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司马迁记录郦食其之死的笔法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廿七日丙子

         耶稣2017年10月16日

汉四年，虽然汉刘与楚项在正面战场相争中，汉处守势，但刘邦分派的韩信部已平定了燕、赵，而后又让韩信准备向齐进发，攻打齐国。当然，齐国听说汉王刘邦派韩信率军来攻打，自然不敢闲暇，赶紧在前沿边城历下布防迎战。这时，谋士郦食其向刘邦建议：

“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间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籓。”上曰：“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郦食其代表汉出使到齐都临淄后，果然不负所望，鼓动唇舌向齐王田广陈以大义及利害，说得齐王田广心悦臣服，结果兵不血刃，齐国七十二城归顺汉王。“田广以为然，乃听郦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于是齐王不以韩信为忧，撤下了边城历下的守备，而郦食其也以为大功告成，一起心情愉快地纵酒高歌。

齐国归顺的消息当然传到韩信的营中，按说韩信这攻齐国的仗就无须再打了。可是，韩信经不起范阳辩士蒯通挑唆：“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蒯通挑唆韩信继续攻打齐国的说法有两点：一是，韩信是奉诏攻打齐国，而郦食其只不过是汉王暗中派遣的密使游说齐国投降，并且汉王又没有下诏令停止将军进攻齐国。二是，将军您是奉诏攻打齐国的，而郦生只不过不过是个读书人，他坐着车子，鼓动三寸之舌，就收服齐国七十多座城邑；将军您率领好几万大军，一年多的时间才攻克赵国五十多座城邑，您为将多年，难道还反不如一个读书小子的功劳吗？

于是韩信夜渡黄河袭击历下，很快就攻到临淄。事情发展到这里，意谓着郦食其的死期到了，以下司马迁是这样记载：

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亨郦生，引兵东走。（《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和后面的表述，因此笔者将司马迁记录郦食其之死的整个前因后果叙述于此。

司马迁是史学大家，当他记录到韩信夜袭齐国，将要兵临临淄，郦食其面临死期将至，营造的历史场景是：

齐王田广听闻前方传来的消息说韩信大军正攻打过来，齐国灭亡在即，认为是郦食其出卖了自己，早已是愤怒填膺，因还抱着一丝希望想通过郦食其让韩信退兵，于是强压怒火对郦食其说：“你能使汉军停止进攻，我就让你活下来；不然的话，我就烹杀你！”郦食其凛然拒绝：“做大事的人是不会顾忌小礼小节的，有高尚道德的人是不在乎别人的责难的，你老子我不会为你去说什么的！”

司马迁写史，不仅是在记录历史史实，当然也表达了他所认为的符合真理的价值观。从《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我们看到，司马迁在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中自谦说自己只是如实记叙历史事实，而没有自己的创作。“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然而在自己经过李陵之祸后，退而深思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里，司马迁显然表明了自己作《史记》过程中，同时又是在效法《春秋》，以表达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司马迁在作《史记》过程中，有着作者设身处地的从当时人物出发所作的对历史场景的具有文学性的刻画。

郦食其面临死期将至的历史场景对话，想来就是司马迁本着设身处地的同情而作。这场对话，一个是面临灭国，一个是面临亡身。面临灭国，齐王国广对郦食其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无论是回原到当时历史场景，还是齐王田广本身，只要是齐王田广思想正常，笔者以为司马迁设身处地的为齐王这样记录是可靠的、可信的，或可说这本是历史流传下来的齐王田广对郦食其说过的这话。

而接下来司马迁为郦食其记录下来的所作的回答是这样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可能是郦食其的临终遗言吗？这几句话表达的思想观念符合郦食其的身份吗？这在笔者看来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按郦食其临终这段话表述的意思即是：郦食其出使齐国的目的劝齐臣服汉是假的，实际是为了配合韩信攻打齐国，即郦食其本意是想以劝降齐臣服为由诱骗齐撤掉对汉的军事防卫、麻痺齐国君臣。郦食其出使团只不过是为了配合韩信灭齐的一个诱饵而已。

显然这个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郦食其当初向刘邦请缨出使齐作说客本身就没有这种目的，真正目的郦食其也说得很清楚，是因为考虑到强齐既难以攻下，也无必要树一个敌人，而能劝齐成为汉的东藩才是实际的上策，刘邦于郦食其的提议也是称善之。

其二，无论是刘邦还是郦食其，不是到十分的万不得已，也不可能拿自己或自己的人送入到敌方去做战术上的饵食，这于情理上也是讲不通。

其三，于郦食其本人的身份也更是讲不通。郦食其是一个儒生，而且是一个很有修为的儒者，观《史记》中为他做的传就知道，他不但有识人的眼光，还有自立立人的操守和力量，有着非常积极进取的精神。因而他作为出使他国当然知道自己不要暴虎冯河；再是，其做人行事当然也是懂得守死善道。因此郦食其也不可能以自身为诱饵来诱骗齐国上下，置齐国千千万万的生活于不顾，让齐国投降放下武器来任由韩信的部队屠杀。儒家讲，杀一无辜得天下而不为也，郦食其作为一个饱经世故的儒者，又岂会作如此之为？！

其四，就是刘邦本人，虽然他缺点很多，但却是个很大度有仁心的人，他也是知道“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史记·高祖本纪第八》）

因此，就刘、郦二人而言，怎么会设计一条如此丧德败身的计策？！

因而笔者断定，司马迁为郦食其记录下来的遗言是出自司马迁自己思想观念的表达，而不是郦食其自己的真实思想。

其实，笔者的这个推断之前也有人先后在不同程度的指了出来。比如，在《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中，作者就把司马迁为郦食其记录下来的这段遗言删去了；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中也没有记载这段话。而民国时期蔡东藩的《前汉演义》到是通过演义性质，比较能够演义当时的许多实情：

齐王广闻报大惊，急召郦生诘责道：“我误信汝言，撤除边防，总道韩信不再进攻，谁知汝怀着鬼胎，佯劝我归汉撤兵，暗中却使韩信前来，乘我不备，覆我邦家，汝真行得好计，看汝今日尚有何说？”郦生也觉着忙，便答语道：“韩信不道，背约进攻，非但卖友，实是欺君！愿大王遣一使臣，同仆出责韩信，信必无言可答，不得不引兵退去了。”齐王尚未及答，齐相田横冷笑道：“先生想借此脱罪么？我前日已经受欺，今可不必哄我了。”郦生道：“足下既疑仆至此，仆就死在此地，不复出城。但也须修书往诘，看韩信如何答复，就死未迟！”广与横齐声道：“韩信如果退兵，不必说了，否则请就试鼎镬，莫怪我君臣无情！”郦生应着，匆匆写好书信，派人出城，递与韩信。

信拆书一阅，着墨无多，备极凄恻，也不禁激动天良，半晌答不出话来。偏蒯彻又来进言道：“将军屡临大敌，不动声色，如何为一郦生，反沾沾似儿女子态，不能遽决？一人性命，顾他甚么？毕世大功，岂可轻弃？请将军勿再迟疑。”想是前生积有冤孽，故必欲害死郦生。韩信道：“逼死郦生，还是小事，抗违王命，岂非大罪！”蒯彻道：“将军原奉命伐齐，得平齐地，正是为王尽力，有功无罪。若使今日退兵，使郦生得归报汉王，从中谗间，恐真要构成大罪了！”韩信本来贪功，又恐得罪，遂听了蒯彻言语，拒回来使，且与语道：“我是奉命伐齐，未闻谕止，就使齐君臣果然许降，安知非一条缓兵计策，今日降汉，不久复叛？我既引兵到此，志在一劳永逸，烦为我转告郦大夫，彼此为国效死，不能多事瞻顾了。”

来使只好返报。齐王闻着，便令左右取过油鼎，要烹郦生。郦生道：“我为韩信所卖，自愿就烹，但大王国家，亦必就灭，韩信将来，也难免诛夷，果报不爽，恨我不得亲见哩！”为下文韩信夷族张本。说罢，就用衣裹首，投入油鼎，须臾毕命。

如果我们不考虑郦食其出使齐作说客本身的目的及其人格身份，司马迁后面的记录还会将我们误导，那就是有关田横自刭一事。

汉王平定天下后，田横和他的部属五百多人逃到海外隐遁，高祖刘邦当然知道田氏在齐人中的能量，因为担心日后作乱，故而派使者召田横来，并许诺封王封侯。而田横籍口说自己前日曾因烹杀郦食其，害怕郦食其的兄弟复仇，因而推托。

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亨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史记·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如果我们不追究其中原委，读《史记》再读到这里，那确实是以为郦食其之死既是其自找的，也是死于田氏之手了。

那为什么司马迁会假定郦食其是以这样一般方式而结束自己的生命呢？我想，这应该跟司马迁自己所持守的思想观念有关。

司马迁无疑是儒家学者，其学问根基在儒。从《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太史公自序》等篇章中司马迁也自我明白表明了这一点。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表明自己作《史记》有效法孔子著《春秋》的意思，也希望后面读《史记》的人能够读出他在书中阐述的大义、寓含的微言。

然而司马迁所学并未能完全把握儒家精一大道，故而其在著《史记》当中会常脱离儒家义理原则，象这里对于郦食其的记述就是。关于这一点，余东海先生在《为司马迁解惑》一文中就有论述。余先生以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列举伯夷叔齐饿死、颜回贫穷早夭、盗跖得以寿终等等例子来责疑天道的公正，从而指出，“司马迁疑惑，是因为不明因果”；“司马迁对天道持疑，有点不儒不道。”

正因为司马迁未能彻明天道之至理，就免不了成为杂家。关于这方面，首先，司马迁的思想当就深深地杂入道家学说。司马迁作《史记》继承的是其父亲司马谈未完成的志向，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白地说出了其父亲最为推崇道家学说。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就大力赞美道家批评儒家：“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引用韩非子的话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此话就说得不伦不类，而对儒家却是污蔑。

故而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中就明确指出了司马迁作《史记》所存之蔽：“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正是由于司马迁所学杂以道家，以至申韩，那么以此思想指导下，司马迁在记述郦食其的言行当中，就免不了要偏离作为真正的儒者的郦食其的本意。儒者积极入世救世，至少是本着王霸原则，这是无疑。而象司马迁借郦食其之口所说的“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这一番话，明罢着是说郦食其代表汉出使齐国的行为是一个阴谋，是为了达到目的枉顾自家身命和天下人的性命的，这于一个真正的儒者的身份是完全不合的。

现再回过头来说。当时韩信在郦食其已经说服齐国臣服汉的情况下仍然决定继续攻打齐国，原因之一就是韩信没有接到汉王下令停止进攻齐国的命令。而为什么刘邦没有给韩信下令停止进攻呢？史记中也没有作任何交待。

按理说，郦食其已经说服田氏齐臣服汉之后，齐国当然会派出它的使团入汉商定相关事宜，而郦食其也同时会派特使向汉王刘邦报告其出使情况，而使者在晋见刘邦君臣的过程中自然也会谈论到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问题。但是这方面的信息，在《史记》和《汉书》中只字未提，只说了郦食其与齐王君臣相处甚欢：“与郦生日纵酒”。倒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了半句话提到了两方媾和的信息：（齐王广）“及纳郦生之言，遣使与汉平，乃罢历下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为乐。”

其实即使史书中不记载齐国派使团出使汉订和与郦食其派使者向汉王报告出使情况，这些事情也是当然地会发生，但是汉王刘邦为什么没有向韩信下令停止进攻齐国的命令，到是值得我们探讨。

笔者以为，当刘邦得到郦食其的信使回来报告后，一定是大喜过望，并一定会好好地接待齐国使团，考虑与齐国全面合作之事，并且也一定会派遣使者到前线韩信大营，晓谕汉与齐军事方面的合作问题。这从刘邦的大度和不拘小节的性情特点就可以推测出来，我们读史书中的汉高祖传和其它相关到刘邦的史实也可以知道这一点。从整个史书对刘邦的记录反映，刘邦这个人也确实是不太会搞阴谋诡计，而且仁心也是非常富有。那么，按照笔者这里推断的常理为什么没有发展下去呢？笔者以为这里出现了阻止刘邦按照其正常心态行事的人物，而且笔者以为，这个人物最应该就是张良。

众所周知，张良是刘邦最重要最看重的谋士，可以说，刘邦对张良完全是言听计从。因此，笔者在此推测是张良阻止刘邦下令韩信停止进攻齐国，虽说没有史实依据，但是却有充分理由。我们知道，张良是自属于道家人物，其所作所为属于杂霸之道，也即是行以霸道夹杂以阴谋，这一点笔者在《评一评张良》一文已经充分论述，此处不赘。由此可知，张良所行带有急功近利思想，当刘邦要决定遣派特使到韩信营中说明汉齐两国的关系以及下一步的行动时，张良出策劝阻是有可能的。

笔者以为，张良作出此策目的或许有四：一是齐国的称臣在当时还处在形式阶段，而即便齐国称臣后，汉也不一定能够牢固地控制齐国；二是担心齐国称臣是暂时的策略，日后或许又会倒向楚项一边呢？三是汉已经派了韩信率领大军攻齐，而齐又自动解除了对汉防卫，直接派使者阻止韩信攻打齐国有点不甘，故乐得静观其变。四是，张良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上前线直接建立功勋，而看到郦食其也是一书生之流却不断深入敌后建大功立大业，心理上有没有象韩信有一丝丝的忌妒心呢？

但无论如何，汉没有派人阻止韩信攻打齐国是事实，为韩信贪功攻打齐国找到了籍口。当然这就意谓着汉此时已然抛弃了郦食其，而刘邦、张良作为最高的指挥官是制造这一事实的人物。郦食其本来也是刘邦的最重要谋臣之一，在这个层面上说，也只有刘邦和张良才有资格站在更高的级别上决策这个大事。因此，说是张良参与了这个决定并抛弃郦食其也不是冤枉张良。反过来说，就算是刘邦作出决定不派特使阻止韩信攻齐，而张良如果出于公正仁义之心也有责任劝说刘邦尽快派使者联系韩信阻止进攻，并让其与齐国商量汉齐军事联盟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郦食其之死由韩信直接的促使、刘邦、张良的故纵，假借了齐田氏之手再造成的。而司马迁在记载这件事上，采取了不公正的书写手法予以掩盖，把郦食其之死是由韩信的促成、刘邦和张良的抛弃，曲笔写成了是郦食其的贪功自找，是齐田氏恼羞成怒的烹杀。

罗辉

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八月二十六日乙亥

西元2017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