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与“乡绅”文化的强势回归——评刘春龙新作《垛上》

作者：马良（海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来源：《原道》第30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八月十八日癸卯

　　　 耶稣2016年9月18日

刘春龙的40万字长篇小说《垛上》（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是近期文学创作的一部可喜之作。垛田，是江苏苏中里下河地区一种独特的地形地貌。《垛上》以农村青年林诗阳的个人成长史为线索，为这方水土近四十年来的变迁立传，通过对其生活、爱情、家庭、事业的全方位描绘，扩展至“垛上”风云变幻的详尽叙述，立体地呈现出现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幅风情画，一部叙事诗。

对刘春龙而言，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他将半生的阅历识见浓缩于这部书中。作为土生土长的“垛上”之子，刘春龙对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垛田”风貌的热爱可谓与生俱来，且与日俱增。作为现任的政府官员，他走过了一条与书中主人公林诗阳相接近的人生轨迹，他生活、事业的基点在“垛上”，那里有他奋斗的汗水，有他几十年中国基层社会的历练、观察与思考，也有对风土民情超出常人的体悟。作为作家，他也将这些讨诸笔墨，写成几部书，有的还获了奖。但如今看来，那些仅可视作一种准备，《垛上》才是刘春龙真正完全释放了自我的立身之作。已有不少人称赞刘春龙的《垛上》是里下河版的《平凡的世界》，其实刘春龙不必倚路遥而自重，起码他所描写的时代跨度是超过路遥的。他从文革后期写起，一直写到今天，跨度达四十年，如果包含往前延展的部分，则起码一部近现代史是在其中的。人们看重的其实是刘春龙作品中与路遥相接近的现实主义的力量与理想主义者的气质，这在过于注重形式、且颇热衷“审丑”或展现“小时代”的当今文坛，自有其振聋发聩之处。这也与刘春龙等作为“跨界作家”的身份有关，他们有着一些专业作家难以媲美的丰富生活阅历。以《垛上》为例，无论是地方风光的描绘，还是农耕渔猎生活的展示，都是带有气温、色彩、触觉和声息的，质感极强。虽是40万字的长篇巨构，但如果处处都流淌着作者的血汗，则这座大厦，自然立得住。

考察这么一部长篇力作，可以有多个角度。比如，从主人公林诗阳的个人成长史，由他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高考受阻，到他由村会计到锅炉工，在《荷城报》崭露头角，回乡任支书，成长为副镇长、镇党委书记，直至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从中可以勾勒出中国村镇社会的一幅政治生态图。也可由林诗阳的四段恋情及家族往事，带出对人们情感方式到人生命运偶然必然的思索。作品也刻画了一系列生动的形象，每一个都值得挖掘一番。但对我个人而言，感受最强烈的是这部小说丰厚的文化含量，尤其是其中贯穿着的民间“乡绅”文化回归这样一条主线，和其中二先生这样一个“出跳”的人物。

小说从文革末期写起，写垛上出生的农村青年林诗阳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摆在他面前的是由老实巴交的渔民父亲鲍久根为代表的既定的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三侉子”为代表的乡村政治生态这样一种现实情状。“三侉子”出身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但仗着战友撑腰贵为一村支书，还不停地犯生活作风问题。可影响林诗阳的还有其他的力量。比如东郭晨，他的高中语文老师，第一次告诉他“跑马河”的来历。这个曾犯了政治错误且坐了牢的“反革命”，通过肯定林诗阳的作文水平最早地激发了他这一方面的能量，这对此后林诗阳的发展至关重要。再比如母亲冯秀娟，从她的嘴里，林诗阳第一次听到了《三十六垛上》这样的民间恋歌，接触到一个与主流语境截然不同的民间文化形态，此后这首恋歌多次出现，萦绕全篇。更不用说二先生了，那简直就是林诗阳的精神导师了。

《垛上》写二先生的出场十分精彩。此人父亲做过私塾先生，自己也喜欢舞文弄墨，喜欢看书，“原来二先生来个金蝉脱壳，封皮是《毛泽东选集》红色塑料套，里面却是一本《板桥家书》”。“院子的西北角还有一株腊梅，不见一片树叶，二先生却当作‘镇宅之宝’，说是从湖神庙‘偷’的。那年红卫兵要拆湖神庙，二先生半夜里悄悄挖了，移到自家庭院。”二先生字写得好，“每到腊月，央求他写春联的人都把院子挤满了。”“二先生常让你有意外收获——他几乎不写毛主席语录，……也不写应景的，……现场作对，根据各家情况量身定做，或写今年的小结，或写明年的期待，或嵌进主人的名字，或揉进家居的周围环境，一家一张，少有重复的。”是二先生较早地发现了林诗阳毛笔字写得好且“看好他”，他教诲道，“这世道是要变的，你就蓄势待发吧。”“学问永远是立身处世的根本，有了空闲还是多看点书，看点有用的书，日后会派上用场的。”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垛上》对二先生的描写，是觉得刘春龙写活了文革末期一个颇具见识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揭示了那个政治空气严竣乃至严酷的时代，中国底层社会也有诸多潜流，而这些潜流，待到改革开放以后，就渐渐地由潜藏处脱颖而出，且日益彰显，进而开始影响甚或主宰整个村镇社会的发展命运了。若说《垛上》中的主要人物，林诗阳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主人公，二先生是否男二号还难说，但显然，二先生在推动情节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有时不亚于林诗阳。一方面，林诗阳很多个性、观念的形成，有赖于二先生的塑造；另一方面，面对此后进入官场的林诗阳，二先生在思想、作法上，都不同流俗，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在丰富作品内涵及情节转折上，都很关键。

要言之，二先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老的“乡绅”文化的代表，由于近代中国城乡的凋弊以及革命文化的兴起，乡绅文化乃至士文化也一同沦落。尤其在文革期间，这批人更是被打入“地富反坏右”的最底层。但是，中国民间社会，特别是在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地区，人民表面上会臣服于现实政治势力，但其实在世俗生活及文化形态上，他们仍有自己发自内心推崇的东西。具体到里下河地区，那里是施耐庵、郑板桥等文人墨客的故乡，那里有鱼米之乡特有的温婉风情，在“一味革命”的年代，这些因素只是受到限制，却也未曾完全消失，而且遇上合适的空气和土壤，她们就复活乃至“怒放”了。

二先生就是活着的施耐庵、郑板桥，是那块兼具水浒气、聊斋气的土地上的灵魂！他在文革末期已露出“狐狸尾巴”，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他所代表的文化观念大行其道之时，他本人自然也大有可为了。

比如做为村支书的林诗阳意欲开发双虹湖时，二先生提出反对。理由有三，“一，双虹湖是滞洪区，开发后会影响泄洪，到时发大水，是要受淹的；二，双虹湖水生植物丰富，对水环境有净化作用，挖成鱼池了，再加上养鱼污染，今后会影响老百姓饮水安全；三，双虹湖下面是个孝州城，保佑着湖边人家，千万不能惊动湖神，破坏风水。”此后林诗阳要办厂，二先生也反对，因为会污染湖水。二先生以“民本思想”“天人合一”等为主干的思路，事后证明，极富远见。而当林诗阳当上副镇长以后，二先生题了郑板桥的一副“道情”劝诫他：“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多少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

而二先生的高光段落，无疑在垛上湖神会恢复这件事上。“这一次，二先生却主动出面了，像是换了一个人，有人问起来，二先生振振有词，说庙会是传统节日，老百姓过个节犯什么法？……我还不信了，我就来当这个会长，看谁敢阻挠？”后来在包括二先生在内的各色人等的努力下，湖神会如期举行，“林诗阳从中看出好多文化的东西，有的只属于浮坨只属于湖洲，判官舞、五人墓姑且不谈，葑田舞，其实就是演绎垛田的来历，湖神就是湖洲的人文始祖。”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包括林诗阳的父母在内的几乎所有村民都加入到湖神会的表演群体之中，“这个村庄已经完全皈依湖神会了。”也可以说，湖神会是民间与“乡绅”文化的一次成功的合谋。

一个地区会有这样一个时刻，当其民间活力得到充分释放之时，会呈现出欢乐、向上、狂欢节般的氛围。笔者就曾亲历过一回，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后的一次春节，我的家乡镇江人民仿佛同时忆起久远的灯节的繁盛热闹场景，于是全城得了“传染病”一样，每家每户不约而同，不是忙着买花灯，就是忙着扎花灯。元月十三灯节那天晚上，市区主要街道上人山人海，家家户户推着自家的花灯，行走在街道上，灯火人面相映红，喜气盈盈笑语喧。现在回想，那是家乡留给我的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也是家乡人民幸福感最强的日子。当几乎全体民众都感到希望满满、信心爆棚之时，万事可为呀！我一直将此视为此后改革开放、民间活力全面迸发的一次前奏！刘春龙的《垛上》显然也描绘出了中国特定时代民间与“乡绅”文化强势复归之时，乡村活力得到激发的情景。此后，围绕着“垛田”的多项设计，无论是“千岛油菜花旅游节”，还是“原生态民俗演出”等等，都由这一次重要的转折而自然生发。

我无意夸大二先生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作者是把他当作“垛上”厚重文化历史的代言人在描写的。这样，他的角色自然分量不轻，不过可喜的是，作者没有概念化。二先生仍然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书的后半段他出现得不多，只写到他编了本《湖神庙志》以及为“阿庆嫂豆腐坊”题写了店招。显然，在大局已定之后，老乡绅自然可退居二线。同时，作者也没有让二先生一人去撑起民间与“乡绅”文化。在婆奶奶身上，在林诗阳父母身上，以及兼有亲生父亲及顶头上司双重身份的沈俊杰、老领导景老、名记沐清、作家丑孩、教师东郭晨等人身上，都有民间智慧或士大夫精神的闪光。其实主人公林诗阳也已同样成长为一名富有“士大夫”精神的当代官员，为家乡的发展尽责尽心尽力。

《垛上》一书的作者刘春龙，又何尝不是如此？《垛上》一书，不少人看中的是刘春龙散文家的风神，有点沈从文、汪曾祺小说的田园牧歌味；另一些人看中的是他纪实家的功力，类乎路遥《平凡的世界》般的现实主义底层叙事；而我更看重的是他的文化担当，他以极富地域文化特征的生动丰富的细节，展现出中国当代社会变迁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民间与传统文化强势回归的完整过程。这在当代小说中，成就相当突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