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十二年前那场读经之争相比，儒家进步了吗？

作者：杨春梅（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三日戊申

            耶稣2016年9月23日

持续数月的读经讨论好像已渐趋平息。旁观这次讨论，感觉与2004年那次广泛而深入的读经讨论最大不同在于，这次基本上是儒家自己唱一台戏——主要参与者都是当代儒家圈内颇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群体，其中领衔的是倡导“老实大量纯读经”的来自台湾的王财贵和对其发起猛烈抨击的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柯小刚，配角则是“圣贤梦碎”的读经少年及其家长们。

儒家内部对“读经运动”旗手王财贵的读经方法其实早有异议。而这次主要由柯小刚发起的、读经少年及家长们现场作证的质疑和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痛彻猛烈直击王财贵“老实大量包本纯读经”理论和实践的荒谬及所导致的种种危害，被儒家内部视为“自查自纠”而走向成熟的象征。从各方面信息来看，柯小刚批评伊始，在儒家内部获得广泛支持，甚至一度呈现“一边倒”现象。

但《新京报》关于读经少年的报道甫出，局面开始出现戏剧性变化。报道中的主角之一，读经少年郑惟生授权王财贵旗下国际读经教育中心官方平台发表声明，一方面对《新京报》报道“部分内容不属实”表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对引导他读经的老师、特别是“读经教育的首倡者季谦先生（即王财贵）”表示“完全心存感恩”，似乎推翻了他先前授权柯小刚公布的《一个读经少年的来信》中所述经历之痛苦、困惑和反思。前后对照，令人不免心生疑惑和忧虑——夹在两种立场及其不同势力激烈较量撕扯中间，十年来鲜能自主的读经少年似乎仍未能找回自我并自作主宰。

不仅如此，原本激烈批评王财贵的儒家声音中，也出现了讲“一分为二”辩证法的声音，强调“纯读经”倡导者王财贵推广读经的功绩和贡献，肯定“王财贵推进‘老实大量纯读经’，客观上有助于儒家经典重新进入民间社会，为传统文化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宽阔的领地”。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则一扫之前激烈决绝的抨击，换一种轻描淡写的手法，把“读经少年”及其家长们与读经学堂之间的纠纷定位为“方法失误”尽量淡化，让人感觉一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实验只不过是前途光明的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曲折。

与此同时，儒家圈内人对圈外批评的极度过敏、防范、敌视和拒斥心态也无可掩饰地表露出来。他们把诸如柯小刚等人的批评视为“同门诤友的谆谆劝告”，而对《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评论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议，看成是“诤友的批评被一些人改装为别有用心的揣度和诬陷”。原本被柯小刚斥为“愚昧读经、野蛮读经”的“毒（读）经界”，也迅疾抓住这一咸鱼翻身的大好时机，将来自“同门诤友”的猛烈炮火轻轻一拨调向门外。某当红儒家名角儿曾在公开场合声言，儒家群体是“关起门来怎么争都可以，打开门则要一致对外”。这次由《新京报》引起的儒家话语态度上的微妙转向，可谓此语之最佳注脚。

读经已成共识，如今只是“读经方法之争”了吗？

柯小刚。

纵观本次读经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以柯小刚、方朝晖为儒家内部主要反方代表所发表的言论，反映出这些年儒家自身某种程度的成熟；而儒家之外更多人对读经某种程度的认可和对读经某些具体方式的反感，则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态度的变化。

而相比柯小刚等提出了儒家立场下有建设性的意见（尽管其儒家立场也使他们无法看到之外或之上的问题），儒家之外的反对者仍停留在简单反对（借荒唐读经方式嘲笑反对读经）上，没有对经典阅读的意义（而非儒家态度下之“读经”）提出有价值的意见，甚至并未在2004年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更有力的新见，这是令人遗憾的。

我们看到，本次讨论中，儒家在统一内部认识和掌握舆论主动权方面颇为积极，其中之一便是从理论上对这次读经讨论的主题进行疏导规范。通过与十多年前那次读经讨论相比较，他们认为读经讨论包括“要不要读”和“怎样读”两方面问题，而“前些年的讨论主要在前一问题，是原则性的争论；目前的讨论主要在后一问题，是方法的讨论”，“若说十年前因蒋庆先生而引发的读经大讨论是第一阶段，今天的读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争论的是该不该读经，第二阶段争论的是该怎样读经”，即“读经方法之争”。

他们坚信这是读经运动的“进步”。言下之意，“要不要读经”、“该不该读经”的问题已获解决，读经之绝对必须已成共识，毋庸再置疑讨论：“目前参与讨论的人，几乎没有反对读经的，只是方式方法的探讨，没有根本价值观分歧。”他们反复强调“反对错误的读经方法并不等于反对读经”，而是更好地“维护读经，提倡读经”。在儒家内部，这样说也许没什么问题，但逸出儒家之外呢？站在儒家之外来看，读经问题如今已经只是“读经方法之争”了吗？十二年前那场读经讨论真的主要只是辩论了“要不要读”、“该不该读”的问题吗？

2004年的读经大讨论究竟说了些什么？

所幸其时未远，纸、电文献历历俱在。稍加检索即不难发现，所谓2004年的讨论主要是“要不要读（经）”、“该不该读（经）”的问题，实在只是儒家一面之词，或者说是儒家想当然以其理想中的预设认作现实中的真相。

2004年读经大讨论缘起于蒋庆编纂出版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其时，王财贵发动十年的“读经运动”在大陆已成燎原之势，他和蒋庆所宣导的“读经”理念及方法大同小异，引起众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薛涌以《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首先向蒋庆发起质疑，认为“以蒋先生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如果得势，我们就会有回到蒙昧之虞”。其后，袁伟时、许纪霖等学者随之跟进批评，李泽厚甚至认为：“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现在一些人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一时之间，争论由平面媒体蔓延到网络争论，正反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其观点之犀利，交锋之激烈，为多年来所少见，成为当年思想文化界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道景观。而其时尚以“中道自由主义”自居的秋风、王怡等则积极站在蒋庆一边支持其“读经”主张，反讽薛涌等为“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令正反双方都诧然侧目，可谓景观中的一大亮点。之后不久，显然对“读经的新意义”抱有殷切同情和期待的胡晓明，将这次讨论的主要文献搜集起来，与其他相关思潮背景、学理探讨、民间实践及历史回声等文献相配合，编纂出版了《读经：启蒙还是蒙昧——来自民间的声音》，据此可对这次讨论的主题和各家论点知其大概。

平心审视和梳理当时各家议论，至少可得四个主要问题：一是为什么读？二是读什么？三是把所读的“什么”当什么来读？四是怎样读？四个问题密切关联，其中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取决于前三个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参与讨论的人都对这四个问题有明确的自觉意识，但讨论中他们几乎都以不同方式触及到了。“怎样读”绝非如儒家人士所言只是在新近这次讨论中才成为焦点。

其实，在由蒋庆引发的读经讨论中，有两点可谓各派均无异议：一是对“阅读”这一人类文化行为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肯定；二是对阅读传统经典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肯定。面对传统，所有人都赞同应该读些什么。但对“为什么读”、具体该“读什么”及把所读内容“当作什么”来读，则始终存在重大分歧。相应地，对“怎样读”的问题也就道不同而难相为谋了。

换句话说，因为对读经讨论中的“经”这一概念内涵本身及其价值功能存在巨大争议，连带着对“读”这一行为方式也难以获得真正共识。不同的价值认同必然导致不同的读法，这点，许纪霖当时即曾敏锐提点出来：“你将儒家经典当做什么来读？是文化呢？还是信仰？”王晓华的文章则直接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读经——对蒋庆读经理念的批评》为题，认为“中国儿童是否应该阅读古代的思想经典，这在我看来几乎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但是阅读经典有多种方式，可以视之为不可怀疑的正统，也可以批判性地读经，这两种读经方式之别是前现代阅读和现代阅读之别，因而是必须加以区分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读和读什么。蒋庆等人所主张的封闭的、非批判性的、独尊儒家的读经理念，与现代教育理念完全相悖，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经典教育“既然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就应顺应现代教育的理念，将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融入其中。其目的也不应该是早就毕生注释圣贤之说的旧式书生，而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当代中国人”。即使首先向蒋庆发难的薛涌，也并非否定经典阅读的意义，而是肯定“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未可废读，但认为蒋庆“编了洋洋十几万字的经书，要三到十二岁的孩子在意思都没有搞懂的情况下背诵”，乃是一种“蒙昧教育”。

袁伟时则从四个方面将他的主张及蒋庆“读经理念”的失误条分缕析：“第一，把中国经典局限在儒家的狭隘框框中，连《老子》、《庄子》这样优秀的中国文化瑰宝都无缘列为经典，更不要说王充、黄宗羲等人的著作了，这样的眼光可取吗？第二，21世纪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应该是有世界眼光和素养的人。他们既是热爱自己祖国的公民，又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公民’，也就是梁启超、鲁迅一再念叨的‘世界人’。为此，中国人不单应该读孔孟老庄，还应该读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第三，读经典不等于‘读经’，后者往往以蒙昧主义的态度跪在先贤脚下，诚惶诚恐去背诵。这样只能培养出虔诚的信徒，却离现代公民越来越远。19世纪中国不少地方反对外来文化的暴行就是这样的儒家信徒干出来的，义和团则是其巅峰。不幸的是，蒋庆兄所提倡的不求理解的读经就有走到这一步的危险。第四，蒋庆要以国外有些学校开宗教课为榜样，要求中国回归政教合一的状态，这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他忽视了一切现代国家，都不准限制思想自由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它们的公立学校是不准开设宗教课的，只有教会办的学校可以开设这类课程，但通常也只能归入选修课，不能强迫学生必修。”

如上所见，被儒门称为“第一阶段”的2004年读经大讨论，其主题根本不是笼而统之的所谓“要不要读（经）”、“该不该读（经）”的问题。赋有儒家家派意义的“读经”理念和实践也只是在儒家内部大行其道，从未成为各派无可置疑的共识。而薛涌等对蒋庆读经理念和方法的“蒙昧之虞”及批评，实际上被后来读经界残酷的实验所证实，其实验的残酷性甚至非当时忧心忡忡的自由派所能想象，而今日连儒家自己也不能再坐视不理了。

回顾当时反对派对蒋庆“读经理念”弊端和危害的批评，对照今日读经少年十年读经“圣贤梦碎”的残酷现实，不难发现其所以如此并非只是在“怎样读”上出了问题，而是在“读什么、为什么读、当什么读”等基本立点上根本失误。这次儒家内部所谓“反思派”对“愚昧读经”的批评虽然痛彻猛烈，对“读什么、为什么读、当什么读”也有所论及，甚至不乏真知卓见，但受道统立场和门户意识的限制，既难以从根源处彻底反省，也未能对上次讨论中反对派批评的合理性给以充分肯定与尊重，以“怎样读”为此次儒家自己“进步”之发明，而完全抹杀上次诸家批评之贡献。思想史真相就这样在家派建构的叙事中被生生抹掉了。

读经只能在民间，还是应该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王财贵。

门户意识在凝聚家派力量上或许必不可少，但曲意回护门户必然造成学理上的进退失据，比如儒家讨论中或将当下读经之乱象归咎于民国初年“废经”之“恶劣影响”，或归咎于读经教育之未获官方支持。照此逻辑，则今日中国之问题是否要归咎于推翻大清朝之“恶劣影响”？而于“王官失散，学下民间”后以“私学”造就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孔孟儒家及诸子百家又将如何解释？“老实大量纯读经”错了就是错了，和“废经”有什么相干？和官方体制支不支持有什么相干？不相干却非要生拉硬扯，除了维护门户，似更折射出当代某类儒家“念兹在兹”的一大心事：不仅要恢复读经，而且要恢复体制内读经，将早已出离“王官体制”的孔子及儒经重新供进去。相比于这一终极目标，民间读经不过是一过渡阶段。有儒家人士表示：“今后所要做的就是积极引导民间读经走上正轨，使其完成体制化，最终以开放的姿态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这是民间读经的最终归宿，也是儒家的美好期待”。

实际上，除极个别例外，今日中国学术思想界没有多少人再否定和拒斥传统价值，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动亲近传统，从中汲取营养。无论公私教育系统，为人们了解和亲近传统提供帮助应是理所当然应尽的义务。但撇开各类私立读经学堂或官助民办书院不谈，如果经典教育必须进入“国民教育体系”而成为其中内在构成部分，那么读什么、为什么读、当什么读和怎样读四大问题理应引起“国民”普遍关注，并按现代教育理念加以考量和抉择，而不应由某一家说了算。

儒家认为经典教育就是儒家“经学教育”，“读经”乃“国民”共业，因此应该“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儒家尽可如此主张，但却不能法外借力以实现主张。体制内“国民教育体系”应该按照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合法程序合理建构。即使体制外读经学堂和书院，其经典教育是否可逸出现代精神和相关法律约束而任其自然，也值得深加省察。特别是连柯小刚等儒家人士都认为是在荼毒少年的“愚昧读经、野蛮读经”的宣导者和实验者，是否可以“读经方法”失误为由而轻轻放过？对那些“圣贤梦碎”、“被耽误得很惨”的“读经少年”及有“切肤之痛”的受害家长们而言，可否仅以儒家自查自纠的“门内之治”来了却？教育自由能否以牺牲侵害个体生命和自由权利为代价？公私教育机关的教育目标、内容、方法及环境条件等，是否应以不牺牲侵害个体生命和自由权利为底线原则，而对背离者实行相应制裁和惩罚？对未成年人来说，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代为选择教育目标、方式及机关、场所等问题上，是否拥有无限绝对权力？是否应以尊重保护未成年人生命和自由权利为前提而有所限制？所有这些问题都与“读经”、特别是与无数“读经少年”的命运直接相关，但却很少有人论及，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前不久，武汉东湖举办了“中华国学传统与当代书院建设研讨会暨第二届全国书院高峰论坛”，四十家书院山长联署发表《东湖宣言》，从中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宣言》强调“书院自治”和“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重要性，主张书院的宗旨之一应是“努力促成健康的民间社会的重建”。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经心书院山长郭齐勇认为，“传统书院是官学系统之外的一种教育系统”，“历史上的书院是官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总体上打破了官学体制，承载自由讲学和批评精神”。对当下书院，他“希望多一些民间性的、独立自由的、面向成人的读经典/讲学的书院，而不是以赚钱为本位的忽悠小孩子的读经班，而且，书院也是建设民间社会的需要，能够壮大民间力量”。这些不同声音透露出儒家内部谱系构成之复杂。而究竟谁能左右儒家未来发展方向，还有待观察。

兴致勃勃的反对派去哪里了？

说实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国家文化战略，现在儒家早已不再是往日空间逼仄日子难熬的儒家，而是当下中国的热门话语。放眼望去，遍地是儒家身影，到处是儒家活动。而反观另一面，十多年前虽同情支持蒋庆读经但毕竟标榜“中道自由主义”的两大主将王怡和秋风，前者已皈依基督教，后者则改换门庭，升座而为当代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了。至于曾激烈反对读经的自由派，在最近这次讨论中几乎集体失声。比较儒家内部“自查自纠”所展现出来的“进步”及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积极探讨，这次见诸媒体的几篇反读经文字，除了空乏的嘲讽和抨击，基本乏善可陈。

这就使得讨论基本被儒家或倾向同情儒家的人所主导，而受立场门户局限，这一群体很难从根源处对“读经运动”加以反省。将讨论主题限定在单纯“读经方法”上的纠偏，遮蔽了其他一系列更要害的问题，特别是前述由“读经少年”及其家长们的“切肤之痛”所牵出来的一系列教育和法律问题，很难在儒家设定的主题论域中得到充分重视。

上次讨论中兴致勃勃又睿智深刻的反对派哪里去了？难道真像儒家人士所言，读经已成共识毋庸置疑讨论了吗？还是当下“国民教育体系”问题太小不值一顾？抑或有其他什么原因令这类人有口难开？到底什么原因造成这次讨论中的儒家擅场？对一直以批判态度审视儒家的自由派来说，目前的弱势固然令人感到郁闷，但对于正高歌猛进谋取走向话语中心的儒家来说，这是否即是其期待已久的福音？这些问题也许比读经本身的是非利弊、得失长短更值得省察深思。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