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论语》多少年？——《<论语>的大智慧：首届两岸学者论语会讲文集》代序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名作欣赏》2018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廿九日丙午

           耶稣2018年5月14日

 《论语的大智慧：首届两岸学者论语会讲文集》，刘强主编，岳麓书社2018年版。

《论语》成书迄今已两千多年，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至于今天很多号称读书人的人压根儿没读过《论语》，或许是拜当代占据主流的白话文教育所赐，我想说的是，这如果不是一种十分重大的缺憾，至少也绝不该引以为骄傲。

关于《论语》究竟应该怎么读，既是一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价值观问题，历来讨论较多，误读曲解也不少，故实在颇有辨明廓清之必要。某虽不才，且请试论之。

窃以为，要想读好《论语》、读懂《论语》、读通《论语》，当须有以下四点之认知和确信，庶几可以盈科后进，渐入佳境。

首先，当明《论语》实为吾国第一部私家撰述，开启了六经之后“述作并举”的一个崭新时代。换言之，《论语》不仅不是通常所说的教条，反而是对一切教条的疏离与反叛。

为何这么说？盖因在此之前，六经皆属王官之学，而就经典之制作而言，一向都以为那是圣人的专利，所谓“圣人作，贤人述”，即使大圣如孔子，也只能谦虚地说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在孔子之前，私家及民间尚未出现可以独立述作的制度安排和文化土壤。这一学术文化为王室和贵族所垄断的历史，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开展“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起，才终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孔子的教育成就极高，以至于“近者悦，远者来”，尤其是其十四年周游列国，更使孔门开枝散叶，弟子遍布天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其规模和影响之大。孔子殁后，“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为了给一位伟大的老师奔丧守孝，弟子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庐墓而居，以至于竟然形成了一个今天所谓的“人口聚居地”，这不能不说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守丧期间，几乎天天都会自发性地举办大大小小关于学术和教育的“高峰论坛”，弟子们追思孔子一生言行事迹，感慨系之，乃宣之于口，笔之于书，前仆后继，历时近半个世纪，几经整理，数易其稿，终于编撰成《论语》一书。所以，《论语》之编撰，绝非官方授命，而是弟子自觉，群情自愿，盖夫子生前的德教嘉言，实有令门下所有弟子仰高钻坚、瞻前忽后、欲罢不能者在焉。此一事件，差不多是孔子兴办的私学从酝酿、发展到成熟、收获的标志，弟子们集思广益、“相与论纂”、著书立说、再造经典的壮举，差不多可以视为是新兴的私学相对于官学的一次反动，开启了后世私家著述之先河，其意义之大，泽被之远，细思亦极令人动容！

《论语》的作者有多种说法。如成书于汉代的《论语谶》说：“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认为是孔门文学科高弟子夏领衔编撰而成。西汉大学者刘向则以为：“《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何晏《论语集解序》）东汉班固采纳此说，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汉末赵岐《孟子题辞》说：“七十子之俦，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与其同时代的大儒郑玄《论语序》则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这些说法大都认为《论语》非出一人，乃集体编撰的成果。降及唐代，柳宗元《论语辨》又提出新说：

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柳宗元认为《论语》最终定稿者，乃曾子的门徒，而曾子的高徒中，就有孔子的孙子子思。这一说法洞幽烛微，令人豁然开朗。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无不指向一点，即《论语》非圣王制作，而是孔子学派的私家撰述。至于为什么说是第一部，则有众多学者的考辨在前（详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庄老通辨》二书），此不赘述。

明白这一点，再去读《论语》，感觉就会不一样。抛开所有的成见不谈，《论语》真是一部最原汁原味、最生动鲜活、最接地气的经典，如果要研究孔子及其思想，实在没有比《论语》更可信、更真实的材料了。《论语》告诉我们的，只是深切著明的道理，广大精微的智慧，源于生命本初的人类情感，以及扎根大地、浸润灵魂的存在体验和人生拷问。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高明的人生导师，孔子不仅道大德全，兼具仁智，而且宅心仁厚，风趣幽默（可参拙文《论语与幽默》，见拙著《穿越古典》，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3月版）。关键是，孔子一生都有理想，有目标，有方向，因而从不懈怠，从不气馁，即使颠沛流离，依然与道逍遥，不改其乐。最终，他摆脱了凡夫俗子的种种坎陷和弊端，达到了“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可无不可”“无适也无莫也”“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孔子为一个民族树立了一个精神的高标和人格的典范，要说“民族魂”，揆诸历史，唯孔子可当之而无愧！

读过《论语》，你会觉得，坊间竟然把处处充满道德说教和身体规训的《弟子规》作为国学启蒙读物，是一件多么荒诞的事！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甚至“贼夫人之子”了！

其次，当明《论语》绝非杂乱无章之大杂烩，而实为一纲举目张、首尾一贯、次第清晰、张弛有度的精心结撰之书，甚至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学术生命体”！只不过，真要明白这一层，必须下一番沉潜玩索的苦功不可。

古代学者多于《论语》下过苦功，所以常常有此体会。如宋儒陈亮（同甫）曾说：

《论语》一书，无非下学之事也。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索之，意生见长，又从而为之辞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此所以终身读之，卒堕于榛莽之中，而犹自谓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圣人之言，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者乎！举其一而遗其一，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然则《论语》之书，若之何而读之？曰：用明于内，汲汲于下学，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则他日之上达，无非今日之下学也。于是而读《论语》之书，必知通体而好之矣。（《经书发题·论语》）

这里的“必知通体而好之”，正与前文所言“学术生命体”不谋而合。换言之，《论语》犹如一片郁葱广袤的森林，若不能遍走通贯，甚至不能站在更高处俯瞰，则难免“见木不见林”，甚至“堕于榛莽之中”而无从自脱，当然也就无法体会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的妙处了。

钱穆先生乃近世大儒，对《论语》终生研读，爱不释手。其所撰《论语新解》说：“读《论语》，贵能逐章分读，又贵能通体合读，反复沉潜，交互相发，而后各章之义旨，始可透悉无遗。”这里，“逐章分读”与“通体合读”，也一语道破了《论语》篇章结构之内在张力！

无独有偶。南怀瑾先生也说：“在我认为《论语》是不可分开的，《论语》二十篇，每篇都是一篇文章。……整个二十篇《论语》连起来，是一整篇文章。”（《论语别裁》）南先生非学界中人，其书难免有不少学术上的错误，但这个对于《论语》篇章结构的大判断倒是很有眼光的。

数年前，我在大学开讲《论语导读》，曾在网上看到一篇《论语次第》，将全书二十篇做了很好的“穿针引线”，其文曰：

学也者，所以学为圣人也，故《学而》居首。学优则仕，故《为政》次之。政之衰僭，乐者为之也，故《八佾》次之。礼乐虽衰于上，而风俗尚清于下，故《里仁》次之。乡里之仁风成于家庭之雍睦，故《公冶长》次之。家既齐则国可治，故《雍也》次之。国卒不得而治，乃有志著述，故《述而》次之。著述之事，首在表章至德，故《泰伯》次之。让纯乎义，后人之争纯乎利，故《子罕》次之。弭争者须以身作则，故《乡党》次之。居乡须守先型，故《先进》次之。承先之责，惟大贤乃胜任，故《颜渊》次之。仁者必有勇，故《子路》次之。知耻近乎勇，故《宪问》次之。邦之无道，由于人君，故《卫灵公》次之。诸侯失道，政在大夫，故《季氏》次之。大夫失道，政在陪臣，故《阳货》次之。陪臣柄政，贤人远隐，故《微子》次之。贤人虽隐，仍讲学以延道脉，故《子张》次之。由尧舜至孔子，皆一脉相承，故以《尧曰》终焉。

不用说，作者一定是位对《论语》精研有年，并能“知通体而好之”者——惜乎此文未详撰人，甚至连是古人还是今人亦不得而知，至今仍引以为憾！

以上是就全书篇目而言，实则落实到每一篇之章节，亦皆有次第，只是若非对《论语》有全面把握和体悟者，很难发现贯穿于各章之间的“隐秘线索”！比如《学而》篇前四章：

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我们且不说每一章的内容，只看各章依次出场的“发言人”便可见出《论语》编撰的匠心。要知道，《论语》中除孔子称“子”外，绝大多数弟子都是称名或称字，唯独有若、曾参二人，只要一出现，必以“子”称之。为什么？因为二人在孔子去世后，或为同门所师事，或能开馆授徒，开宗立派，传孔子道统于后世。所以，宋儒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其弟子杨时也说：“《论语》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之亚于夫子。”（《论语解》）这说明，《论语》各章节之间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此处而不在彼处，真是大有文章在焉。换言之，《论语》各章之次第安排，遵循的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外在顺序，而是义理或者说是孔门道脉主次先后的内在顺序——这是一种充满生命信息、文化密码和学术诠释能量的编撰学！

我们还可问一个问题：第一章“子曰”，第二章“有子曰”，为什么第三章不是“曾子曰”，而把曾子的出场放在了第四章？且看南宋大儒陆九渊怎么说：

《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象山语录》）

其实，陆氏所言只说对了一半：有若、曾子为子夏辈所尊固然不假，但子夏与曾子年辈相仿，未必以师尊视之，故“曾子曰”放在第四章，肯定不是子夏所为，而只能是曾子门徒所“植入”。从曾门的视角来看，“曾子曰”只能置于“子曰”之下才合适，因为如果置于“有子曰”之下，似乎隐含着曾子之学不如有子的“潜台词”，这恐怕是“曾氏之徒”不愿看到的。而且，曾子小孔子四十六岁，《论语·泰伯》保留了曾子临死前对弟子所说的话，而这时孔门弟子大多已不在人世，那么这些章节一定是曾子的弟子记录的。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推测很有道理，《学而》篇之所以把“曾子曰”放在第四章，一定是曾子的弟子（如子思之徒）在最终定稿时所为。这一小小的编撰细节，实则体现了孔门后学在确立有子和曾子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时，有着相当紧张的博弈和角力。这样一分析，《论语》不是一个“生命体”又是什么呢？读不出《论语》各章的内在联系，读不出文字背后的生命律动，又怎么能说自己读通《论语》了呢？

今天，仍有学者认为《论语》是没有系统的，零碎的，并把这一点当作《论语》的缺憾，恕我直言，这实在是“强不知以为知”的皮相之见！

不过，随着《论语》诠释学的不断发展，已有不少学者认识到《论语》编撰学和结构学的价值，并开始了更为有效的钻研。比如，著名学者杨义先生的《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版）一书便有还原《论语》“生命现场”之志，且有不少值得重视的创获。拙著《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版）也试图勾勒并彰显《论语》篇章编撰的次第结构与内在肌理，更新既往对《论语》经文的语义理解。而在“两岸首届《论语》会讲”的现场，两岸学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这一议题，鲍鹏山、姚中秋、吴冠宏诸先生的论文都有相关论述。

第三，还当明白《论语》非知识性文献，实乃吾国道统及价值体系建构之真实律动，充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贤智慧，既有隐而不显的本体论观照，又有“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的修养功夫论。可以说，《论语》从头到尾充满了生活阅历、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绝不像有的人所说，是一堆可供学者研究的僵死的文献记载和历史材料！简言之，《论语》是一部生命之书、悦乐之书、自信之书、君子之书和实践之书。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论语》不像有的书，充满了知识却没有营养。《论语》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圣经”，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母乳”，虽然全书不过一万六千字，但其对于人的人格塑造及精神陶铸之功，却怎么估计都不嫌过分！北宋大儒程颐喜读《论语》，曾将阅读《论语》的效果分为四类：“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还批评第一类人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也就是说，读《论语》要在能“化”，如果你读了跟没读一个样儿，那实在是有点儿暴殄天物！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读《论语》呢？程颐道出了一个“方便法门”：

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这其实已涉及读书的涵养心性、变化气质之功。据《近思录》记载，有人问程颢：“人语言紧急，莫是气不定否？”答曰：“此亦当习。习到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腹有诗书气自华”了。

南宋大儒朱熹承接二程之学，尤重四书，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发明圣贤微言大义，别开生面，元明清八百年，科举考试皆以朱注《四书》为圭臬，开启了中国古代经学及教育的“四书时代”。在《朱子语类》中，朱子反复说到读《论语》《孟子》的心得，大抵皆由博学、慎思、审问、明辨，而落实到笃行，若能静夜读之思之，十分受益。比如朱熹说：

《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言存心、养性，便说得虚。至孔子教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语，则就实行处做功夫。如此，则存心、养性自在。

这是说，读《论语》，不仅能变化气质，而且最终当落实于伦常日用之中，做到“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古典学问与西方知识论不一样的地方。朱子还说：

《孟子》要熟读，《论语》却费思索。……看《孟子》，与《论语》不同：《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论语》逐文逐意各是一义，故用子细静观。《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贯，熟读文义自见，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大凡看经书，看《论语》，如无《孟子》；看上章，如无下章；看“学而时习之”未得，不须看“有朋自远方来”。且专精此一句，得之而后已。

朱熹说《论语》要“冷看”，也即“子细静观”，其实正是今天所说的“文本细读”。不仅如此，读《论语》还要懂得“角色转换”，也就是发挥“将心比心”的“移情”作用。朱子又说：

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须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将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须自家说时，孔孟点头道是，方得。不可谓孔孟不会说话，一向任己见说将去。

人有言：理会得《论语》，便是孔子；理会得《七篇》（指《孟子》），便是孟子。子细看，亦是如此。盖《论语》中言语，真能穷究极其纤悉，无不透彻，如从孔子肚里穿过，孔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语，真能穷究透彻无一不尽，如从孟子肚里穿过，孟子肝肺尽知了，岂不是孟子！

朱熹还说：

孔门问答，曾子闻得底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得底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由此可见，读书真须“用心”，不“用心”，则经典自是身外之物，与自家没有任何关系！而一旦“用心”，则不仅可以“尚友古人”，与圣贤同呼吸共命运，甚至还能如经典所言——从“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直到“参赞天地之化育”！

以上所言，对于从小即接受反传统教育或西化教育的现代青年来说，或许显得保守狭隘，甚至迂腐不堪，但你若换个角度看问题，你之所以有此观感，或许正因为读书只“用眼”而未“用心”，亦未可知。

古今有大成就者，无不是读书用心、行事用力的有心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总结读《论语》的体会时说：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

钱穆还说：“《论语》应该是一部中国人人人必读的书，不仅中国，将来此书，应成为一部世界人类的人人必读书。……因此，我认为，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

为何要劝人读《论语》？窃以为，不过是愿天下读书人都能“用心”读书罢了。

第四，也是对现代读者至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读古代经典，切勿先入为主，以今律古，而失去读书人本该具有的“虚心切己”的态度和“转益多师”的美德。

也就是说，读《论语》这样的经典，光“用心”还不够，还要“虚心”。要知道，近百年以来的主流思潮就是反传统，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西学东渐的结果，是使中国读书人失掉了自己的传统，“为人之学”取代了“为己之学”，粗识文墨者便自以为是，心怀大而无当的抱负，必欲改天换地而后快！殊不知，目空一切的人常常是闭目塞听、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

在这方面，我们要向古今有大成就的贤者学习。比如张载就说：“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因为只有“用心”“虚心”读书，才能“走心”“入心”，最后才能达到“养心养气”之功效。在《朱子语类·论读书》一卷，朱熹也反复阐明“虚心”之旨：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

看文字须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又曰：“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人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

凡看书，须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说，殊害事。盖既不得正理，又枉费心力。不若虚心静看，即涵养、究索之功，一举而两得之也。（卷十一《读书法下》）

在朱子看来，“虚心”绝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切己无妄的修身“工夫”！今天多少人读书，读书只为“挑刺”和“批判”，只为是己而非人，党同而伐异，却不知人一旦堕入此魔障，便很难获得真正澄明的理性和切己有效的自我成长。

换言之，读书本身乃是一种“向内求”而非“向外求”的修身“工夫”。不立此诚敬无妄之心，不下此格物致知之工夫，则难有更深、更高之进益。钱穆先生总结朱子读书工夫说：“不知朱子读书，同时即是心地工夫。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朱子学提纲》）今人读书，师心自用，目空一切，动辄粪土圣贤，厚诬古人，正坐不能“虚心”之病也！

与钱穆同乡同宗、亦为近代硕儒的钱基博先生，终生服膺圣道，精研经学，其所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颇可参考。他归纳《论语》之读法，略有四端：第一考其人物（当以孔子及弟子为主，参以司马迁《史记》之《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第二析其义理；第三明其教学；第四核其政论。这可以叫作“分类法”。钱先生是分其大类，我们也可分其小类，自可触类而旁通，左右而逢源。说到如何阅读古注，钱基博先生又说：“《论语》注家不一，而未看注之前，须将白文先自理会，得其意理；然后看注以验得失，虚心涵泳，勿囿我执，勿胶古人，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思有不得，则记以存疑；积久思之，必有豁然开悟之一日。如未理白文而遽看注，先入为主，缚于古人成见，或不得自脱矣。”这又是不泥古、不盲从的当头棒喝，也是非常有效的《论语》读法。

以上就《论语》读法谈了个人的四点浅见，野叟献芹，未敢自是，仅供读者参考，欢迎方家批评是正。

2018年3月19日写于浦东守中斋

附注：本文系刘强主编《论语的大智慧——两岸学者首届论语会讲文集》（岳麓书社2018年版）的序言之精编版，刊于《名作欣赏》2018年第5期，副标题为《论语读法浅说》。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