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少鑫（《新快报》编辑）

    最近，有关《施琅大将军》的争论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众所周知，争论主要源于《施》剧本身涉及历史上的满汉之争，更涉及现实中敏感的台海问题；著名儒学学者陈明在争论中因为公开承认自己是《施》剧的首倡人而成为了各方非议的焦点，人们对他的质疑不仅在于他本人身上，更是直指儒学本身，也正因为如此，有评论认为这是继去年“郑家栋事件”以来，儒学遭受的第二次信任危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的争论仍远远没有结束，而随着传统纸媒的介入，在这两者有效互动正在不断加强的趋势下，有关《施》剧的争论将会在2006年思想事件中着上自己浓浓的一笔。

    事实上，在争论中，有关历史上满汉之争以及对施琅的历史评价问题在学界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公众的褒贬扬抑不一恰恰反映了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看法的混乱和困惑；再加上公众对于现实台湾问题上的某些不满，《施》剧以及陈明的倡议恰好让公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发泄点。这两个原因最终造成了现在争论繁芜纷杂的景观。

    从次争论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论战各方的焦点首先集中于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去评价施琅的问题？也就是施琅究竟是汉奸还是卖国贼的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背后涉及到的是我们的历史观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其次，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一部历史剧本的问题，因为毕竟历史剧本虽然涉及到历史，但是它并等同于历史。作为首倡人，陈明在这部历史剧本的完成上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要求一部历史剧承载这么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是否可能？一部电视连续剧就能改变公众的历史观？在预示甚至改变某些政策导向上，它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在这些繁芜纷杂的争论中找到它背后的真正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在这次争论中，有以下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的目的应该在于弄清历史真相、进而以史为鉴，而不是进行道德上的谴责。１２世纪初中国南宋时期的朱熹和陈亮曾进行过义利王霸之辩。朱熹提出"三代（按：指夏商周）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陈亮不赞成这种看法，在给朱熹的信中讲：“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的人。……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乙巳复朱无晦书》）西方也有过类似的论辩。“心理史观”的主张者，专从道德心理角度评价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他们以伟大行为带来个人的权力、名誉和声誉等后果为由来鄙视和贬低一切伟大事业和伟大人物。黑格尔反对这种评价方法，指出，“这就是‘佣仆的心理，对他们说来，根本没有英雄，其实不是真的没有英雄，而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些佣仆罢了。’”（《法哲学原理》第１２７－１２８页）黑格尔还从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一般关系上作出论断：“世界历史所占的地位高出于道德正当占据的地位。”（《历史哲学》第１０７－１０８页）黑格尔这些讲法是很深刻的。

    从这个意义上，应该说，陈明提出的必须将施琅的个人私德与他收复台湾的历史功劳分开来进行评价，这是切中问题要害的。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从现实或者政治的需要出发。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历史的研究方法，正如石勇所提出的，这是一种历史实用主义的做法。在这种倾向下，历史成为了一笔糊涂账，成为一个任人装扮得小姑娘。它不能把历史人物置于他们所实际处于的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和评价，而是用今天的认识和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使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失去历史感。

    在这种方法下，人们往往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而不能“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对于历史而言，这是简单化、公式化的理解。在这种理解中，通常会用“进步、落后”、“积极、反动”的公式来界定和评价历史人物。学术研究被纳入了意识形态的轨道，只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不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真相往往被遮蔽。这种粗暴的历史观给我们带来的惨痛代价，我们并不缺乏历史教训。

    陈明自己也承认，他之所以首倡这一剧本的原因是想“影射”现实某些东西，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注意以及振作决策层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志力和决心。虽然他自己一再宣称这一做法是他个人即用见体理论的实际运用，但是无论陈明自身如何辩解，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而不强调当时历史的客观性，以现实的需要来诠释历史，这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实用主义。陈明之所以受诟病的关键原因也正是源于此。并且，从陈明首倡剧本的目的可以延伸出一个问题，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来振作决策层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志力和决心，这自然而然会让公众觉得这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做法，如果陈明先生觉得应该是有其他的理由，我想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说服公众。

    第三、我们前面提到，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进而以史为鉴。其实，以史为鉴的目的还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着意于表扬忠烈，高扬气节，尤其对仗节死义之士，守节不仕之民给予大力表彰。在统治阶层来理解，这不失为巩固地位的好方式，而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层面来理解，这是培育我们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黄宗羲研究历史也着意于表彰忠烈，高扬气节。在他看来，忠义是“天地之元气”，和平年代，“韬为道术，发为事功”，为民；历史巨变时期，或表现为忠烈，或表现为气节，是一种精神。

    正如著名儒学学者蒋庆先生在这次关于《施》剧的争论中表态的，施琅是明朝的贰臣。笔者认为蒋庆先生的论断是比较到位的。然而，施琅的“失节”与评价施琅这个历史人物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按照笔者粗浅的理解，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评价施琅，笔者认为最终这也是一笔糊涂账。因为这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实用主义的倾向。

    如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这就是气节！

     然而，仍然有人指出他们是对祖国不负责任而开小差的人物，不值得歌颂。他们的理由是伯夷、叔齐之所以不值得歌颂，是因为他们反对武王伐纣，反对祖国的进步事业，他们的行为不利于祖国的统一，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所谓气节或骨气实际上是旧势力的死硬派，是抱着"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甘心做旧王朝的殉葬品的做法。

    在这样的理解下，我们究竟应如何去看待“气节”？如何去看待我们的历史？比如，我们该如何看待魏征？又比如，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曾国藩？他曾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但又倡导和创办洋务，主张向西方学习。我想还是章太炎先生说得好，“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算是合乎情理的公允评价。

    王船山在《宋论》一书中把民族利益看成是高于“一人之正义”、“一时之正义”的“天下古今之通义”，包括一时的“君臣之义”也必须服从“古今之通义”。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施》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作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它究竟能够承载多少东西？陈明先生也曾指出，这个事件与当局的关系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请不要过度解读。当然公众的“过度解读”来源于思维的惯性。正如前面笔者所提到的，如果认为一部电视连续剧就能够改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至预示或者改变某种政策导向，那么这未免是一种过于天真的看法。

    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和历史剧作家面对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有主体的解释和评价。在这一方面，他们都有相对的自由，相比较而言，剧作家的自由度要大于历史学家。至少，历史学家不能要求历史剧作家屈从自己的解释与评价。

    早在１８世纪，黑格尔就曾指出，法国历史家、历史剧作家存在这种普遍性的倾向：其目的并不在于历史本身和历史所写的人和事，而在适应当时的某种旨趣，向政府进一忠告，或者唤起对政府的仇恨。许多剧本也是这样写的，或是在全部内容上或是在某些片段上明显的影射到当时的情况；如果在旧剧本里碰到可以联系到时事的地方，演员们就故意把它加以大肆渲染，听众们也热烈欢迎它。

这种倾向，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那是一个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年代。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经开始并正在远离那个年代，也没有人会愿意回到那个年代，而这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