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任剑涛陈明等激辩“儒家人文主义”

来源：凤凰网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十四日庚寅

           耶稣2018年6月27日

儒家到底是哲学还是宗教？如何从历史与现实、神性与人性等维度理解儒家的“人文主义”？6月26日上午，第二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围绕“神、人、物：确立儒家人文主义的知识坐标”这一主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任剑涛发表主旨演讲，并与知名学者陈明、李筠、梁治平展开对话。针对儒家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宗教意义、人文立场等争议焦点，四位嘉宾辩论激烈，场面相当火爆。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第二场：神、人、物：确立儒家人文主义的知识坐标

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自去年12月成立以来的第二场重磅活动，2018年5月，陈方正、陈鼓应、余世存等著名学者重磅开启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主题是“人文精神之重建：回顾、反思与展望”。回顾60年前，“儒家人文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学界一个流行命题，这与当时港台、海外、大陆新儒家的翻译和著述工作关联密切。儒学曾是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体系，一个文明体的表征，以及一个曾被否定的历史遗产，即所谓“历史包袱”，它作为一种“复杂的文明的遗产”，在现代社会文明中直面如何进行内外沟通的问题。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任剑涛以“神、人、物：确立儒家人文主义的知识坐标”为题，发表主旨演讲。

任剑涛：重新定义理解“儒家人文主义”三个坐标是关键

作为讲座主讲人，任剑涛教授首先表示自己的演讲严格说来是一个“比较思想研究”的议题，即从更大的范围内，甚至在文明形态的意义上展开比较分析。而之所以提出“儒家人文主义的知识坐标”的话题，原因在于，可公布性的知识坐标是要让所有的话题能够打破东西界限，在东西方学者，乃至全球范围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之间，可以比较，可以交流，可以理解，而“儒家人文主义”在知识上是否成立仍需探索。他进一步认为，大陆新儒家的重新解释，使“儒家人文主义”更面临着命题上的根本性挑战，包括其特别强调的“儒家是宗教，而不是哲学”。“儒家人文主义”在知识上需要重新确立、理解，而同样的挑战，也对“儒家是宗教”的命题提出来同样的任务，即需要去定义、去理解、去解释。换句话说，如果儒家不仅仅是中国的地方性知识，真正要把原始儒家以一种普适化的方式在全球下呈现出来，就要做到跨文化的概念的相对的一致性、今后论据的一致性，进而进行交流比较，才能实现跨文化价值，才能兑现其普适性价值。

在对儒家人文主义概念进行辨义的基础上，任剑涛指出，儒家人文主义作为古典遗产，对于当下中国文化谋求出路是一笔复杂的遗产。而自意大利人文主义创始，成为标准意义上的现代概念，“人文、神文、物理”这三个坐标的交互存在与关联，是能够理解人文的最关键的框架和重要指向，反思人文主义的理性、平衡性对中国和西方以及其它的人文主义筹划人类未来前景有重要引导作用。因此，具备可公布性标准的“儒家人文主义”，其建构要经得起上述三元坐标的衡量，即要经得起神文、人文和物理相互贯通知识的细微检验和宏观论证，只有这样得到整个社会科学共同体以及理论界的共识，才能确认何谓“儒家人文主义”。

任剑涛进一步提出质疑，如果儒家人文主义只是一种为了寻找中国或者是人类的现实出路来动用的传统儒家资源，那么，研究这笔复杂的遗产究竟是怎样的目的？是要解决在现代转型发生以前，古典儒家与古典社会的相容性，寻求历史的自洽，还是为解决现代中国出路？儒家人文主义可提供哪些资源？换言之，儒家人文主义究竟能有什么作为呢？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现场，从左至右为：主持人梁治平，讨论人陈明、李筠，主讲嘉宾任剑涛。

陈明：儒家人文主义有时代限制，大陆新儒家“不是颠覆”

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是非常活跃的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极富针对性地回应了任剑涛教授演讲中提出的质疑。首先，如何理解儒家人文主义是历史与社会转型阶段的产物？他认为在近代转型中，东西方（特别指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是世界性的殖民运动对东方文明的冲击，由此引发落后的文明向现代先进的文明转型，文化的转型成为一个进化或者升级。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问题是所谓“保国、保种、保教”，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转型就不是一种脱离历史语境的向着某种理念的转变，而是从国家的建构出发，重新被赋予特定的位置和形态，以承担其功能，实现其目标。陈明认为，从儒家立场来看，这种由五四运动所流行起来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以及上述论述的基础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原道》丛刊创刊主编陈明。

其次，陈明认为，五四时期将儒家作为一种“人文主义”来看待，这是没有走出时代的限制。对一种文明的理解和认知，需考虑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从它与另一种文化的对比中找本质，还是从它的历史中，从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关系去理解？例如，近代中国整体落后，百事不如人，工业差得多、军事技术差得多，但是文化好、精神好，这是在一种屈辱的文化语境中的一种“曲线救国”的论述逻辑，但是首先要从自身去找，如果出现了问题，也是要重建它来超越，然后沉淀。

最后，关于所谓“大陆新儒家是颠覆宋明儒学”的说法，陈明反驳称：“这不是颠覆，而是拨乱反正，……南宋时期朱子面临的问题在于佛道方面要争夺人性的话语权，所以宋明儒学主要是一种人格养成的体系。但是儒学只是人格的养成吗？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必须是天地立行，必须对‘天地人’有一个准确的论述，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代理学是‘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系主任李筠

李筠：如果改变重心，儒家结构很可能会坍塌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李筠，则从另一种立场和眼光进行解读。他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体系切入，解读三种坐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所谓‘人是万物之灵’这种古希腊的训导在基督教里变成了人具有自由意志，这个东西是其它动物没有的，这个是人最像神的地方，……人是在神之下第一位的。基督教的这种神人关系，养成了、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定位的绽放。”在这一定义基础之上，李筠提出质疑与反思：无论文明的哪个阶段、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人本身就处于“欲”和“理”的某种交战状态，如果脱离了“神”和“物”两个坐标维度，仅从“人”本身能够解决问题吗？

此外，李筠认为，对于儒家来讲，伦理是重心，人与人的关系是重心，它所有的物性和神性也几乎都集成在了“修身”层面，如果挪到宗教意义上，那就改变了重心，儒家结构很可能就会坍塌。

知名法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主持讲座

我们如何看待作为一种知识的儒学？儒学与现代世界的沟通与对话，其基础与可行性究竟何在？中国如何重建文化的秩序？中国知识分子在论述社会与历史、构建中国未来时，其公共性的基准又在哪里？面对这一整套话语，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在现场主持中总结说，“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都有自己的立场，却经常忘记了我们的立场是被决定的，往往不是我们完全意识到的，最重要的是，怎样从自己立场的反省开始。”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第二场海报|神、人、物：确立儒家人文主义的知识坐标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