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

作者：周星

来源：《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九日甲午

          耶稣2016年11月8日

摘要：自2003年作为一项运动兴起以来，汉服运动极大地拓展了传统“中式服装”的内涵和外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前，以互联网为舞台的汉服言说及汉服运动的相关理论，具有追求文化纯粹性之本质主义的特点，但“同袍”们在社会公共空间的户外汉服活动却又具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因此，要理解汉服和汉服运动，就应该将互联网“上线”状态的讨论和“离线”状态下的文化实践结合起来思考。

关键词：汉服；汉服运动；中式服装；本质主义；建构主义

自从2001年以上海APEC会议为契机促成了“新唐装”的流行之时起，笔者就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对中国社会有关“民族服装”之文化实践或建构活动的学术研究。自2003年“汉服运动”兴起以来，也一直坚持对其发展和演变进程做持续观察，并试图对其基本理念、社会背景、亚文化社团群体的构成及其诉求以及汉服运动内在的逻辑和悖论等予以梳理，希望能从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术的立场出发，理解和说明汉服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得以存续的意义。除了直接从互联网的相关主题性（涉及中山装、旗袍、唐装和新唐装、汉服和汉服运动、民族服装、中华民族、汉族和汉文化、少数民族服饰等为数甚多的关键词）网站或论坛社区，获得各种信息资源和研究资料外，2011-2013年期间，笔者还通过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实地参与若干不同城市汉服社团举办的汉服活动，进行近距离观察；同时采用深度访谈方法，多次对多位汉服运动理论家、汉服社团领袖、户外汉服活动的组织者（召集人）、参与者和周边围观者等进行了访问和请教，偶尔还采用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进行调查。本文以这些调查所获资料为依据，拟对汉服运动的历程和现状做一归纳，并就其面临的焦点及前景问题展开一些思考。

一   “汉服”：追求文化纯粹性的寻根

就在2002-2004年间，唐装或曰“新唐装”的流行热潮方兴未艾之际，中国社会却以新兴的“网络虚拟社区”（网站）为基本活动空间，以都市青年“网友”（早期称“汉友”，现在称“同袍”）为主体，兴起了又一轮与国民服饰生活有重大关系的新话题，亦即汉服和汉服运动。

那么，什么是“汉服”？汉服又被称为“衣裳”、“汉衣服”（《汉书·西域传·渠犂传》）、汉衣冠、“汉装”（《清史稿·宋华嵩传》）、“华服”、“唐服”（《新唐书·吐蕃传》《旧唐书·回纥传》）等。“汉服”一词在历史上并不常用，并非一个固定用语，而是有很多其它类似称谓，彼此可相互替代。甚至这一概念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易服”运动中亦不多见。它其实是21世纪初叶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可被理解为是对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概约性简称。对这一概念，从相关网站的讨论、表述及网友们的言论来看，存在很多歧义。可以说，对“汉服”的理解及分歧，实际上和此前有关“唐装”一词曾经有过的困扰颇为相似。事实上，唐装或新唐装以及旗袍等，常被理解为“中式服装”，但在汉服运动看来，它只是“满装”而已，不应与历史上的“唐服”相混淆，将满装称为唐装是无知者不恰当的称谓。目前，中国大陆媒体和一般公众容易理解并倾向于接受的“汉服”定义，是指它为华夏-汉族的传统服装或民族服装，具有独特的汉文化风格特点，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民族服装。

把汉服理解为汉族的民族服装，确实通俗易懂。在这个定义中，通常并不包含汉人曾经穿过或现在仍在穿用、却被认为不能够代表汉文化特性的服装，例如清朝的长袍马褂和旗袍、近代以来的西服和中山装、现当代的牛仔裤及夹克衫等。换言之，在这个定义里，潜含着对于汉族服饰文化之“纯粹性”的追求，它和汉民族人民实际的“服装生活”并不完全重合。汉服是汉民族服装生活里那些被认为能够代表汉文化特征，并且具备了得以和其他民族相互区分之特征的服饰。显然，必须把“汉民族传统服饰”和“汉民族服饰生活”这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范畴加以区分，才能够理解汉服和汉服运动。于是，汉服的“起源”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起源的古老性和此种服饰文化传统的悠久性，在汉服运动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与此相关的要点，当然还有连续性和纯粹性。就连续性而言，汉服被说成是从上古的夏商周直至明末清初，绵延几千年，它由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所发明、穿用，并自然演化为独具本民族文化特点，能和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形成鲜明区别的服饰文化体系，此外甚至还有把汉服上溯至史前时代的“文化英雄”黄帝的见解。虽然中国古史上确实有黄帝制定华夏“衣裳”的典故，但这在学理上尚值得商榷，因为华夏族群和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事实上要复杂得多。至于纯粹性，如不少网友倾向于认为，汉服乃是一套在汉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本上固定不变的服装款式或形制，在强调其独一无二之独特性和纯粹性的同时，对中国历史上服饰文化的族际交流曾经反复进行和大量存在的复杂性史实，却熟视无睹或不予重视。不言而喻，在纯粹性追求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潜藏着汉文化的优越意识。在鼓吹汉服运动的网站里，汉服成为汉文化优越性的最重要依据或载体。总之，汉服所指称的汉民族传统服饰，被认为是超越了王朝、地域及汉文化内部众多方言集团和不同“民系”而共享并稳定存续的服饰文化体系，一般而言，它并不是只指某一类具体的款式或形制。汉服的上述定义自成逻辑，但其面临的困难部分地来自于在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境界线并不总是泾渭分明，汉和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采借、同化、异化等现象及过程，更是非常频繁和复杂。因此，定义虽然颇为单纯，但汉服运动在追溯汉服历史时，却很难回避其暧昧性、混血性以及汉民族服饰生活的复杂多样性。

汉服运动之汉服定义的另一焦点是涉及国内多民族社会及文化之族际关系的场景性。汉服言说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相对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而言的，即相对于蒙古袍、藏袍、满装以及苗族和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服装而言的。在国内多民族相互比较的文脉、语境或场景下，汉族的民族服装被认为处于“缺失”状态，而导致此种状态的罪魁祸首，便是清初满族统治者的高压强制同化政策，当时，服装成为汉人是否接受清朝统治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汉服运动对汉服之正当性的论证，充分借助了历史悲情意识。此种悲情和现实的中国多民族场景下的“失落感”（如政府官方网站对汉族的图像介绍，曾以“肚兜”为装束）相互刺激，遂成为汉服运动的动力机制之一。在国内多民族的语境或场景下，汉服的正当性容易被论证，也不难被接受。但很不幸，如果是在族际对峙、冲突及网络匿名骂战的氛围下，汉服运动就很有可能被批评为是一种激进的“大汉族主义”。汉服运动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汉文化民族主义，它在当前中国的民族研究过度强调“族别”而忽视“族际”的话语或言说体系中，是一种典型的“刺激反应”。过去谈论各少数民族之“族别”的历史、文化或服饰、舞蹈等等时，“剩”下来暧昧的部分似乎就是汉族的，但现在出现了虽然是极少数，却愿意积极地去正面表述、归纳和宣扬汉文化的都市汉族青年。

当代中国现实的多民族场景，确实常会突显出汉族民族服装缺失的尴尬。如在2004年“56个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汉族“金花”吕晶晶因为不知道汉族的民族服装是什么，于是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出场，这可以说是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情景。但在2009年8月16日，“汉族之花”杨娜身穿汉服与55个少数民族的“民族之花”一起，出席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举行的第十一届亚洲艺术节开幕式及“民族之花”专场演出时，则被认为是汉服首次与少数民族服装同台亮相。“2009民族之花选拔大赛”经文化部批准，由艺术节组委会主办，牵动了汉服吧等许多汉服网站和全国各地汉服社团的积极响应，因此，汉服借助“汉族之花”杨娜的出场这一事件，既突显了那个经典的尴尬局面，又证明了汉服运动的合理性、正当性以及它在很多人努力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

历史上，汉服也是在不同的族际场景下才会被突显出来。《新唐书·南诏传》：“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余尚同汉服。”《新唐书·吐蕃传》：“结赞以羌、浑众屯潘口……诡汉服，号邢君牙兵。”这都是在和异族对比之中，或被异族所认知的汉服。但此处的汉服与其说是某种款式，不如说是汉人的服饰似乎更为贴切。辽朝实行二元政治，《辽史·仪卫志》：“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清初满族统治者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甚至连“典礼之宗”的孔府以“定礼之大莫于冠服”为由，称臣并希望保留孔家三千年未变之衣冠，亦遭拒绝。这确实是汉人难以接受的基本史实。不过，若是把所谓汉服的消亡理解为完全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强制同化所导致的表述，未必全都符合事实。例如，清朝时的汉族妇女服饰事实上曾以多种路径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它在后来被放弃应该是基于其他原因，如被富于时代感的新服装所取代等。旨在复兴汉服的汉服运动在理论上更为重视男装，故对男装的历史断裂尤为耿耿于怀，尽管其在社会公共空间的汉服穿着实践却常以女装更为突出，也更易获得正面评价和被公众接受。分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且人口规模巨大的汉族在各地域的“民俗服装”更是复杂多样，仅以现当代一些汉族支系的服装而言，诸如贵州屯堡人的所谓“凤阳汉装”、惠安女的独特服装和广西高山汉的服装等等，均意味着汉服的地域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至今犹存。如果把女装纳入进来，则汉服“消亡”的历史要更加漫长、曲折和原因复杂。当今重新复兴汉服的运动，固然有其针对清初强制同化之结果的逆反或清算，但更应将其置于当代情景下去探讨它的意义，毕竟当下和辛亥革命前后以“易服”体现改朝换代的需求已有很大不同，当下主要是基于全球化背景要寻找“失落”的传统文化，亦即“寻根”的需求。考虑到不久前曾经更为彻底的“文革”对传统文化（“四旧”）的扫荡，对眼下的汉服运动实不宜孤立地去理解它，而应将其视为是21世纪初中国一个更大的文化复兴运动的支脉。

从已有的描述、辨析和穿着实践来看，汉服主要是历史上汉人社会中上层阶级的人士更多穿用的款式，虽然它不能涵盖有更多人口的劳动阶级的服饰，却被认为是更具有代表中国文化传统资格的服饰种类。以服饰文化中的“华丽传统”而非基层劳作阶级的简朴服饰作为民族服装，其实也是世界很多民族的惯例。汉服体现出来的优雅、悠闲、自然、飘逸，被认为适宜于清静、安详和豁达的生活，更被认为很好地表现了汉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及仪容等。尽管历史上的汉族曾经穿着过很多形制、款式和风格的服饰，很难用某种或某类服装样式予以完全概括，但汉服的造型或款式特点仍被简略化地归纳为：交领、右衽、宽衣、大袖、博带、不用扣、以纽带系结。具体有“上衣下裳”、“深衣”（上下身一体的袍服，其内有裤）、“上衣下裤”、“襦裙”（短上衣和下裙组合）等若干种基本款式，其中以深衣在汉服运动中最受青睐，甚至有人、尤其是钟情于儒学的人主张用它统一当代汉服，视之为汉服的统一或基本式样。有的同袍认为，深衣最能体现汉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说它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含有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穿着它行动进退便合乎权衡规矩，生活起居便顺应四时之序；其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其领口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有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等。此类解说和民国年间人们为中山装建构合法性时附丽很多意义的手法，如出一辙。

有人说汉服有礼服和常服之分，也有人说一套完整的汉服有小衣、中衣、大衣三层，总之，各种表述很多，尚不能趋于统一。历史上帝王贵族的章服、冕服，通常是在举行隆重仪式时穿用的礼服，其实它们就是上衣下裳制的豪华版，近代以降由于封建礼制解体而走向湮灭。汉文化对服饰曾经赋予很多象征性意义，但归根到底，这些意义大都指向于古代礼制，尤其是等级身份制。当今复兴汉服之际，困扰之一便是如何理解汉服和它曾经承载的那些意义之间的关系。历史上的衣冠之治或衣冠服制，对内强调等级和身份，对外自然是以其作为族际区分的标志，用服饰体现“华夷之辨”，将“束发右衽”和“披发左衽”相对比，以服饰装束作为“我族”认同之最醒目的符号。可是，由于在多民族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包括混血、交流、采借、同化（强制同化和自然涵化）等，不仅在血缘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包括服饰在内的文化更是如此。战国时有“胡服骑射”，北魏时有异族主动汉化；唐朝时，华胡同风，反映在服饰文化上，既有胡化现象，又有华化现象。因此，在承认汉服之独特性，视其为汉民族文化认同的符号之一（并非唯一）的同时，也应承认汉人服饰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汉族传统服饰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族际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

汉服运动的理论基本上是本质主义的。它追溯历史至上古，既重视汉服的起源正统性及历史悠久性，又重视其作为华夏-汉族之文化的纯粹性、原生态和本真性，同时还坚持认为在汉服和汉民族的文化属性之间有一种本质的关联性，相信华夏-汉族的复兴必需要以汉服为先导。此处所谓本质主义，是指相信事物皆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核心“本质”，它是自立、客观的实在，内在地制约着事物性质的立场、观点或理念。比如，在网络的汉服言说中，同袍们坚持认为汉服是独立的服饰文化体系，内含着某种近乎绝对的民族精神与永恒不变的“汉心”或华夏-“汉族性”，相信汉服对于汉民族有本质性意义，是不可或缺的符号或载体。同袍们不仅相信汉服这一类事物，甚至连这个范畴亦具有永恒价值，还相信在汉服和它所内涵的本质之间的关系是客观存在并永恒不变。甚至认为汉服的本质优先于现实生活而超验存在，它不能被质疑，也不应认为其所承载的意义是事后附加或建构的。于是，不仅汉服的复兴有其必然性，而且，在某些汉服同袍看来，甚至它的某些款式也必须是恒常而非演化的。所以，反复论证其起源的久远性和发展的连续性，也就意味着汉服这一文化体系的本质可以超越、脱离所有具体的王朝时代或社会历史状况而存续。汉服运动有唯服装至上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其实是源于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曾经形成的以服饰承载象征意义的文化传统。本质主义的汉服理论认为，在汉服或其款式、形制之中内含着根本性甚或至上的民族精神，认为汉服反映了优秀、优越的文化品格。有鉴于此，在文化多元主义理应成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基本要义的当今，在多民族的构成日益显得重要的中国现当代社会，对汉服运动倡导的理念及其承载的情感和诉求，均必须予以具体和冷静的分析。

汉服运动具有多重属性，从不同角度看，会各有不尽相同的意义。从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全面复兴的趋势看，汉服运动不过是国学复兴、民间信仰复兴、传统礼仪复兴等大潮中的一支流脉。在国内多民族格局背景下，汉服运动又似乎是在争取民族服装的平等权利。但正如“大汉”“天汉”“皇汉”“汉心”等网站名称及汉服论坛的常用词汇所显示的那样，过于强调族缘“血脉”意识和追寻文化纯粹性的汉服运动，也有可能促使汉文化中心及优越意识的强化，很容易被认定为“族裔民族主义”。若从国际社会和全球化的背景去分析，汉服运动又具有“全球在地化”实践之属性，它力图建构并突显中国符号，以强化符号认同（相对于和服、韩服、西服等），追溯并试图保持中华文化之根。无论上述哪种理解，因场景不同，其论述或表象的原理也就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有一点是在任何场景下汉服运动均具备的突出特点，亦即强调甚或夸大汉服这一符号的重要性，把汉服能否复兴视为华夏-汉族复兴，进而中华复兴和中国复兴的关键及先决条件。

二   汉服活动中“汉服”的建构性

2002年年初，网友“华夏血脉”在新浪军事论坛发表了题为《失落的文明——汉族民族服饰》的文章；同年7月，网友“大周”在网络创建“大汉民族论坛”，后成为“网络汉民族主义”的起源地和重要据点。2003年1-3月，网友“步云”、“大汉之风”等相继参与创建“汉知会”（汉文化知己联谊会，系汉网前身）和“汉网”（www.haanen.com，2005年以后更名为www.hanminzu.com），汉服运动由此开始了网络探索和激烈论战的时期。这期间，“水滨少炎”“万壑听松”“赵丰年”“蒹葭从风”等年青人相继在网络论坛发表了各自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其格调以有关“汉服”的历史悲情为特点，思路也大都是本质主义的。这些才思横溢的文章对后来的汉服运动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左右了汉服运动的方向。这些网络写手后来大都成为汉服运动中颇为著名的理论家、骨干或积极实践者。虽然在外部大千世界看来，涉及汉服相关问题的网络论战就像茶杯里的风暴，但它却导致汉网裂变，相继分化出“天汉网”“新汉网”“汉未央网”“华夏汉网”和“百度贴吧”等多家新的网站。这一方面扩大了汉服运动的声势，培养了一批批汉服运动的精英骨干；另一方面也使汉服运动的理念趋于多样化。可以说汉服运动是互联网之子，如果没有互联网，它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崛起，这也正是当前汉服运动之所以能够比辛亥革命前后更成气候的重要原因。

以网络上的汉服虚拟社区为基地、为论坛、为阵地反复展开的汉服论战，总是以本质主义为导向、为特点、为归宿。这多少与复兴汉服的思潮最先是在海内外一些网络论坛（如天涯论坛）的极端民族主义氛围中得以滋生有关，开始时它只是作为对某些异族匿名网友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的“刺激反应”而出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汉服运动在“离线”状态亦即在现实的社会公共空间，在同袍们的穿着实践中，却始终具有明显的建构性、变通性和通融性，并没有多么极端，也鲜有激进行为。同袍们的户外服装活动是较为温和的，他们的社会文化实践，尤其是其各种策略、举措和活动方式充满了建构主义的变通。建构主义倾向于认为事物所内涵或承载的意义并没有不变的本质，不仅形式，就连意义也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或社会背景中被各种力量的当事人所选择、认定、分类、附会、粘贴甚或拼凑而成的。意义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渐被附丽、追加或阐释的。之所以说同袍们在汉服社团户外活动中的行为是建构主义的，乃是因为大多数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或公共空间里的汉服穿着及展示行为，若仔细分析其具体的操作实践或活动细节，均不难发现同袍们并不拒绝临时的变通和应景的建构。汉服运动试图在当代中国复兴某种意义上已是古装的服装，它面临的诸多挑战、问题和困扰，大都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现状有关。汉服运动是在和现实社会的对话、博弈和抗争中，在不被理解，甚或被误解、曲解的大环境中，既坚持一些在他们看来是不能让步的基础理念，也不断作出变通和调适，采用多种多样的路径和几乎是一切可能的方式，并由此取得了进展。

2003年年初，澳大利亚华裔青年“青松白雪”和网友“信而好古”在汉网讨论自制汉服事宜，同年7月21日，“青松白雪”在网络上传自制汉服照，这是汉服在21世纪初的一次“再发现”，据说它几乎是凭借猜想制作的。9月1日，“信而好古”上传了自己“束发深衣”演奏古琴的照片，在网络迅速走红，据说这是依据江永《乡党图考》的“深衣图”为样本自制的。后来还曾创建“华夏复兴论坛”的“信而好古”认为，只有深衣才可作为“统一式样”的汉服。紧接着，在这一年的10-11月，由第一个“汉服商家”、武汉“采薇作坊”上传推出了第一套汉服男女装的商品照。“采薇作坊”的“阿秋”参照《大汉天子》剧照制作的一套汉服（深衣曲裾），于2003年11月22日被洛阳王乐天（网名“壮志凌云”）穿着走上了郑州市大街，汉服由此首次引起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及报道，从此，汉服这一概念逐渐成为媒体公共话语的关键词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率先关注汉服户外穿着行动的是境外新加坡媒体而非国内媒体，然后经海外媒体“内销”才引起连锁性反响。基于以上诸多动向，杨娜将2003年视为“汉服运动元年”，这是恰当而极有见地的观点。

2003年12月18-21日于北京举行的国贸房展会上，“云加房地产公司”组织了一场“汉装秀”，身着各类“汉装”的模特儿出现在房展会现场，吸引了媒体和观众的眼球。企业以“汉装”作为倡导“中国文化复兴”的旗帜和标语，颇为引人注目。鉴于简约、围合、人性化、亲近自然等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原则，可被体现为特定房地产项目的“汉风”，所以，该公司选择“汉装”作为其在双井地区的新楼盘即所谓汉装社区“石韵浩庭”的形象代言。房展会上，公司免费赠送1000件“汉装”睡衣，据说这种睡衣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亦即追求悠闲、自然、清静的安详生活。虽无法确认其与汉服运动的关系，但商家此时打出“汉装”招牌，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2004年至2010年，在中国各主要城市，个人或汉服爱好者（后改称“同袍”）群体，身着汉服参与聚会、雅集等社会活动，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展示汉服，或在特别设定的场景（如祭祀民族英雄、祭孔等）以汉服作为礼服的行动日益频繁，汉服运动的积极分子们不断探索各种新的汉服展示和宣传形式，逐渐形成了汉服户外活动的一些基本模式。根据杨娜的归纳，这便是“网上-网下-网上”的宣传方式，亦即网络征集人员-社会实践礼仪-回归网络展示成果。

刘斌（“轩辕慕雪”）在2004年8月22日，穿汉服参加黑龙江省第二届武术传统项目比赛并取得好成绩，这被认为证明了汉服作为武术服的可行性以及为汉服和其他传统文化的链接拓展了新空间。“天涯在小楼”等人组织天津、北京、上海等地30多位网友于2004年10月5日，齐聚北京袁崇焕墓前，这次穿汉服祭祀先烈英雄的活动引起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开辟了此后以祭仪礼服形式展示汉服之策略的先河。此次祭祀活动初具全国性规模，这一特点也颇为醒目。同年年底，“大宋遗民”（“赵丰年”）制作了主题为“再现华章”的FlASh视频作品，由此开创了汉服运动的文艺化走向。此后，历经“万壑听松”、孙异等人的参与和努力，最终形成了《重回汉唐》这一汉服运动的主题曲。从其歌词不难发现，汉服运动的价值取向确实有一些“复古”的趣味。

据杨娜等人仔细梳理而形成的珍贵资料，不妨将汉服运动先后开创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方式、倾向以及路径等，简要归纳如下：

（一）制造、促成或借助各种公共事件，将汉服及汉服运动的理念和实践置于大众舆论的聚焦之下。例如，2004年12月因汉服新闻报道被篡改为“寿衣”的诉讼案（官司最终获胜）；2007年10月底，百度汉服吧、天汉网、汉网等联合悼念“溪山琴况”英年早逝活动，据说他是“华夏复兴，衣冠先行”这一口号的首倡者，网络上有收录其汉服复兴计划等在内的《溪山文集》流传；2008年4月27日，北京奥运会于韩国首尔的圣火传递仪式上，有网友穿汉服守护圣火；2008年10月5日，黄海清（“大汉之风”）因历史观之分歧在无锡掌掴阎崇年并被拘留事件（民间草根和学术精英的历史观歧异得以突显，但也使部分公众对汉服运动产生了负面印象）；2010年10月16日，成都反日游行的大学生误认汉服（曲裾）为和服，强迫穿者脱下，将其在公共场合烧毁的事件等等。通过这些公共事件，汉服为何的话题自然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这在汉服运动的宣传策略上确实行之有效。穿着汉服在天安门、王府井大街、万里长城等全国各地公共热点出现，目的是引起人们围观，这也曾经是汉服运动早期最常见的一种举动。2010年3月，“云南汉服”向干旱灾区大量捐水，积极参与慈善活动；2010年“五一”劳动节，“浙江汉服群体”集体游览上海世博会；上海“汉未央”于2010年7月9-11日应邀在世博会公众展示馆组织汉文化及汉服展示活动等，这些都是既吸引眼球，又能博得公众好感的汉服活动。

（二）将汉服作为各种传统节日的礼服盛装，大部分是在户外以集体过节方式进行展示，也有使汉服进入家庭（如春节团圆时穿用）的尝试。如果说后者尚属凤毛麟角，那么，前者已发展成为最普遍的一种汉服活动模式。如2006年4月7日，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汉服网友，穿汉服欢度上巳节，举办曲水流觞、水畔祓禊、游春踏青等早已失传殆尽的节日活动。基于2005年曾在天汉网和汉服吧引发热烈讨论的“民族传统礼仪节日复兴计划”，汉服运动的参与者们确实是积极地将其付诸实施，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后来在每年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全国各地汉服社团均会酌情组织形式多样、花样翻新的穿汉服参加传统节日的户外活动。把汉服和传统节日活动相结合，逐渐成为汉服户外宣传活动的主打策略。例如，2005年七夕和冬至，汉服爱好者在上海繁华街相继举行的汉服宣传活动；2006年和2007年立夏，在北京紫竹院，由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举行的汉服游艺活动；2009年中秋，在福州八旗会馆举行的穿汉服祭月活动等等。这类活动的规模大小不一，通常是汉服社团或同袍小圈子的自娱自乐，但也有一些经营有方而使规模逐年扩大的情形，如2009年5月由四川传统文化交流会举办的端午活动，据说约有400多人以不同方式参加，节日内容包括学习汉家基本礼仪、端午祭龙、斗蛋比赛等，规模之盛令人印象深刻。

（三）设计并举办、参与或借助各种仪式场合，穿汉服参加其中，既能突出汉服作为礼服（有时作为“祭服”）的功能，又可借机增加汉服在各种媒体的曝光率。这方面较早的实践如2005年3月13日，吴飞等人在济南文昌阁遗址举办的“释菜礼”（古代儒生入学时祭祀孔子的典礼）；2005年4月17日，多位网友在曲阜穿汉服举行的明朝形制的“释奠礼”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汉服网友自认的另一身份即民间的“儒家学子”，由此可知，汉服运动和“儒学”“国学”的结合，是其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当然，更多的情形是特意设计举行的冠礼、笄礼、婚礼、祭礼等。在这些建构性尝试中，或者是将汉服引入个人的人生通过礼仪的情形，如举行仅限于亲友小圈子的冠礼（如2005年5月6日，石家庄市明德学堂举办的古风成人仪式，吴飞为周天晗行加冠礼）、笄礼（如2006年1月3日，严姬在武汉行笄礼）、婚礼等，事实上，很多汉服运动的早期精英均身体力行地分别举办了个人的汉服婚礼（有周式、汉式、唐式、明式等选项。2006年11月12日，“共工滔天”和“摽有梅”在上海举办周制式婚礼），虽然他或她们遵循的“古礼”规矩并不统一；或者是以集体穿汉服的形式来体现成人（如2006年5月16日，由武汉市官方主导，有500多名学生穿汉服参加的成人仪式）、成婚（如在西安多次举办的汉服集体婚礼）之礼。也有一些对儒家礼制的重温与重构性实践，如乡射礼（如2006年4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诸子百家园”举行了一次汉服射礼）、开笔礼和祭孔典礼。在一些新兴的民间私塾或蒙学馆、童学馆，穿汉服祭祀孔子更是必修课之一。事实上，把少年儿童卷进汉服活动中，亦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再有就是对历史上汉族的民族英雄进行隆重祭祀的祭礼，如2006年1月8日在上海松江以汉服、“汉礼”祭祀夏完淳；2006年元旦，在河南汤阴岳庙，由岳飞后裔首次穿汉服祭拜岳飞；同年2月11日，在江阴文庙穿汉服祭祀“江阴三公”；从2008年3月28日起，北京每年都举行祭祀文天祥的仪式；从2008年4月6日起，福建每年祭祀戚继光等等。汉服在各种祭礼上反复出场，可强化其庄重感，但却使其在“礼服”还是“祭服”的属性之间形成暧昧局面。问题还在于上述所有仪式或典礼，常常依主办者的趣味和认知，既有周制，又有汉制、唐制和明制，呈现出繁杂、混乱和不相统一的现状。

（四）积极参与国家层面或地方政府主导的多种话语及相关活动，努力使汉服不断介入社会公众的政治生活，从而突显了汉服运动的政治性。汉服运动的口号之一是“华夏复兴”或“兴汉”，这和官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表述，虽有微妙不同，却也颇多契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典型例子，如“私塾先生”上书苏州市领导，建议申报汉服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吁苏州市政府举办活动时把汉服作为第一选择等（2006年4月）；网友推动中央政府官方网站和新华网在介绍56个民族时将汉族的“兜肚”形象改换为汉服照（2006年7月）；在2007年3月“两会”期间，推动政协委员提议将汉服确立为“国服”；推动人大代表提出将汉服作为“中国学位服”的建议；与此同时或在此之前，发祥于天汉网的“中国式学位服”曾引起热烈反响，各大相关网站均有对汉服能否作为“国服”和“学位服”的讨论。2007年4月，天涯社区、汉网等20多家知名网站联合发起倡议，主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应采用深衣汉服为礼仪服饰，希望中国代表团能穿汉服参加开幕式。2009年5月27日，浙江理工大学学生自制“汉服学士服”，其“周制太学生”款式的汉服毕业照在网络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和中国大多数自下而上自发的社会文化运动一样，汉服运动非常渴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和承认。部分汉服社团开始致力于合法化登录，如2007年5月，“福建汉服天下”经福州市民政局核准登记，成为全国第一家合法的汉服社团组织。2007年9月，中国传媒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子矜汉服社”，并在校内组织汉服文化讲座。此后，高校汉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

（五）以网络上虚拟的汉服社区为基地，汉服运动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形式和手段，致力于宣传、展示和推广汉服。一是涌现出民间学人，主要就汉服和“兴汉”等主题从事讲学活动，或由汉服活动家积极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或主张。如2005年4月以来，郑州宋豫人主持的“汉家讲座”；2005年8月，重庆大学学生张梦玥从事汉服概念的探讨，在网上发表《汉服略考》一文；董进（“撷芳主人”）于2007年11月在天涯论坛推出“Q版《大明衣冠》——漫画图解明代服饰”，后又正式出版《Q版大明衣冠图志》，影响很大。2008年1月，关注汉服运动的《汉服》一书正式出版；同年6月，《华夏衣冠》电子杂志创刊；此后，相继有《汉未央》电子杂志、《汉家》电子杂志、《汉服时代》电子杂志等陆续创刊。二是以条幅、传单等方式，组织户外汉服展示与宣传活动，如“苑夫人”在合肥明教寺门口打出“华夏汉族，汉服归来”横幅，表演“汉服秀”，向过往行人介绍汉服知识。三是走进电视节目，以直观演示方式宣传汉服，如2008年1月26日，珠江电视台“春晚”播出由广州汉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会负责的“汉服汉礼”节目。其他穿汉服参加涉及国学、传统文化及相关知识竞赛等电视节目的努力更是不胜枚举。此外，还有汉服的网络贴文贴图、汉服运动歌曲、汉服舞台剧、汉服广播剧、汉服电视剧、汉服电影、网络汉服微电影、汉服同袍自制新春拜年视频、汉服yy频道、汉服动漫等等，此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固然是一片形势大好，但也出现了明显的文艺化及娱乐化趋势。

（六）涌现出许多致力于汉服礼服制作和经营相关礼仪活动的商家或汉服实体店。较有影响的如北京“如梦霓裳”与“汉衣坊”（北京汉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武汉“采薇作坊”、成都“重回汉唐”、杭州“寒音馆”、上海“汉未央”、广州“双玉瓯”和“明华堂”、西安“黼秀长安”等等。广州明华堂提出并致力于实践的汉服礼服构想，走高端汉服市场，他们制作的新款袄、马面裙、披风套装等，做工精良，虽价格不菲（4000元左右一套），却依然很受欢迎。目前，通过网店定制汉服或团购汉服，是初入门的汉服爱好者获得汉服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团购方式，可满足大规模、集体性汉服活动之所需。

（七）海外华侨华人的呼应也非常重要。海外汉服活动的大环境一般更为宽松，虽然西方世界对“中式服装”的认知，主要是旗袍、唐装或中山装，但汉服也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中国符号。汉服的穿着实践固然也会引起好奇，一般却没有质疑、冷眼、侧目等不良反应，这和国内汉服实践者的早期遭遇相比，情形很不同。事实上，较早以“汉服”来对应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网络言论的恰是几位海外华裔青年，他们难以接受因新唐装问世而有某些网友贬低或嘲笑汉族没有民族服装的网络匿名言论。伴随着汉服运动的深入，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许多国家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纷纷成立汉服社团，以穿汉服上街、举办汉服秀等各种展示及宣传活动，和国内汉服运动遥相呼应。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马来西亚华人举办的“华夏文化生活营”，从2008年起至2013年，已连续举办六届，活动内容主要有穿汉服、学习华夏礼仪等；2008年，杨娜等人在英国成立汉服社团“英伦汉风”，并于2009年3月7日，组织留学生和华人举行穿汉服巡游伦敦活动；同年5月30日，“英伦汉风”又在泰晤士河畔举行端午凭吊屈原仪式；多伦多汉服复兴会通过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国务院侨办、中国文化部转交给国家民委的信函，提出对民委官方网站有关内容的意见等。对于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者而言，由于汉服运动的发生多少有一些是针对族际关系之特定语境的“刺激反应”，因此，它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汉族似乎已不再是那个永远沉默的“多数”了。

综上所述，汉服运动在具体实践中，实际上有很多变通和妥协，大部分活动都有文化建构的属性。不仅汉服，包括所谓“汉舞”、“汉餐”、“汉礼”以及旨在为汉服出场提供机会的各种仪式、典礼的场景设置，无一例外均是经过人为建构的过程。汉服运动固然有对古代服装形制的执着追求，甚至有如“中国妆束复原小组”致力于汉、唐、东晋、宋、明等历代汉人服装的“复原”，或有对某些款式形制格外青睐的倾向，但汉服依然是在21世纪初，由当代中国城市的一些知识精英，基于其文化信仰和历史观念，在征引和参考古籍文献、考古及出土文物资料、历史图像资料及一些传统戏曲服装和现代影视作品相关资料的基础之上予以“发明”的。由于这样的“发明”“再发现”或人为建构依托于如此丰厚和复杂的中国服饰文化史，也由于汉服运动的草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缺乏“权威”指导，所以，新“发明”的汉服自然就有了非常多的款式和形态。与此同时，其在同袍们的穿着实践中也自然会发生“改良”，将汉服穿进日常生活的努力和“汉元素时装”概念的出现，均意味着汉服今后仍将不断演变。汉服运动所依托的各种仪式或典礼，一方面确实是存在“复古”的倾向，但在网络汉服社区里设计各种方案（如天汉网和汉服吧曾联合推出“民族传统礼仪节日复兴计划”），对古代相关记载予以变通解读，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及生活方式，最终推出的仪式或典礼显然也是当代同袍们的“发明”。如果亲临汉服户外活动的现场去观察，不难发现仪式或典礼往往是在相关人士持续不断的“商量”中进行的，可以说每一个仪式或典礼的细节都是“试行”摸索的过程。

三   汉服运动的成就与瓶颈

起源于2003年的汉服运动，只经过短短10年，便取得了很多重要收获。2004年11月12日，方哲萱（“天涯在小楼”）曾孤身一人穿汉服参加由天津市政府在文庙举办的官方祭孔活动（当时的祭服、礼服均为“清装”），突显了孔教礼制和汉服之间相背离的局面，她以“一个人的祭礼”所渲染的历史悲情曾感染了很多网友。但到2011年，据说曾有“短打”装扮的佚名男子多次和天津祭孔活动主办方交涉，最终在“汉服祭孔”的呼声中，2012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3周年纪念日，天津市第二届国学文化节开幕式暨祭孔典礼在文庙举行，仪式首次采用“汉服祭孔”。2013年9月28日秋季祭孔大典，不再使用清代服饰，祭孔舞生均着新制汉服，主祭官、陪祭官、执事也身着汉服致祭。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归纳起来，汉服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服”一词的知名度空前提高，汉服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动态中的关键词之一，被各类媒体提及的频次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中学生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2006年6月第2版）教科书上屈原“左衽”形象的纠错，便是汉服知识有所普及的一个象征性小事件。同袍们热切期待的中国社会大众对汉服的认知，虽然远不如人意，但也有了明确的进展。这与全国各大中城市汉服社团频繁举行各种汉服活动的实践性努力及网络、电视和报纸等多种媒体的持续关注密不可分。

（二）汉服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呈现出由“点”到“面”的发展，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不断扩散、蔓延。截至2013年8月，百度汉服吧的会员人数超过20万人；于2011年8月正式上线的“汉服地图”收录约300多家汉服社团、汉服商家及汉服QQ群，这个数字目前仍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

汉服运动扩大化的表现，一是汉服社团或准社团在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城市得以成立；有的社团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如“福建汉服天下”截至2013年初，据说约有会员500多人。虽然某些城市的汉服社团由于理念分歧和人事等原因，常出现内部分裂，但总体而言，运动的参与者与社团数一直在增长。不少汉服社团已经完成合法的登记手续，如洛阳传统文化研究会、温州市汉服协会、宁波市汉文化传播协会（宁波汉服）、成都市传统文化保护协会汉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等。汉服社团在全国高校中也有迅速蔓延趋势，甚至波及到一些中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00多所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以“汉服社”“汉服文化协会”等为名目的汉服社团。在西安，几乎所有高校均成立了汉服社团，协调各高校汉服活动的“西安高校汉服联盟”也应运而生。值得指出的是，在西部多民族省区如新疆、云南、贵州、宁夏等地，高校汉服运动也有一定进展，和东南沿海一些城市里汉服活动的参加者经常是在“想象”多民族场景中的汉服有所不同，西部多民族省区的汉服活动有可能面临现实的多民族场景，如何在各民族文化多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组织和展开汉服活动，以免引起负面情绪的连锁性“刺激反应”，是今后应持续注意的。

二是各地举办的户外汉服雅集活动，包括穿汉服过传统节日、穿汉服祭祀先贤等，不仅频次不断增加，规模也逐年扩大，有些汉服活动还实现了惯例化、恒常化。例如，从2013年起，江阴汉服协会组织的公祭“江阴三公”活动，定于每年农历8月21日和清明进行；2012年端午期间，深圳的锦绣中华汉服深圳活动虽严格限制人数，报名参加者依然超过200多人；2013年“广州汉服”举办的南海神庙“波罗诞”汉服展演，据说前来观礼者累计达数万人次；近几年成都的端午汉服活动，参加人数也是每年都在增加。

（三）原本旨在为汉服提供登场或露面机会的各种新近“发明”的传统仪式或文艺形式，逐渐程度不等地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仪式政治”及文化艺术体制之内。如有些地方的汉服社群同袍，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不仅以汉服、礼仪及汉舞等展示为整个活动增添光彩，也为汉服附加了些许文化遗产的意味。汉服运动虽然有草根性，但其政治性导向使其很在意政府的态度，举凡官方或半官方的首肯，立刻会被同袍目为是一种进展。如武汉市把每年5月16日确定为“武汉市18岁成人节”，新成人穿汉服举行仪式时，先由市领导为他们“加衣冠”，然后是“成人宣誓”“敬师长”“敬父母”等仪式环节。此种集体汉服成人仪式和另一类穿西服在国旗前宣誓的成人仪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他如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学校当局采用汉服为礼服等，这些进展都会引起同袍们的欢呼。

（四）汉服运动的公共关系策略日趋成熟，不仅操作和运营方式形成稳定模式，其组织机制也渐趋完善。凡能操作较大规模活动的汉服社团，往往设有“外联部”或“宣传组”等，处理外联、公关和媒体等相关事务。常用的公关策略除前述的借助社会公共事件，积极发出汉服运动的声音之外，近年来还特别注意利用社会名流的影响力，如端午时穿汉服扮成屈原和嫦娥、给航天英雄刘洋的父母送粽子和鲜花、建议莫言穿汉服出席诺贝尔文学奖仪式、利用媒体人士杨澜为汉服“背书”等。汉服运动积极利用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努力更是自不待言，从2011年起，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也都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汉服宣传的团队，还有“汉服地图”的出现等，这些都是汉服运动与时俱进的新尝试。

（五）汉服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也有进展。汉服户外活动的拓展，同袍和爱好者队伍的扩大，为汉服商家和实体店的发展提供了需求与机遇。目前约有70%的汉服爱好者通过“淘宝网”的“汉服网店”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件汉服。网店和团购经营、高端汉服市场、“汉元素时装”等，都促使汉服制作逐渐专业化，并由此带动周边一些配套行业的适度发展，诸如面料、刺绣、印染、配饰、化妆等市场的成长。部分汉服商家（或有自称“汉商”者）同时经营汉服婚礼、汉服成人礼等礼仪策划及咨询服务。西安“女友网”从2011年起在古城墙举办汉服集体婚礼，常邀请百对新人参加，是商业运作汉服婚礼的成功范例。不过，汉服的品牌化尚未成形，曾经的“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汉服的冒进计划多已遭受挫折。

尽管汉服活动频繁并令人眼花缭乱，全社会对汉服的认知度明显提高，甚至也出现极少数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穿汉服的实践者，把汉服当作平日的便服来穿用，视其为生活服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或他们依然经常面临侧目白眼，这是因为日常生活出现了“非日常”装束，很容易被目为奇装异服。所以，坚持日常穿汉服确实需要勇气。若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基层社区，则均不见汉服踪影。换言之，汉服活动截至目前主要是停留在社会表层。广州“寒音馆”馆主惨淡经营的案例，说明在看似热闹的汉服运动中汉服个体商家的孤独、困扰及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2011年8月7-11日，笔者在天津市蓟县西井峪村观察和调查普通村民的服饰生活：“小康”反映在服饰上，和过去相比，完全没有补丁衣服，手工缝制全部让位于直接购买成衣；对服饰的追求，村民们是以城市或电视里“洋气”的市民为榜样，唯因还不大会“搭配”，穿着才显得有点“土”。村民中年纪大的人追求随意、舒适，年轻人追求时尚。还有一点传统服饰，主要是大襟袄、缅裆裤、对襟汗衫、中山装等，但大都不穿出来。晚辈孝敬老人时，会给父母买一件类似唐装的衣服，认为显得富贵些才好。对汉服没有任何印象，一定要问，回答就是古装戏里的服饰。可知汉服距离进入基层百姓的日常服饰生活，尚遥遥无期。2006年4月，《新文化报》和搜狐网、汉网联合进行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约1200位网民参与，得出约八成以上网民认为应在一定领域内复兴汉服，七成以上网民认为应以汉服为样本改良现代学位服的数据。这对“汉服圈”鼓舞很大，却容易误导圈内人士对汉服运动之目标的艰巨性过于乐观。就在汉服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蔓延之际，不少运动的精英骨干却深感“瓶颈”期的困扰。借助过传统节日让汉服出场等方式，无论形式或是内容，均逐渐趋于重复和雷同。习惯于因为新创意而被媒体聚光，或因特立独行感到刺激的部分汉服运动的“老人”，已开始对那些“老掉牙”的程式化感到厌倦或疲惫。同时，媒体也逐渐熟悉了汉服活动的口号、理念和行为模式，开始出现“视觉疲劳”，对反复再现的汉服迅速失去新鲜感，记者们看惯了的汉服活动对公众的视觉冲击力正在递减。

汉服运动内部的理论分歧依旧，很难达成新的共识。在实践层面，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四点：文艺化、“穿越”、优越感和场景转换等。

首先来看文艺化。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或同袍们的汉舞及其他才艺表演，的确提供了很多机会给汉服，但此种文艺化、游艺化甚至娱乐化的趋向客观上却有将汉服舞台化、戏服化、道具化的危险。汉服如果作为表演服饰被过度阐释或运用，特别是穿汉服演出各种剧目，就有可能使参加者和旁观者均误会为是在做“角色扮演”（COSPLAY）游戏。假如汉服只是在服饰展演市场或古装市场上增添了更多品种，甚或建立了更正统的地位，汉服运动的初衷就将被抛至九霄云外。过度文艺化问题，目前尚看不到对策。与此同时，各种祭祀仪式的反复、频繁乃至泛滥化，近年甚至出现了祭拜上古的比干、西汉薄太后或近代张之洞等人的情形，这些都将消解仪式的神圣性。政府受无神论意识形态影响，对仪式祭典常采取虚无主义，倾向于不作为，民间祭祀又容易出现混乱或泛滥化倾向，此种情形若不能改善，通过仪式祭典塑造汉服的庄重感或通过汉服重构国民仪式生活的意义均将难以实现。汉服在和古代仪式典礼结合的过程中，自然会显现出原本可能附丽于其上的古代身份等级制之类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要素，同袍们津津乐道的以服饰为载体的古代礼仪，其实在很多地方并非如网友想象的那么浪漫。笔者数次在汉服社群活动现场参与观察时，发现社群领袖人物穿的汉服更接近古代贵族乃至“皇帝”的装扮，一般成员的汉服则像是读书人或一般庶民，甚至跑腿的（短打）或丫鬟，像是一种角色扮演的场景。截至目前，除了汉服婚礼较易令人接受之外，如何扬弃汉服伴随着“复古”礼仪而来的等级制、身份制色彩等问题，将是今后的课题之一。

其次是“穿越”问题。由于汉服定义包含了上下数千年的服饰史，不同朝代的汉服同时登场于当代汉服活动的各种场景，也就毫不奇怪。这至少说明汉服运动内部对款式形制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说明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说明汉服运动对内部的多样性秉持包容性原则。不同朝代的汉服济济一堂，自然形成“穿越”时空的文化展示。汉服的“穿越”性展示，更加衬托出它的非日常属性。如果再把各种仪式和典礼的时代性也考虑进来，难免就有现代人穿汉朝的汉服祭祀宋或明朝的英雄的情形出现，被批评为“关公战秦琼”的滑稽，也在情理之中。在今后很长时期内，“穿越”问题都将难以解决。

第三，汉服运动的理论精英和积极实践者经常表现出文化上的优越感。在汉服论说中，汉服是最美、最优越的服饰体系，这不难理解，因为汉服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此种“各美其美”的表述只要不过分，可将其理解为对本民族服饰文化的热爱。但在涉及族际场合的比较时，就应对过度的文化优越感保持警惕，以免滑向汉文化中心主义。汉服运动精英的优越感，还表现为时不时以文化的“发现者”“发明者”或“先知”“先觉”自居，故有自命不凡、以“启蒙”无知民众为使命的心态。这是一种世人昏昏、唯我独醒的优越感。汉服网友或同袍中很多人拥有较高学历，多才多艺，往往以文人雅士（或儒士）自居，对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有更强烈的危机感。至少有一部分汉服户外活动，几乎成了现代式的“文人雅集”，部分看起来像是同袍发明的活动方式，其实是对明代文人雅集的模仿。正如拥有制作汉服的技能，就可成为个人在汉服社团中赢得尊重的资本一样，丰富的有关汉服的历史知识及对汉服款式形制的熟知，也和其他所有书本知识一样可被用来建构优越感，甚至是文化的特权，尤其是阐释权。汉服活动中的才艺表演、游艺，往往是要体现参加者雅化的生活情趣，并由此证明自己“脱俗”。和古代文人雅集时书斋居室之铺陈设计常被用来体现主人的身份、品位和理想一样，汉服也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物品”。“文化物品的正确使用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反，使用方法的错误则会取消这种地位。”就是说，对汉服款式形制和古礼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相关知识的高度关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同袍们的文化资本，并成为表现其非世俗雅致生活的手段。如果汉服运动的目标是要在普通百姓中复活及普及汉服，其自认高于普通百姓的文化优越感反倒有可能成为其目标的阻碍。

第四，场景转换问题。众所周知，“民族服装”大都是在族际场景的具体情形下，才突显出其族别的文化特性。所谓场景转换，主要是指汉服在国内多民族场景和在国际场景的转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汉服的理论和实践首先以国内多民族的族际关系场景为前提，因此，汉服运动对国内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会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但在有关汉服的讨论中，除了涉及汉族、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这些范畴之外，还总是涉及到汉文化、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以及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的关系。换言之，在国际化、全球化或东亚等跨越国境之对外的场景下，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文脉中，汉服作为“中式服装”的属性就会突显出来。由于语境不同，表述自然有所不同，与此相应，汉服的属性和意义也就有新的拓展。对内将汉服和各少数民族服饰相并列的逻辑，如果转换一个场景，不难想象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唐装、新唐装和旗袍。这些在内部语境中被排斥为“满装”的服装品类，在外部认知中却常是作为“中式服装”被定义，且比汉服有更高的认知度。目前在汉服运动的网络言说及户外实践中，大都是谢绝旗袍、马褂、唐装或新唐装（由于和同袍心目中的“唐服”不同，故有人称其为“伪唐装”）及COSPLAY一类服装的人参与，这主要与汉服运动的纯洁性理念或正统性心态有关。汉服运动的户外实践至少有一些（想象的）场景是针对西方文化的，汉服因此也可被视为是中国或中华文化的认同符号。如2006年冬至为12月22日，深圳20多名汉服网友特意要在12月24日即所谓“平安夜”，穿汉服“补过冬至，挑战圣诞”。如此穿汉服过传统节日，跟“洋节”PK，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认同的寓意不言而喻。近一个时期，有以民族传统节日抵制西方节日渗透的动向，较典型的例子如以七夕对应2月14日的情人节，把七夕定义为中国式情人节，这在部分汉服活动中已经有所体现，但对于更为保守的汉服社团如上海“汉未央”而言，七夕的根本意义完全不同，他们举办的七夕汉服活动是要突显七夕的“原生态”意义，甚或认为其中内含着汉文化的正统性。

四   结语：汉服运动对“中式服装”可能的贡献

汉服运动的导向之一是拒绝承认唐装、旗袍、中山装等作为“中式服装”的代表资格。在国际化场景下，汉服自身也会自然地具备其在汉民族服装之外的另一个可能性，亦即作为“中式服装”的可能性。那么，它和唐装、旗袍及中山装的关系能够不再是排他性的“零和”关系，而有可能成为“共和”关系吗？在国内旗袍、唐装仍被大部分公众视为“中式服装”的现实状况面前，汉服和旗袍、新唐装济济一堂并非绝无可能。如不久前南京大学国学中心的拜师礼，学生穿汉服，老师却穿对襟唐装，似乎也很和谐。当汉服运动强大到不必在意旗袍和唐装的“起源”之时，说不定就会放弃排他性的服装文化之纯粹性的理念。鉴于中国多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和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更加开放和更富于包容性的“中式服装”的范畴理念不仅是可能的，也非常必要。就此而论，笔者认为，汉服运动的最大贡献可能就在于它极大拓展了“中式服装”进一步扩容发展的可能性，为“中式服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建构资源。如在这一文脉下讨论“国服”及相关的国民认同（并非只是民族认同）的话题，才能有建设性。2006年3月，东华大学举办全国首次服装院校“我心中的国服”方案设计邀请赛，据说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是，大学生服装设计师眼中的“国服”非常时尚，与他们想象中的旗袍、中山装等大相径庭。由此可知，中国社会公众及文化知识界关于“国服”（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距离达成共识还非常遥远。眼下只能说汉服运动为“中式服装”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汉服并非当代中国汉族人日常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一种或一套服饰，它主要是基于遥远历史记忆的当代建构，因此，由汉服来谈论“国服”，自然就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逻辑上，多民族中国的“国服”不大可能、不需要、不应该只确定为有限的一种或一套，最具建设性的思路或许是在已有的“中式服装”范畴中，扩充其内涵，扩张其外延，在将旗袍、唐装、新唐装、中山装、五四衫、少数民族服装等涵括在内的基础上，再加上汉服或汉服家族。

伴随着汉服运动的深入，确实有一些问题逐渐引起了中国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体的关注，如成人礼仪的建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缺失问题、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之存续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汉服运动为当代中国提起的。不难预料，汉服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仍会持续发展，它仍将继续处于奇特的处境：近似于“主流”的话语和亚文化的实际地位，至于其更远的前景目前则尚不很明朗。汉服运动要能够持续和健康发展，就必须正视自身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困惑。例如，究竟是走精英主义路线，还是走大众庶民主义的路线？到底是礼服、祭服，还是日常生活的常服？汉服时尚化的趋势和汉服运动对纯粹性的追求及其本质主义定位之间存在的天然冲突，汉服至上主义理念和符号化、道具化现实之间的悖论等等。假如笔者也有资格给汉服运动提一个建议，我想说比起汉服的象征性意义而言，是时候重新审视汉服在现当代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功能性问题了，汉服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应该深入、认真地研究在中国城乡大众之间约定俗成的“服饰民俗”。如果汉服只是国学复兴、华夏复兴的符号，那它也就完全可以被其他符号所替代（符号学的原理如此）。汉服不能只是承载象征意义的物体，它本身必须是对一般民众之现实人生中的服饰生活有意义，它归根到底是一种或一类服装，而不是抽象和空洞的符号。比起对汉服各种伟大象征性的繁复阐释，同袍们持续、坚韧的穿着实践以及动员更多民众也尝试去穿着实践，才是汉服运动今后真正的前景之所在。当然，也有一些同袍只是把汉服视为21世纪中国汉文化之“文艺复兴”的符号或载体，期待通过汉服运动去导引或促动现当代中国社会在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够时不时地对自身的文化、信仰和认同反躬自问，使我们不断能够有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汉服运动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只要它不再执着于服装至上主义。

作者简介：周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爱知441-8522）。

基金项目：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项目批准号：11JBGP05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