反抗。由于试图改变少数民族及其固有习俗，引发了长期的反抗，本来清廷视黔地少数民族为“蛮夷”，而黔地少数民族却将清廷也视作“蛮夷”。所谓“苗乱”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反儒学的太平军五次入黔，与黔地少数民族起义互相呼应，几乎将战火燃遍整个贵州。

其实，真正的大一统，要基于道德的认同。基于心学理论重建的新“民族观”，经过王阳明等人的实践证明，更能有效处理好民族关系。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