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村”挣扎史

作者：韦星（《南风窗》记者）

来源：《南风窗》2016年20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六日辛亥

           耶稣2016年9月26日

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表现，不是经典自身的问题，而是思想传承是否得法、教授方式是否恰当以及教授者本身素质是否合格的问题。

随着采访展开，张中和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糟糕。“你这样问，我这里不欢迎你！”像头突然被激怒的狮子，他严肃地盯着坐在他斜对面的记者，手指向了大门外，屋内气氛骤然紧张而尴尬。

这是9月8日上午，《南风窗》记者采访张中和时，问了一下学费情况后出现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也是前一天画面的延续，前一天的访前沟通，记者刚入屋坐定、递过名片、表明身份，迎来的也是劈头盖脸的一通责备。

这些情绪，不是针对《南风窗》记者，而是针对所有记者。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某地一读经少年读经多年却不识字的极端案例。

一番解释、安抚过后，张中和恢复了平静。他拿出一部iPad，打开微信让记者欣赏其中的一些用古汉语写的文章。他说，这些文章的部分作者，就是他学堂里年仅12、13岁的小孩，他们有的还能对《论语》的部分片段进行英文翻译。

记者附和说：“写得真不错，这些文章我写不来。”闻此，张中和满意而骄傲地合上了iPad。“谁说读经的孩子不会写字？这些是什么？”他用手指敲着iPad的屏幕说，“这些文章就写得很不错嘛！等这批孩子长大了，论（战）死他们！”

不过，即便写得不错，这些文章也只能暂时“隐藏”起来，或只发给部分读经孩子的家长看看，以消除他们的疑虑。因为“文章一旦公布出去，就会震住一大批人，进而招来嫉妒，但不公布又会被别人‘踩’，以为读经没用。”为此，张中和很纠结。

43岁的张中和是河南南阳人，他是第一批进驻深圳梧桐山创办私塾、倡导读经的人之一。

尽管小学没毕业，但张中和对传统经典有着特殊感情，学历低，但他个人的修为、谈吐也不逊于他人。相反，张中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和诸葛先生一般的魅力：长发披肩，一袭白衣，随性的拖鞋，还有那须臾不离身的“诸葛式”扇子，看起来，气度不凡。

但在深圳这样一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城市里，他这身打扮，更多地还是被当成异类，一如国学经典在当下的命运。

插图/陈恒春

一个村子的“国学”浮沉

张中和原在深圳大芬村画画，2001年儿子出生后，他搬到了梧桐山脚下租住。当时，这里还很偏僻。

2003年，在租住的出租屋里，张中和教自己的小孩读经，读的都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传统经典。一些邻居看到后，也把小孩送来让张中和教教。

2004年，张中和在出租屋外挂牌——“蒙正堂”，后来，在王财贵老师的建议下，学堂更名为“得谦学堂”。

王财贵是台湾著名教授，上世纪90年代起，他来到大陆积极倡导和推动读经运动。

2005、2006年，也是传统文化在深圳热起来的年份。当时，国学、汉服等传统文化载体，在深圳引发了民间的极大关注。2006年，王财贵来到深圳，做了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和国学经典的演讲，也进一步推动了梧桐山读经风气的发展。这时，梧桐山脚下的茂仔村、坑背村等自然村落里，又涌现了“鹿鸣学堂”等一批以读经为主的学堂。

这些学堂面向社会招收3岁至13岁的小孩，在重温经典中，修身养性、增长见识、塑造人格。

僻静的梧桐山脚下，突然掀起的“读经热”，引来了媒体的报道，“梧桐山脚下有个读经村”随后广为人知。

2010年至2012年是“读经村”私塾学堂开办最多的年份。“那两年，梧桐山脚下的读经学堂约有50家。”9月8日，“凌龙学馆”负责人翟志强告诉《南风窗》记者，当时几乎每月都有学堂开业。

但后来，不少学堂陆续关门或迁移。“我统计过，最近几年倒了32家，还存活的就十四五家。”对此，张中和痛心疾首，他提高分贝告诉记者，“这是国家的不幸、民族的不幸，也是时代和个人的不幸！”

在外界一些人看来，大批读经学堂的倒掉，是经济规律对资本极端逐利、盲目扩张的报复。不过，学堂开办者们则认为，很多“堂主”都是怀着赤诚的心而来，并不是外界一些人所说的“投机分子、捞钱分子”。

张中和说，如果只是为了挣钱，还不如开一家饭馆。“深圳什么最挣钱？”翟志强自问自答，“炒房！你看资本的主要流向就知道了。”

收费太高，是外界批评这些学堂的另一种声音。读经学堂的收费通常是每学年3万元至6万元。闫勇军说，最高的，甚至一年收费10万元。

现年27岁的闫勇军是陕西人，他初二辍学后来到深圳做了个“小混混”，蹲过拘留所。2011年，受传统文化熏陶，闫勇军来到梧桐山，并在这里的“孝廉学堂”当起了读经老师。

后来，这所学堂搬到河源办学，再后来，闫勇军也没再去学堂教书，现在的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提升个人水准。他每天就在梧桐山脚下吃斋念佛，读读《弟子规》，学学孔孟之道，喜欢和别人谈论世界观、宇宙观。和记者纵论两天后，他送给记者一本道教劝善的经典书籍《太上感应篇》，以及一些读经的光碟。

插图/丁得

消沉的背后

对自己退出读经学堂不做老师的原因，闫勇军解释说：“一些学堂挂个孔子像和几幅书法，摆几张木桌，就以为是传统文化回归。”他说他看不惯一些学堂里有比较浓的商业气息，反对高学费，反对一些学堂设置“单亲家庭子女不收”等歧视性规则，因为“子曰：有教无类”。

闫勇军理想的学堂是：钱多的多出钱，钱少的少出钱，没钱的多出力。但他毕竟不是办学者，很难体会作为经营者面临的诸多难处。

“得谦学堂”拒收单亲家庭的孩子，也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因为要“择天下英才而教之”，张中和说，这首先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对拒收单亲家庭孩子的真实原因，张中和告诉《南风窗》记者，单亲家庭孩子的父母都是“拆台高手”，今天他把孩子交给你，如果没有达到他所认为的效果，明天他就到处说你不行，不断给你拆台。但教育本身是“教学相长”，就比如医院医不好病人，有医生原因，也和病人配合意愿及病情恶化程度有关。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张中和认为离婚的家庭夫妻双方都自私自利，他们每个人都只从自身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不懂得包容对方。“你也要远离这种人，不要和离婚的人做朋友”。

在张中和看来，不懂得选择生源，是梧桐山很多学堂倒掉的主因。他的学堂里，招生的第一要求就是“家庭和睦”，所以不会遇到关键时刻家长倒戈的情况，即便一些孩子中途退出读经学堂回到体制内上课，但过程也和和睦睦。

学堂能否坚持做下来，也和办学者家庭内部是否和睦有关，张中和称为“祸起萧墙”。他说，“堂主”夫妻不和，运营上出现矛盾，加上招收了一些“问题家庭”的孩子，内外交困下，就加速读经学堂的消失。

读经村鼎盛时期已过，现在变得平静，甚至有些消沉，在翟志强看来则另有原因。时至今日，不按照传统套路上幼儿园或小学而到私塾读经的孩子，仍属极少数。但在10多年前，即便是极少数，也只有汇聚到深圳的梧桐山才有读经班可读，所以当时吸引了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海外华侨的家长，他们把子女送到梧桐山脚下。“鼎盛时期，梧桐山读经的孩子约2000人，上百个家庭租住在这里陪读。”翟志强说，不过现在，很多学堂不过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学生了。在翟志强看来，这是因为随着央视《百家讲坛》等节目开播，国学热在全国形成一股风，很多地方开了国学班，也留住了当地一些读经的孩子。

目前，翟志强的“凌龙学馆”里，不足十个小孩在读经。张中和的学堂里，学生也不多。但张中和认为，经典不会很多，沉淀到最后的，总是少数。“就像只有少数运动员能坚持到最后参加奥运比赛一样。”

“鬼谷子培养的弟子也就几个。”张中和说，“尽管我不能自比古人，但孔夫子三千弟子，仅七十二贤人，大家知道的、有名有姓的也就35人。”

在一个越来越势利的社会，评价一种现象，人们习惯从经济乃至很功利的角度去评判，身处深圳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更是如此。

但和金钱、利益相比，送孩子读经的家长最关心的倒不是这些。他们最关心的是：孩子究竟能不能在读经中见到效果？如果不可能，原本最舍得投入的家长，到最后岂非变成贻害了孩子的助推手？特别是在孩子成长的黄金期，这更是一场输不起的赌注。

所以多数家长，只在孩子上幼儿园的那三年里让他们上读经学堂，之后他们还是要让孩子返回体制内的学校上课。对此，张中和很痛心，认为他们“目光短暂”——不过，后来他想了想，感觉这样容易得罪家长，建议记者将“短暂”改为“不够长远”。

张中和认为，现行的教育体制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讲究的是实用技能，而读经学堂则是要肩负起为国家、民族和时代培养经天纬地之大才，培养一流的思想家，培养国之栋梁。“但家长往往很心急，培养一两年，一看没效果或效果不明显就着急了”，张中和说，“这就好比生理期到来一样，火候没到，急不来，火候一到自然就来了。”

张中和说，熬到十一二岁，读经成果一出来，到时家长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很多家长熬不到这天。

事实上，学堂自己能否熬到这一天，都是个问题。

日渐衰弱的喘息

梧桐山是深圳海拔最高的一座山，这里远离闹市，山上林木茂盛，飞鸟啼鸣不断。每天早上或下雨天，山间云雾缭绕。山脚下有个梧桐山村，这个行政村囊括了茂仔、坑背等多个自然村落。

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的一部分，改革开放推进了30年的时候，梧桐山脚下的梧桐村依旧没有多大变化——就是个聚集着很多自然村落的偏僻山村。得益于读经活动，梧桐山村引来媒体和社会关注，变成了“读经村”。这以后，一切的变化都来得太快了：房子租金、售价都“嗖嗖”在涨——10年前，这里一层120多平方米的房子，月租金就300元~500元，一套房子售价就30万元~50万元。现在，一层楼每月租金涨到3000元~5000元，一栋楼售价上千万元村民也不肯出售。

这里的读经学堂都没有自己的物业，学费随着租金涨也是迫不得已。不过，张中和对别人问起学费的问题，很是敏感，正如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当时记者提到一句“你这里学费多少钱一年”时，他就勃然大怒。他也不肯透露他学堂有多少学生，他说，“一透露学费、人数，别人就会通过算人头，算算你赚了多少钱。我哥也以为我赚了大钱了，事实上并没有，只是基本能维持。”

在张中和眼中，在梧桐山办读经学堂的都是有“家国情怀”的人。他认为搞私塾学堂是冲着“义”来的，而不是“利”。所以他非常讨厌别人讲“利”，“凡是一来就问价钱的家长，我都轰他们出去。”

但张中和又不得不面对“利”的问题，如果办学不能获利，他的学堂将无法持续。事实上，过去几年里，他旗下的办学点已从过去的3个收缩为1个。

不过，坦白说，即便他们办学堂获利，外界也没有张中和所想象的那样反对。因为现代社会里，一个“戏子”都能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财富也“富可敌城”，作为私塾先生，也不应该永远给人穷困潦倒的感觉。

和张中和相比，翟志强对费用问题就坦然多了，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一个学生一年收6万元学费，现在6个学生就36万元。不过，两层楼的租金每月1.2万元，加上3个老师的开支，自己和老婆的工资都没算在里面，也就真的是基本维持了，但最大的收获是：自己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5岁半）可以搭车享受到这种教育。

随着读经村声名鹊起，这几年，村里土路换成了水泥路，从梧桐山上流下来的潺潺小溪两旁，也有了路灯，书法、古琴、中医养生馆、香道、素食馆、超市和宾馆等各行各业纷纷入驻。于是，这个僻处一隅的村落，也在不断“装修”中，升级为一个“文化艺术小镇”。

“麻烦”紧随而至，最近一两年，深圳“土豪”抬高了这一带的物业，“他们一来就问有没有房，之后一整栋租下来”，凌龙学馆的张老师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不问多少钱，而是问有没有。”如果有房，他们就买下或租下，平时可能不在，周末过来住两天，爬爬山、喝喝茶。

2010年，张老师刚来到梧桐山时，这一带只有两家餐馆、一家超市，“那时连买一双拖鞋都难。到2014年，这里家家户户几乎晚上都亮灯了。”张老师说。

但最近两年，一些进驻的艺术家又走了。翟志强说，这些艺术家是搞原创的，是迎合内心需要创作的，不像大芬村为迎合商业而大量复制，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多少钱。后来房租太高了，付不起的就被赶走了。

兔死狐悲，说起这些时，一丝悲凉掠过翟志强的唇边，他不知道下一个出走的，会不会是他的学堂。他说，随着商业氛围日渐浓郁，较大的资本进驻搞会所、酒店等，就会抬高租金，届时，学堂就会因支付不起高额的租金而败走，“真到那一天，梧桐山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经村’了。”梧桐山引来的“凤凰”，起初以为是传统文化，后来发现它的名字叫“商业”，但在中国，这个结局并不意外。

社会对读经的价值争议还在继续。其实，经过千百年历史检验的经典，不可能一朝就变成“糟粕”，传统文化在今天的表现，不是经典自身的问题，而是思想传承是否得法、教授方式是否恰当以及教授者本身素质是否合格的问题。

讲完这个村子的故事，答案也差不多在其中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