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言官离近代议员有多远

作者：吴钩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七月初五日辛酉

           耶稣2016年8月7日

我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是非常注重权力监督的。早在官僚制度形成之初(战国—秦朝)，国家出现了职业的行政官，同时也出现了负有监察行政官职能的御史官。此后，自秦至清，以御史、谏官为代表的言官系统尽管在权力分配上不尽相同，但一直都作为体制内部最重要的权力纠正机制存在了几千年。

到宋代时，台谏迎来了黄金时代。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台谏最为发达、言官非常强势的一个王朝。宋人说，宋仁宗时，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这并非夸张之词，有学者统计过，仁宗朝宰相被台谏弹劾而去职的情况确实很常见，从明道初至嘉祐末二十余年间，因台谏论列而被罢免的宰执，有二十三人之多。

与其他王朝的监察系统相比，宋代台谏的独立性更受到强调。汉唐时，台谏只是宰相的属官，宋代的台谏系统与政府系统则是平行的结构，不归宰相统率。宋人常常将台谏与政府对举，如南宋士大夫黄履翁曾告诉宋理宗：“政不可以不在庙堂，而必择台谏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以不从台谏，而必通天下之情以广之。”朱熹也说：“(君主)只消用一个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来；有一好台谏，知他(宰相)不好人，自然住不得。”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说，政府负责治理国家，台谏负责监督政府。

北宋名臣吕公著概括过台谏官的权职：“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已行而惮改。”这里的“令”，指以皇帝名义颁行天下的诏令，换言之，宋朝台谏有审查皇帝诏令的法定权力，可以追改已颁行的法令。

我们来看《曲洧旧闻》记述的一个例子：“张尧佐（张贵妃的伯父）除宣徽使，以廷论未谐，遂止。久之，上以温成(张贵妃)故，欲申前命。一日将御朝，温成送至殿门，抚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得，得。’既降旨，包拯乞对，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舞台艺术中的包拯与古人绘画中的包拯）

朱弁的记述绘声绘色，极具镜头感，不过里面有些细节并不准确，当时包拯并不是御史中丞，而是知谏院，御史中丞是王举正。王举正、包拯等台谏官曾逼得仁宗皇帝不得不收回成命，罢去外戚张尧佐的宣徽使之职。虽然宋朝并没有以明确的成文法规定重大人事任免需经台谏审核通过，但重大人事任免得尊重台谏意见却是不成文惯例，宋人自己发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台谏官贤否为卜”。

台谏官甚至敢否决他们认为不当的宰相人选。仁宗即位之初，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刘太后娘家的姻亲钱惟演“图入相”，监察御史鞠咏立即上疏反对：“惟演憸险，……今若遂以为相，必大失天下望。”刘太后将鞠咏的奏疏给钱惟演看了，意思是暗示他，台谏官作梗，拜相一事不好办。但“惟演犹顾望不行”。此时，鞠咏告诉谏官刘随：“若相惟演，当取白麻(拜相的制书)廷毁之。”钱惟演闻知，“乃亟去”，这才灰溜溜走了。钱惟演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拜相，“常叹曰：‘使我得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足矣。’亦竟不登此位。”宋制，宰相有副署权，所谓“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暗指宰相的副署权。但由于台谏官坚决反对，钱惟演终身都未能得偿所愿。

在宋人的观念中，台谏还是天下公议、公论的代表。苏轼自述：“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之言，常随天下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哲宗朝的谏官刘安世，即以天下公议的代言人自任：“台谏之论，每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之所是，台谏必是之。公议之听非，台谏必非之。”如果我们去检索宋朝文献，会发现类似的表述俯拾皆是：“道天下之公议者，谏官御史也”；“台谏，公论之所系也”；“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议”；“公议所发，常自台谏”；“任用台谏官，以求天下公议”；“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宋朝的台谏官跟西方的议员有点接近呢？我是这么觉得的。我也知道，如果我们将台谏机构比附为监察部门，很多朋友都会同意；但如果将台谏员比附为议员，恐怕许多人会不以为然。

宋朝台谏与近代议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议会对政府的财政预算、重大人事任免有决定权，并且以投票的形式来体现这一权力；这是宋朝台谏不具备的。然而，议会的权力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形成的，英国在亨利一世时期（中国正好是两宋时期），发展出一个叫“咨议会”的机构，议员的职权不过是监督各郡各市筹措税款、协助政府考核地方官员、替民众向国王呈交请愿书，并无近代议会之立法权、决策权，但这不妨碍后人将咨议会视为英国议会的起源。

其实，从字面看，言官，议员，性质也差不多，都指向一种与执政权、行政权相对的言事权。我们这么说，并不是穿凿附会的异想天开。晚清时议改官制，坊间即有传言，“政府议商拟将都察院改为议院，俾御史中之才干者充作议员”；曾出洋考察宪政的戴鸿慈、端方，也上奏朝廷，“请改都察院为集议院”，以作为议院之预备。可见，在清末的立宪派士大夫看来，传统的言官与近代西方的议员虽然不可等同，但两者不无相通之处。当时上海一份报纸发表评论称，“都察院与议院，诚不可相提并论。第天下事有精神不同，而形式尚可比附者。存其形式，即可预为改易精神之地。今都察院之职，上以启沃君心，中以纠劾官邪，下以舒表民志。虽权力远非议院之比，而所为之事则与议院不甚相远”。

说起来，清代的都察院与宋代的台谏相比，不论是制度性的权力，还是言官个人的气节，都已一落千丈，比如被雍正帝并入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在清代差不多丧失了谏议与封驳之权。清代的“都老爷”(御史)也不似宋明二朝言官那般敢言，“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见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由是台谏务循默守位，寝成风俗矣。”宋朝台谏被视为代表天下公议、制衡执政权的独立机构，清代都察院则更像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察、审计部门。

换言之，清代都察院离近代议会更远，宋朝台谏距近代议会更近。如果说清代都察院可以改造成近代议院，那么宋代台谏演化为近代议会就更是水到渠成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