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成器？

——与杨鹏商榷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初六日己未

           耶稣2017年4月2日

天下可悲之事，莫过于错认了仇人和敌人，恩仇敌友颠倒。以儒家为敌，是五四以来所谓的启蒙派的共识，堪称百年颠倒。北狄派和西化派政治立场截然不同，在倒孔反儒方面不约而同。杨鹏《中国自由主义为什么没成器？》中又老调重弹。他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中国没有实现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太弱小和对手太强大，并把儒家视为两大对手之一。作者写道：

“从政治观念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法家和儒家，是自由主义的对手。这两家都是以君主中央集权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正好是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塑造了中国人集体导向的思维模式。“五四”打倒孔家店，只打倒了孔家店的木头牌子，内心的孔家店并没被打倒。”

混扯也，须知儒法不并立。人性上，儒家性善论，法家性恶论；政治上，儒家民本位，法家君本位；制度上，儒家礼制，法家法制。所以，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暴秦曾经焚书坑儒，以马主义为意识形态而高度推崇法家的红毛，又一次开展更大规模的焚坑活动。以秦法家为自由主义的对手，没错；以儒家为对手，却是大错特错。

说儒家“以君主中央集权为中心的集体主义”，纯属误判。儒家承认家天下君主制的历史合理性，维护君主制中央集权，但反对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注意集权与极权截然不同，君主制有儒式和法式、即良性和恶性之别。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儒式君主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民意合法性。

儒家在人与神、人与物之关系上是人本位，在政治上是民本位，不是集体本位。故儒家王朝的所有制不是集体主义公有制，而是民有制，与现代西方所有制小异大同，差不多。关此，我在《儒家的土地所有制》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兹不赘。

反儒之后果比本来无儒严重得多。反儒派总是拿西方无儒来证明反儒的必要性，混淆了无儒和反儒的重大区别，就像将无父和弑父等同起来。原来无儒犹可训，有儒反儒必成灾。无儒犹如无父之孤儿，虽然可怜，有望长大成人；有儒反儒，犹如弑父，获罪于天自绝于人，非下地狱走一遭不可。五四之子就是这样的逆子。

百年来很多自由派不知道自由民主需要立足于一定的政治道德、社会道德之上。反掉儒家，别说礼制不可能，民主制同样不可能，丧失了立足之地故。

中国自由主义之所以没成器，除了反孔反儒，以友为敌，还有很多因素，概乎言之，还有两大原因：

一是盲心瞎眼，以敌为友，把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平等主义等错看成了好东西。殊不知民主、民族平等都必须以自由为本，本身不能主义化即主体化和本位化。

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都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哈耶克就对它们有严厉的批判。自由派不明自由主义的真谛，说起来很荒唐，事实确实如此。

东海早就指出，五四以来，知识群体，启蒙启蒙，越启越蒙，以致举国若醉；举国上下，救亡救亡，越救越亡，以致天下沦亡。所谓的启蒙和救亡本身，就值得深入反思了。很多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其实是民粹主义者。知识越多有愚昧，亟需启蒙的是知识群体；地位越高越堕落，亟待拯救的是领导阶级。

二是不仁不义，德智不足，很多知识人和政治人缺乏健康的人格，小人干大事，把大事干小了干坏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一有权、一有机会就变坏。这是反儒的必然结果，不是缺德，就是缺智，或者德智双缺。东海有一手小诗题为《轻浮》：

没多少重量 

没一点质量 

浅浅一点水 

或轻轻一阵风 

就浮起来飘起来 

那些高叫自由的人 

自己却一点不自由 

心为身役 

身为物役 

有了一点自由 

就由着自己乱来

古往今来反儒派不外乎三种人：一非人，以出世为高，以仙佛为理想；二恶人，如盗跖、商韩、洪杨、毛左等；三小人，比恶人好得多，比君子差得远，如五四蒙启派，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自由派。

西制品格虽然逊于礼制，但也属于良制，故自由事业也属于正义事业，需要正人君子的主导和参与。反孔反儒，必然导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君子被斥，小人得志。故中国的自由主义站不起来，有其思想和道德的必然。

特色自由派的所知障特别严重，真诚度普遍不足，顽固不化、自以为是、唯我独对者比比皆是，不愿听、也听不进儒家的意见，对不同意见和思想极度排斥。可以断言，没有儒家的文化道德奠基，没有正人君子的主导，中国的自由主义站不起来。

唯君子能关心、仁爱、维护民众和小人。在政治上，唯有君子在位，民众才能得到最妥当的对待，小人才能得到最合适的安排。反儒派上位，不仅是君子的不幸，也是小人的灾难。反儒派在位，只能建立恶制，不可能建设良制；制度只能恶化，难以改良。民众拥护反儒派，无异于自残自毁自造苦难。呜呼！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