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接夫子之道，以开时代之新

——余东海《论语点睛》读后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廿七日丙子

         耶稣2017年10月16日

近代以来，一些所谓的知识份子，学问无根，为西方文化的外象所吸引，自封为启蒙派，把满清政府的专制主义加深、民族主义倾向以及腐败落后导致的“挨打”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开启了百年来的“文化弑父、认贼作父”的文化自残运动，别人的文化没学到，自己的文化又丢了，导致今天的中国国家层面经济上是强大了，但在文化上早已是丧魂失魄。

近世以来，我们政府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传统文化在悄然复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更是很有儒味，并在针对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言进行关于“文化自信”的系列讲话。确实是，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要复兴中国文化，必定要学习经典。经典千万，宜宗儒经。而四书五经中，许多大儒特列《论语》为首。因《论语》最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最切实人性和人生。程颐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又说：“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二程遗书》卷十八）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语》一书虽然比较通俗好懂，由于《论语》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及时代的差异，以及《论语》本身所蕴含深刻的道理，所以历代大儒为了方便学人切入，往往要给《论语》作以注解。在各注解本中，以朱熹《论语集注》、程树德《论语集释》、钱穆《论语新解》为优。

然而过往诸家注本于今学人来说，毕竟存有时代之隔，多数人古文功底又比较欠缺，研读起来或多或少有距离感。故笔者在这里向大家推荐当世大儒的《论语》最新注释本——《论语点睛》。

《论语点睛》一书每章由作者拟加标题，可以单独成文。每篇文章由翻译、注释、评议三部分组成，集《论语集注》《论语新解》之长，参考《论语集释》集中的各家注释，又参考了其它十余种相关书籍及论文，并以评议为重心，多方阐述了作者的深造自得之意。

一、明确儒家经典《论语》只有儒门中人才能准确阐释。

历史上阐述儒家经典《论语》的大学者不乏佛道中人，或站在佛、道的角度上来阐发，本《论语点睛》在阐发儒家义理之时适时一一评价之。明代蕅益大师就站在佛教立场上为论语点睛，其目的是“以世间儒书作佛教出世之阶”。显然蕅益此般做法有违儒家根本义理，把《论语》佛教化了。且儒家之中道本是肯足形上性和超越性，是“吾道具足”，不需要假借佛教以求解脱和自在，“即使某些‘点’上不乏深刻，在‘面’上、整体上也无法做到准确中肯，在关键所在无法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点论语之睛的工作，只能由儒者来完成。”

在《子罕第九》“孔子哭了”章，对深于《庄子》的郭象疏引“人哭亦哭，人恸亦恸，盖无情都与物化也。”认为郭象这样站在道家立场上解儒经，完全不靠谱。“孔子岂是无情者？孔子哭之恸，岂是人恸亦恸？遵礼尽心，俗内之人原不俗；非礼反常，方外之行不足训！”

蕅益大师的《论语点睛》则说：“朝闻夕死，夫复何憾，只是借此以显道脉失传，杜后儒之冒认源耳，若作孔子真如此哭，则呆矣。”本书则批评之：“好像孔子哭之恸是假哭，表演给人看的。岂有此理！”

儒家中庸之道，讲究的是尽天理、顺人情，合礼议、尽人心，喜怒哀乐发乎中节，岂有象佛道所理解的做表演、与物而化？

此外，即便其他如站西方自由主义、马主义立场来阐释儒家经典，亦只能如盲人摸象，不得要领，只有以儒释儒，才能得《论语》之真义。

二、深论儒家超越性思想，为学人揭明安顿身心之道。

黑格尔说：“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边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黑格尔虽为西方哲人，可是其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则是极为浅薄。《论语点睛》一书开篇就指出孔子之教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论语》以仁为核心展开。仁，于天为‘天行健’，于人为‘性本善’，于个体为内圣修养，于外王为社会实践。《论语》说仁，皆就作用和表现而言，不及仁之体即‘性与天道’，但又句句处处不离‘性与天道’。说浅，妇孺皆懂，天下普适；说深，境界广大，意蕴精微。妙哉圣言，大哉《论语》。”

并进一步指明：仁，即是《易经》中的乾元，《大学》所讲的明德和至善，《中庸》讲的诚，程朱讲的天理，王阳明讲的良知；而在佛家则称之为真如、如来藏，禅家则称之为本来面目等等。不同圣贤和派别理解或有差异，所指的则是同样的“东西”。

在《先进》第十一章告诉学人如何处理“关于人神关系”：“‘务民之事’，事人之道；‘敬鬼神而远之’，事鬼之道。祭祀之事，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对天地山川的尊重，根本目的仍是为了自诚其心、自尽其性。儒家的一切，无非旨在尽人事、尽心性。未知生焉知死，既知生便知死。尽人事才能尽心性，尽心性就能自识本来面目，自然明白上述道理。生死不二。未知生，焉知死；若知生，自知死。知生，即是知生之所以然，即是知性，证得良知仁性，证悟了‘性与天道’的奥秘，一切迎刃而解，生死洞若观火。”

相似论述，书中时有。学人明乎此，则自然不会缘木求鱼而去追逐各色宗教以求身心的解脱和安顿了。

大凡哲学，必具足有形而上学，否则，绝不是哲学。西哲黑格尔辈不明孔子的“下学而上达”以明“性与天道”的大哲思想；不知《论语》说仁，皆就作用和表现而言，又句句处处不离形而上的“性与天道”，故而自彰其浅薄。西方哲学，其实只是“智测的形而上学”，而东方学问，则早在孔子之前就已步入“实践的形而上学”。黑格尔辈当然不会料及于此，可笑那些西化份子却往往拿西人的一些蹩足说法奉为佳臬，岂不可哀！

三、具足儒家法眼，明辩与各家的异同，洞穿各家优劣。

本书在疏解过程中时时把住了夫子的“一以贯之”的儒家中道原则，可谓是法眼具足，因此在论述当中涉及到其他各家思想时，尤其于世人难识的佛道两家，辨别清晰，能够辨析异同和高低。

如于道家，认为儒道两家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儒家是人生政治之中道，道家为道德智慧之偏门。在对待仁义和礼（包括丧礼）的关系上，儒家认为仁义和礼是本质和形式的关系，本质为主形式为辅，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形式主义不行，蔑弃形式也不行，而道家就有蔑弃形式这个毛病。“儒主道辅是最佳结合，若掉过头来，道家为主，就乱套了。如魏晋南朝，老庄主流，开下大乱，世道人心大坏。”

对于道体的理解，儒与佛道两家也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各家都是证得道的不灭，这是同；然而道家主虚静，佛教主空寂，而儒家则证得良知生生不已、新新不已，儒家不是宗教而具有宗教性，其原因也在于此。

儒家得乎《易经》乾元，主乎健。道家得乎《易经》地道，主乎顺。故道家以阴柔为贵，强调柔弱。“道家证得坤元之妙，得乎道体之半，其高明在此，不足也在此。”

而相比于物质主义学说和一神教学说，道家的真理性就很高，“但毕竟未能证明‘至诚无息’‘天行健’之天理，相比仁本主义又大为逊色。道家的局限源于坤元的之逊于乾元。”

佛家之教屏诸世缘，而儒家安贫乐道，“能够安贫，是因为与道同在，有道可乐，乐在其中，乐无所倚。”因此，“佛教有绝缘之嫌，世人尽攀缘之俗，唯儒家得随缘之妙，在尽心尽力前提下听天由命，对于‘无可奈何’的事，安之若素；对于外在一切和‘命运的安排’，无可无不可。”

四、《论语点睛》作者，在疏解时往往把自己放入其中，亦以示儒学乃践履之学。

前面提到，西哲是“智测的形而上学”，而东方学问，则是“实践的形而上学”。当然，这不是说东方人人人学儒会躬行实践。但真正的学问、学术，光说不练，则不待人见的。本书作者在注释《论语》过程中，常常将自身放入其中，自我砥砺。

在《颜渊》“交友之道”章讲到朋友之间的劝善，原自以这些话很通俗，看过无数次也自以为做到了。“昨夜临睡前乱翻书，这句话闯入眼帘，忽心神大震，如触电然。对朋友理当如此，对网友及一般网民，对广大官民，何尝不当如此。”

在《宪问》“有话好好说”章，作者又如此自修：“东海以前有不少不良习性，如好诗好洒好怒好骂。骂虽没恶意，甚至是好意，毕竟表达有问题。归儒后不知不觉改了许多，一般都能有话好好说了，但偶尔醉后还会旧病复发。伊尹说‘习与性成’，习惯成习性，习性一深便不易改呀。”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亦可谓本书一大特色。

此外，本书在许多精微义理的阐发、政道的开新都有许多新见，此处限于篇幅，故不一一罗列。笔者以为，然本书所阐发儒家义理，可谓承继历代大儒之光，遥接夫子之道，以开时代之新。所谓返本开新，本书亦可当之。然俗知详论，深读《论语点睛》方可明之。

笔者原耽于佛教，偶读《论语》原著，始有疑之，然终无力出之。直到后来细读《论语点睛》及作者其他雄文，直如醍醐灌顶，始得入儒归常。读《论语点睛》一书，想见作者其人，不由令人心向往之，拳拳服膺之。诗云：“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其斯之谓欤！

《论语点睛》一书，当世大儒余东海先生著，由北京立品公司、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出版。

（作者按：笔者现谋生于县级图书馆，图书部门举办2017年图书系统书评征文活动，单位要求职工们积极参加，笔者写下应命按照征文要求写作此文以为作业。）

罗辉

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闰六月十六日丙寅

西元2017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