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草荆棘中的路标 

——读刘强先生《论语新识》

作者：张琴（湖北省孝感市实验高中语文教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三月初二日乙卯

           耶稣2017年3月29日

《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是刘强先生“有竹居古典今读”系列之一，但这本书却不同于这个系列的其他几本。如果说，刘强先生曾带着读者们在古诗的芳草地上采撷过几朵美丽的鲜花，或在魏晋的幽远山谷中驻足品赏过几块奇异的山石，但是面对非一般文学经典的《论语》，他却并不是在花园里徜徉，或在山谷里探险。《论语》是一部两千多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伟大的书，堪称中国人的“圣经”，而《论语新识》，可以说是刘强先生怀着敬畏而审慎之心，带着读者们，拨开荆棘，探照迷雾，走在朝圣之路上。

这本书是刘强先生多年读讲《论语》的结晶，全书对《论语》进行了新的注释和解析，兼采古今注疏，阐明经文义理，溯源儒家流变，辨析诸家异同，融通中西哲思。当然，这本书依然延续着作者特有的风格：文字洗练优美，视野宏阔，引证博赡，字里行间体现着一个学者的道义担当和人文情怀。

《论语》古今各家注疏颇多，因阐释和理解的视阈不同，造成了某些经文意义上的分歧，读者往往会在各种繁复的注疏中不知所从。作者的做法，是从经文内部寻找内在的依据和逻辑，探寻《论语》的原始大义。比如“先进于礼乐”章（11.1）“野人”“君子”之分歧，作者认为，解读此章须从《论语》中寻找“内证”。《论语》中与“野”相对的不是“君子”，而是“史”。作者认为，“此章野人君子，实亦涉及文质之辨。”夫子曰“吾从先进”正是“吾从质胜者”之意。接者作者又进一步对经文义理进行阐发：夫子“吾从先进”之选择，正与夫子对“礼之本”的理解有关。“文质之间，质乃本体，文乃末用”，“礼乐之道，要在文质相得，内外相合，若不能遽至此境，则必以质地为先，文采为次。”这样解读，不仅能使读者读懂经文意义，又能穷明原委，闻一知二，窥见孔学之真旨。

不仅如此，作者还善于对比经文中的细微区别，引领读者对经文义理进行更细致深入的思考和把握。比如“君子之于天下也”章（4.10）中，“义”与“礼”的不同，“义”与“权”之关系；“德之不修”章（7.3）中，“忧”与“患”之差别。作者以“内证法”解经，既重微观语境，又重宏观语境，周详解释，细密辨析，引证精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些皆能帮助读者在阅读《论语》时探源求本，由博反约，直达儒学精义真旨。

尤可注意的是，作者在引领读者准确理解经文义理微言的同时，也注重对儒家思想史发源与流变的解释与说明。比如“吾未见刚者”章（5.11）中分析儒家对于“欲”的看法。儒家并不反对符合人正常需求的欲望，而是反对无节制的物欲、贪欲。人正常的欲望，正是儒家之“天理”。作者由此指出，后世宋儒“存天理，灭人欲”之说，正是从“枨也欲，焉得刚”一句中萌芽而出。又如“夫子之文章”章（5.13）中，关于“性与天道”的问题，作者指出，子贡此言在中国思想史上非常值得注意：“子贡此一话头，开启了儒道两家的形上之思。如孟子道性善，又言尽心知性以知天；荀子道性恶，以为其善者伪也。……宋儒张载则在此基础上，将知识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程颐亦承此而为说，云：‘……德性之知，不假见闻。’”

此一番梳理，正使读者对《论语》及原始儒家思想与后世儒家思想史之渊源流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与廓清。子曰“告诸往而知来者”，虽然“闻往”未必能“知来”，但至少能引领读者知晓，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渊源有自来”，正是这清澈的山泉细流，流淌汇聚成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江河大海。

融通古今，兼摄中外，陶铸涵咏，不囿成说，是《论语新识》相当独特的地方。比如在解释“吾有知乎哉”章（9.8）中，作者博引古今中外圣哲的类似表述来阐明此章义理。苏格拉底说：“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那么无知。”佛陀云：“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老子》亦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作者说，夫子所言“无知”与“空空”，正是“中外圣哲所亲历证成之道境”。此真可谓“八面受敌”之解释。

儒道两家，是中国思想史上两座并峙的山峰，两条并流的大河，谁也离不开谁，其思想观点，有许多地方明通暗合。比如作者解读“君子无所争”章（3.7），就指出，君子不争，不仅是儒家的观点，也是道家的观点。“为政以德”章（2.1）中，儒家“无为”之说与道家“无为”之说，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然而，作者在“无为而治者”章（15.5）中，对儒道两家“无为”之间的细微区别加以了细辨详审。儒家之“无为”与道家之“无为”确有本质上的不同。老子之“无为”是“不妄为”，最后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君人南面之术”；而儒家之“无为”，是君主先须正己、克己、修己，成为道德上之楷模，“内圣”之后自然开出“外王”，“上无为而下有为”，此即所谓“絜矩之道”。

对于西方思想与儒家思想相通之处，也散见于书中，比如以西哲康德的“道德律令”来释“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章（5.27），引西哲维特根斯坦“凡不可说，应该保持沉默”之语，来释“予欲无言”章（17.19）说明语言之有限性的问题等等。

虽然西方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颇有些相通之处，但作者也在书中对两者的不同作了细微比较。在释“当仁不让于师”章（15.36）时，时人常引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印证此章内涵，然而作者却说：

亚氏将“吾师”与“真理”并置，表明学生之求知欲一往无前，一旦掌握真理便可凌越“吾师”之上，充其量不过荀子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义。然夫子“当仁不让于师”则是将自己和“吾师”并列于仁道之前，意谓当行仁时，可挺身而出，一往无前，即便先生在旁，亦不必谦让。此一种境界，显然是比“求知”更高一层的“行仁”“弘道”之义。此正可见西学乃向外求知，追求客观世界之“外在超越”，而中学则向内求道，追求道德生命之“内在超越”。

在“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章（15.3）中，作者对中学和西学之不同作了一个鸟瞰式比较：

如其所谓“一以贯之”，实“中学”与“西学”大分野之所在。盖中学重综合，西学重分析；中学重感通，西学重逻辑；中学重体验，西学重推演；中学重内省，西学重外求；中学重一贯，西学求旁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中学开出以“内在超越”为旨归的心性哲学、道德与精神文明，西学则开出以“外在超越”为旨归的思辨哲学、科技与物质文明。孔子之学，不可谓不博矣，然其绝非驰骛于外求，而是贯通于内在之理性良知与道德生命。

所以，作者说：“‘为己之学’，实吾国文化之明镜，后世学人之良药也！”（14.24）这正是儒学之大节目、大关钥之所在！

当然，探寻儒家与道家、佛家、西学等各派思想的区别，并不为分出高下优劣，而正是要我们在前后左右的对比中，在古与今、中与外的参照中，看清我们的位置，找到我们的坐标，摸到儒家心灵的脉搏，接通原始儒学与现代价值的讯号。

冯友兰先生曾论述：“大多数著书立说之人，其学说无论如何新奇，皆须于经学中求有根据，方可为一般人所信受。经学虽常随时代而变，而各时代精神，大部分必于经学中表现之。”经典正是由一代代儒家学者的合乎时代特征的诠解和阐发，才得以保存和发展并散发出异彩。可以说，每一个时代的儒家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诠解和阐发，都是一个时代的朝圣之旅，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朝圣之路。然而，近百年前的废除读经运动，已让我们的朝圣之路，变得杂草丛生，荆棘满途。随着近年国学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翻开经典、阅读经典。更可喜的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用他们严谨而晓畅的撰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朝圣之路上，树起一个个清晰的路标。《论语新识》正是这样的一个路标，不仅通经明道，标明我们所处的位置，更重时代关怀，指明我们前路的方向。

写于2016.12.24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