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指南——《春秋大义——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十月初五日庚寅

          耶稣2016年11月4日

书名：《春秋精神》

作者：余东海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年9月

历史到底是由谁来书写？走在大街上找个人一问，他一般会回答说，“哪个赢了就哪个说了算”。如果去问那些似乎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可能会暧昧地说：“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这里面有人们面对现实的痛恨和无奈，也有恶习习惯使自然的回答。然而，当人们读到文天祥《正气歌》中：“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时，没有不为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那种不畏邪恶秉笔直书的精神所赞叹。这说明人心还是不死的，良知还是永存的。只是人们见惯了暴力和欺诈横行无忌，故而使人们怀疑一切、不相信一切。不过还好，尽管人们怀疑一切，但我们还有文天祥，还有齐太史兄弟，还有董狐们。我们中国的历史，从《史记》到《明史》二十四史，中华文明史，实际就是文天祥、齐太史兄弟、董狐们写的。读者可能笑话我，你是在说疯话吧，二十四史怎么是他们写的？而我要回答却是认真的，没有错，历史是由儒家写的。余东海先生新作《春秋大义——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第一篇文章即是如此告诉我们——《历史是由儒家写的》。

《春秋大义》一书是余先生近年读史心得文章的选集，虽仅二十四篇又附文两篇，然无不秉着夫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理想，重申春秋决狱之精神，为天地立心，向时代发话”（孙齐鲁先生序语）。全书篇目基本按照历史顺序编排，为我们当代人阅读中国历史扫清许多障碍，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解决许多重大问题。除前面笔者提到的作者告诉我们历史只有儒家才有资格、能力编写之外，主要还告诉我们：

中国五千年文明是怎样的一个脉络？

历史有着各个时期的盛衰兴亡，中国如此，世界各国无不如此。然而中国自晚清以后受到外国的侵略刺激，故尤其自五四以来，知识界普遍失去对本土文化信心，加上受小说、野史、戏说等影响，从而随意曲解历史，抺黑历史。莫名其妙的历史循环论调、黑暗的封建专制之说等等，不无充斥于各种正规历史书籍之中。基于如此种种，余东海先生本着儒家大义的最高精神，以为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归根结底，是良知和恶习的斗争史，但“由于恶习深重，人类进步的道路注定无限曲折，充满艰险；”而“由于良知不灭，人类终将穿越一切艰难险阻，向着理想前进不已。”

具体到中国五千年历史，先生以文化、文明与野蛮、黑暗二端论华夷之辨理念，辨析各代各朝主导文化、政治模式、制度架构、社会状态、物质科技的发展程度等诸方面，对各君臣品格和政治措施也做了全方位观察，从而折中一是，认为夏商周汉唐宋为中华政治之正统，元明清民（民国）为中华政治之偏统。而在《【 专访之三】习近平终结了持续百年的“去中国化运动”》，余东海先生对中华历史脉络又顺俗以“中华度”概念表示其儒化（即中华化和文明化）程度。“中华文明以政治文明为核心，辅以物质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华度”这个概念表示文明指数。论中华度，尧舜禹时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汉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

“凡是儒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文明程度也高；凡是异端邪说占上风的时代，文明必遭破坏，野蛮必占上风，这已成为中国的历史规律。”而中国历史几千年的大发展过程，则是“从战国开始绕了一个大弯，汉朝转回来了；从民国开始绕了一个更大的弯，至今未完全转回来。”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吗？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民间颇为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在五四以来失去“良知”文化的培育之后，对于此一问题也是茫然；而厚黑学、狼哲学、丑化历史学说的泛滥使得一般大众更是彻底迷失。如体现在历史上，比如人们对刘邦项羽之争、外族蒙元取代宋朝、外族满清取代明朝等历史现象，以为是流氓战胜贵族、野蛮战胜文明而称王，果然历来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然而历史事实果是如此吗？

本书中先生以为对历史不能简单粗暴在表面理解。如刘邦项羽之争，项羽虽出身贵族，有拔山之力、见人恭敬慈爱，实乃匹夫之勇、小仁小义。他自命霸王、坑降卒、杀子婴、弑义帝种种不道，反映的都是其实际上的狭隘残暴、嫉贤妒能、师心自用、顽固自是。“小节或有可观，大处一无可取。虽嚣张一时，莽夫加屠夫而已，非真英雄也，其败亡是必然的、迟早的事。”而刘邦虽然出身底层，不拘小节，但看其举义前放走徒卒和举义时慷慨接受众人推举为首领的担当，显示出其天性豪迈豁达，宽宏大度。加上其对儒家由轻蔑排斥到尊崇器重，其德性也产生质的飞跃，智慧也随之提高，有智有勇，知人善任，善于纳谏，乐于从善，故其胜之也宜。

“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品格论英雄，以德性论英雄。德高者胜为顺淘汰，德劣者胜为逆淘汰。德高者虽败犹荣，德劣者纵成功，也是贼寇。”

元朝取代宋朝是正统王朝的衰落期败于偏统王朝的兴盛期。元朝虽是异族统治，但经过忽必烈确立儒学为治国理念和指导思想，实现除旧布新的大转型，蒙元从而由崇力向崇德升进、野蛮向文明靠拢，从夷狄向中华进化，汉化了。而南宋到了晚期，奸臣当道，排斥正学和正人，朝廷沦为君昏臣奸、礼崩乐坏，违反了“敬天保民”的道统精神，失去中华代表性和天道合法性。

清朝取代明朝则是偏统王朝的衰落期败于偏统王朝的兴盛期。清初入关前就尊孔尊儒，重用儒家。入关后第二个月，即祭孔，并成为定例，并尊奉四书五经为最高经典，能够以儒家为指导思想，政治为德制，制度为礼制。而明王朝本来就尊儒不够，当时李闯和残明特别恶劣腐败，人心尽失。民心思定，清朝收拾残局，重建秩序有其历史大势的必然性。

对于历史进程的敌对双方，作者认为：“敌对双方有各种情况，并非都有正邪之别，除了一方正善一方邪恶，有的双方都邪恶，有的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正义性。按照同德度力原则，双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胜；反过来也成立。同德度力，双方力量都有一定正义性的时候，或者说双方正邪对比不太悬殊的时候，力大者胜。”“元对宋，明对元，清对明，双方都有一定的正义性，同行度力，力大者胜。”民国取代清朝，也是如此情况。

儒化王朝官员普遍清廉，可以以宋朝为例。

余东海先生在《宋朝官场清廉度秦后最高》一文，通过检索史书、笔记、名人轶事诸书大量记载，并就学者根据史籍做过的统计，认为宋朝官场清廉度秦后最高。宋朝官员清廉的原因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讲的高薪养廉，而是因为受到儒家道德教化和宋朝礼制约束而形成。宋朝君王和大臣大都仁厚，大小官员们洁身自爱。在当时真正树立了以廉洁为荣、贪污为耻的官风，从朝廷到地方，从高官到小吏，上上下下清官廉吏多如牛毛，贪污乃特殊现象。宰相中象秦桧、韩侂胄等贪腐属于极个别现象。

今人误解历史，乃是因为今人多不读、不熟历史，又深受小说、戏说的影响，故而想当然地认为古代王朝都是腐败透顶。岂不知，大凡受儒家文化指导王朝的官员们绝大多数是从儒生中选拔出来的，文化底蕴一般都非常醇厚，人格相对来说比较健全，再加上历代的政治设置都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因此历朝历代的官员都是以清廉为主流。儒家王朝崇尚清廉俭朴，国人对于官员奢侈的容忍度也特别低。只是到了王朝末期，腐败现象会多起来，但儒式王朝无论怎么腐败糜烂，都是有限度的，并且历代王朝那怕到了末期，也都不乏清正之士奋起而欲力挽狂澜。

东海先生并认为，当时若有官财公开制，落实起来必毫无障碍，就像三代若是发明了民主制，实践起来顺理成章一样。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语出《诗经》，许多人相当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完全归属于皇朝所有，甚至不少学者也针对历史不同时代对此也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倾向认识。余东海先生在《儒家的土地所有制》一文中综合典籍记载和学者研究，有着自己独到见解。

在先秦三代时期的井田制，其具有双重性：公有（国有）和私有两种性质的统一。商时公有（国有）成分偏重，周后“九夫为井”之制，私有元素增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有是名义，取其代表含义而已。

井田制有国有性质，与现在的国有制、公有制不同；井田制又有私有性质，“耕者有其田”，但与秦汉以后和现代西方的私有制不同的是，土地不能买卖。中国自汉唐至明清，历代王朝都是实行土地私有制，以私有为主，公有为辅。公有形式有国家和集体所有多种，如官田、学田、寺田、屯田、族田等分别属于政府、学府、寺庙、军队、家族。

中国古代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的法律观念，但是国民拥有着土地的实际所有权。历朝历代无论王朝怎样更替，都不影响民间土地买卖和继承，也不改变土地的私有性质。土地私有，家族沿袭，私人产权和和私产安全都获得历代礼制的保护。

儒家不需要为清朝背黑锅

清末以来，多数学者将清朝衰败和灭亡的原因归结儒家，东海先生认为，其实是完全搞反了。清朝末期的衰败不但不是尊儒的缘故，恰恰是因为尊儒不到位缘故。尊儒是清朝的成功和清初的兴旺的根本原因。从多尔衮开始，清朝就尊孔重用儒家，颇受儒家影响。顺治时又进一步尊儒，顺治帝不顾满清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迅速而牢固地树立起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文化道德根基。接着康熙在位的六十一年，康熙本人幼好儒家，乐学不倦，在其治理下，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经济最富庶、人口最众多的帝国。

但清朝毕竟是偏统政权，首先其得国太血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杀导致清朝建国以来一直到其灭亡，汉族人反清活动就从未停止过；加上其多次大兴文字狱，以及满族主义、君本位倾向，大大地拉低了清朝的文明度和中华性。“仁义不足，故开国多杀戮，治国太狭隘，都有违儒家义理。有此两障碍在，清朝再怎么尊孔尊儒，也无法进入中华正统行列。”

但清朝作为历史上儒家政权最差劲的一个，还是有底线的，不低于60分，具有一定的文明性、宽容性。比如建政以来，大儒、大德、贤臣、清官、仁人、义士层出不穷，中期之前还能受到各国一定的尊重。到了晚期，体制内还能够出现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洋务派和立宪派，试图救国救世，存在自我更化的动力和作为。

“满清之能尊儒，此清王朝初期所以兴隆也，然其满族主义、君本位倾向、民族歧视及文字狱诸节，又严重偏离王道政治，至其中后期尊儒尤失实，故其衰败沦亡也宜。”

对于阳明心学的认识

对于阳明心学，先生也有见解独到之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以王学末流认为良知现成而不去做为善去恶的工夫来批评阳明心学，以为成了禅学化，显然是不公允的。东海先生认为王阳明所论良知心性恰恰是对于孔孟之道一次继承性发展，“是对儒家内圣学的一次提升和光大”。而王阳明学说确有偏颇之处在于：王阳明对大学八条目中的“致知”的所偏解。他仅将“物”理解为心性，将“格物”狭隘化为“格心”，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全都局限于心性修养。这样就容易导致良知狭隘化、儒学单调化、世界虚拟化。大学八条目归结于修身齐治平，重在政治实践；诚正，重在道德实践；格致则重在科学实践（政治科学等实践在根本上可纳入道德实践）。格物致知的“物”包括自然、社会、肉体、精神等一切现象，这里指物质现象，格致学即自然科学。如果象王阳明那样把格物的“物”理解为“心”，与“诚意正心”就重复了。可以说，这也是东海先生言人之所未言，并且这样评说于阳明心学应是很公允的。

最后《向日本索赔》一文，字里行间先生虽然行文非常平和，叙述了外国侵略我国还要我国赔款，抗胜利国共两党争相“以德报怨”于日本，以及近期民间向日本索赔的无果。但日人侵华，为我国带来三千五百万人民生命的死亡（教科书上是说五千多万，去年纪念抗战有关资料报道也是说五千多万，而二战期间总人口死亡不过一亿多，中国军民死亡占了二战中全世界死亡的一半。），无数财产的毁灭，大好河山的支离破碎。而战争结束，日本战败，国共争相与仇敌言所谓的“以德报怨”比度量，完全不顾中国人几千年来持守的儒家“以直报怨”的中道原则，对战争赔偿轻轻一句话就勾销。这岂不是视仇敌比自己的生身父母还好，而视国人生命为刍狗不如？！近代以来，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也是主角）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完之后，还要中国人民赔偿烧杀抢掠的“劳动损失”等，而国共两党面对抗战胜利后理所当然应该取得的一点补偿随便一句以德报怨就放弃，这叫中国亿万死去的怨魂、活着的生灵的这口怨气如何伸展？当今国人互相投毒、动辄相互残杀恐怕与此积攒的戾气也有关吧！

此外，先生儒家生死观、信义观、关于儒学修养等对照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了阐述，对酷吏辨诬、为朱子洗冤、儒家文化对西方影响、儒眼看二十四孝等文章，为我们带来一个个的意想不到的新的而又中肯的论断。

《春秋大义》一书篇幅不是太长，读着让人意味实犹不尽，却也是纵论了中华上下五千年。《三字经》说：“经子通，读诸史。”我想，只要粗粗明了儒经基本义理是怎么回事，那么《春秋大义》一书，正可为我们阅读中华五千年历史提供方便指导。我不知道作者写这些历史笔札的初衷是什么，但本书所具有的此种意义却是肯定的。

罗   辉

丙申年十月初五日

西历2016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