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
作者：齐仁
来源：《文化纵横》2010年10月刊 




　　——《文化纵横》编者的话

　　历时一年时间，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研究小组向编辑部提交了本报告。在“中国模式论”的各种讨论之中，以中国论中国而非以西方论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模式”，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作为“中国模式”论述的主线，这在学术界尚属首次，无疑，它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理论智慧。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就深深地嵌入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之中，它深刻地改变和塑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命运，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不断与中国的现实与历史文化相融合，产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结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中国30年改革、60年建国、近百年富国强兵的历史道路，解释中国崛起的内在缘由，讨论“中国模式”的构成要素，不可能不面对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不可能不面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不可能不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创新与变革——亦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工程，它不仅关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创新，也关乎当代中国30年乃至60年历史的合理性的解释，同时更关乎未来中国乃至世界发展道路及文明样式的探索。中国能否对人类社会有较大的贡献，不仅取决于财富创造的速度，更取决于它能否在发展模式、制度建设、伦理道德以及人文文化上示人类以楷模。这方面，充分吸纳了中华传统文明精髓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初步呈现了它的思想光芒。依此道路继续前进，更自觉更全面地推动中华文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融整合与发扬光大工程，中国就有可能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世界历史叙事和人类文明样式，就有可能引领人类社会踏上新的文明坦途。

　　本 文 摘 要

　　我们拟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模式的关键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关键词确立为本报告的研究对象。

　　现代中国伟大实践中包含着的指导性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理论流派能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而清晰地解释中国的建设、发展与崛起，因为这些成就本来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

　　在文明史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完成或终结，意味着西方文明所蕴含的斗争逻辑已走到了终点，意味着在一种新的基础上的新的人类文明的出现已不可避免。

　　我们把中国历史的特点概括为：学习-- 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这三者是中国历史的最根本线索，不可或缺。以上的三个特点是伟大的中华民族雄踞世界数千年而不堕的根本原因。其重中之重是以民族脊梁为杰出代表的、身系文明与政治命脉的志士仁人团体。

　　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关键点，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把握到的物质运动与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强调其对立、斗争的一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则自觉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忽视运动变化绝对性的前提下，重视事物统一、和谐的一面。

　　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秘密，归根结底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这一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从对外国的模仿、学习进展到了自信、自觉的环节。

　　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是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十年，是我国国力迅猛增长的十年，也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消长之势对世界格局发生显著影响的十年。这一点，即使对我们不那么友好的人也难以否认了。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更是从这个十年的态势敏锐地意识到，21世纪能够留在未来历史上的头等大事，或许就是中国崛起。如何正确看待、合理解释中国崛起，如何总结过去、前瞻未来、把握现在，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既不落后于发展形势，又符合当前实际的理论纲领、国家战略和实现路径，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理论界面前的严峻课题。

　　一、中国模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对当前形势的若干认识

　　这十年中国的强劲发展差不多出乎所有海外中国研究学派的预料之外。那些从欧美以及俄国的发展道路提炼的理论框架及其衍生策略面对中国经验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冷战结束之后，主宰西方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框架基本是 “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它们分别将国际关系理解为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与文明之间的斗争。“历史终结论”认为，在自由民主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斗争中，自由民主终会胜利，人类的制度将终止在自由民主全面胜利的时刻。这个理论以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政体斗争为原型，总结美苏冷战头头是道，而在解释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时即遭挫败。

　　“文明冲突论”则相对悲观，认为解释国际关系的基本线索是以宗教信仰为阵营的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宗教信仰之间非此即彼，是以文明冲突不可避免。该理论以西方中世纪以来经历的宗教战争为原型，解释欧美与伊斯兰世界关系时得心应手，但在解释中华文明与西方以及伊斯兰关系时又面临挑战——中华文明根本不是一个仅用宗教就能界定的文明，也从来不把出于宗教征服欲的文明冲突视为理想或常态。

　　用“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解释中国的发展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影响都是失败的。在20世纪美苏两大阵营发生政体冷战之际，在21世纪美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发生正面的文明冲突之际，中国似乎都是有意识地站在第三方。这种以“斗争”、“冲突”为模型的理论很难处理一个要么团结第三世界，要么韬光养晦的第三方。

　　此外还有 “大国兴衰论”以及比较传统的“现实主义均衡论”。前者以西方近代以来西欧列强之间的争霸战略为原型，解释西方霸权国家崛起的历史也颇为有效，当一个低调崛起、韬光养晦的中国渐有与美国共管国际事务之势时也不堪使用。后者以拿破仑帝国以来西欧民族国家之间折冲樽俎的和平努力为原型，当遭遇中国这样幅员几与全部欧洲相等，高速发展不断赶超列强的例子，也无法套用。

　　在以上这些西方学界的解释体系中，“历史终结论”破产得最彻底。正是中国持续、强劲的发展使得这个以美式民主为人类终极社会的历史神话信誉彻底扫地。“历史终结论”以及“大国兴衰论”、“国际体系均衡论”都是以西方历史为基本材料的。后两者还懂得从事实和史料出发，尊重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逻辑，而“历史终结论”则完全是将唯心主义逻辑与自由主义理想强加给史料的结果。这样的理论，崩溃是必然的。

　　在其余的诸派理论中，“文明冲突论”的基本关怀当然仍是西方中心论的，其解释逻辑也体现了西方文明固有的特点，不过其问题视野与敏锐意识则超越了单纯的西方历史，值得中国的理论家们借鉴。但对之也不能依赖与套用。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从外部看中国，用西学解释中国，无法深切地体会中国的一切，无法把中国的事情真正解释清楚。而无法解释中国也就无法解释这个世界，无法胸有成竹地对待未来。

　　我国的理论界与战略思想界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对于中国的巨大发展及其蕴藏的各种机遇与问题，最具解释与对策能力的本应是我国理论界。但由于近30年来知识界受制于西方学术思潮，理论上的自主创新严重匮乏，其解释体系基本受制于西方某个流派，要么把中国道路当成西方学说不那么完美的例子，要么当成更糟糕的例外。由于对中国经验缺乏真正的尊重，因而也就无法给予深刻的体认与解释。其衍生的国家战略同样是可疑的。

　　与海外理论流派相比，国内知识界主流甚至更少正面地解释这30年的发展成就，而是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视为主要认知对象。

　　知识界为中国发展给出的药方不外乎如下三种：追求自由民主社会的普世主义、追求彻底平等的激进主义以及回归中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其中在知识界或隐或显地受到主流认同的是第一种。后两种思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第一种的回应。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药方与上述的历史终结论共享了同样的理论前提和政治理想，即认为随着中国的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成熟，应该采取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西方的自由民主之路。

　　西式的自由民主道路既无法说明中国这30年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更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出路。它甚至无法完全解释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也无法解决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行政效率等一系列发展成就，都是在中国现有体制的基本框架下取得的。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基本体制，就没有中国的发展，也没有在发展中进一步调整、解决问题的根本保证。

　　国内的另外两种思潮，是看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主要是社会不平等加剧、文明认同感削弱和道德价值观滑坡。它们对于这些消极现象的认识和解释有其合理的因素，但两者给出的应对策略全都是倒退：一种是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另一种甚至要照搬古代儒家，倒退到近代之前。它们实质上是要以消灭生命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在否定中国发展道路的前提下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以上三种思潮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对中国的文明、制度或者发展道路采取部分或者全盘否定的态度。激进主义否定了30年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否定了60年乃至5000年以来的中国，保守主义否定了100年以来的中国。

　　(二)应该如何看待与研究“中国模式”?

　　为了系统解释中国经济与社会这30年的发展成就，国际学界近年提出了“中国模式论”。该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解释模式中隐含的普遍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从国外的有关讨论看，这个框架主要仅从这30年的表面经验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发展，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华文明的特有精神，也无法从根本上同情地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制度，这导致它对中国的解释仍不无隔靴搔痒之憾。虽然如此，这个蓝图还是提供了进一步深化讨论的广阔空间，所以逐渐在我国学界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回应。

　　从当前国内外的讨论看，这个理论仍然处在争论、摸索阶段，尚未出现一种可被各方面共同接受的解释体系。中国模式的主题是认识当代中国，而其依据的几乎所有讨论框架都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学说，其参考经验也主要产生于西方世界中心或边缘的历史。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之中，“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已是对于主流学说的一大突破，但要把这个概念深入为系统的论述，则有待于进一步突破用西学传统解释中国经验必然带来的隔膜、生硬与歪曲。由于学术界几乎所有的学科都以西学为楷模与标准，这一突破是极难完成的。这也就意味着，要准确、亲切、深刻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经验，既必须以学术讨论为前提，又不能完全受制于当前任何一个具体学科。这正是当前中国研究的麻烦所在。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又应当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提法?对此，本文的回答是：自信、自觉、自知之明。

　　中国这30年的发展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其崛起道路既没有遵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也不尽符合经典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一般而言，社会发展的学说与理论都有一定的经验支撑，中国的崛起是走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也就没有任何教条可以援引。对于这一点，学术界有人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自信，总觉得我们走了歧路，要么此路终将不通，要么在走完这段歧路之后总会走到“普世文明”(冷战结束之后这特指西方文明)的康庄大道上来。这就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了60年的高速发展，超速走完了西欧国家花200多年时间走出的工业化道路，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面对这样的历史成就仍然妄自菲薄，以为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实在应该好好擦擦他们的眼睛，补补他们的骨气了。现代中国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对此首先应当拿出充分的自信加以肯定。而中国的发展秘密正在于没有照搬西方或者前苏联的建设模式，走出了切合自己传统与现实的新路。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清楚地表明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遵循着自己的逻辑。其中包含的自信与自觉是应当肯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模式论的瓶颈。大体而言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中国的总体发展仍在进行之中，所有关于中国模式的概括应该是小结性的，而非总结性的。中国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摸索、试验、及时纠正与有力推进的开放的学习机制。这本身就属于中国模式重要的内涵。因此，任何对中国模式的概括不应当成为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教条，而应该像它的研究对象那样保持着对实践的最大程度的开放性。

　　其二，由于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观念等一系列复杂领域的整体性过程，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处在盲人摸象的局部研究阶段，尚未抓住这些复杂面相中的主导方面。用学术界的话说，这就是尚未找到“中国模式的关键词”。[1]中国模式论其实尚未破题。这是中国模式论当前最大的欠缺所在。

　　其三，毫无疑问，中国模式论的主要动力，来自对改革开放30年辉煌成就的解释兴趣。但在解释这30年时，却不能画地为牢，只就这个时段进行解释。如要探索中国崛起式发展的最深根据，就既不能割裂新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也不能割裂新中国的60年与辛亥革命以来的另外40年，更不能割裂辛亥革命以来的共和国100年与中华文明的整个5000年。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拟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模式的关键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中国道路的关键词确立为本报告的研究对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里已经包含克服割裂历史的倾向、建立改革开放30年与之前的中国现当代史的连续性的意蕴。本报告将更进一步从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出发，勾勒理解“中国模式”的完整历史视野。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文明史意义：本报告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

　　我们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论破题，又用文明史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立论。可以预料，这样的研究思路会引起学界的疑虑：为何要用一个出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概念去回应学术界的问题?这里要交代一下我们在方法论上的考虑。

　　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新事物，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是一些新问题。要认识这个新事物，解决这些新问题，非得有真正的理论创新不可。要更好地发展中国，就要研究、认识她;要深刻亲切地解释中国，就要正视、肯定她，而不是像一个旁观者那样冷漠地审视她。肯定中国、解释中国、发展中国，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更具体地说，我们强调以中国解释中国，就是以中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以中国的战略解决中国的问题，以中国的自觉指引中国的道路。

　　这些理论、战略、自觉并不是知识分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已经包含着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根本无法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天地之间但凡心智人格健全者均当承认，现代中国的伟大建设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现代中国伟大实践中包含着的指导性理论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理论流派能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那样深刻而清晰地解释中国的建设、发展与崛起，因为这些成就本来就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还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继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伟大实践的自觉环节，代表了中国经验的自我概括、中国道路的内在指引和中国模式的真正蓝图。研究中国建设、发展、崛起之路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总结、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应对当前挑战、解决未来问题最有指导意义的做法就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这就是本报告的两个基本任务。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胜利高潮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的递进过程。马克思主义脱胎于西方文明，发展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处，大成于东方文明，这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文明史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出现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完成或终结，意味着西方文明所蕴含的斗争逻辑已走到了终点，意味着在一种新的基础上的新的人类文明的出现已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与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意味着西方文明历史地位的终结与东方文明的复兴。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我们需要更加自觉地认同中国文明的积极意义，吸纳中国文明的丰富智慧。为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文明、社会与政治的特点有新的认识。

　　首先，中华文明对于中国和世界同样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文明既有具体性、特殊性，又有其普遍性，从来不存在脱离普遍的具体，中国文明和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包含着普遍真理。只有通过对这两种普遍真理的“创造性综合”，才能产生创新性理论。

　　其次，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儒法互补、儒道释三教交融的文明。它肯定此世、不薄来世、刚健进取、唯时为大。“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2]，中国文明有教化四方、天下归一的远大理想，其内部有很大的张力、弹性和包容性，有应对各种挑战的丰富资源，特别是在学习、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上能持一种折中损益、不断创新的辩证思维，使中国顺利回应了很多外来文化的挑战，并把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包括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文明自身的活力。

　　第三，中国文明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与西欧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不同。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取消了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并逐步确立起士农工商四民流动的社会机制。中国古代自秦以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贵族阶级或阶层，而是一个通过文明纽带统合起来的乡土社会。这种社会中所孕育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协和万邦”的宏大抱负、“民为邦本”的亲民理念、“均贫富、等贵贱”的平等意识、“利用厚生”的民生主义、“实事求是”的生活态度、“生生不息”的辩证思维，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文明基础。在此意义上，中国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极强的亲和性。

　　最后，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不间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体。中国文明自秦至清两千多年，虽历经改朝换代，但维护传统文明的正统政权是有其内在连续性的。中国的文明史与政治史彼此支撑，均无断裂。文明的纲常名教或核心价值系统没有发生根本性动摇，这种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它既保证了中国文明生命绵长，也保证了中国文明始终将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载体与护卫，始终将强有力的统一国家当作维护与发展文明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中华文明至今绵延不绝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中华文明体的连续性是与政治体的统一性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割裂文明与国家，从来没有割断道统与政统。文明实体要依靠政治实体来保卫，政治实体要靠文明实体来支撑。没有政权护卫的文明是脆弱的，没有文明支撑的政权是非正统的，无合法性的。

　　在中国历史上，使得文明与政治始终保持这个高度一致性的秘密在于统治团体。秦汉以来，中国正统王朝的统治团体成员——只要它还没有丧失执政的德性和能力——基本都是按照传统核心价值观以不同的方式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既是文明的传承者，也是政治的担当者。他们的德性和才干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学习得到的。他们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是被选拔的。他们来自人民，又具有一般群众没有的先进性。他们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在时代巨变时与时损益。他们是按照志士仁人的标准培养和选拔的。他们应该是，而且往往是中国历史的中坚力量。归根结底，这样一个在其他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类似特征的先进团体的存在，才是中华文明—国家既绵延不绝又不断更新的社会政治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把中国历史的特点概括为，学习—创新型文明、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这三者是中国历史的最根本线索，不可或缺。没有学习与创新的能力，中华文明就不可能化外为内，将一切外来文明因素化为滋养、壮大自身的力量。没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中华民族就没有一个保卫自己文明的强大政权，就会丧失抵御和消化外来挑战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执政的先进分子团体，政治就是一家一姓的事务，就不可能制度性地、成规模地选拔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去治理广阔的疆域和不同的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就不会有相称的担纲者。掌握中华文明精髓的人就会与世俗政治生活分离，中华文明就无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中国就会像其他文明形态那样政教分裂、封建割据、上下隔绝。

　　以上的三个特点是伟大的中华民族雄踞世界数千年而不堕的根本原因。其重中之重是以民族脊梁为杰出代表的、身系文明与政治命脉的志士仁人团体。有了这样的民族先进，即使在国家分裂沦亡、文明受挫衰弱的危难关头，总能一阳来复，更始建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遭受了多次重大挑战，其中任何一次都足以切断其他任何文明或者国家的延续。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一次次顽强地重新站立起来，中国还是中国。

　　中华民族同样凭借这三个特点应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在模仿东西方各种现代化方案的基础上，消化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跨越式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和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先进团体一样，是中华民族的道统和国运之所在。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现代西方文明激发之下，中华文明传统的延续和再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体现。

　　这30年的中国崛起，必须放到晚清以降中华民族曲折的现代化道路中来考察。所谓中国模式的真正秘密，归根结底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意味着这一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从对外国的模仿、学习进展到了自信、自觉的环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模式的内在自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建设也就是中国模式的自我解释。概括中华民族现代化道路的最好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本文按照中国文明与国家的命运，把这条道路划分为革命建国、改革发展与崛起复兴三个历史时期，其理论成果也相应划分为三种历史形态。万丈高楼平地起，所谓中国模式，不仅包括崛起发展的模式，也必然包含了作为历史前提的革命模式与建设模式。

　　二、中华现代文明--国家之建立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道路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期：毛泽东思想的建立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发展因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凌而难以为继。正如上文指出的，大一统政权的危机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为中华文明本身的危机，这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不但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社会制度受到严重的威胁，传统中国面对外来文明之信心与从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甚至中国文明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在此种“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中国建立在文明认同基础上的国家—社会形态呈现出全方位的危机。这一全面危机体现为：

　　1. 国家危机。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的传统中国，在必须进行全民动员与外来强敌生死相搏时呈现出的“一盘散沙”之状态，这直接威胁到中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

　　2. 社会危机。传统中国用以维系社会关系的纲常名教、宗族制度乃至“亲亲尊尊”之基本价值，均受外来文明之严重冲击，社会经济制度也伴随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状态而发生剧疾之变迁，无法继续成为传统纲纪之依凭，这又进一步促使纲纪之说趋于衰微;

　　3. 政治危机。在国家危亡、世道浇漓之际，非但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动摇，政权所对应的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理念也被根本性地质疑。由于外来势力的不断侵入，大一统国家所凭藉的中央集权不复维系，列强通过扶植其代言人实现对中国分而治之，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之政治格局;

　　4. 民族危机。由于满清政权始终坚持以少数族群作为国家的主导，面对列强的侵凌，非但无法以天下共主的身份进行全民动员组织抵抗，且对于民间自发的救亡运动多行阻挠压制，甚至在最危难关头有“宁与友人，不与家奴”之说，这直接引发了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之反满革命的爆发并最终导致清政权的瓦解。

　　近代中国所遭际的这种全局性危机，是一切非西方民族被西方列强摄纳到其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之世界历史的缩影，也是作为整体性的东方文明在领先西方长达千余年后被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新兴形态所超越和侵迫的共同命运之一部分。如何彻底终结这样的乱局，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是中国近代史所提出的最重要也最迫切的问题。

　　要完成救亡与新生，首要之任务在于选择切实可行的道路。纵观整部中国近现代史，除中国共产党人所选择的道路外，一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各种以“救国”为目标或口号的思潮。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种：1. 抽离具体政治内涵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2. 以尊孔读经立教的方式重建中国传统的复古论;3. 主张完全无条件地接受西方之价值理念的“全盘西化论”;4. 类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国家主义;5. 作为国民党理论核心的三民主义;6. 以改造农村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根本的乡村建设理论;7. 试图调和“英美之政治民主”与“苏俄之经济民主”的第三条道路。

　　以上诸种理论及其实践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皆在它们无法解决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化：这一转化必须是全面根本的，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全面的社会改造，而不可能只着眼于某一局部;这一转化是在外力裹挟逼迫下发生并伴随着危机不断深化的，故而必然体现为极巨大的历史断裂，无视这种断裂而认为传统自身可自然地过渡到现代之设想，只能流于虚诞;这一转化发生于外敌侵凌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际，必须号召动员组织最广泛之民众参与方可成就，这绝非移植西方的理念与模式可以达成，而必然要借助植根于中国传统与现实的自有资源;而欲达到万众一心之局面，必须有强大统一的领导核心以作担当。要言之，要实现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复兴，实现新一轮的学习和创新，必须首先克服政治危机，在大一统国家的基础上实现文明从学习创新到自信自觉的发展。而这个历史任务必须落在一个既能秉持传统操守和使命，又有现代政治智慧和建国纲领，更能最大规模地动员民众，并将之组织为现代主权国家的人民主体的先进分子团体肩上。这个团体必须对近现代中国面临的总问题给予一个完整的理论说明和实践解决。

　　正是在与上述各种思想流派不断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路线指引的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贯彻运用于中国革命与建设之实践，使其每一体现中均带有中国之特性，适合于中国之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并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理论高度，从而实现了具体与抽象、特殊与普遍、中国与世界元素的圆融统一。

　　这一革命路线的提出和付诸实践并最终取得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主体性的成熟与主体意识的升华，从中国现实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结合，开启了在落后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东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历史新路向。

　　这种党的主体性的关键体现，即在它始终通过思想和政治建设，教育和改造党员的思想，使之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之下并形成坚定的集体意志。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构成上长期以来并非以工人为主，却始终保持为最坚定团结的工人阶级政党，又能自觉地反映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心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双重先锋队身份及其思想建设在其党建过程中的优先地位，使其保持着对于学习的持久热情和兴趣，并不断地通过向人民学习与向经典学习这两种途径充实发展自我，从而得以保持对于现实问题的高度敏感和自我完善的勃勃生机。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学习风格、实践与机制，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的体现，更是中国政教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扬。在此基础上的党建，既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也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建国实践，既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的重构，也同时是中华文明的重建。

　　建国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然坚持以我为主、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照搬苏联式的中央主导、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纯之又纯的全民所有制体制，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共和国前30年的毛泽东时代，通过成功地塑造社会主义的新型人格典范、道德理想与价值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人翁意识，实现了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用30年时间基本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百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社会保障制度和遍布全国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了针对江河湖海的大规模治理，在全国范围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和农村基础设施，完成了人类迄今为止最大规模和最迅速有效的扫盲和文化普及，培养了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高素质科技队伍。针对冷战时代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垒局面，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建立了世界意义的统一战线，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的政治与外交空间。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后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没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在政治、经济、科技、伦理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成就，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的。

　　在此期间，新中国的建设始终是在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与武力威胁下进行的，严酷的生存环境使得“斗争”这一主题体现得异常充分。斗争逻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既是思想认识的问题，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客观情势所致，同时也是中国在进行跨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在当时语境下被着重强调，所针对的不但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提出的“全民党”的概念，也是对于国民党政权以全民党自居最终导致彻底失败的历史教训的深刻记忆。尽管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造成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与沉重的历史后果，但对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已确立情况下自身之阶级代表性日益模糊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如何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领导核心地位，始终是一个必须严肃回应的重大问题。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有关探索，无论中间出现了怎样重大的曲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均具有普遍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典范指导下实现的革命建国，突破了主要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模式，塑造了作为56个民族统一体之中华民族的集体自我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既是古老历史的延续展开，又是全新的历史开端与起点;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同时又是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本身即参与构成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依据。

　　毛泽东思想所开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通过中国革命奠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使得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现实性。中华文明的复兴将为人类展示某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发展道路，从而开启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阶段，是在国家内部震荡和外部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其代表成果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二期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同步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展开与中国重回世界之巅、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历史进程。

　　1.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民本之路

　　文革之后，邓小平恢复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捍卫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连续性，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的优良传统。邓小平理论相当强调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原则，推崇传统实践智慧的中道思想，以此打破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种思维局限和教条束缚。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论断，都是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出发，汲取“允执厥中”、“执两用中”的中道智慧所作的理论判断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理论还发扬了儒家的治国智慧，弥补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经验和理论的不足，将儒家治国的“民本主义”、“养民、安民、教民”思想贯彻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用来自儒家历史观的小康—大同关系的学说化解了苏式唯物史观中僵硬的历史进化论。

　　邓小平理论在大一统国家和民族精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上，引入了市场经济。面对文革后期的困境，他果断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如何发展?怎么发展?他给出的答案是引入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唯物史观，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明中民本主义的精神，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从而赋予了中国现代化新的活力。

　　最后，邓小平理论坚持并发展了当代先进性团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原则。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对强有力中央权威内在需要的角度来看，或者从中国士大夫精英政治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获得成功和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根本保证。对此，邓小平认识深刻，他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在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核心。同时，汲取传统朝贡智慧，提出一国两制，重新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且力争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邓小平深刻地理解到，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大一统国家存在与富强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教训反复证明，每当执政党理解和坚持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特性，并进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有机地相互结合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取得成绩，否则，现代化建设就会遭遇重大挫折。

　　2. 三个代表——先进性团体建设的新阶段

　　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富强而坚持治国者团体先进性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为治国者的主体地位带来了自觉，并且深入探索了保持治国者先进性的方式，更是把这些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政治战略提升到文明复兴的历史高度加以理解，从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首次重建了大一统国家、先进性团体与学习—创新型文明的整体联系。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新型社会逐渐形成。这为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带来了新的课题。为此，中国共产党自觉到，要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历史转换，必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建设，探索政党国家关系的新模式。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时期如何重建先进性团体的重要问题。

　　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方式。

　　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4]。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为单纯的发展主义重设了文明复兴的历史正当性基础。

　　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继承了邓小平理论所体现的传统民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要求党吸收新生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另一方面要求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既继承了“七大”的党建路线，更继承了中华民族选拔先进性团体治理国家、担纲文明的伟大传统。

　　一个强调自我建设、自我提高的政党，在治国实践中机敏坚定地学习探索，这既是中华政治文明传统的当代体现，也是中国模式得以确立的关键因素。[5]

　　历史地看，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正当性是由作为进步主义的一种形态的发展主义来支撑的，即“发展就是硬道理”。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则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进步主义富强叙事，澄清了发展的历史目的，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性表述，这是对发展本身正当性论证的历史性突破，是当代的先进性团体对政治经济任务之上的文明使命的自信。这种自信正是中华文明血脉里包含的元素。“复兴”一词昭示了中国在重建国家实力之后，将更始重兴文明传统。中国的崛起则不仅是政治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更具有世界文明体系兴衰轮转之宏义。这是上文总结的中华政治文明三大整体特点重建之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模式的决定性贡献之一。

　　3. 科学发展——现代化的新道路及其与优秀传统的自觉结合

　　如果说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高度的文明自信提出了发展的历史目标，那么第四代则开始以文明自觉进一步充实了这个目标，并同时历史性地提出了发展方式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中国的国际处境和国内形势仍有不少不容乐观之处，一方面，西方列强数百年来在世界秩序中享有的支配权和优越感被中国的发展所撼动，将崛起的中国视作挑战的国家已开始对中国实施战略上的遏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无约束的市场经济所含有或导致的各种问题渐次显现，例如贫富分化、民生艰难、吏治败坏、劳资冲突、环境污染、道德秩序瓦解、基层矛盾尖锐、政治认同削弱、社会冲突加剧等等。

　　面对种种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系统总结和继承了前人的有关观点和思路，以文明自觉的态度，以中华文明中“和谐”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图景—— “科学发展观”。使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有了更加全面、深刻和成熟的认识。

　　科学发展观最终涉及的决不仅是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它蕴含了更为重要的目的关怀。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基础上，第四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具体强调了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推动建立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这就将文明自信推进到了文明自觉。

　　在历代领导人中，第四代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党在纲领上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6]同时，不是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撷取个别片断，而是通过自觉、整体的反思，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作为执政纲领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主要体现在第四代人的“和谐观”上。

　　胡锦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和谐的理念，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将“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追求的理想秩序。“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和谐”思想注重从整体来考察、处理社会关系。在尊重彼此内在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强调彼此间的共同一致、相互依赖和有序稳定的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与注重从个体出发，强调冲突、斗争的西方文化迥然不同的理念。这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赋予了具体内容，也为整个东方文明在世界尺度上的复兴指出了方向。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心与身四个方面的关系，基本涵盖了社会主义建设乃至人类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观的提出，表明执政党作为政统的担当者开始体现道统关怀，并试图从中华文明出发来建立政权的正当性。这就进一步自觉继承了中国政治史中既担当国家治理，也拥有天下关怀的先进性团体的文明位置。

　　最能体现出文明秩序关怀的，当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不仅这个体系的纲目，而且这个任务目标本身所体现的执政党的行动逻辑也表明它超越了西方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更多地属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先进性团体传统。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模式进入了从自我建设到自我意识的阶段。海内外的中国模式论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出现并得到热烈讨论的。用中国模式的内在语言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之路进入了第三期。这个指向未来的维度必将进一步改善和明确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深化中国模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解释。

　　三、推进中国道路、深化中国模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理论使命与战略任务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主要任务是秉承前两期探索的精神和成果，进一步发掘中华文明的宝贵资源，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进而形成一种成熟的、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中国模式。虽然目前无法确知这一理论成果和具体实践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开，但是，我们至少可以预测未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必须要指导我们在社会建设、长期执政、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四个方面进行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进路就是要自觉构建“和谐文明”，尤其具体化为“和谐的”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建设与“学习型”政党建设。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四大战略任务

　　第一，社会建设。推进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意味着在持续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道德风气建设、环境保护与人文传承。全面小康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和谐，是一种包括共同富裕在内的，涉及文化繁荣、政治清廉、社会公正、人际关系融洽、环境优美的全方位和谐。

　　第二，长期执政。中国社会正在实施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建设方略，建设期至少必须持续一二百年。这样的百年大进军不只是一两代人的事情，因此，一定要保证代际之间的接力棒递交顺利，保证每一代跑在同一个跑道上，否则就会失败。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给我们的启示：一个优秀的、有着持续价值追求的精英团体是我们中华民族强大、中华文明延续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必须贯穿中国社会发展、国家崛起与文明复兴的整个战略时期。

　　第三，大国崛起。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崛起必然会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涉及到和谐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建设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通过硬实力争取更多的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又要向其他国家展示我们与西方国家的斗争哲学不同的和谐文化，通过和平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崛起来塑造一种不同的世界政治文化，通过软实力来亲和、吸引其他国家，增强我们的影响力。

　　第四，文明复兴。从文明史的视野看，在人类历史上文明从来就不是一元的，今后的人类文明也应该是多样性的。文明没有优劣贵贱之分，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并不是普世文明，它甚至包含着对其他文明乃至整个人类的威胁。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创造出了强大的斗争能力，试图征服自然、征服其他文明。中国崛起、中华文明复兴可以从根本上挽救西方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全面性的危机，以和谐文化为底蕴的中华民族可以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与其他文明一道建设世界文明的新样态。这是人类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将是现代中国为全人类所作的最大贡献。

　　上述四大战略任务是相互依赖的。世界文明格局的调整有赖于中华文明的复兴，中华文明复兴离不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文明的使命一定要有政治上的担当者，缔造与治理大一统国家是先进性团体的天职。那种割裂文化与政治、割裂文明正统与政治正统的观点是错误的，那种割裂党和国家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也是不符合中华传统政治规律的。

　　(二)和谐型文明建设

　　复兴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任务，归根结底将落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身上。这个体系的建立，正在于创造性地结合了在古今中西各大优秀传统，特别是其中最伟大的两个——代表西方思想最优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代表中国思想最优秀传统的儒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自觉构建和谐文明，回应四大战略任务，并最终推动中华文明的整体复兴。

　　首先，要建立“均衡发展”的和谐的物质文明。具体地说，就是以可持续的、均衡的科学发展为物质文明的主要内容。既要从自然那里获取经济发展与社会前进的物质资源，也要担负起人类作为万物灵长对于自然环境的守护职责;既包括了传统意义的物质文明概念，也包括了最新的“生态文明”概念，它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在自然观与物质观上的根本区别。

　　其次，要建立“道德本位”的和谐的精神文明。这里的精神文明指道德风气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基本社会规范，它既包括普通群众的社会伦理，也包括社会精英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应当引领的伦理风尚，更包括先进人物、党员干部也就是政治精英必须体现的政治伦理，应当起到的道德表率作用。在此，尤其要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它是道德风气得以形成的基础，既要注重一般社会风气的基础性道德风气建设，更要注重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应当具备的先进性道德风气建设。

　　最后，要建立“人民共和”的和谐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的目标不是泛而言之的“民主”，而是和谐的民主，也就是党内民主、协商民主、人民民主这些不同的民主领域之间的相互促进、协同的和谐关系。我们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来命名与之相应的政体，把“和谐的民主”称为“人民共和”，其要义在于：以民为本、选贤与能、协商共存。

　　以民为本是指人民是政治的起源与最终目的——主权在民。在治理国家，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应当保护那些弱势群众与大多数人的利益;选贤与能是指从群众中选拔具有良好素质的人才，在实践中加以培养，将这些先进分子组织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治理国家、教化群众、引导社会，这也就是党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制度性地位——治权、教权在党;协商共存在狭义上指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各民主党派与社会贤达)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在广义上泛指在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类矛盾时，无论矛盾涉及的是哪些社会与政治团体，都以体现协商精神的方式，从全局出发，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导向，加以协调与解决。避免矛盾激化，争取双方克服分歧，共同发展。

　　(三)学习型政党建设

　　学习--创新型文明的先进性团体，一定是富于学习--创新精神的学习型执政团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谐文明的建设，尤其是以“人民共和”理念为指向的政治文明建设，关键也在于代表选贤因素的党;在当前严峻的内外挑战下，肩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任务的先进性团体——中国共产党，如何能够保持先进性，如何能够永续自身的执政资格，既是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三期战略任务的关键，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体系中必然的组成内容。我们认为，唯有发扬中华文明的“学习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品格，努力建立“学习型政党”，才有可能达至上述目标。

　　世界上的各大政治思想流派里，没有比儒家更加强调学习的，只有儒家把学习视为政治(而不是科技或者宗教)的关键。“学习”本来就源自儒家的经典。《论语》第一句话讲的就是“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里讲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书却叫《大学》。古往今来，执政党或者执政团体世界上多的是，但认为执政资格有赖于不断学习的，只有儒家和中国共产党。

　　学习型政党建设是为着和谐文明建设服务。党员干部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培养政治家的道德人格，这即是和谐精神文明要求的“先进价值观”。它的出发点是家庭亲情，但其核心是把亲情推广到国家乃至天下的公心。也就是说，人民群众首先关心自己与小家庭是自然的，但党员干部首先关切的不应该是个人及其小家庭，而是人民、国家、党以及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这些既符合共产主义道德的要求，也是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

　　其次，政治家要学习政治智慧。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党员干部的私德再好，也可能在决策与治理上出现失误，出现好心办坏事的局面。政治是入世做事的，因此政治智慧的第一要义是认识世界大势、国家大事、地方民情，顾大局、通民意，理解党的指导思想、理解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不是单打独斗，是团结人一起做事的，因此政治智慧的第二要义是善于识人、勇于用人、能够团结人。

　　再次，党员干部要学习有关的专业知识，例如了解与管理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但政治家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这是一个优点而非缺点，要警惕专家至上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政治家不必善于将兵，而应善于将将。应该首先把合适的人摆到合适的位置上。要正确地识人、用人、团结人，则需要政治家的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领导干部专业知识上的缺陷。

　　第四，学习的方式，取决于学习对象和学习内容。向圣贤学习，可读经、体悟;向人民学习，则非接触群众、深入基层不可。这两点都不可偏废。

　　第五，学习型政党与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标准应当统一起来。干部选拔是讲选贤用贤，是偏向“学而优则仕”;党的建设是讲培贤育贤，是偏向“仕而优则学”。两者的统一就是学习型政党的建设。应当把党办成一个学习道德人格和政治智慧的学校。应该把大学办成学习道德人格和通识科学的学校。这两个目标实现了，建设和谐政治文明这个战略任务就成功了一大半。

　　四、从国家富强到文明复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学说的历史地位

　　中国模式的深化必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探索与建设为准衡。这一理论体系的历史使命在于通过完善中国模式达到中华文明的现代自觉，从而完成从国家富强到文明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既全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和发展者。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关键点，是唯物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把握到的物质运动与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强调其对立、斗争的一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则自觉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忽视运动变化绝对性的前提下，重视事物统一、和谐的一面。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不仅仅要让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实际，还应当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传统与中华文明传统的结合，把论证与阐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任务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历史地看，在战略高度明确而自觉地提出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这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三期的一个鲜明特点。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前两期有所不同，第三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运用与认识并不限于局部与片段，而是在本质与精髓方面下功夫。整体意义上的辩证“和谐”观就是传统的精髓。

　　在把这个本质性把握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进行战略对接之后，就可以真正自觉地启动中华文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融整合与发扬光大工程，给出自己的世界历史叙事。中华文明作为学习—创新型文明曾经消融整合和发扬光大一切伟大的外来文化。这就是说，辩证的“和谐”观非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从西到东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内在追求。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自觉地、深刻地、全面地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具体内涵和世界意义，才体现了文明自觉而非单纯的爱国情怀。马克思主义本身会随着这个结合走向深化和升华，真正地走向东方、走向世界，逐步摆脱西方斗争型文明给形成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不良影响。复兴了的中华文明会随着这个结合接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使命，担负起为人类文明与世界秩序谋求未来的天赋职责。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国模式研究小组)

　　[1] 参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页。

　　[2]《尚书.尧典》孔颖达疏

　　[3]《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4]《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59页。

　　[5]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第278页。

　　[6]胡锦涛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2006年4月21日。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