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东海】可责备贤者，勿责备小人

可责备贤者，勿责备小人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十五日癸亥

耶稣2017年12月2日

为什么“《春秋》责备贤者”？因为小人之错、盗贼之恶容易辨别，而贤者之过不易辨别。而贤者位高权重，若有过失，后果或流弊很严重，故特别需要明辨。

孔孟在高度赞肯管仲、伯夷、柳下惠的同时，分别批评管仲不知礼、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都是对贤者的责备。宋朝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新唐书》在《太宗本纪赞》中依据春秋之法评价唐太宗：

“其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至其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然《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于斯焉。”

《新唐书》在赞肯李世民功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的三大缺陷：牵于多爱、复立浮图和好大喜功勤兵于远。朱熹对唐太宗的批评就更高标准更严厉了。关此，东海《宋儒与理学》一书（待出）有详论，兹不赘。

“《春秋》责备贤者，不责备小人女子。注意，这里的责备，是求全责备、高标准严要求之义。纪昀说：“《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

小人女子若有大恶，堕为乱臣贼子，《春秋》当然绝不客气，但也是片言而决，绝不多言，因为没有必要。王夫之《读通鉴论》效仿《春秋》精神，“于大美大恶、昭然耳目、前有定论者皆略而不赘”。他在《读通鉴论-叙论二》中解释：

“故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赞一辞，而岂灌灌谆谆，取匹夫匹妇已有定论之褒贬，曼衍长言，以求快俗流之心目哉？庄生曰：“春秋经世之书，圣人议而不辩。”若华督、宋万、楚商臣、蔡般，当春秋之世，习为故常而不讨，乃大书曰“弑其君”。然止此而已，弗俟辩也。以此义推之，若王莽、曹操、朱温辈之为大恶也，昭然见于史策，匹夫匹妇得以诟厉之于千载之下，而又何俟论史者之喋喋哉？

今有人于此，杀人而既服刑于司寇矣，而旁观者又大声疾呼以号于人曰：此宜杀者。非匹夫匹妇之褊躁，孰暇而为此？孟子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惟其片言而折，不待繁言而彼诈遁之游辞不能复逞。使圣人取中肩之逆、称王之僭，申明不已，而自谓穷乱贼之奸；彼奸逆者且笑曰：是匹夫匹妇之巷议也，而又奚畏焉。”

王夫之认为，大奸大恶如王莽、曹操、朱温之流，罪恶昭彰于史书，已成历史定论，千载之后匹夫匹妇都能怒批痛斥之，论史者没有必要喋喋繁言，哗众取宠。

王夫之没预料到的是，后世居然会有不少学者史家为历代暴君恶棍乱臣贼子翻案，而且成效卓著，以致匹夫匹妇对它们变诟厉为赞美。所以今时今世，责备贤者固是圣贤大儒本分，抨击盗贼并将被颠倒的是非善恶重新颠倒过来，更是正人君子当务之急。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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