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就是正道了吗？

作者：曾海军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二月三十日癸丑

           耶稣2017年3月27日

这几天看着辱母杀人案不断地在刷屏，与所有人一起感受着被刺痛的神经，虽然也总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很多话已经被说出来了，那种义愤填膺的情感也已经不断地被表达出来，自己没有觉得需要特别说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看着国人在这件事上空前一致，群情激昂地声讨“冷血”的法律，我还是觉得挺受安慰的。作为一个做儒家学问的人，我看到的是“辱母”这件事，异乎寻常地刺痛了所有人。这说明传统儒家对中国人的塑造，还是依稀留下了某些痕迹。但似乎也没有更多的意思要表达，直到我看到“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是正道”，立马激起了一些想法。

据说这话出自济南公安的微博，但出处不重要，更不打算把矛头指向济南公安。我以为这话特别能代表国人的看法，别看这么多人激愤不已，但要说如何评判这话，大概多数都觉得没错，只是说的时候或是场合不对。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没想过，这话要是能成立，国人的这次群情激昂就成了无的放矢。

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情感都是私的，法律才是公的。既然经过了司法程序，判决就是公的，即便激起了所有人的愤慨，那也是每个人自己的私情，不能影响判决的结果。真的是这样吗？对于公私观念，我们完全照搬西人的东西，同时又食洋不化，导致在这个案件的判决上陷入到丧尽天良的地步，却居然还可以振振有词。

对于辱母杀人案，我相信西方人肯定也不会这样判决。陪审员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普通人以常情常理做判断，像辱母杀人案中出现的这种令人发指的禽兽之行，可谓人神共愤，特别容易激发普通人的情绪，由此在案件的判决中体现出来，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为何在我们的司法程序中反而得不到体现呢？这就是食洋不化的恶果。

虽说西方人会以情感为私，但并不妨碍热血的人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学习西方人的这种观念，却学成了先把一个热血的人变成冷血，再来行判决之事。有人说在辱母杀人案的判决中只看到“冷血”的法律，其实不是。法律无所谓冷血还是热血，只有冷血的人，才会在这样的案件中冷漠地运用防卫是否过当来判决。据说有一个法官在微博中表示，在母亲受尽凌辱的时候，其子应该在第一时间录像取证。如果凌辱是禽兽之行，那这就是禽兽之言！食洋不化的恶果可以到什么地步，可见一斑。

不过以上并非是我最想说的，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并非所有情感表达都是私的，也并非所有法律判决都是公的。面对禽兽之行而一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情感怎么会是私的呢？平时所谓激起公愤，这个“公”字并不是虚设的。对于辱母杀人案的判决，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是不是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在里头。但我以为，用不着以这种方式去揣测人了，即便整个审判过程都没什么交易，这一判决也是私的，因为这里面必然有私心自用的地方。

面对案情中的禽兽之行，是个人就必然会义愤填膺。参与审判的人深入案情，对受凌辱的人有更多感同身受的机会，却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冷漠呢？因为克服了这种感受，不管是基于什么理由，克服一种正大光明的义愤，必然出于不义的私心。有人说到基层司法审判容易陷入伦理困境，不敢越雷池。或许有这种背景在，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也是私心自用的表现。

拯救母亲于危难之中，捍卫母亲于凌辱之际，这既是大公之情，亦是至义之事。这一次的辱母杀人案之所以令各部门如此迅速地反应，我相信都有积极主动应对的一面在里头，因为不光是案件的当事人忍无可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只需这么动一下念头，就足以调动一个人身上全部的正能量，一个再懦弱的人也可以变得血气方刚！这要是都不能得到伸张，被凌辱的决不只是案件中的母亲，而是整个中国传统文明的根基！

我相信这次的全民反响有传统儒家所塑造的痕迹在。父母是至亲之人，几千年的文明滋养使得我们依然会斩钉截铁地说，那可是我爹妈！无论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目睹了多少欺凌，也无论自己受了多少欺凌，但谁要是敢欺凌到咱爹妈头上来了，最起码也还有一命相拼！谁敢说这种情感居然是一种私情？西方人有西方人理解情感的套路，我们也该有我们对待情感的方式。西方人喜欢通过人来理解父母，我们则往往通过父母来理解人。对父母的情感固然容易沦为私情，但并不必然是私情。

作为中国人，对父母的这种特殊感情永远无法更改，也不应该去更改，儒家文明正是不断地提升这种特殊的感情而必不令其沦为私情。辱母杀人案激起了中国人这种共通的情感，我们决不能食洋不化而克服掉这种大公之情。从这一事件的反响也可以看出，我们要么不断地追求自身为中国人，要么就甘愿沦为禽兽，而永远也成不了西方人！所谓“情感归情感，法律归法律”，这不是中国人的正道，中国人是该寻求自己的正道了。

附：邓析安人（节选）

说明：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情感未必都是私的，法律未必都是公的”这个意思，特附上笔者对“邓析安人”做过的一段分析，以助理解。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吕氏春秋•离谓》）

邓析是名家的思想人物，大概可以理解为他那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故事讲的是，当时有一条叫洧水的河流洪水泛滥，一个出身大户人家的人不幸溺水身亡，尸体被别人打捞到了。大概是看中了大户人家的这一背景，捞尸者挟尸要价，想趁机发一笔死人财。只是没想到这大户人家也抠门得很，不愿意花这大价钱，就找到这当时的公知分子邓析，想要他帮忙出个主意。

邓析用他特有的名家头脑安慰说：“你别着急，人家手头捞的尸体不卖给你还能卖给谁呢？”这富人一听，如梦初醒，于是就放宽了心，等着捞尸人来找他。这可急坏了捞尸人，他的时间可耗不起，赶紧也来找邓析出主意。好家伙，这邓析又用名家的智慧安慰说：“你也悠着点，人家不从你这里买尸体又能从哪里买呢？”

在这个故事里头，挟尸要价是一件容易刺激人的道德底线的事，任何一个平常的人都受不了这种伤天害理的勒索。但奇怪的是，面对这种恶劣的行径，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邓析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而是淡定地发挥他的专业水平替双方出主意。邓析的这种表现放在现代社会里，也许不乏为他辩护的人。

所谓不带入个人的立场或情感，客观公正地表达看法之类的，邓析说不定还会成为现代的某种典范。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邓析的表现相当具有现代性品格。然而，这其实不应该是现代人的骄傲，而恰恰是某种“现代病”。当面对一个人挟尸要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忍不住表示愤慨或谴责，可邓析却淡定地要当事人双方“安之”。

如果说，邓析的这种姿态是表现了他的客观公正，那就是说我们的情感流露是在泄私愤么？这未免也太离奇了，我们忍不住心生愤慨，又跟挟尸要价的当事人没有半点关系，凭什么说这是在表达私人的情绪，而不是捍卫公共的道德？我们的愤慨之情完全可以是公正的，并不是什么私情。

不错，邓析是具有足够冷静的头脑，而我们也许更容易冲动。但客观冷静的头脑分析就能确保不偏不倚的公正性，而无法忍受的情感流露就注定会陷入私人的狭隘性么？现代人总觉得诉诸于个人的道德情感就只是属于私人的，而只要具有公共可交流的理性特征，就立马变成公正无私了。但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问题其实是在于，个人的道德情感或价值观念只要是去除了私心，就具有公义，不但可以去评判别人，亦可以要求于人、谴责于人。相反，一个冷静的头脑或一种理性的算计，完全可能被私心蒙蔽，所言所行就毫无公正性可言。事实上，一个人可以没有私心，一个公共集体也可以全都是私心。一个人的义愤填膺可以是道义的，一个公共集体的所有冷静分析也可以是一桩肮脏的交易。这原本并不是难懂的道理，可惜犯了“现代病”就看不清了。

如果认为凡个人的就一定是私的，凡经过了公共的交流就一定是公的，这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错觉。邓析恰好满足了这种错觉，就因为他那不带感情色彩又够专业水准的“安人”手法，便为他扯起客观公正的大旗，这明显不合情理。

事情原本很简单，就是面对有人挟尸要价这种事，要么无法忍受，要么就忍下心来漠然待之。前者就是通常所说的激起了公愤，后者不过是有人觉得没自己什么事。邓析就充当了这后者的角色，面对有人挟尸要价却显得若无其事，这难道还值得我们表彰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