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非（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我写过《<施>剧之争可以休矣》一文，当然并不是指望该文能止《施》剧之争，现在续写亦无此大义。只是文中所提到的另一个疑问当时并没有分析，即《施》剧之争反映了传统文化阵营内部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在当前华夏文化式微的时期，原本思考并主张传统文化认同的人就已经很少了。而现在透过《施》剧之争却还发现，在愿意追寻自身文化认同的人当中，竟然还需要争辩这种文化的主体是什么，或者竟然还需要一个武将的战绩来为这种文化助阵。由于还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武将，于是两相纠缠便生出了这么一场《施》剧之争。这几乎不像是在追寻一种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认同，至少它的面目在这场争论中间已经显得模棱两可了。一个具有强大历史传统的文化竟然在英雄与汉奸的定位上摇摆不定，这不能不让我产生怀疑，莫非我们所孜孜以求追寻的华夏文化真的已经成了一个空洞的历史符号？其强劲的生命力已经萎缩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就只剩下了一帮人为一个有争议的武将打口水仗？如果我们要继续追寻这种传统文化的认同，就不能不发现，我们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已经存在着巨大的裂缝或黑洞。

这场争论至今，明眼人已经发现在争论的背后其实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识，其一是种族意识，另一是版土意识。但十分怪异的是，这两种意识都与数千年来的华夏文化并无瓜葛，而现在却正是这两种意识在为华夏文化扬大义、争名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华夏文化历经几千年的传承和转换，在经历这百年来的劫难之后，就真的只能让不是种族意识就是版土意识来为其张目吗？不过，这两种意识倒并非空穴来风，有点思想史意识的人都知道，它们都同时产生在五四时期。就是在那个充满着内忧外患的时期，在西方列强的领土侵略和文化侵蚀的过程当中，民族国家的意识刺激着传统的文化认同，于是传统的文化认同迅速假借现代民族国家的实体唤醒了民众的种族意识和版土意识。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一群身份明确的主体来担当政权，同时还需要一种具有严格界限的版土意识。“保国保种”的意识压倒以一切，种族意识和版土意识随之迅速催生。只不过，那个时期的种族意识和版土意识是高度统一的，而现在却为一个没有统一好的武将发生了对立。

我将这两种意识追溯到五四时期，并不是说现在就具有了五四时期的问题意识。五四时期面临的是西方列强的领土侵略，它是一种具有直接主体性的政权进攻，当时是在亡国灭种与救亡图存之间做出选择。而现在面临的是西方文化的侵蚀深入到各个层面，但基本上不再带有主权性的侵略。促进传统文化的认同也不是旨在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抗，它本身必须在与西方文化的沟通与对话过程中进行。因此，现在兴起的种族意识和版土意识不过是拾起了五四时期的结论，而缺乏的恰恰是五四时期那种关怀大义的问题意识。现如今，看看真的华夏文化精神经过西方文化侵蚀之后的面目：天人合一沦为一种环境理论，阴阳五行早被斥为封建迷信，满口仁义道德落得个道貌岸然的形象，忠孝节义已是吃人的礼教，孝悌友爱就是个人自由的天敌，再加上夷夏之辨成为种族主义的武器，民族大义成为国家主义的幌子。华夏文化的精神性内容几乎泯灭，它难道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历史符号？

就种族意识和版土意识而言，两者之间引起《施》剧之争倒是事小，可怕的是两者会摒弃“前嫌”联手起来，一同穿上汉服，回到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时代，攻占台湾，灭掉蒙古，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对于一个愿意追寻传统文化认同的人来说，主体是明确了，国家也强大了，但文化的精神性却永远陨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