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须有士君子之风——续严复论君子

作者：孙汉生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九日乙未

          耶稣2016年11月9日

编者按：由光明日报社、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君子文化论坛11月5日至6日在安徽合肥举行。论坛以“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为主题，来自全国各省市和台湾地区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和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线工作者，围绕君子人格的内涵与外延、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君子文化的当代价值、君子文化的实践品格、君子文化的继承发展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光明日报编委张碧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飞跃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发言。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念孙、复旦大学教授谢遐玲、湖南大学教授杜钢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万曙、西北大学教授张茂泽、台湾东海大学教授余懿娴、台湾义守大学教授蔡瑞霖、苏州大学教授蒋国保、安徽大学教授宛小平等学者分别发了言。本文是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孙汉生先生提交的论文。

严复

【提要】1913年严复呼吁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本文认为，今日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亦应具备士君子风范。君子原是大人，是上层统治者和社会精英，肩负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其为政之道是君子之道，主要体现在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传自上古圣人的为政心法，应用、体现于为政，是将各种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中和的境界。中庸之道仍可作为当代领导干部的行政方法。领导干部应学习君子修身传统，修身从齐家开始，正道直行，和悦而诤，言行一致，反身而诚，否则近乎妖孽。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应以中庸之道和絜矩之道作为思想养料，培植公民意识，克服民之父母观念，养成宽容意识、平等精神、法治信仰，充分尊重公民权利和独立人格，成为合格的公民，然后才能成为现代士君子。

一、君子是大人——上层统治者和社会精英

“君子”二字，我在尚不识字的童年时代就已经耳熟能详。我的母亲不识字，对“君子”肯定没有理性、清晰的认识，但她常说“头大是君子，脚大是小人”。后来我常常思索“君子”二字，替母亲梳理其含义：头大，一者，方面大耳，通常是大人、贵人；二者，表示有头脑、有知识，有智慧、有思想。

汉语俗语中还有一句话“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与“头大是君子”互训。动口，表示讲道理、有逻辑；不动手，表示斯文、不粗暴；但最初的意思，可能更是劳心不劳力，正如《左传·襄公九年》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也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民间口语表达。以劳心劳力区分君子小人的观念，上下几千年，透视各阶层，可谓一以贯之，不曾改变，直至跨越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之交、活跃于晚清民国两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译《原富》案语仍然如此说：“劳心劳力之功以分，而君子小人之职以异。”【1】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曾喟然而叹，弟子言偃在侧发问“君子何叹”，孔子回答时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由此可见，君子在上古是最高领袖，是圣人。

君子很讲究威仪，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论语·尧曰》）这些都是大人的特征。孔子的形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是君子形象的典型代表，是大人形象的标志。

《礼记·曲礼上》《礼记·少仪》记载侍君子坐、侍君子宴的礼仪也可以看出君子崇高的身份地位。陪君子坐，须观颜察色，以应君子不时之需。君子打哈欠、伸懒腰、转移话题，侍坐者须有所反应，或起坐回话，或主动离开。陪君子吃饭，要替君子先尝饭，看看饭菜是否适合；等君子饭毕，才能停止吃饭（此仍是现在的陪客习惯礼节）；要小口防噎但要快吞，预备君子提问。【2】侍坐者和侍宴者小心谨慎、毕恭毕敬，甚至诚恐诚惶、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的样子，反衬出君子的威严。

《礼记·学记》中的君子形象则是学者、师者、长者、君王。【3】

《孟子•公孙丑上》讲述“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所举人物是子路、禹和舜，禹舜是圣人，子路除了孔子弟子身份外，也做过官。《论语集注·先进》朱子注：君子，谓贤士大夫也。《汉语大词典》释“士君子”：一、周制，士为州长、党正；君子指卿、大夫、士。二、上层统治者。三、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四、读书人。

大人君子肩负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君子既然是大人，是君主，是贤士大夫，是师长，是上层统治者，是社会精英，必然比普通小人（老百姓）担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孟子讲，“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荀子认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子的责任是“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果老百姓在大马路上被车马惊骇，则君子不能安坐于自己的车子上；老百姓被政治惊吓了，则君子不能安坐于自己的官位上。（《荀子•王制》）

荀子还认为，君子的责任是以德治国。君子以德发挥百姓之力、和合百姓为群，汇聚百姓之财，使之安定、健康长寿。君子以礼乐教化百姓，使父子相亲、兄弟和顺、男女合欢。天地生百姓，而圣人（君子之大成者）成就百姓。【4】

二、大人君子为政之道是君子之道

（一）君子如何为政？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齐人闻而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于是邀请鲁定公会于夹谷，孔子与会。在会见礼仪中，齐国安排了夷狄乐舞（舞枪弄剑）和宫中之乐（优倡侏儒），皆被孔子斥退。齐景公批评群臣说：“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孔子参与国政三个月，鲁国无卖假货和价格欺诈现象，市场秩序井然；路不拾遗，社会风气改善。鲁国呈现大国崛起之势，齐国受到震慑，恐遭鲁国吞并，归还侵占的鲁国土地以修好。诸侯会盟场合所体现的君子之道，与夷狄之道相对，主要在于礼乐仪式，正如《荀子•礼论》所言“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体现）也”。但孔子摄相事所行的君子之道应是其所崇奉和推行的儒家为政之道，核心内容应是仁义之心、礼乐之制和中庸之道。仁义是其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礼乐是其制度工具；中庸之道则是君子为政技巧，是传自上古圣人的为政心法，用现在的概念，就是方法论。

君子之仁义礼乐之道，此处暂且略而不表，下面重点说说作为君子为政心法的中庸之道。

（二）中庸之道是大人君子的为政心法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孔子坚信和忠实履行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并不是孔子的发明，据《论语•尧曰》，发明权应属帝尧。帝尧传位帝舜时传授了为政心法——中庸之道：“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又以之教导禹，见《尚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阐释中庸之道：尧传舜“允执其中”一句，至高至尽，舜传给禹则扩展到四句，更为精深。因与生俱来的形体气质自然而具私欲，是为人心；但也有秉于本性天命的正理，是为道心。前者危殆而不安，后者微妙而难见，虽上智也可能有人心之私，虽下愚也可能有天道正理。只有精审明察二者之异，一心坚守本心之正，才能让天理战胜人欲，才能治平天下。此即中庸之道。

美国汉学家狄百瑞发挥朱熹对中庸之道的阐释：人心的一端是正当的欲望和良好的意图，另一端是自私和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欲望和意图；人心游离在这两端之间。统治者不仅大权在握，而且他做的决定能够影响他人。因此统治者尤其需要谨慎地辨别高尚和卑劣的意图，一心一意坚守正确的原则，做出平衡的判断。朱熹称之为统治者的心法。【5】

怎样才能坚守本心之正，坚守正确的原则？在儒家看来，只有修身。《大学》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身有所忿懥，有所恐惧，有所好乐，有所忧患，皆不得其正。人很少能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人莫知其子之恶”，所以身不修不可以齐家。所以说，中庸之道，须从修身中得来。

《论语·颜渊》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执中则正，政者，中庸之道也。《论语·尧曰》在讲授舜对要传授的“允执其中”的政治智慧之后，子张问孔子具体的从政法则，孔子讲了“尊五美”原则，全是中庸之道的细则：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6】

《荀子·儒效》谈“先王之道”，是仁，是礼义，是“比中而行”，是“君子之所道”，是“有所正”；“若夫谪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荀子将中庸之道与君子之道、为政之道的关系，全部说明白了——九九归一，万变不离其宗：从上古帝王传承下来，以仁为根本，以礼义为标准，以治理为目标。

刘耘华教授用方法论和矛盾论来理解中庸之道，颇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庸之道在为政方面的实践价值：孔子求知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他认为“攻乎异端（两端），斯害也已（停止）”。（《论语·为政》）异端、两端，实际上是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执中是对矛盾的解决。消除了事物的矛盾，危害也就终止了。消除存在于事物之中的矛盾冲突而得其所宜。所谓“宜”，即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之谓也。面对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事物，不是用一方简单地同化另一方，不是完全地消灭矛盾、消灭差异和多样性，否则就只是“同”了。“多样性”事实上是不可消灭的，故“小人”最后只能偏执一己之私、“同而不和”。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各个方面的和谐统一与恰到好处，“和而不同”，这就是“中庸”的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由此看来，中庸的方法论决不仅仅是有人所概括的庸俗而无原则的“调和折衷主义”。【7】

中庸不是调和折衷主义，而是“中和主义”，是恰到好处—— “智者过之，愚者不及”；是内心的调适平和——“喜怒哀乐之未发也，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置身于恰当的境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上引文皆见《中庸》）

（三）中庸之道应用举隅

中庸之道应用、体现于为政，则是将各种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中和的境界。

（1）进退出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儒家君子的处世态度虽然是积极入世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进退出处也讲究恰到好处，不为已甚。兼济固然是理想，独善也不失君子之节和君子之乐。“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孔子家语·三恕》记载：“子路问于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怀玉,何如?子曰:国无道,隐之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论语•宪问》记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还曾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公冶长》有孔子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理解孔子的进退出处的态度：“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韩愈《争臣论》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亦可理解为君子为政和处世的中庸之道。

儒家对进退出处的态度，与道家颇为一致，其实正是受道家的影响。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君子得遇明时贤君，就出山为天子扬鞭跃马，干一番事业；没有机会就隐身于草泽蓬蒿之中，苟全性命。老子微妙通玄，致虚守中【8】，不主张逆时而动，伤生害性而破坏内心的虚灵与和谐。老子之守中，也有中庸色彩。历代士人君子皆守此道，诸葛亮先躬耕陇亩，后匡扶蜀汉，是其典型代表。

（2）对待上下级岗位——素位而行

如何让自己置身于恰当的境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庸》教君子素位而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论语·宪问》云：“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将自己置于平正适中的位置，忠于岗位，安心本职工作；不越位，不越权，不在其位则不要越庖代俎；对上，不跑官要官；对下，不仗权欺人，不行官僚主义。

（3）对待人己关系——絜矩之道

《大学》云：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允执厥中的中庸之道是“谨权量、审法度”（《论语·尧曰》）的行政心法，絜矩之道也是掌握一种尺度，是君子为政的一条重要法则。从以上这段文字看，这个尺度和法则有三点内涵：一、仁本，依据对象的各自特性而尊重之、抚恤之；二、心本，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民本，以人民之好恶为尺度。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各适其性、各得其所、恰到好处。此法则是对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的践履，目的是处理好众（民）与国、财和德、财与民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大学》接着又云：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4）对待言与行——两不相危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此是针对言行主体同一，不取言行一端，互不相危。而《孟子·梁惠王下》一段话针对公众言论与某一主体之行的关系，同样不相危害，是对孔子的主张的另一种诠释：对于公众言论与某一主体之行的关系，只有深入观察，持平摆正，才能稳妥处置，才能当得起“民之父母”称号，才可谓君子。【9】

《礼记·缁衣》有大量文字讨论言行问题，要求君子教人以言，但若欲禁止别人，则只能以自己的行为为示范；君子言之有物，而行有规范；君子只言可行之言，行可言之行，否则不言不行。以上皆主言行之统一与相济相成，充分体现中庸之道。【10】

（5）对待刑罚与礼乐——极一适中

君子治国理政之道，主张“礼乐刑政，其极一也”，（《礼记·乐记》）礼乐与刑罚的终极目标是相统一的，都是使人离邪归正而达至社会和谐。大人君子是礼与法的执行者，所以君子怀德，但也怀刑。（《论语·里仁》）荀子认为，礼者，所以正身也；非礼，是无法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君子能以公义胜私欲，以法胜私，怒不过夺（过度惩罚），喜不过予（过度奖赏）。（《荀子·修身》）法家则提倡君子因道全法止大奸：“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离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韩非子·大体》）

根据韩星教授的研究，在法律上，孔子提倡刑罚适中。周代“中”与“罚”连用，作为刑罚原则。孔子正是承周公“中罚”思想而来，并作为其中庸之道的延伸。他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兴礼乐”是“刑罚中”的前提，并且礼乐与刑罚，与爱民有着逻辑关系。孔子是以“礼乐”作为判断“中”的标准。孔子认为要做到“刑罚中”还须全面了解案，而不能“片言折狱”。孔子批评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论语·颜渊》）“片言”即“单辞”。听狱，当“两造具备”，“听狱之两辞”（《尚书·吕刑》），“片言”是难以决狱的。荀子进一步把“中”说成是合乎礼的规定：“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效儒》）《礼记·仲尼燕居》还说：“礼所以制中也。”《礼记·大传》也说“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11】

 “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礼记·乐记》）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但也并非全是温柔敦厚，其形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正象征着宽严适度的礼刑关系。孔子的形象就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的化身。

三、领导干部须有士君子之风

或许有人会说，那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时代的统治经验和行政技法，已经不适用于当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国初年，严复倡导读经时所说的话，颇可回答这样的疑问：“开国世殊，质文递变，天演之事，进化日新，然其中亦自有不变者。姑无论今日世局与东鲁之大义微言（孔子和儒家思想），固有暗合。”【12】基于此，严复认为，传统文化中尚有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有益于当时政治建设。1913年严复发表《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呼吁发扬传统士君子为政的优良作风。严复认为，政府“立法揆度、出号施令者，必不可以不学无本之人，操其柄以相与卤莽灭裂”。而士君子通过研习“《诗》《书》六艺之所载, 《论》《孟》四子之所谆谆”，修身务本，自待者至重，“有志救世，莫不信言谨行、克己慎仪，一身隐然为苍生所托命”，其治国理政必不至于“否塞晦盲、啧啧大乱”。虽然君主制已经结束，“国既为民主，则主权诚在民”。但人民与皇帝一样，立法行政不能万事亲力亲为；皇帝委托士君子，而人民则委托国会。国会是一个有机体，由数百千人之议员组成,各议员虽不能尽是尧、舜、禹、文，但只要稍存士君子之风,廉隅敬恭,和悦而诤， 社会和政治仍能达到“中天景运之休”和“彼西人所谓理想之郅治”。【13】

严复所言古今“固有暗合”之处，表现于古之士君子、民国初年之议员、今之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者为何？窃以为，可以列举以下几点：

（一）天下大任舍我其舍的担当精神是古今君子共同的属性

当今著名大律师陈有西呼吁，中国不仅需要君子，还更需要君子型的政治家——要有士大夫情怀，要有社会担当。韩愈《争臣论》所谓“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说的也是一种担当。死其官，是在官位上担当；若不在官，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今之士君子，亦可曰，不为好官，则为好思想者、好学者、好作家、好知识分子，也是一种担当，是在世道人心、思想文化上的担当，是一种更为永恒、更为伟大的担当。

仁与善，是人类社会，尤其是中国思想，对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但对于“一身隐然为苍生所托命”的士君子、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而言，力行近乎仁，其所担当的不仅仅是一身之仁善，而是仁政，是有所作为而造福天下苍生，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中庸之道仍可作为领导干部的行政方法

就现代政治而言，治国理政的方略和手段可能有万千条，但中国政治家和领导干部，首先应该取法的，当为最古老的政治智慧中庸之道。政者，正也；正者，中也，中和也，中正也，公平正义也，平等和谐也。《中庸》曰：“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允执厥中是执两用中，是叩其两端、攻乎异端的政治智慧。有人说，政治的核心是平衡，中庸之道，正是运用不偏不倚的政治平衡法则而达至社会和谐。

中庸之道包涵絜矩之道、素位而行，实际上也是当代社会精英和党政干部修身之道，都是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只有行絜矩之道，素位而行，才能成为现代君子，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絜矩之道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而设的恕道，只要居上位者以身作则，就能带动国家行政组织整体的和谐。

总书记说：“所有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一切权力必须有边界、受监督，决不能越界、越轨。”【14】是对中庸之道素位而行的现代诠释。

中庸、中和观念对当下浮躁、暴戾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矫正作用；对于躁进的世风，也是适度的节制，就如汽车刹车。

（三）领导干部应参考古之君子礼法信仰培植法治信仰

古之君子以礼法修身治国。《荀子•礼论》云：“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君子上致其（礼）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厉骛不外是（礼）矣。……人有是，士君子也。”《礼记•曲礼上》：“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在荀子看来，礼义就是中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之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所谓知、所谓辩、所谓察者，“有所正矣”。（《荀子·儒效》）

荀子认为，君子言行有界限、有标准。这个界限和标准专重于一定的道德。这个道德标准就是：为政不外乎存养百姓，意志不能低于士的标准，道德不能与后王三心二意、离心离德。【15】这些应该就是遵礼守法的一种表现。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有言“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 ；古之君子因道全法、以法胜私。礼法，对于士君子是一种信仰，也含有一定的法治精神。

习近平主席说：“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16】此规矩，即是今日之礼法。领导干部应将党纪国法内化为信仰，变成自发的行为方式。“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将法律“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7】今之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应是信仰法律的表率，一如古之士君子之守礼。

前文已说明，礼义是君子践履中庸之道的制度工具、标准和途径，今日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只要以絜矩之道和忠恕之道剔除其等级色彩，同时扬弃以礼代法的旧思维，而光大其合理内核，则能从君子的礼法信仰汲取文化营养，培养以法治代替人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现代真君子。

（四）领导干部应修身务本养成士君子之风，为天下表率

修身，对于每一个公民都是应为之事，仁义礼智信，是古今相同的修身标准，但作为当今之大人君子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应符合自己的身份特征和更高的要求。严复说古之君子信言谨行、克己慎仪、廉隅敬恭、和悦而诤，议员应学。我们认为今日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也可以参考。陈有西说，希望现在已经在台上的有实权的政治家，能够有君子修为，以君子之道治国，追求政治道德，摒弃权术和阴谋，做有道德的政治家。

对于今之大人君子，包涵絜矩之道、忠恕之道、素位而行的中庸之道可以作为官场修身资源，除此而外，针对当今政界和知识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尚有几点应该特别提出。

（1）修身从齐家开始

《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反观今之许多犯罪高官，都是家族式塌方，就是“齐家”做得不好。只有严于修身，严于齐家，才能行为天下则，才能当一个好干部，才能当得起社会精英的地位和荣誉，才是君子。

（2）言行一致，反身而诚

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在讲诚信方面没有发挥好带头作用”，“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表空态，搞忽悠，到处许愿而不兑现”。【18】《论语·为政》有记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是说君子先干后说。《礼记·缁衣》相关的训言，如前文所述，若能参透、取法、学到位，则不至于有此诚信危机而遭总书记批评。

总书记为何如此重视领导干部的诚信问题？因为，诚信关乎国家兴亡。《中庸》有系统论述：“至诚如神”，“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预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至诚为何有如此神力？因为唯天下至诚，能尽人之性，进而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诚者自成也”，只是自我完善问题，而“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所以对于君子而言，诚，肩负着成就万物、教化众生的责任。“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意义格外重大。领导干部和社会精英如果不诚，则近乎妖孽。

（3）五湖四海，正道直行

君子虽然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但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和以处众但不随声附和苟且趋同，不结党营私；与人亲厚周到但不朋比为奸。“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礼记·缁衣》）待人友好，则教人以周正之道，而不是私下里给人小恩小惠。他们遵从这些古训和规矩，这些品格也正是当今党政干部为政为人所要求的修养。可是我们的不少领导干部丢掉了君子规矩，习总书记警告说：“党内绝不允许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搞了就是违反政治纪律。”【19】他们用以拉帮结派的“私惠”也常常不是出自自家腰包，而是总书记批评的“公器私用”。【20】

（4）廉隅恺切，和悦而诤

孔子行事处处讲究礼，对待国君是十分恭敬的，但是并非无原则地唯唯诺诺。《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孔子与鲁哀公对话。一次，哀公问，舜戴什么样的帽子，“孔子不对”。他认为哀公不问大事而问琐屑小事，不值得回答。又一次，哀公问，腰系大带子，头戴礼帽，是否有益于人培养仁的品德，孔子认为连这样理所当然的常识都要问，竟然生气了，给国君脸色看，“作色而对”。

古之君子有史鱼尸谏、魏征犯颜的美谈，严复希望议员能够像士君子一样和悦而诤。今天虽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三严三实、两学一做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但真正的正面批评和向上直谏，还是很少见的。下级一“诤”上级很难“和悦”，致使上级一言定谳、下级阿谀奉承仍是政界常态。

（5）耐住寂寞，安贫乐道

古人云，“时穷节乃见”。（文天祥《正气歌》）穷，正是检验修身的试金石。“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修身》）即使未得官、未发财，也不能为了官位升迁和名利得失而丧志失德、辱节媚俗。《论语·宪问》开篇就记原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朱子注：“邦有道不能有为，邦无道不能独善，但知食禄，皆可耻也。”《礼记·学记》云：“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君子修身，应达到一种豁达旷朗、透彻妙悟的人生境界，不斤斤然于一官一位、一器一用、一言一诺、一时一地等形而下的外在的形式，而应追求内化于心的永恒价值。

四、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应——以公民意识戒惧君子局限而有所超越

身居社会上层的精英，所谓的大人，就一定是君子吗？在孔子以前，大人自然是君子，可以由贵族门第世袭，但是在孔子看来，大人失德不仁，则可能变成小人；相反，出身卑贱的小人，通过进德修业可以成为大人君子。【21】当今之世，在群众眼里，身居高位者，更未必天然就是君子，领导干部不可不慎。即使是所谓的知识精英，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不能代表社会的良心，著书只为稻粱谋，也不是君子儒，而是小人儒。

在古代，作为民之父母的大人，可能造福于民，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负责任的君子，有许多值得现代人学习的优良品格。但是，以现代公民的标准来衡量，则可能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评论子产：“有君子之道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君子恭敬事上，也许是为官本分，但对下、对人民未必恭；其“养民”、“使民”的观念，以现代意识观之，则存在很大问题。严复认为，官员以民之父母自命，虽爱民如子，但视百姓如子孙、为臣妾、犹盗贼，可能导致只有官说话没有民说话的话语权不对等的现象，以致人民视之如仇雠。【22】不少“父母官”以救世主自居，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仗势弄权、凌霸一方，成为伪君子、真小人。

执政的干部君子一定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普通公民可以控制精英，而且这种控制是合法的”，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得到精英和非精英所共同认可的规范的支持”。【23】专制政治是单向度的，民主政治是双向度的，一厢情愿地为民父母，在现代社会行不通。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公民意识逐渐觉醒，公民能力逐渐增强，公民参政的意识和能力也将日益提高，参政机会增多，参政渠道将会更加通畅，普通公民得到参政锻炼，将与干部精英一样，也可以获得君子的身份感，干部精英更应该养成平等视之、平等交流的风格，并内化为习惯和自然人格。此一点，与党的群众路线命意相同，而如果能以中庸之道和絜矩之道加强修养，则更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在理念上更加能够被中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循此思路和逻辑，可以得出结论，不懂民主精髓，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现代君子，也不是好公民，更谈不上是社会精英和好干部。

今之士君子，在成为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之前，首先应该树立公民意识，成为合格的公民。公民是一个自由、平等、负责的权利主体，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仅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更要有尊重他人权利的自觉意识。本来，君子有推己及人的传统品格，但是在现实中，手握权利者常常唯我独尊，忘记了他人的权利和他人的自由平等，只感觉自己是一个官，而忘记他首先是一位公民。对于中国人来说，经过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规训，臣民特性根深蒂固，早已习惯匍匐于权力之下，一旦手握权力就习惯于让他人匍匐于自己的权力之下。

檀传宝教授指出，独立人格是公民的核心内涵和基本品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定位，第一条就是独立人格的培养，实现由依附人格向独立人格的转型。【24】自己具备独立人格，同时尊重他人的独立人格，是今日君子干部必须具备的清醒意识，否则，公民素质尚且不具，何谈做一位好干部、好领导？在灵魂深处终究是臣民，奴才而已，算不上真正的当代精英。

由大人君子向公民干部的角色转换，需要培植一种自觉的公共理性：沟通、协调、宽容、参与、责任、自主、对自我的适度怀疑和对他者的信任，以及健全的权利义务感等一系列公共调试能力。【25】

李海青教授认为宽容是公民意识的重要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在公共规则、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将价值判断和信仰留给了个人自己，个人在价值和信仰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宽容意识必然成为社会之基本价值要求。宽容意识是对单一的独断性思维和霸权思维的抛弃，能够带领人们一步步走出传统的专制意识，而将其引领向共在的生活。没有彼此尊重的谅解宽容精神，理想的现代公共生活是不可能的。【26】絜矩之道和中庸之道其实最合宽容精神。《礼记·曲礼上》云：“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君子对人留有余地，让人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也不求全责备，说的就是一种宽容。《中庸》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人者，未之有也。”讲的是责己恕人的宽容意识。絜矩之道和忠恕之道已经含有平等观念的因子，正是对传统的政治思维中负面因素的自我扬弃，完全可以成为可资利用的思想养料，使当代社会精英和领导干部具备内在超越的能量和自我更新的功能，成为当代士君子。

【注释】

【1】《严复全集》卷二P561，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2】《礼记•曲礼上》: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屦，视日蚤莫，侍坐者请出矣。侍坐于君子，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间，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

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

《礼记•少仪》：燕（宴）侍食于君子，则先饭而后已。毋放饭，无流歠chuò。小饭而亟之。数噍 jiào，毋为口容。

【3】《礼记•学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

【4】《荀子•富国》：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注5】[美]狄百瑞著，黄水婴译：《儒家的困境》P5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论语•颜渊》：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7】参见刘耘华《经典重生——先秦儒家意义生成研究》第一章《论语意义生成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8】据陈鼓应先生研究，今本“致虚极，守静笃”，郭店简本作“至虚，恒也；守中，笃也”。简文“守中”与“致虚”对举，“中”、“虚”皆指和谐心境而言。见《老子今注今译》第134页，中华书局，2003

【9】《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告诉齐宣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10】《礼记•缁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

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11】参见韩星《走进孔子：孔子思想的体系、命运与价值》第二章《孔子的思想体系》，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12】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严复全集》卷七P462

【13】严复《论国会议员须有士君子之风》，原载1913年5月21日北京《平报》，收录《严复全集》卷七P455

【14】《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P80，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

【15】《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界限），行有防表（标准），道有一隆（一定的专重）。言道德（疑为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安民、存养）；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不三心二意）后王。

【16】《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P12，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7】《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P88

【18】《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P79

【19】《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P250

【20】《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P10

【21】参考刘耘华教授著《经典重生——先秦儒家意义生成研究》第一章《论语意义生成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

【22】参见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严复全集》卷十p375

【23】[美]加布里埃尔·Ａ·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张明澍译：《公民文化》P141，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2015

【24】檀传宝主编《公民教育引论》p213、223，人民出版社，2011

【25】檀传宝主编《公民教育引论》P218

【26】李海青《公民、权利与正义：政治哲学基本范畴研究》p246，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孙汉生，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编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1964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1986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9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编辑工作之余，坚持学术研究和旧诗写作，在《学术研究》《福州大学学报》《中国出版》《中国编辑》《闽学研究》《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论文或学术评论30余篇。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