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节宣，端本利民：大国治理的公心与政术

记录者：马猛猛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廿一日戊辰

          耶稣2018年4月6日

弘道书院2018年第三次读书会于三月二十四日举行。本次读书研讨会姚中秋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读通鉴论》卷二“文帝”篇四至“文帝”篇十一，由胡云领读并作文意疏解。

“文帝”第四篇延续了先前船山先前对汉代军政关系的思考，并进一步对将相合一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批评。“乃若合将相于一，而即相以将，则固不可。”将相合一虽为三代古制，但王夫之明确指出此制绝不可行之于后世，原因在于将相合一往往施行于小国，而列国“无议礼，制度，考文之事，无百揆，四门，大麓之典。”也就是说，小国的礼乐制度尚处于功能分化的初步阶段，因此无需专门化的宰相来执掌政务。姚中秋老师指出，历经周秦之变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因此那些原本用于小国的制度设计已经不再适用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官僚帝国。因此船山指出，为政者应当“斟酌以仿三代之遗意，而因时为节宣，斯得之与。”三代之治的精义是值得后世学习与求索的，但是具体的制度安排则应当因时势而变，符合具体的需要。

“文帝”第五、六篇主要讨论了船山对君臣相处之道的看法。第五篇船山通过对淮南王杀审食其而满朝百官无人提出惩治一事的剖析和反思，指出大臣因惧怕淮南王的权势而不敢行使自己的职权，最终助长了刘安犯上作乱之心。第六篇则从君主的角度出发，通过季布一事指出文帝应当及早知人善任，否则就是“养臣子之耻。”

第七篇船山对贾谊、陆贽和苏轼三人进行了多层面的比较和点评。王夫之指出，贾谊之强于陆贽处有二：“豫教太子以端本，奖廉隅以善俗”，其次“傅梁怀王，王堕马毙，谊不食死”，这两点陆贽是做不到的。而陆贽的长处在于“出入纷错之中，调御轻重之势，斟酌张弛以出险而经远也。”综合而言之，贾谊在仁义和贞洁这些为人之本的方面长于陆贽，而陆贽在权变谋略之术的层面长于贾谊。因此两人各有所长，各有优劣。但是船山对苏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概而言之，苏轼之弊病有二，在本的层面，苏轼“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也就是说，苏轼执迷于物质享乐与功名荣宠，而胜过了士人对心性和天命的求索。其心本不正，其术自然亦邪。因此在末的层面，苏东坡“学不出揣摩之术，以萤天下而售其能。习于其父仪、秦、鞅、斯之邪说，遂欲以揽天下而生事于平康之世。”因此，船山认为无论在为人之本还是为政之术两个方面，苏轼都远逊色于贾谊和陆贽。

第八和第九篇船山则对汉代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反思和点评，深度剖析了货币官铸、盐茶专营政策的必要性和措施。铸币权之所以不能交由普通民众，在于“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因此民间铸币非但不会使普通民众得利，反而使得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最终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由此引发了船山对利的进一步求索。“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于豪强而可云公也。”社会福利或财富的公共性和公平性需要政府的规制和引导，如果社会财富全部或绝大多数掌控于极少数豪强巨富的手中，那么这种公共性就会丧失。因此，船山指出像煮盐、种茶这样的行业不应当完全交给私人经营，否则就会流弊于天下。

第九篇船山从铸钱轻重的标准为引子，指出“故长国家者，知天人轻重之故，而勿务一时诡得之获。”铸币不应当追求其铸币本身之利，而应注重国家的长远利益，防止盗铸货币的发生，维持国家金融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运转。“以苟且偷俗之情，与天地之德产争美利，未有能胜者也。”

第十篇船山继续对袁盎其人之品行恶劣与祸国殃民给予激烈的抨击，并通过对袁盎个人进献谗言的行为背后的心理分析，指出“有天下而听任侠人，其能不乱者鲜矣”的总结，对汉代任侠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批判，强调大臣之心性修养与政治德行的重要性。

第十一篇船山对贾谊“以法术制天下”的政策建议亦给予反驳。开篇船山就喟叹“自汉以后，治之不古也有自矣。”通过引用古代贤臣“无安厥位惟微”、“所其无逸”的谏言，指出君主应当怀有居安思危的政治德行，而不得沉湎于康逸享乐的重要性。但是贾谊却向文帝建言“乐与今同，而欲立经陈纪，为万世法”，与李斯向秦二世的建议可谓相差无几。所幸文帝不是纵欲偷乐之君主，没有因此而落得桀纣一般的下场，否则为祸甚巨。因船山最后总结道，为人臣者应当“醇儒以沃乃心，浸灌以道义之腴，见中和而兴王道”由此实现善治。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