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综述

作者：孙思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历史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0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廿一日丙午

           耶稣2016年9月21日

2015年10月31日-11月1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国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国际高层论坛在星城长沙召开。来自韩国、中国大陆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会议主要围绕五经学、四书学、经典诠释三大主题展开研讨。

一、五经学研讨

1.经学总论。从事经学研究，经学史的分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课题。湖南大学姜广辉教授指出，无论四库馆臣的汉宋二分法，还是近世经学史家的今文学、古文学、宋学三分法，都存在立场上或论证上的偏颇或瑕疵；就整个经学发展的历史而言，不应人为夸大经今古文学的分歧。姜先生以“争立之初”的“文本文献之别”和“研究展开之后”的“学风之别”为线索，对经今古文学的区分作了历史的诠释；针对学界所倡言的今古学“界标”与“阶级属性”之说，则博征文献，严究事理，予以考辨驳正；此外还用政治义理学、哲学义理学、历史考证学三种经学进路，对西汉今文学、宋明理学化经学、东汉古文学作了总体界定，并围绕今古学二者作了详尽阐述。古今汉宋之别既是贯穿整个中国经学史的核心命题，自然会在各地区经学的发展演进上有所体现。湖南师范大学张晶萍教授专就湖南地区由理学之邦到汉学重镇的转轨进行研讨，认为这一现象一方面是学术思潮逻辑演绎的结果，另一方面则与学风嬗变之后评判标准的变化有关。

2.专经研究。且以《易》《书》《诗》《礼》《春秋》为序稍加概说。

象数学、义理学向为《周易》经学研究的两大阵营。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重点考察了宋学开拓者范仲淹的易学研究，认为它上承王弼，下启胡瑗、程颐，是易学由玄学形态向宋学形态演进的关捩点，不特在宋学历史上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地位，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学术史来讲也是一个事涉全局的重要转型。山东大学林忠军教授则以朝鲜李朝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的易象体系为参照，全面梳理了汉儒易象说，以及易汉学经由茶山推动而产生的新气象。林先生认为，汉儒立足《易传》，凭借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提出了新的易象理论，重建了偏于天道的象学体系；丁茶山一方面坚持汉易立场，反对王弼义理之学，另一方面以文本或圣人之意为尺度，反思检讨汉代易象学说之流弊，并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对汉代易象体系的重建；茶山易学与乾嘉易学遥相呼应，推动了东亚汉易的复兴。《周易》既为卜筮决疑、推天道以明人事之书，对筮占卦解的研究自然是本门学术的嫡宗大派。台湾师范大学赖贵三教授全面梳理了《左传》所载19条《周易》占断事例，就其中所占未来命运、立君、战事、婚姻、行宜之事等，逐条进行人物、情节分析与商论。赖先生指出，《周易》在《左传》的引用叙事中，同时具备了占筮预测与义理判准的功能，占筮者主要根据卦爻象以定吉凶，叙事论理者则主要根据卦爻辞义以说利弊是非。山东大学张克宾副教授则专就朱熹的卦变说予以考辨，认为朱熹虽谓卦变说为后天之学，但他的《卦变图》却是以先天卦序为原则建构而成，二者之间并无抵牾，恰恰是朱熹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思想的运用和落实。上海师范大学刘耘华教授对《易传》的天人感应论及其逻辑依据作了深入探讨。刘先生首先梳理了《易传》天人感应论的两个主要内涵：同类相感与异类交感，认为《易传》更重视后者；又对“阴阳一气”“精气为魂”的蕴含进行分析，指出气贯天人而又具有生命的灵性，就是天人互感的根本依据。

《尚书》学方面，湖南大学张松辉教授以历史研究的视角重新解读了《尚书》及《论》《孟》等书所记载的尧舜禹禅让传说，认为这些传说纯属虚构，理由有三，一则古史记载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二则尧舜之间属于翁婿关系，与传弟传子没有本质区别，三则舜禹之间有杀父之仇，舜之南巡实为政争失败后的逃亡客死。张先生指出，此一传说的产生流行一是出于儒家虚树政治榜样的现实目的，二是出于古史家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湖南理工学院讲师李有梁博士详细考证了出自伪古文《尚书》的“允执厥中”和出自《论语》的“允执其中”命题，并围绕“何以执中”“如何执中”“孰能执中”三条目对其哲学意涵进行解读，又围绕“崇尚理性”“务求民本”“利于法治”三条目对其现代价值予以诠说。曲阜师范大学马士远教授在《东汉扶风马融〈尚书〉学发微》一文中稽考了马融的尚书学承传及相关撰述，并对马氏义宗古文、音用反切、未撰《忠经》等问题作了考辨。

诗学方面，湖南大学刘再华教授及其高足梁寒考察了晚清今文学力作、魏源《诗古微》中的《小雅》论述。刘、梁二先生首先介绍了《诗古微》对《小雅》篇章世次的考证，及其对《小雅》入乐问题的见解；进而指出《诗古微》关于《小雅》的诠释，集中体现了魏源从诗乐关系与作品世次两方面入手探索《诗经》微言大义的路径特征；又以为魏氏据守三家以攻毛郑，虽或时有新见，但其失实武断处也备受学者批评。湖南大学讲师唐志远博士以《国风》为例，对《毛诗故训传》的六种“阐释方法”（名物、伦理、礼仪、政治、历史、文学）及其得失影响进行研讨平议，认为名物阐释和礼仪阐释较具实事求是精神，是《毛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南京师范大学刘立志教授系统梳理了先秦歌谣在创作、文本语词与流传方面的异同、变迁，推以为刘向、歆父子之后，图书始以稳定化一的版本流布；又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所见逸诗，推以为先秦之时当存在多种《诗经》性质的诗歌选本，迄于秦汉而三百篇独传，汉四家诗仅为其中一小部分。

礼学方面，安徽财经大学丁进教授全面考察了今见于《周礼》郑玄注的杜子春《周礼》学研究成果，认为杜氏在《周礼》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校勘为基础，通过正字、正读、训诂和名物制度解说来通读《周礼》的研究范式，而为二千年《周礼》学研究所继承。湖南大学博士生延瑞芳以《周礼》“太宰”一官为对象，稽考了殷商、西周金文中的涉“宰”材料，认为彼时虽无“太宰”之名，但在西周中期某些宰官行使的就是太宰之职，《周礼》设官分职之原则也当于此时出现。湖南大学博士后蒋鹏翔从校勘学入手，探讨了晚清礼学家曹元弼对《仪礼》文本之认识及其研治《仪礼》之方法；又考述了《仪礼》经注疏文本的版刻流传。湖南大学兰甲云教授、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邹远志副教授皆在礼制礼学领域展开探讨。兰先生指出，《周易》的社会治理思想以礼治为中心和主体，以法治为辅助手段，以实现德治为最高目标；当代社会治理完全可以借鉴《周易》中的智慧，在德法并重的同时，应当大力提倡“以礼治国”的理念。邹先生认为，议礼是两晋礼学的重要性格与表征，其形成受到玄学重义理尚博通的学风、重情风尚以及清谈方式的全面影响，乱世背景所导致的文献散佚、所面对的礼制新问题也促使两晋礼家采用议礼的形式推进礼制建设，而社会政治制度如门阀制度、九品中正制度以及纳礼入律的刑罚制度也使得礼制问题成为现实关切。

《春秋》三传方面，本次会议以专论或依托《公羊》者为大宗。四川师范大学黄开国教授专门论述了康有为戊戌变法以后的大同三世说，以为与变法时期相较，康氏三世说由其经学微言的从属部分变为主导部分，由据守《公羊》三世说变为加入进化论新内容，由孔子微言之一变为建构新经学的主要理论形式；又以为变法以后的康氏新经学是以大同三世说为形式、进化论为内容的经学体系；此外，又详述了康氏关于中国与世界三世发展的具体观念。中国社科院郑任钊副研究员深入考察了胡安国的《春秋》复仇说，认为复仇本为《春秋》经传固有之义，《公羊》“大复仇”特其最者，胡安国激于宋金时局，极大发挥之，使《春秋》几成复仇之书；其现实目的虽是为向金复仇张目，但从根本上讲，也是为维护儒家伦理而作出的价值选择。复旦大学郭晓东教授提交了《陈立〈公羊义疏〉探究》一文供与会者研讨。该文围绕恪守何休家法、维护发挥何休《公羊》科旨、沿袭补正徐疏以申经注、以汉学本领治《公羊》等条目对陈氏《义疏》予以全面考察。西华师范大学文廷海教授以柯劭忞春秋谷梁学为研讨对象，指出柯氏致力于《谷梁》乃出于经学救世、争衡《公羊》、超越旧说等原因；又谓柯《注》提出了门径刘向郑玄、纲领宋氏九旨、关注微言大义、坚持三传会通等主张；形成了“训传语之据”，证文字、旧说之讹，疏通义例，引史释经，反对谶纬等特色。

3.经学人物。湖南大学吴仰湘教授考察了皮锡瑞早期经学研究中的今文学趣向。其探讨背景是，古文学大师章太炎等深诋皮氏学行，以为皮氏由宗古文转习今文，学凡数变，系投趋时好、追逐利禄之辈，而调停辩护者亦未能详考皮氏治经历程，驳正颇不得力。吴先生研治鹿门之学有年，资料几近竭泽而渔，此次据其所见皮氏早年读经札记《师伏堂经说》，专以其中讨论《公》《左》两传（古今对垒之渊薮）的卷册为例，检核其前期处理今古文问题的实情，从而揭示了皮氏早年即信从公羊学、贬抑左氏学的经学取向，以为就《春秋》学而言，无论其研究内容、具体观点还是整体学风，皮氏早晚年并无根本性变化。吴先生又参稽皮氏其他经说，证明了其经学研究的整体一贯性。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指出吕氏在阳明心学兴盛之时仍坚守程朱、融通关闽、重视经学，而谓经学为士子之关防，治经之关键在于求道、治身，治经之目的在于力行，治经务须求之于心、放之于行，读经务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又指出吕氏的不足在于不重训诂，略有粗疏之病。台湾辅仁大学曾圣益副教授的研讨主题是郭嵩焘的经学实践和经世情怀。曾先生以郭氏经学著作为核心，辅以日记诗文集等书，探究了郭嵩焘以礼教为核心的经学思想，以及其思想论述在晚清经学发展上的意义，又以此为基础，考察了郭氏参与洋务运动的基本精神及各种作为的思想内涵。湖南大学副研究馆员孙思旺则从天文历术的角度考证了曾子名字的读法及其生年问题，认为曰“参”、曰“舆”皆是表天上的星宿之名，与宋世以降逐渐崛起的“骖乘”说并无关系，尤其曾子名字之中还隐括了其出生之年的天文星象信息，不惟所涉音义问题可据此定谳，即如有关孔子、曾子生年的歧说亦可以因之得一新证。

二、四书学研讨

1.四书总论。渤海大学申淑华副教授针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四书章句集注》在引文、注释体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江苏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孙钦香博士、杭州师范大学讲师张天杰博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谭凯博士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王夫之、陆陇其、康有为的四书学进行考察。孙博士从政治哲学视域着眼，认为在四书学诠释中，王夫之以“理一分殊”为基本理论架构，对传统的内圣外王连续体作出新的疏解，一方面表明其政治哲学仍属于儒家王道政治范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理学王道政治的省思和批评。张先生以为，作为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陆陇其的四书学历程及纂述与清初“由王返朱”的理学思潮存在密切关联，其四书诠释的主旨即尊朱辟王，在对朱子学加以发挥的同时，对阳明学的流弊作了多方面批判，在上揭思潮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卫道之功。谭先生认为，为回应守旧派和激进派的挑战，康有为以六经注我的手法，通过其四书诠释，重构了儒学发展史，重塑了孔孟形象，在“阐明”其现代价值与永恒合理性的同时，为变法改革思想进行辩护。山西师范大学闫春副教授讨论了《四书大全》在东亚的传播与影响，认为明清时期此书在国内的传播主要靠官方颁赐和民间翻印，其影响在于产生了系列汇编、辨正著作与国外刊本；对于和刻本、高丽本、汉喃本的版本特征和传播概况，闫先生也分别给予梳理。中山大学周春健副教授在《从著述体式看元代四书学》文中将元代四书学分为集疏体、笺释体、辨疑体、经问经疑体、年谱传记体几种类型，并依次对某类著作所以产生的缘由、代表作品、体式特征及其与思想史的关联进行了检讨。

2.各书研究。略以《学》《庸》《论》《孟》为序概说之。渤海大学郑淑媛教授从精神修养学的视角考察了《大学》养心观的德行进路，认为这个进路包括了心理经验事实、历史经验事实、礼制经验事实等，通过这个进路，使心成为德行之心。浙江工业大学讲师申鹏宇博士讨论了刘蕺山（宗周）《大学》诠释中的“至善”关怀，认为蕺山为纠正晚明王学“无善无恶”之弊，通过诠释《大学》，重新强调“至善”之义；又谓蕺山在义理为先的前提下，甚至忽略文本真伪问题，而重用《大学》丰坊伪石本；又谓蕺山以《中庸》为《大学》之注疏，以“知止”括尽《大学》工夫，归结于诚意，最终指向至善。

《中庸》方面，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以“《中庸》的参赞工夫论”为主题，致力于探讨《中庸》形上学、体验思想与神话思维之间的对映关系；杨先生将《中庸》置于天人思想由前轴心时期向轴心时期发生转折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重点解析了其学说的宗教经验的体验内涵与宇宙生机间的关系，并致力于揭明儒家生生形上学的历史渊源与一般生机主义间的差异所在。湖南大学殷慧副教授则将《中庸》诠释置于宋代礼理交融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从礼和理的角度探讨中和、中庸诠释的思想演变，其研究目的一方面指向对理学形成的多种路径、礼理关系形成的多维结构的解析，另一方面则指向对理学理论创新之“理”与现实政治社会之“礼”的紧张关系的解读。

《论语》方面，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及其博士生陈峰认为黄式三作为汉宋兼采思潮的代表人物，对朱熹《集注》抱持基本肯定但又不回避其疏误的客观态度，《后案》对《集注》的吸收主要表现在综核朱熹诸说以推阐《集注》之义、辩斥异端以彰显儒学正统、区别朱注与“外注”以回护朱熹之说等方面，而其批评则主要受戴震影响，集中在天理观、人性论、道德论等领域，凡此种种既体现了黄氏对宋学的依违之态，也折射了他通过诠释义理概念以重构新学术体系的思想主张。韩国大邱教育大学金永弼教授对《论语》中的“仁”进行了现象学重构。金先生指出，丁茶山对仁的理解，比起忠，更倾向于恕，这是为了将仁解释为关系概念，仁通过恕得以实现时，可以升华为人类共同体之爱；茶山之所以强调恕，是为了借以摆脱由执着于“克己”而可能带来的唯我论两难境地。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讨论了《论语》的语境恢复法。蒋先生指出为修身而读当重“悟”字，为治学而读当重“懂”字，要读懂《论语》就必须先探讨语境缺失的原因，而后用不同的方式设法恢复之。湖南科技大学讲师王霞博士围绕《论语》子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语，梳理了历代注疏相关说解的异同得失，认为纷纭中的共同点在于，历代先贤并没有对这一问题从形上层面进行纯理论论证，而是以实用的态度将其落实到形而下层面中。

《孟子》方面，复旦大学博士生陈碧强专门讨论了杨慈湖（简）对《孟子》“天下之言性”章的解读，认为杨简在诠释时将“故”“凿”“无事”几个重要概念联系起来，使孟子的思维脉络和问题意识得到更清晰的呈现，其诠释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心性合一思想及“不起意”工夫论相契合，是对经典的创造性发挥。湘潭大学王丽梅副教授考察了孟子的“君子远庖厨”命题，依次对其时代背景，所包含的“君子不忍杀生”之义及其作为“仁爱之心的发端”、“王道政治的依据”等思想内涵，以及在人格修养、环境保护、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启示作了探讨。

3.人物研究。韩国大邱教育大学张润珠教授的研究对象是十七世纪后半期韩国反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朴世堂（西溪）。张先生重点考察了西溪代表作《思辨录》的内容结构、在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朴世堂的生平和时代背景，并通过《思辨录》中对《大学》《中庸》的解释，考察了他的反朱子学态度，及其思想的整体流向。东南大学博士生李丽针对刘宗周思想体系中的独体概念作了深入探讨。

三、经典诠释

本次会议既有立足于诠释学一般理论的探讨，也有着眼于中国诠释学学科的思考，以及利用诠释学理论观照中国经典诠释的具体实践。

我国著名的诠释学专家洪汉鼎教授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所面对的两大疑义，一是借用西方话语进行的“现代阐释”是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必经之路，二是“高贵”而“高明”的古代经典是否需要现代的阐明。洪先生将上述疑义归结为东方与西方和古代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外关系，洪先生指出，中国儒学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正是不断通过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西学之争实际上是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古今之争，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中西文化问题则更多的表现为民族性层面上的双向交流。关于古今关系，洪先生回溯到伽达默尔与施特劳斯等人关于古今之争的争论，并指出当代诠释学关于古代性与现代性的综合和沟通理论，使我们看到，不是厚今薄古，也不是厚古薄今，而是古今之间的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才是经典诠释的真理。诚如洪先生论题所谓，“诠释学的宇宙横跨中外、通达古今”。湖南大学李清良教授的讨论旨在解决中国诠释学在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上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李先生首先指出基于诠释活动的根源性和普遍性，古今中外文明皆可有“诠释学”的自觉，而非现代西方所得而专；次则指明诠释活动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生存活动，诠释之道是合理解释、有效规范诠释活动的理论原则，西方古今诠释学均属诠释之道，而诠释之道亦因文化传统、古今时势之别而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现代中国“内在”地需要诠释之道，故而必须有中国诠释学研究；复次指明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兴起，是整个现代诠释学在“后西方”时代发生重大转向的重要标志，中华文明若要作出其应有贡献，就必须将中国现代诠释学建构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华中科技大学何卫平教授探讨了论题学和解释学的关系问题，因西方解释学与论题学传统关系密切，而古老的论题学曾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且随着修辞学的复兴重新受到关注，故而何先生的考察由修辞学和论题学的关系、论题学与辩证法的关系出发，逐步推进到对论题学与解释学关系的分析，进而指出，解释学具有论题学的取向，融修辞学、辩证法和逻辑学于一身，并和实践哲学相联系，从论题学入手可以更具体、更深入地理解哲学解释学的本质和意义。

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沈阳师范大学姜哲副教授皆以西方诠释学理论透视、汇通中国经学诠释实践，致力于“中国经学诠释学”领域的探讨。杨先生认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是孔子在原始经学时期提出的重要而完整的经学诠释学命题，依据经学诠释学在信仰上构成的自解原则，述的辞义是遵循，作的辞义是制作、兴作，孔子通过上述独断论诠释学命题封闭了六经文本，把六经负载的意义在绝对遵循中诠释为绝对真理——周公礼乐制度，同时也为塑造自己无冕素王的形象提供了诠释学意义上的必要性准备。姜先生回应了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诠释学的“怪兽”之疑，认为一如西方诠释学之可溯源至古希腊、希伯来，中国诠释学的发源亦可追溯至经学开辟时代，而且经学诠释学必然成为中国诠释学的主流，经学诠释学与传统经学的区别在于前者要对后者的基本概念及方法论体系的条件或基础加以阐明，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经学诠释学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反思西方诠释学历史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进行中西方汇通性考察。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从由经典诠释实践向经典诠释学转型的角度对东亚儒学作了整体考察，在对东亚儒学经典诠释实践进行全面阐述，并对其现代化转型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之后指出，东亚儒学总体上建立在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之上，不仅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存在，而且以经典诠释的方式作为自己的认知方法论，东亚儒者的经典诠释很大程度上以经验的方式存在于思想建构之中，通过古今对话建立的东亚经典诠释学注重实践理性，但不忽视理论理性。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考察了经典解释中“以传解经”和“以经解经”两种解释方式和进路，重点讨论了经传关系、以传解经的必要性和以经解经的价值内涵等问题。湖南师范大学朱发建教授认为近代史家以“六经皆史料”来诠释传统的“六经皆史”论，消解了其中所包含的儒家价值观体系，不特将神圣化的六经还原为古书，而且进一步动摇了其信史地位，是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化在史学观念上的体现。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梳理了熊、牟等人对冯友兰《新理学》解释方法的批评，进而考察了与批评相关的冯氏对宋明理学理解的具体情形，并对怎样看待新实在论方法的“接着讲”、怎样理解新实在论方法建造的形而上学、怎样估计新实在论对中国哲学的“伤害”、怎样评价新理学这一新哲学形态等紧要问题作了根本性厘清。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林柏宏以傅伟勋“五谓诠释”、刘笑敢“两个诠释定向”、牟宗三“两层存有论”、林安梧“存有三态论”等诠释理论为考察中心，梳理了港台中国哲学研究的诠释学思考，相关讨论涉及“文本”“理解如何可能”“如何理解中国哲学”“如何理解‘道’”诸问题。

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周柏乔教授考察了《论语》诠释中的儒学现代性问题。周先生指出，论者常谓现代性发轫于康德的自由观，主张一切政治价值让路于个人权利，而《论语》主张修身、处世、为政齐之以仁，给人以缺乏现代性的印象；实则不囿成见重读《论语》，能够纠正因个人权利过分受到重视而形成的偏见，有助于清理儒学缺乏现代性的误解；而康德学说如果得到优化，让伦理责任提升其地位，便会向儒学靠拢。山东大学陈治国副教授探讨了坚持德性论进路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和孔子儒学对于实现社会正义的契约论进路的不同态度，认为在苏格拉底而言，基于契约的民主制度提供了不完善但可部分有条件接受的社会正义形式；在柏拉图而言，基于完善的灵魂理论、理型论的学说综合运用，对契约论表现出彻底的批判态度；在孔子儒学而言，基于各方面历史条件和哲学理念的影响，契约论思路基本上没有机会进入其视野。

四、其他及结语

首都师范大学陈明教授从王权与教权、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国家、国族建构的历史进程，认为秦帝国在郡县制的框架内，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进行社会文化整合，因实施成本过高二世而亡；汉武帝与董仲舒合作，通过吸纳儒家王道思想实现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确立了仁孝的主流文化价值系统，从而以文治武功奠定了中国国家的基本格局，成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族族群。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考察了王安石的政治哲学，认为王氏将道家理论思维引入儒家的政治实践，建构起天道性命和礼乐刑政相贯通的政治哲学。他肯定杨朱“为己”，表现出对个体物质利益、生命权利的关注，同时又区分了“生”与“性”，做到为己与为人的统一；其政治哲学的内在矛盾在于，其天道本体主要为礼乐刑政提供形上依据，却无法为仁学奠定理论根据，他重视个人的感性生命和物质利益，却没有赋予个体应有的自由和权利，因而一只脚迈向了近代，另一只脚却还停留在古代。湖南大学陈仁仁副教授讨论了陈亮事功思想的逻辑展开，认为陈亮的事功思想产生于南宋偏安东南与理学崛起的背景之下，它与理学并蒂双生是儒学发展的逻辑必然；陈亮思想的主体内容虽是事功，但根本仍在道德性命之学，其目的本欲纠理学空谈性命义理而忽略现实之弊，在历史和社会现实领域开辟一条新路，但其问题和论域却仍没有超出理学的樊篱，所以在理论上举步维艰。湖南大学胡吉勋副教授考察了《嘉隆疏钞》中的天人关系，认为明代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中存在着今人蒋庆所揭示的“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思想，并以之作为评判政事和批判皇权的出发点。胡先生通过研考《疏钞》所录四百余道奏疏，梳理了明代中叶士大夫群体在具体政事中对儒家理念的运用，尤其通过天的概念及其出现频率的分析，探讨了神圣合法性在明代奏疏政论中的实际应用及作用。湖南大学陈力祥副教授探讨了王船山的阴阳思想，认为船山阴阳思想内涵阴阳之气、阴阳之理、阴阳之撰、阴阳之化四个逻辑层次，这四个层次并不能像传统观念那样，规约为“阴阳相与偶立而不相浃”，而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合一性，更多地彰显了阴阳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乾坤并建的统一性。

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教授全面梳理了人文主义精神、华夏民族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和谐精神等八种在历史上形成并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精神对儒家经典的吸收，认为这些儒学思想中的精华不仅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构成，也应该成为人类价值观念的共识。中国孔子基金会彭彦华教授认为无论从目的、内容还是方法上看，中国文化都可以说是一种内学或心文化，儒家心学是全部儒学思想最基本的硬核，其他方面都是心学的延伸和展开；儒学将心界定为天人合一之心、内圣外王之心、责任之心；中国文化、儒家心学在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尤其在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诚如与会专家所说，“21世纪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富国强兵，而应该是文明的崛起。中国的崛起可能为整个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提供一种新模式。而要自觉追求中华文明的复兴，离不开两点要求：重新回归经典，重建现代经学”（朱汉民）；“从历史上看，中华文化的每一次新发展都是返回到‘本’，返回到经典”（姜广辉）。回归经典、返本开新，正是对当代经学研究之兴起与使命的宏观体认和广泛共识。此次四海宾朋聚首宋学开新之地岳麓书院，诠论古籍旧典，盖亦辙迹冥合，良有深意寄焉，而非区区于故纸争雄而已。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