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办教育之弊与“范氏农家教育学”

作者：张耀先（原南河高中教师，原武汉长动集团高级工程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廿六日戊寅

         耶稣2017年6月20日 

忠信、苑芹夫妇中秋节前夕给我送来了月饼（他们逢年过节必来看我们，已成“制度”了），还带来了《严母慈父家教——范汉光、喻华英伉俪合传》打印稿，约我作序。这是忠信、定枝兄妹为其父母编辑的个人传记，我颇感新鲜：儿女以此种方式行孝，既文明高雅，又是乡间创举。书稿中还有其父母的《年谱合编》，我更感到诧异。在我的印象中，“年谱”这玩艺，历来是“大人物”（各类名人或有身份者）的“专利”；如今范氏兄妹给自己的农民双亲做起“年谱”来，这更是创举。好在我们的先贤司马迁先生已有大著《陈涉世家》存世，垂垂逾二千年矣——那是为“匪”立传，且让其赫然雄踞了王侯之位，是“小民”、“贱民”在道义上的第一次大翻身。如今，忠信兄妹于两千年后步司马迁先生后尘，再为“小民阶级”的父母编“年谱”，与大人物并列、平身，这在当代也算是一种“革命”，痛快！此且不表。

我连夜一口气读完了《合传》，确有耳目一新之感，令我这个一直没有停止对教育的关切的人想了许多。忠信、苑芹每次来看我，多次谈及教育的现状，从农村教育、大学教育到研究生教育，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忧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咱们中国提出“教育市场化”（并将教育作为“拉动”国民经济的手段）时，有一次我听到了美国政府的宣传机器“美国之音”对此进行的抨击（演讲者是一位留学美国的中国的历史学教授），大意是：论市场经济之发达，莫过于美国；但美国不敢，也无意于将教育市场化；若是那样做，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十多年过去了，美国人预言的“后果”在中国早已暴露无遗，而“教育市场”在中国是越来越兴旺发达，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当此之际，这份《合传》突然在我眼前呈现了“范氏家庭教育”这一活生生的另类教育模式，使我顿有“教育王朝”颠覆之感。无论它在中国国家教育面前是多么微弱、渺小，“范氏教育学”对国家教育模式无疑构成了质疑或挑战，真正为国家社会培养了有用的人才，并在当地乡民中博得了普遍的美誉，被视作效法的榜样。起码来说，当忠信母亲每每“给你点王法”时，决不是想到要儿子日后“拉动家庭经济”。而且，她之所以屡屡诉诸“王法”（棍棒），也决不仅是为了督促孩子读课文、写字、做习题、练琴、画画等等知识接受事宜，更多的是为了要孩子养成“天亮以前必须起床”的勤奋习惯，养成“除了上学的一切时间，包括早晚必须砍柴、打猪草、拾猪粪、磨麦……”的勤劳精神；还为了惩戒“野话骂人”、“带头结伙偷梨”之类的“恶行”。而其父亲屡屡以“德治”方式诉诸古代儿童教育经典名句“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之类劝导孩子，同样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要让孩子懂得：不懂得恪尽职守，不懂得为社会做贡献，就是不成东西（不成器），也就是孟子的口头禅所斥的——禽兽不如！这“范氏教育学”的棍棒（“王法”）加“三字经”，其所执行的“教学大纲”就是要孩子学会做司晨之鸡，做吐蜜之蜂，做守夜之犬，做吐丝之蚕……，总之就是要孩子懂得：做人就是要有益于社会。这也就是要孩子懂得与禽兽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就是让孩子成器、成人。总之，教孩子学“做人”是第一要义！“棍棒”还有一层意思：做人要从小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从现在立即做起，刻不容缓！“做人”是“范氏教育学”的第一原理！《三字经》加棍棒，从灵与肉两条途径，把大写的“人”字，深深地植入孩子幼小的心灵中！

其实，范氏教育的这条“原理”并不是什么创新，也不是“与时俱进”的产物，而是很老很传统的东西。这“原理”，在宋哲那里叫做“修身”，在西哲那里叫做“人格完善”，或伦理学中的“道德哲学”。可见，这“做人”的第一原理是古今中外都认可的通则。它既是各个民族的共同“古训”，也永远是各民族的“今规”。只是我们中华民族，以它全部的传统文化把它弘扬到极致，在勤劳、纯朴、善良的农民及其他无数家庭中得到了极好的践行罢了；而中国的儿童教育也就蕴含在这样的古老文化传统和这样的家庭生活之中的。

“范氏家庭教育”就是无数这样的家庭教育的典型和代表。它奉行的育儿原则就是做人、成人。要做人、成人，首先就是行为道德的校正与灌输，但这样说似乎还不够达意。应该说，这种教育首先就是人格与心灵的塑造；道德是其中第一要素。这种教育始终把做人、把道德放在本一位，而不是把知识、智育放在本一位。这种教育永远不做对于社会、对于人类“自毁长城”的事情。我要说，“范氏教育”就是遵循了社会和人的公共教义并在育人中达到极高境界并取得极大成功的一种家庭教育。

近数十年来，我们中国的教育突然一刀砍断了这做人教育第一、道德教育本一这一古今中外的公共传统（尽管新中国的教育方针曾标榜德育、智育、体育并举，且德育是放于首位；但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放弃了这一原则），它极力鼓吹“知识改变命运”[i]的人生哲学，它乘着“智育第一”的战车冲锋，它预先就把思想道德碾得粉碎。它冲上了“考试第一”的高地，紧接着上阵的是应试教学；它又猛冲进“分数第一”窄道，它的布阵是层层级级重点学校、重点班、重点学生，一系列“重点”景观的呈现。教育主管领导只要抓几所学校（县里是只抓一中，镇里只抓一小，或实验中学、小学，往往是领导大院的附近），校长、班主任、教师只要抓一个班上的顶多三五名学生，就可以凭升学考试“战绩”吃上好几年、十几年甚至一辈子；而置大面积的x中、n小和大面积的平凡学生于基本不顾（最近宣传上又说“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办让人民满意的学校”）。“重点”一分，教师收入人为的拉大，这且不谈；校园内的学生们就惨了：“一等小公民”（重点班或重点生）与“劣等或次品小公民”（差班生）判然有别。可“次品小公民”毕竟占了绝大多数！这样搞了以后，他们意犹未尽，还不罢手，又令“行刑队”在一年几度的大小考试中先召开宣判大会，宣读“排名判决书”（有时悬榜公布），然后用钉子将“次品小公民”一个不漏的钉在“耻辱柱”上。一个孩子念完十二年的基础教育，他的人格尊严与道德自信已经遍体鳞伤！经过无数次“钉”，他们已被钉成蜂窝了；他们的智商（就算是次等的），已被摧毁大半；而他们的体质，甚至也不如他们在艰苦年代长大的爷爷奶奶了。接受国家举办的基础教育，而结果剥夺或削弱了他们的德智体做人基础，——这就是这辆教育战车在基础教育这个战场上行进的战略战术怪圈路线图！

好了，下一步，这样一辆战车进而开进了高等教育战场。在这里，它又很有些“新规则”。正规大学的“独立学院”（所谓“二级学院”，不是它们内部真的二级学院）和其它民办大学，都是由高中生的“二等公民”来填满的。在这里，他们获得的“解放”就是不再分好班、差班了，但他们继续着“劣等小公民”的生活。因此他们大多几乎对一切是非、正反、黑白都毫无反应了，都已经十分麻木了。缺课、上课闹堂、睡懒觉、逛街、泡妞，成了他们的经常生活模式。于是学校的所谓修课考试，除了少数专业课，大多就是制度性的抄书，美其名曰“开卷考试”。正规大学或重点大学，情况亦不容乐观。有的重点大学，九十年代就鼓励学生经商；后来“性解放”之风又刮到了学校，甚至公然讨论“男女大学生是仅仅同居好，还是结婚好”这样的问题。重点大学买卖文凭几乎已经合法化了（特别是对于干部的“在职攻读学位”）。买论文，卖论文，畅通无阻。剽窃他人成果的行为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层中屡见不鲜，学术腐败几乎引起人们愤恨。要陪男人“上床”才给予分数、毕业、安排工作、提升，这样的“潜规则”已逐渐被不少有姿色的女大学生、女研究生所接受和实践，这其实是高等教育已经堕落成新型的“强奸制度”！

当教育就像上了贼船，要按贼船的逻辑开到底的时候，“范氏教育”模式突然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感到就像风从天上吹来一根“救命稻草”，使我眼睛一亮。仿佛教人做人的那种教育还在似的。于是，在“国家教育”与“范氏教育”之间，我毫不犹豫地去抓住这根稻草，仿佛能够得救。

范汉光、喻华英伉俪的教子方法很传统、朴实，甚至有些“原始”，它也不是教育的全部，但在体现道德至上、育人第一、做人第一的教育原则和诉求，亦即在教育的本质这个问题上，他们比我们无数中小学、大学的当事者们清醒一百倍，正确一百倍！

单就打孩子来说吧，“打孩子”在古今中外显然都是有争议的方法。但是，我也曾看过一本讲儿童教育的书，那里面就主张对小儿要有“必要的打”，甚至还有一节的内容近乎介绍“打孩子”的“艺术”。可见，范家这位严母的“打”，不仅不“原始”，还有一定的儿童心理学的根据。不过，我还要对“打”作一点在此之外的分析。

打孩子的家长大凡有三个特点：其一，性格有不同程度的暴躁；其二，坚守“道德至上主义”；其三，作为第二点的延伸，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第三点尤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在于这种责任感是双重的：这一方面是为了孩子好；另一方面，若孩子发生“越轨”行为时，这种家长会立即产生“连带责任”感，即产生共同负罪感，甚至自认自己就是“主犯”。这就是这类家长的强烈人格角色意识的明显体现。这类家长就将他对孩子的道德要求变成了绝对命令，他不允许他的孩子有任何的“精神污染”。一旦“有”，就诉诸棍棒：打！一旦他家的那个小淘气、“小破坏”出于好玩、好奇，“别出心裁”地去干某种“勾当”，如“结伙偷梨”（也许可以看做比别人更会爬树，更勇敢呢），或者某一次睡懒觉，就要施行“王法”。这位家长的“王法”中还会包含某种自我暗示，就是有不只一种的“假想敌人”，正在向他的孩子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王国大举入侵：某一次睡懒觉——孩子的一辈子快完了，打！说野话骂人——正是流氓，狠狠地揍！“结伙偷梨”——正是盗贼头子，重重地捶！……其实，站在孩子的角度，“假想敌”之设，全是夸大其词；每一根棍棒下去，完是“防卫过当”；每一场战斗，都是多余，都是“冤假错案”！我看，范母就是这类家长的典型！但是，无论这位严母“法官”多么夸大“案情”（或“敌情”），多么“轻率”或“鲁莽”，她有一个最最根本的目的却达到了：每一次打，都在孩子的灵与肉中储存、积累，并产生某种“发酵”作用，正是这种无名的作用足以把孩子与懒惰、弃学、粗话、偷窃，与一切不仁不义，与一切消极、下降、沉沦、堕落，隔得远远的、远远的！这是一道看不见，却比钢筋水泥还要坚不可摧的防护堤坝！这道堤坝将把孩子引向健康向上，引向光明，引向成功，——这就是这位严母的“王法”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整个“范氏教育学”所要收获的东西！它没有从正面给予孩子以有形的东西，但它果决地提前阻断了孩子未来人生中常见的不法、不义与邪恶。它眼下不给予孩子什么东西，但它势必在未来给予孩子许多许多以至无可限量的东西。这大约就是“范氏教育学”最耐人寻味的要义吧。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到的是，作为“教育者”的范汉光、喻华英伉俪，虽然从知识教育来讲是文盲和文化程度很低的人，但他们本身实际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堪为子女的师表。他们不是那种偏狭自私的小农，他们似乎自小受到了良好的做人教育，深知诚信为生、勤俭持家、自食其力的做人道理。他们父辈的勤劳耕作或悬壶济世的美德深深地影响了他们，使他们养成了勤劳节俭、乐于助人品格。他们内在的精神依据和外部的文化条件，促成了他们自身的人格完善，形成了素朴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的自我升华。为妻为母、为夫为父的道德本能水到渠成地帮助他们在无论是私是公的人际关系上选择了奉献和自我牺牲，选择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庭责任感。他们两人对公事几十年如一日公而忘私的精神和体现在家庭关系上的高尚情操，也是同一精神实体的完整体现。这就是人格的尊严和道德的完善。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所达到的精神与道德境界。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将持一种怎样的期待呢？事实证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追求，主要是强烈地要求按照自己固有的人格模式、道德精神来塑造子女们的人身和人生。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人格和道德，就要求孩子具备什么样的人格和道德，而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降低标准。

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冤狱平反出狱后，经英山县南河高中党支部书记方光义同志邀请，我进入该校工作并讲授政治课。忠信、苑芹、定枝、佳存都先后是我授政治课课堂的学生。忠信、苑芹在文科班，我当了他们半年的班主任；佳存在理科班，定枝系低一届的文科班。一九七九年十月，忠信进校补习时，年龄偏大，已经二十岁了。因他于文革后期初中毕业后就停止了学业，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几年”，于是他想进入我校补习准备次年高考的请求几乎被当时的学校领导和其他老师断然拒绝；是我力主收留这个孩子。我料定，这个在社会上吃过苦后又主动要求返回学校读书的孩子，应该有培养前途；将来这个班上最能刻苦读书的，可能就是他。事实证实了我的预料。中秋节放假、春节放假，师生们都离校了，食堂锁门，唯独他一人坚持留在学校读书做练习（仅腊月三十回家一天，正月初一就回校了）。有一次政治课模拟考试，全班只有他一人试题全部答对了，回答全面且充分；而且在回答政治经济学中的一道关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论述题时，他超出课本和讲授的范围进行了出我意料的论述发挥，还划出了一张物理学上的钟摆轨迹图以解说价格与价值的关系，于是我惊喜地给了他105分的成绩（卷子总分为100分），当时在学校传为美谈。到今天我才明白，忠信来高中补习之前，他早已在那所“范氏预科学校”受到了深刻而充分的“学前教育”了，坏毛病早已由他妈妈“打好”了，所以才可能有那样出色的表现。

忠信兄妹四人以及他们的配偶如今都学业有成，分别成为大中小学教师了，我很欣慰。尤其是忠信，早就是法学界学术带头人，影响国内外。他们父母的崇高人格精神、道德信念、家教要义，已在他们身上深深扎根。这是家庭文化财富的传承。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由于其父母的个性差异，这种“严母慈父”文化就天然地显现为“道德律令”与“威严王法”双重作用下做人、做事、做学问，甚至选择人生职业和道路。而他们自己的下一代，即这个家庭的孙辈，也一定正在这种祖传的文化价值精神的熏陶下茁壮成长。我想，既然忠信他们都是人民教师，这种“范氏教育学”及其文化精神的“接力棒”就不会仅仅是在这个小家中传递，而会通过他们授业的一代代学子而惠及社会。如果它能给我们拯救灵魂、拯救孩子以一定的启示，那么我将“范氏教育学”当作当代教育的“救命稻草”就未免过于悲观以至错误了。如果真是我错了，这就是我们大家和整个社会的大幸！

有西方哲人说：“没有市长、王公、贵族，我们也能过下去。没有学府则不行。因为必须由学府来治理整个世界。”[ii]这理论，对时下的我们似乎不能适用了。因为在我们这里，大前提出了大问题，不是小问题——这要看学府是什么样子的学府！就教育的本质而言，我宁可要乡土山野里由文盲半文盲执教的“范氏学府”！如能用这个学府的“第一原理”（再补充以别的原理）来“治理”我们的“整个世界”，那将是“整个世界”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