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报刊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世界

作者：李维武

来源：《南国学术》2016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九月廿八日癸未

          耶稣2016年10月28日

[摘 要]中国哲学在20世纪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所实现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固然首先来自中国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代为建构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作的上下求索，但同时也与来自近现代报刊的有力支撑是分不开的。进入19世纪后，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启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现代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密切相关者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时政—思想性报刊；（二）学术性报刊；（三）哲学刊物。这三种类型报刊各具特色，对推进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时政—思想性报刊所载哲学文章，因与时政评论、时代思潮相结合，能于一时之间对中国思想界投下很大影响；学术性报刊，特别是哲学刊物，则能更充分、更集中地发表专业性哲学论文，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从思想内容上看，它们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倾向性不明显的报刊，时常发表不同思想倾向性的文章，表现出较大的思想兼容性；另一种是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刊，所发文章或者体现某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反映某一种文化思潮，或者代表某一种社会思潮，其倾向性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的开展。这些都表明，报刊史与哲学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然而，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报刊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是分开的。前者被认为是历史学的工作，因此不涉及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最多只建立起与思想史研究的联系；后者则属于哲学的范围，往往只关注历史上哲学家的文献与思想，不重视对作为载体的近现代报刊的研究。这种状况，既限制了报刊史研究，也限制了哲学史研究。因此，改变报刊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互不联系的状况，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在哲学史研究中重建历史感，把哲学的形上之“思”与历史学的形下之“史”结合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应是21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关键词]近现代报刊；20世纪中国哲学；报刊史；哲学史

中国哲学从古至今，其传播媒体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经历过许多变化，产生了从竹简木牍到纸质图书再到网络新媒体等不同形式。19世纪以来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纸质新媒体，也使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快捷、及时。对于中国哲学的传播媒体来说，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变化，形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特点，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因此，若要深入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就需要探讨近现代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影响。

一   近现代报刊与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空间

鸦片战争前后，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开始在中国出现；特别是自19、20世纪之交开始，现代报刊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近现代报刊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使中国人不仅能够及时便捷地了解天下之事，而且能够卓有成效地拓展思想空间。随着近现代报刊的发展，一些报刊不再满足仅仅报道时事、评论政治、传播逸闻、发表小说故事，而开始为高深玄奥的哲学留出一定的位置，向读者提供更为高级精美的精神食粮。一些有关哲学的文章，由此开始出现在近现代报刊上。这就使中国哲学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由来华传教士所办的《万国公报》，从1868年创办到1907年停刊，历时近四十年，是晚清时期著名刊物之一。[1]在该刊庞杂的内容中，具体到哲学领域，不仅有对基督教哲学的宣传，还有对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介绍，以及对基督教与中国儒、道关系的探讨。例如，1878年出刊的《万国公报》第505卷至513卷，连载了培根（F. Bacon,1561—1626）名著《新工具》的中译本《格致新法》，译者慕维廉（W.Muirhead，1822—1900）为此撰写《小序》称：

尝思治平之学，格物为先。而制造之方，致知尤赖。所以格致一门尽人所宜讲求，亦今日所为急务者也。夫《大学》所谓“格物致知”、“本末兼赅”，不独系乎性理，又系乎天地万物，备于我前，必当考其底蕴，知其义理功用大矣哉。然而华士素所心究者鲜矣。或曰：未尝学问，向遵古训，不尚奇巧。或曰：斯理深奥，殊难索解，谁可探索其蕴？人虽交乎天地之中而四方妙旨大用莫不加察。西国夙昔士人亦然。设有考究天地功用，内心理学则必依前人之遗传，鲜有作新之妙意，不知其间诸谬亦无实用攸闲之事焉。逮夫明季有英士名曰培根，官至尚书，学问淹博，著书富有。其《格致新法》一书尤为推重。其意更易古昔之遗传，尽人探求天地万物，兼综条贯，精察物理，岂可茫然莫辨，徒从古昔遗言哉？是书声名洋溢，始焉虽若扞格不入，而于二三百年之间凡有志修明者莫不奉为圭臬。今余翻译华文，逐渐登报以博众览，俾好学深思之人考订有具，非凿空为难耳。惟愿人人通晓新法，不求精而日精者矣。将见人才辈兴，政务裨益，夫岂寻常学问所可同日语哉？ [2]

这篇序言，实为一篇见解精辟、论说有力的哲学短文。它通过中西方学术传统的简要比较，强调了培根《新工具》所提倡的新的认识方法对于人类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慕维廉提出把此书中译本“逐渐登报以博众览”，可见在当时报刊上发表哲学着译已渐成常态。这篇序言对研究近现代报刊与中国哲学发展的关系史，当是一条重要的史料。

今天与英语“Philosophy”一词相对应的汉语“哲学”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而是19世纪下半叶日本哲学家西周（にしあまね，1829—1897）将汉语“哲”、“学”二字结合而成。“哲学”一词为中国学术界接受并使用，近现代报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98年，梁启超（1873—1929）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于这一年11月在日本创办中文刊物《清议报》，继续鼓吹维新变法。在《清议报》第1册上，首先刊登了《横滨清议报叙例》，其中指出：“本报所刊录约分六门：一支那人论说，二日本及泰西人论说，三支那近事，四万国近事，五支那哲学，六政治小说。”[3]在这里，“支那哲学”被列为六门中的一门，不仅表明“哲学”一词已进入中国近现代报刊，而且显示哲学类的文章在这些报刊中开始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清议报》自第2册起，在“支那哲学”专栏中连载谭嗣同（1865—1898）的遗着《仁学》。后来梁启超在谈到《清议报》与当时诸报刊相比较所呈现的特色时，列举了四端：一曰倡民权，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厉国耻。他认为：“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4]其中的“衍哲理”，就是指对东西方哲学思想的介绍。刊载《仁学》，传播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正是《清议报》“衍哲理”的首要之举。1901年，在《清议报》出刊一百册时，梁启超在总结中称：“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5]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其目的当然在于现实政治而不在于哲学研究，但《清议报》对哲学内容的重视和凸显，则无疑对推动中国学术界接受和使用“哲学”概念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  近现代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启

报刊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大发展，使得一些中国哲学家开始自觉地与报刊建立起密切联系：一方面关注报刊上所发表的哲学著述，以此来把握中国哲学的新走向；另一方面积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使自己的哲学思想获得迅速的传播，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大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家，还往往亲自参与创办、主持报刊。以严复（1854—1921）、章太炎（1869—1936）、王国维（1877—1927）三位哲学家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开展的新特点。

严复是19、20世纪之交站在中西古今哲学交汇点上的哲学家，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的开启者，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做出了重大贡献。严复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始于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不仅从西方引入经验主义作为新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主张“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6]，而且倡导自由、民主等新的政治哲学观念，强调“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7]。后来的研究者对此评价甚高，认为就严复所写全部论文看，“在维新运动时期，在《直报》上最早发表的四篇论文是最重要的”[8]。这些论文由于发表于报纸，因而不仅及时，而且影响很大。特别是《辟韩》一文，将批判锋芒直指韩愈的《原道》，发出“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9]的尖锐指责，后来的研究者称誉为：“《辟韩》之出给当时的封建社会以极严重的打击”[10]。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读后大为惊惧，特命屠守仁（1829—1900）作《辟韩驳议》加以反击。这从反面表明，严复的论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严复不仅在报纸上发表论文，而且还与几位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既撰写时政评论，也撰写哲学论文。该报所刊严复的文章《西学门径功用》，就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古代的学以穷理主要依靠考订与贯通两种方法，前者聚列同类事物而各着其实，后者类异观同而道通为一；“中西古学，其中穷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仅此两层。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于是近世格致家乃救之以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11]他接着介绍了西方实验科学方法，认为：“格物穷理之用，其涂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则多外导。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12]他在这里所说的“内导”，又称为“内籀”，即归纳方法；所说的“外导”，又称为“外籀”，即演绎方法。在这两种方法中，归纳方法是从经验中获得知识的基础，而演绎方法则使这种知识具有了普遍性。因此，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了赫胥黎（T.H.Huxley，1825—1895）所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13]严复所引入和倡导的西方经验主义，在此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章太炎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其革命活动和哲学探索也是与报刊相联系的：1903年，他因“《苏报》案”入狱，成为名重一时的有学问的反清革命家；1906年，他出狱后流亡日本，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欢迎，成为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主笔。在抵达日本后的革命党人欢迎会上，章太炎在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纲领：“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14]这篇演说记录发表于《民报》第6期上。以后，他在《民报》上相继发表了《俱分进化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五无论》、《四惑论》等一系列哲学论文，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些论文反映了章太炎哲学思想在完成《訄书》修订后所出现的新变化：对于严复开启的科学进化论提出了尖锐质疑，从而在中国科学主义思潮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了重新肯定，从而开启了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如在《俱分进化论》中，他提出了不同于科学进化论的俱分进化论，指出：

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15]

该文借助《民报》的广泛传播，在当时颇有影响。在法国出版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就刊载了李石曾（1881—1973）署名“民”的《金钱》一文与之呼应：

读《俱分进化论》，不禁废书而叹曰：世界社会，果终于双方并进，永无众生平等世界极乐之日乎？若是，则世界社会之扰扰攘攘，日言进化何为哉！不如单简度日，善不进，恶不满，福不增，祸不盈，崇尚无为，优游山中而死可耳，何必竭体力，穷智识，废时日，绞脑髓，名为增幸造福，而实不啻助罪长恶哉！然则人人何不作如是想，敝屣一切，以脱离此祸盈恶满之世界？无已为金钱所迷，不得不如是耳。[16]

中国哲学家在日本与法国之间这种远距离的呼应，在近现代报刊在中国出现之前，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王国维在20世纪最初五年间，曾对哲学抱有很大兴趣并作了有深度的钻研，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哲学译文和论文，是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这些论文大多发表于罗振玉（1866—1940）1901年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半月刊上。自该刊创办之初，王国维就不断发表着译文字；1904年该刊改版，由发表译文为主转向发表中国学者自己的文章，为王国维的哲学思考与写作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王氏成了该刊事实上的主编”[17]。其中，有两篇署名论文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启尤为重要：一篇是《哲学辨惑》，1903年发表于《教育世界》第55号；另一篇是《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年连载于《教育世界》第118、119号。在前一篇文章中，他批评晚清重臣张之洞、张百熙(1847—1907)把哲学视为“有害之学”和“无益之学”，强调“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和“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18]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批评张之洞、张百熙、荣庆（1859—1917）于1903年制定并实施的《奏定学堂章程》，指出章程在京师大学堂所设的八个学科（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中唯独缺少了“哲学”，“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19]。对此，他提出一个补救方案：在大学中不再专门设立经学科，而是把它并入文学科，在文学科中分设经学、理学、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五科，其中经学的科目设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外国文，理学的科目设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西洋哲学史、心理学、伦理学、名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外国文。经学与理学的科目实际上类似，只是后者比前者多出印度哲学史一科目。今天看来，王国维在此已经明确规划了中国现代大学哲学系的基本科目和教学内容，确实富有远见卓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王国维的这一方案，“虽无哲学科之名，却有哲学科之实”[20]。这后一篇文章影响很大，同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特地加以转载。王国维以一介书生，敢于公开发表文章提出与当权者不同意见，除了学识和勇气之外，也与近现代报刊的传播作用密不可分。

正是看到了近现代报刊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启中所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后来的一些学者为了进入学术圈和哲学界，特地选择以创办学术刊物作为门径。以徐复观（1903—1982）为例，他之所以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由国民党要员转变成现代新儒学大师，第一步就是从蒋介石（1887—1975）那里要了一笔经费，以创办学术刊物《学原》作为进入学术圈和哲学界的开端；之后，他通过办刊，联络众多学者，建立起与学术圈和哲学界的广泛联系，逐渐由赳赳武夫成为文化人。

三  时政—思想性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

与20世纪中国哲学密切相关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时政—思想性报刊；（二）学术性报刊；（三）哲学刊物。尽管它们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类型有别，所产生影响的性质、作用、效果又不尽相同。

时政—思想性报刊，往往以时政报道和评论为其主要内容，同时兼有思想性内容，其中也往往包含哲学的内容。这些哲学内容尽管篇幅有限，而且多与现实政治相关联，但却因与时政评论、时代思潮结合在一起，因而能够于一时之间对中国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

在20世纪最初的三十年间，这种类型的报刊尤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报刊的创办人/主编者对哲学或有兴趣、或有爱好、或有研究，有的本人就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如主编《新民丛报》的梁启超、主编《民报》的章太炎、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1879— 1942）、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1873—1933）等等。以主持《湘江评论》的青年毛泽东（1893—1976）为例，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深受著名哲学家杨昌济（1871—1920）的影响，对哲学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和爱好。他在1917年致老师黎锦熙（1890—1978）的信中表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21]两年后，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就富有哲学意味，一时之间影响很大。当时已是哲学名家的胡适（1891—1962），对这份报纸和上面刊出的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颇为赞赏，在介绍文章中称：“《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22]

这些报刊对新哲学、新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哲学家的关注。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回顾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来西方学说的引入，就是从考察这类报刊入手的。他说：

在输入学理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新青年》的“易卜生号”、“马克思号”，《民铎》的“现代思潮号”，《新教育》的“杜威号”，《建设》的“全民政治”的学理，和北京《晨报》、《国民公报》、《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广州《民风周刊》……等等杂志报纸所介绍的种种西洋新学说。[23]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有这些报刊为媒介，才有种种的西方新哲学、新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得到传播、产生影响。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的开展，这方面的事例确实很多。

实用主义作为一大哲学思潮由胡适引入中国思想界并产生很大影响，是与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发表《实验主义》长文相联系的。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对实用主义的时代背景、理论特征、思想传统和基本方法进行了分析，分别介绍了实用主义三位代表人物——皮耳士（C. S. Peirce,1839—1914）、詹姆斯（W. James，1842—1910）、杜威(J.Dewey,1859—1952)的哲学思想。他为适应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高扬，对实用主义作了科学主义化的阐释，不仅将英语的“Pragmatism”一词译为汉语的“实验主义”，而不是后来人们所译的“实用主义”，而且强调“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24]他说：“实验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25]从实验主义出发，胡适主张以“历史的真理论”来看待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纲常的批判，指出：“譬如‘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的社会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三纲'便少了君臣一纲，‘五伦'便少了君臣一伦。还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条，也不能成立。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语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痛惜的。其实这有什么可惜？衣服破了，该换新的；这支粉笔写完了，该换一支；这个道理不适用了，该换一个。”[26]经过这些阐释，实用主义就与新文化运动建立起一种内在联系，在中国思想界获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新青年》发表胡适的这篇文章，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是以唯物史观的引入为开端的。唯物史观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以李大钊（1889—1927）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连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为标志的。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在中国刊物上第一次集中刊发了一组介绍马克思、探讨唯物史观的文章——“马克思研究”专号，《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这一期专号的灵魂，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了较系统的阐发。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李大钊即指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27]以后，《新青年》又相继发表了李大钊的文章《在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的文章《谈政治》、《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总体理解和基本把握。其中，李大钊更强调对经济基础、特别是对生产力的重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及其变动，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及其相互间的矛盾运动，并由此引发社会革命；而陈独秀则在肯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更重视政治和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夺取和掌握国家机器，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目的。

《现代评论》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刊物，其特色在于发表了一大批议论当时中国现实政治重大问题的文章，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义的哲学内核，表达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念。该刊创办人王世杰（1891—1981）在《现代评论》第3卷第54期上发表《民众运动与领袖》一文，提出民众领袖应具备的三个要件：诚实、组织力和基本的政治知识。对于民众领袖的政治道德问题，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诚实是民众领袖最不可缺乏的政治道德。自古代希腊以来，一般所认为德谟克拉西的仇敌，就是Demagogue，所谓Demagogue就是不诚实的民众领袖。民众是最富于愤怒与恐怖诸种情感的。有些民众领袖，就往往利用民众的这些情感，以伸张一己的权力，以快一己的仇怨。民众是缺乏理解力而且往往“不求甚解”的。有些民众领袖，虽未尝蓄意利用民众，而于民众的谬误，却不敢勇果的给以纠正；甚或为民众的情感所驱使，而不惜以自己素无精深研究与素无坚强信仰的主张，逢迎民众。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行为。此类不诚实的领袖，就是一般之所谓机会家——那些蓄意利用民众的机会家，我们或者还要称之为阴谋家。一个诚实的民众领袖，应该有宁可牺牲自己的势力和利益而不牺牲民众的精神。这是利用民众的反面。一个诚实的民众领袖，应该神圣民众的权利，而又有纠正民众谬误的勇气。这便是逢迎民众的反面。就诚实言，华盛顿、林肯、列宁、孙中山，是模范的民众领袖。[28]

在这里，王世杰从自由主义出发，提出了民众领袖的政治道德要求。

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一些著名哲学专著的形成，也是与时政—思想性报刊相联系的。艾思奇（1910—1966）的名著《大众哲学》，原是以单篇的“哲学讲话”发表在《读书生活》半月刊上的。从1934年11月起，他先后发表了24篇这样的“哲学讲话”。1935年底，他将这些“哲学讲话”汇集成册，以《哲学讲话》为书名出版。由于该书第三版遭到书报审查机关的查禁，第四版遂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完成的“贞元六书”中的《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三书，都是先以单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然后再结集成书的。对此，晚年冯友兰有过回忆：

我到了昆明以后，当时有一个刊物叫《新动向》，其负责人约我写稿在刊物上连载。不知不觉就写了十二篇。但合起来也有一个中心思想。我把它们合为一书，题名为《新事论》。……在抗战开始以前，开明书店出了一个刊物，叫《中学生》，发表关于青年修养这一类的文章。我还在南岳的时候，他们向我约稿，当时没有写。到了昆明以后，写了一些，在《中学生》上连载。后来把它们编为一部书，题名为《新世训》。……在抗战后期，有一个刊物，叫《思想与时代》，向我约稿。我陆续写了十篇在其中发表，合起来成为一部书，题名为《新原人》。[29]

当然，像艾思奇、冯友兰这样由多篇报刊文章而形成名著的例子，并不是常见的。

四  学术性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

学术性报刊，主要以大学学报和学人刊物为主，也包括一些报纸上的学术副刊。这种类型的报刊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其中往往有着更多的哲学内容。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强的哲学论文，时政—思想性报刊不易刊载，却能在学术性报刊上发表出来，在学术圈和哲学界内传播并产生影响。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展和现代报刊的成熟，这类报刊开始增多起来，对提升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推进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到西方近现代学术深刻影响的胡适，对于这类报刊的学术价值有着自觉的认识，积极倡导兴办这类报刊。在《胡适文存二集》中，首先收录的就是两篇学术刊物的发刊词，一篇为《〈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另一篇为《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前者写得长而深入，后者写得短而生动。现将后者抄录如下：

差不多一百年前，清朝的大学者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两个人合办了一种不朽的杂志，叫做《读书杂志》。这个杂志前后共出了七十六卷，这一百年来，也不知翻刻翻印了多少次了！我们想象那两位白发的学者——一位八十多岁，一位六十多岁——用不老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校注那许多的古书来嘉惠我们，那一幅“白发校书图”还不够使我们少年人惭愧感奋吗？我是崇拜高邮王氏父子的一个人，现在发起这个新的《读书杂志》，希望各位爱读书的朋友们把读书研究的结果，藉他发表出来。一来呢，各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来呢，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30]

高邮二王所撰《读书杂志》，当然不是近现代报刊意义上的杂志；但胡适却巧妙地利用了这个书名，来创办一个以发表阅读古籍、探讨经典为主要内容的学人刊物，并写了这样一篇引人入胜的精彩发刊缘起，可见他对这类刊物的浓厚兴趣。在《读书杂志》上，胡适发表了多篇探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文字，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记李觏的学说：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读〈楚辞〉》等。胡适批评梁漱溟（1893—1988）的文章《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胡适称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所开启的文化儒学是一套“主观化的文化哲学”[31]，由此引发了梁、胡之间的一场论争。

大学学报在学术性报刊中无疑占有特殊的地位。大学本是专业型学者集中之地，大学学报的基本任务就是反映这些专业型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建立起与专业型学者的密切联系，发表他们的专业性学术论文，自然成为大学学报的一大特色。这也就为发表专业性强、受众面小的哲学论文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大学学报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产生了特殊影响。创刊于1915年的《清华学报》，创刊于1922年的《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创刊于1930年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就是这类学报的代表。

任教于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在1919年接受唯物史观后，于1920年撰写了一组从史学思想史阐释唯物史观的文章，共计10篇。其中《今与古》、《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三文，先后刊载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在《今与古》中，他考察了16世纪以来西方历史观开展中“崇今派”对“怀古派”的批判，表达了自己的唯物史观进化思想。文章最后写道：“我们很高兴的写这一篇崇今派荣誉的战史，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我们不要学着唱那怀古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歌，应该朗诵着耶马孙（即埃默森——引者注）的名言：‘你若爱千古，你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32]在《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中，他阐述了圣西门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唯物史观的贡献：“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异。……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33]如果追溯中国大学学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阐释，《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确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所倡导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34]，在这个学报所发表的文章中得到了具体体现。

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并兼任系主任的金岳霖（1895—1984），不仅用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哲学系齐名，而且于教学之余努力钻研，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论文，如《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思想律与自相矛盾》、《释必然》、《不相融的逻辑系统》、《论手术论》、《论不同的逻辑》等。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逻辑学及知识论方面，反映了金岳霖在这些领域所开展的思考与探索。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写的文章比较得意的有三篇”[35]，《论手术论》居这三篇文章之首。这篇文章就发表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针对张东荪（1886—1973）在《燕京学报》第26期上发表的《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一文，金岳霖在《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上发表了《论不同的逻辑》一文。张东荪认为，逻辑被文化中的范畴所左右，文化、哲学、逻辑三者互相凝为一片，因此逻辑可分为传统逻辑、数理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的逻辑，并不存在“唯一的逻辑”。而金岳霖却认为，“只有一逻辑”[36]，不赞成有不同的逻辑。张文发表于1939年，作者身处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金文发表于1941年，作者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虽然两地之间早被战火分隔，但两位哲学家通过各自所在大学学报进行的艰深哲学探讨，确为一段学术佳话。笔者近读群言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左玉河编着《张东荪年谱》，发现书中只记录了张文的发表及核心思想，而未记录金文对张文的批评，感到是一个遗憾。

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比，武汉大学学报要算晚出，但创办后即显示出它的特色与优势。它不是把人文科学的内容与社会科学的内容合在一起，而是分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和《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两种，前者集中发表有关文史哲的论文，后者集中发表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这样一来，不仅使学报的学术专业化程度更强，而且为专业性哲学论文的发表提供了更大空间。武汉大学学报是在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主持下创办的。王世杰是《现代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既是学者、教育家，又是办刊专家。曾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谭戒甫（1887—1974），是从事后期墨家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研究后期墨家的论文，如《墨辨轨范》、《墨辨论式源流》、《墨子经说释例》、《类物明例》、《〈墨子·大取篇〉校释》、《〈墨子·小取〉第四章校释》等，都发表于《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这使得该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发表研究后期墨家论文最为集中的刊物，对于推进20世纪后期墨家研究贡献甚大。王世杰离任后，曾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任教北京大学的王星拱（1887—1949）接任武大校长。他秉持当年蔡元培的办学精神，给予学报以更大的思想空间。1933年秋，赞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范寿康（1896—1983）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就在当年底出版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1号上发表了《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      观念论与唯物论》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有远大的前程：“辩证法的唯物论为新兴的哲学上的一个体系。它的源泉放在自然的观察、历史的检讨和思惟的研究上面。它的目的在想对自然、历史和思惟三者树立普遍的法则。它反对把事物分别地及在固定不变的状态上加以观察。它主张把事物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上及在发展上加以观察。如说哲学的理论应该依据事实，不应凭空妄谈，那么，这一种新哲学，现在虽尚在摇篮之中，想来总有一天会有光华灿烂的发展的。”[37]

一些报纸上的学术副刊，虽然所发表的哲学论文篇幅有限，但对于深入探讨哲学问题同样具有推进作用。1932年9月，冯友兰与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在天津《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上发表文章，对于“理”与“事”的关系问题展开探讨。冯友兰发表《新对话（一）》、《新对话（二）》两文，主张“理在事先”；张荫麟则发表《代戴东原灵魂致冯芝生先生书》、《戴东原乩语选录》两文，主张“理在事中”。张岱年（1909—2004）读到这两位学者不同见解的文章后，产生了进一步探讨此问题的兴趣，撰写了《谭“理”》一文，发表在1933年3月30日的该副刊上。文章的开头即言，“读了芝生先生与素痴先生关于理的讨论文章，不觉对‘理'的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理的问题本是哲学上根本的大问题之一。对‘理'的看法存在分歧，在中国及西洋都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果真不能解决吗？我觉得不然”[38]；进而提出了自己对于“理”与“事”的关系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与冯友兰的不同见解：“（一）我觉得理是实有的，外界有理，共相是外界本来有的，不因我们的认识而始存在。且外界本有之理，我们可以知之。（二）我觉得外界虽有理，但无独立自存之理，理依附于个别的事物，并没有理的世界，理只在事物的世界中；理有生灭，大多数的理非永存的，也许有一二最根本的理是永存的。”[39]晚年张岱年回忆说：与冯先生谈宋儒的理学，“彼此见解不同之处，我则默而保留，不逞辩论，以存事长者之古道。但这不妨碍我从正面发表我自己的见解。我服膺辩证唯物论，《谭‘理'》一文，就是从唯物立场批评冯先生‘理在事先'之说，可说是反对了客观唯心论，也反对了实证论者的唯名论。”[40]他认为，《谭“理”》是自己早年两篇重要文章之一。张岱年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表的大多数哲学论文，都刊登在这个副刊上。

值得重视的是，有的报纸还出现了由哲学家主持的哲学副刊。这种哲学副刊，当然比一般的学术副刊更具有哲学专业性。1933年，当时的《华北日报》就开辟了哲学副刊，请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贺麟（1902—1992）担任编者。贺麟为这个哲学副刊撰写了发刊辞，阐发了哲学的价值与方法：

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洁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因为有了这种信念，所以我们才特辟一隙哲学的园地，与很忙的日报读者相见——每星期见面一次。希望大家于道德的体验、艺术的欣赏外，更能于真理的追求和哲学的探讨感得兴趣。我们认为哲学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我们相信人人都具有哲学的思考力的。真正伟大的哲学并不是智巧的卖弄，而乃是精神上的清茶淡饭。真正伟大的哲学家，其伟大处即在于能道出人心之所同然，能启发人的灵性，提醒人的潜伏意识。所以哲学若果要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若果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哲学范围广大，本刊同人能力薄弱，当此初次发刊之时，愿以诚意恳求有同情兴趣的读者和好学深思的哲学者的合作与指教。[41]

这个哲学副刊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张颐（1887—1969）、朱光潜（1897—1986）、梁宗岱（1903—1983）、郑昕（1905—1974）等名家都曾在上面发表文章，贺麟也在此发表了《真理与真情》、《文化与文明》、《论人禽异同》等哲学短论。只是由于贺麟与报纸主编在办刊方针上发生分歧，该哲学副刊办了不到十期就停刊了。

五  哲学刊物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开展

从1921年起，专业性的哲学期刊开始在中国出现。这一年创刊的《哲学》，由北京哲学社编辑出版，前后共出版9期，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份哲学期刊。梁启超的《老子哲学》，即在该刊第1、2期上连载。以后又有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读书会主编的《哲学月刊》、上海哲学杂志社编辑的《哲学杂志》、上海哲学月刊社编辑的《哲学月刊》相继出版。只是这些刊物存在的时间较短，撰稿的作者有限，未能形成全国性的持久影响。

20世纪上半叶办刊时间最长、学术影响最大的哲学期刊，是先后由尚志学会、中国哲学会主持的《哲学评论》。该刊创办于1927年，停刊于1947年，前后长达二十年之久。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该刊的创办有过高度评价，认为“自从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诸先生于一九二七年创刊《哲学评论》后，中国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42]。与张东荪、瞿菊农（1901—1976）相比，黄子通（1887—1979）在今天的学术圈和哲学界知名度不高，但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者。黄子通与金岳霖是好友，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有一节专门谈到他，说自己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有一段时间总是到燕京大学去找黄子通先生。我们虽然都是教哲学的，然而谈的不是哲学。他有些中国山水画，其中有一张谢时臣的。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董其昌。我喜欢的是谢时臣，有机会就要去看看它。因此，我同黄先生也成了朋友”。[43]黄子通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笔者的老师李德永教授是他的学生，曾对笔者谈到黄子通教学的认真态度，说有一次他从一间教室外经过，室内传来黄先生的讲课之声，可谓“大声疾呼”，而李老师从门上的窗户探望室内，发现里面仅有三个学生在上课。黄子通的认真精神，由此可见一斑。1952年，武汉大学哲学系合并至北京大学哲学系，黄子通也就由此而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哲学评论》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哲学家参加办刊，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先后参与编辑部工作。这使得《哲学评论》与当时的中国哲学开展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20世纪30—40年代，正是中国专业哲学家融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的时期。熊十力（1885—1968）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和“知识论”，都建构于这一时期。这些哲学体系的建构，成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的标志性成果。《哲学评论》发表了这些哲学家的许多专业性论文，有力地支持了他们建构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体系的工作，以致金岳霖晚年在回忆录中将这一时期称之为“《哲学评论》时代”[44]。

20世纪40年代，熊十力完成了《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标志着他所建构的“新唯识论”的最终形成。与之同时，他以问答、书信等形式撰写了一批文章，就“新唯识论”思想进行多方面阐发。在《哲学评论》第8卷第5期上，他发表了长文《新唯识论问答》，虽然文字显得比较古奥，却对“新唯识论”的建构思路与核心内容作了清晰说明。在文中，熊十力谈到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关系：“东土哲人破知见或反知等话说，实非不要知识之谓，他只不遗知识，而更有超知之一境。因俗学陷于知见中，不知有向上一层。故不得已，而破之，而反之。其实，非屏斥理智或知识也。”[45]又谈到“新唯识论”所讲的本体与西洋哲学所讲的本体的区别：“西洋学者所谓本体，毕竟由思惟所构画，而视为外在的。《新论》则直指本心，通物我、内外，浑然为一。正以孟氏所谓反身而诚者得之，非是思惟之境。”[46]还谈到作为本体论的性智与作为知识论的量智的关系：“实则，中学以发明心地为一大事，西学大概是量智的发展。如使两方互相了解，而以涵养性智，立天下之大本，则量智皆成性智之妙用。研究科学，经纶事业，岂非本体之流行而不容已者耶？孰谓量智可废耶？”[47]文中所阐发的这些观点，对于理解“新唯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

冯友兰与《哲学评论》有更长时间的联系。在《哲学评论》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他的论文《郭象的哲学》，对郭象哲学思想的内在思路与逻辑环节予以了梳理和阐释，并得出结论说：“郭象究竟受佛家多大影响，很难断言。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分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48]此后，冯友兰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译文。其中，《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是一篇论述“新理学”基本思想的长文，在《哲学评论》第8卷第1、2期上连载。在文中，冯友兰首先阐发了“新理学”的哲学地位：“新理学”作为“最哲学底形上学”，“亦可说是真正底形上学，并不是‘先科学底'科学，亦不是‘后科学底'科学，亦不是‘太上科学'，所以康德及维也纳学派对于形上学底批评与最哲学底形上学是无干底。”[49]又着重讨论了“新理学”的方法：“真正底形上学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形式主义底方法，一种是直觉主义底方法。形式主义底方法以形式主义讲形上学。直觉主义底方法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底方法，犹之乎不屑于教诲人，或不教诲人，亦是一种教诲人的方法。”[50]接下来，文章以《说理》、《论禅》、《释疑》、《明诗》四小节，对这两种方法加以论析，为人们进入“新理学”体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对于冯友兰的这篇文章，属于维也纳学派的洪谦（1909—1992）则有不同看法，撰写了《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一文，亦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对于洪、冯之间通过《哲学评论》展开的这一论争，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专门提到，称之为“中国哲学界近来很有趣的一场辩难”[51]。

在冯友兰建构“新理学”体系的同时，贺麟建构了“新心学”体系。贺麟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论文有《宋儒的思想方法》、《文化的类型》、《时空与超时空》、《费希特哲学简述》、《谢林哲学简述》、《王船山的历史哲学》等，还发表了译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其中，《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发表于《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是“新心学”体系的核心篇章。贺麟晚年回忆这篇文章的写作时说：“《宋儒的思想方法》一文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时，利用课余时间，大概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文中主要论述周程朱陆及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涉及到梁漱溟和冯友兰两位先生的哲学思想。当然也提出了我自己的看法。”[52]在文章的开篇，贺麟指出：“汉学家应用科学方法以考证故籍，其收获为考据学。而宋儒的贡献，则在于哲学或性理学，虽则朱子一派对于考据方面亦有贡献，但只是附庸性质。汉学家的考证方法，在于假设与求证，可以认作一种科学方法。自从胡适先生发表了《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后，似乎很少有人持异议。但宋儒的思想方法究竟是什么，论者似尚莫衷一是。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消极方面指出宋儒的思想方法不是严格的科学方法；积极方面指出宋儒，无论朱陆两派，其思想方法均系我们所了解的直觉法。换言之，陆王所谓致知或致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皆不是科学方法，而乃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 [53]后来，贺麟将这篇文章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作为该书的第四部分。

金岳霖在20世纪30—40年代建构了作为本体论体系的“道论”和作为认识论体系的“知识论”。与此相伴随，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了一批专业性很强的哲学论文。他在《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上发表的《道，式，能》一文，即是他准备撰写的《论道》一书的第一章，提出并阐发了“道论”体系的基本命题“道是式与能”[54]。对于“能”，他指出：“名字叫‘能'的那x不是普通所谓东西，也不是普通所谓事体。”因此，“x只能有名字，而不能有摹状词去摹它的状，或形容词去形它的容”，但“我们可以在宽义经验中（有想象与推论等等的经验）抓住它”。[55]在《哲学评论》第8卷第1期所刊《势至原则》一文中，他又进一步探讨了“能”的不能言说的问题，指出：“‘能'是不能以命题为工具而说的。但是以本然陈述为工具，‘能'仍是可以说的。这里的话不是分析‘能'之所以为‘能'，那依然是办不到的。但是如果我们抓住了‘能'，我们会感觉有其他的本然陈述可说。”这种“能”的用本然陈述言说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说“‘能'是潜能”，二是说“‘能'是实质”，三是说“‘能'是活动”。 [56]这就推进了他原本对于“能”的理解。这两期《哲学评论》的出版周期看似只相隔一卷，但由于抗日战争的原因却间隔很长：第7卷第1期出版于1936年9月，第8卷第1期出版于1943年5月。金岳霖的这些文章表明，即使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优秀的中国哲学家也没有停止最抽象的哲学探索。

值得重视的是，《哲学评论》不仅发表熊、冯、贺、金这些哲学大家的文章，而且还发表崭露头角的哲学新人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即在《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发表了《老子补笺》一文。这篇文稿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撰写的。晚年的张岱年对此仍难忘怀，回忆说：

1931年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出版，考察之精、论证之细，使我深深敬佩！我本来对于老子年代问题有兴趣，在冯着上卷的影响下，写了一篇《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投寄《大公报·文学副刊》，承编者嘉许，发表出来。……同时，对《老子》书中若干文句的诠释问题也有所见，写成《老子补笺》若干条，后来发表于《哲学评论》中。[57]

20世纪40年代前期，冯契（1915—1995）在师从金岳霖读清华大学研究生期间撰写了长篇论文《智慧》，后来发表在《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上。在《智慧》的开篇，冯契明确地提出该文的主旨即在于对“元学怎么可能”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探讨。他进而指出：“哲学家称元学为智慧。所以‘元学怎么可能'一问题，也就是‘智慧如何可能'。而这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我们怎么能抓住智能的对象？另一方面，我们怎么能把抓住了的说出来？前一方面是问如何能‘得'，后一方面是问如何能‘达'。”[58]正是从这篇论文开始，冯契逐步深入思考智慧问题，终于20世纪80—90年代建构起“智慧说”这一个性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冯契在晚年回忆中说：

经过和金先生的多次讨论，并和汤先生（即汤用彤——引者注）讨论了“言意之辩”，我从读《庄子·齐物论》获得了一点灵感，在1944年写成了一篇论文，题名《智慧》，后发表于1947年出版的《哲学评论》。现在重读自己这篇旧作，难免感到汗颜，但也使我回想起在昆明时和金先生、汤先生讨论问题的生动情景。 [59]

从冯契的这篇文章中，即可看出《哲学评论》发表论文的探索性和前瞻性，也可以看出哲学刊物对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的重要意义。

六  近现代报刊的思想倾向性与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思潮

中国近现代报刊从思想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思想倾向性不很明显的报刊，往往发表不同思想倾向性的文章，表现出较大的思想兼容性；另一种则是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刊，往往主要发表一定思想倾向性的文章，或体现某一种哲学思潮，或反映某一种文化思潮，或代表某一种社会思潮。正是这样，研究者们在回首20世纪中国思想历史时，特别重视后一种类型报刊与不同思潮的联系，往往以某一报刊的题名称呼这一报刊所反映的思潮及相关人物，如由《新青年》而得名的“新青年派”，由《学衡》而得名的“学衡派”，由《现代评论》而得名的“现代评论派”，由《战国策》而得名的“战国策派”。这里所说的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无疑有许多非哲学的内容，但其中又往往有着哲学的内核，与哲学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近现代报刊的思想倾向性与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里所说的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刊，其实也只是一个大致的分类，而呈现出来的具体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有的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刊，除了发表体现自己的思想倾向性的文章外，也发表一些与自己的思想倾向性并不一致的文章。例如，由文化保守主义者杜亚泉任主编时期的《东方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就不尽是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但该刊的基本思想倾向性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以该刊1919年各期为例，其中虽也刊登了一些不同思想主张的文字，如李石曾所译克鲁泡特金（П. А.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的无政府主义名著《互助论》，善斋所撰介绍德国社会主义现状的文章《德国之社会党人物》、《德国之革命论》，还有关于1918年德国革命的时政报道《德国社会革命与斯巴达克斯团》，但一批以“伧父”为笔名的杜亚泉文章却居于多期首篇，如第1号上的《大战终结后国人之觉悟如何》，第4号上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第9号上的《新旧思想之折衷》，第11号上的《何谓新思想》，显示出这些文章及其思想在该刊中的重要性。这种编辑上的刻意安排，使得《东方杂志》实际上成为体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刊物，以致受到陈独秀旗帜鲜明的批判，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发生了论战。这一论战，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序幕。

有的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刊则与《东方杂志》不同，着重发表体现自己的思想倾向性的文章，很少发表与自己的思想倾向性相反的文章。因此，这类报刊与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的开展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这种类型的刊物就已出现，当时的政治哲学思潮实际上都是与这些思潮代表人物所办的刊物相联系，如改良主义政治哲学由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所代表，三民主义政治哲学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创办的《民报》所体现，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由刘师培（1884—1919）创办的《天义报》所主张。辛亥革命后，陈焕章（1880—1933）主持的《孔教会杂志》，成为康有为（1858—1927）发起的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的代言刊物，代表了当时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旗帜，体现了启蒙思潮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类型的刊物大量出现，促成了中国新思想、新哲学的蓬勃开展。孙中山原来只是新文化运动的旁观者，但却通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决心率国民党人也通过创办刊物来加入新文化运动。他在1920年1月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指出：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最近本党同志，激扬新文化之波浪，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者，则有两大出版物，如《建设》杂志、《星期评论》等，已受社会欢迎。[60]

这样一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新文化运动中增加了《建设》和《星期评论》这两份由国民党人创办的著名报刊。

这种思想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刊，也会因主持者和参与者哲学思想的变化而出现分化，这种分化最终又体现为哲学思潮及文化思潮、社会思潮的分化。特别是在中国政治生活急速变化的时期，这种报刊内部的思想分化更容易发生。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每周评论》同人间的思想分化就是一个例子。《每周评论》原本是1918年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核心人物共同创办的一份时政—思想性报纸，但在五四运动前后，创办者们的思想迅速发生分化：李大钊首先在中国欢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再次走上现实政治斗争舞台，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胡适仍然坚持自由主义，认为这些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他在1919年7月20日出刊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竭力主张要研究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而不要去谈什么“主义”，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61]他特别批评了社会主义的主张者，认为这是用一两个字来代表某种具体的主张，不可能把具体的主张都包括在这一两个字里面，因而怀着各种不同主张和目的的人物都会利用这些“主义”做自己的旗号，使人们不知这些旗号下的真实主张和目的而上当受骗。针对胡适的这些观点，李大钊很快做出回应，在8月17日出刊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反驳，表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62]接下来，胡适又分别在8月24日、31日出刊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李大钊则倾注全力撰写出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进一步阐明自己所信仰、所追求的“主义”。该文连载于1919年10 月、11月出刊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63]，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阐发，从而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界的大规模崛起。李、胡之间的这场论争，虽然只是在一份报纸的范围内展开的，并不复杂，更没有什么火药味，但其意义不可低估。对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来说，他们在“问题”与“主义”之间的选择，意味着渐进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选择，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思想进程和历史进程。

近现代报刊的这一特点，在当年就已经被一些思想敏锐者所觉察。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写给远在法国的蔡和森（1895—1931）、萧子升（1894—1976）等新民学会友人的信中，即提出“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64]的研究方法。于此可见，他对近现代报刊所反映的哲学思潮的分合激荡的敏感和重视。因此，对于报刊内部的思想分化，在研究20世纪中国哲学开展时必须加以关注，予以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哲学所取得的诸多成就、所实现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固然首先来自中国哲学家在新的历史时代为建构中华民族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所作的上下求索，但同时也与来自近现代报刊的有力支撑是分不开的。它显示出报刊史与哲学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然而，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报刊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却是分开的。前者被认为是历史学的工作，因此不涉及哲学史研究的内容，最多只建立起与思想史研究的联系；后者则属于哲学的范围，往往只关注历史上哲学家的文献与思想，不重视对作为载体的近现代报刊的研究。这种状况，既限制了报刊史研究，也限制了哲学史研究。因此，改变报刊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互不联系的状况，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在哲学史研究中重建历史感，把哲学的形上之“思”与历史学的形下之“史”结合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65]，有着重要的意义，应是21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