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儒学：从天理学到社会路由说

作者：姜奇平

来源：敦和基金会 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十二日己巳

           耶稣2016年6月16日

“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嘉宾发言特辑

由弘道书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举办，敦和基金会参与的“儒家文化与互联网秩序”研讨会上个月在山东曲阜降下帷幕，但与会的多位来自学术界、互联网界、企业界各领域的专家的精彩发言仍让我们受益匪浅、回味无穷。即日起，小编将给大家发放福利，专家讲话将分期推送，准备好一起开动大脑吧！

本期嘉宾：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 姜奇平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在七八年前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和儒学文化完全同源。我认为，不是现象上的同源，就是二者完全是一回事，就各自的主体部分而言，互联网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互联网文化，完全是内核一致。自从我有了这个观点以后，和实践反复验证，越来越印证了我这个想法。所以，我想今天和大家作一个交流。

天理学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社会路由说是社会科学哲学。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许多学说，我曾经一直有一个疑问。给我的感觉是，这些人试图拿新的时代的内容去注入到儒学里面去。实际上是《六经》注我，其中可能把很多现代性的东西，就是工业化的实质性的内容已经注入儒学了。我主张儒学跟网络的直接结合，而反对用现代性来解释。儒学是前现代的产物，互联网是后现代的产物，它们天然之间就有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关系。我想谈谈我对前现代儒学与后现代儒学螺旋式上升中的一致性的理解。

我在《读书》2015年12期发表了一篇《三生万物》，代表了我一个核心的观点。我认为，“三”（三生万物）是中国哲学中独有的普世价值。“三”是西方启蒙文化里面没有的概念，如果列出一个公式的话，西方相当于是二生万物，不是三生万物。我认为这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是启蒙主义和我们现在的后现代的启蒙之间一个核心的区别。三是什么呢？三就是复杂性。复杂性和复杂不是一个概念，比如说中央企业是不是一个复杂系统呢？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复杂系统，它是非常复杂的简单系统。简单系统具有中心化、科层制等等特征，它再复杂也是简单系统。我说的这个复杂性是去中心化、拓扑结构，是我们说的互联网的结构。它就是我们复杂性科学所说的复杂性，这个复杂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活的还是死的，凡是活的东西都是复杂性系统，凡是死的东西都是简单性系统。

在儒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我现在不太看好那种用简单性系统，就是蒸汽机所代表的机械化文化来解释儒学，我认为这个解释过程正在结束。在新商业文明里面，更多的是用一种复杂性范式，也就是活的、灵活的，我们叫smart或者智慧的这样一种范式来重新看待儒学。从农业社会的这种复杂性范式进展到信息社会的复杂性范式，对于科学会意味着什么？我现在说的不是技术，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技术非常发达，但是没有互联网科学、没有它的哲学。这种复杂性范式的科学哲学有没有它不同于西方科学哲学的独特的东西呢？这就是我考虑的天理学问题。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想到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科学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打倒儒学的过程中，它想树立一种什么范式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用启蒙运动的简单性范式来取代农业社会的复杂性范式，用死的取代活的，用机器的取代自然的，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说，当信息革命对于整个工业革命造成了一种类似于五四时代的那样一种冲击，而且这种冲击不亚于启蒙运动的时候，我认为可能提出了一种反向的启蒙诉求。这种反向的启蒙，也就是说提出复杂性的科学和复杂性的民主，也就是说用活的科学、活的民主来扬弃过去的机械的科学、机械的民主。儒学的重新解释面临着这样一种背景。我发现很多人还是拿着工业化的基本范式，结合到互联网的现象来解释互联网。我搞互联网20年来，我深觉得这是体变，不是用变。所以，要看那个“体”是什么东西，由此来引起网络儒学话题。

第二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动因是什么呢？我对于儒学的复兴非常不太看好新儒学，因为新儒学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把东西方的区别，或者说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区别说成科技和道德的对立，好像我们是道德强，而西方是技术强，我认为这个不成立。我们把东西方区别解释成什么呢？是工业化的科学与工业化的道德对信息化的科学和信息化的道德之间的区别的问题。如此一看，我们会赫然发现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呢？就是新儒家近百年的历史上没有提出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儒学和经济儒学。现在网络技术和网络经济相对于工业技术和工业经济的优势，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摧枯拉朽”。可是，儒学的语式非常弱，它觉得我们在工业化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没有自己的体、在经济上没有自己的体，也就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没有自己的体，在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上也没有自己的体，这个脊梁骨被打断了，造成了中国的文明弱势。但是，现在中国如此走强，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文化都在走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一个“寻找我是谁”的问题，就是斯芬克斯之谜里面，我到底是谁。难道我在技术上没有主张吗？难道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没有主张吗？显然不是！我们过去有主张，比如说中国的经络，经络和互联网的关系在我看来，区别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是人体互联网、一个是社会互联网，其实二者共享同一个体即“哲学内核”。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的权利，其实里面也大有文章可作，今天我就把我的一点体会谈一下，其实重点不在于论证，而是我想就此问题请教大方之家，看看我这个问题提得对不对、这个议题设置得合理不合理，先校正了这个问题，再往深处讨论。

两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天下是复杂的。它含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哲学的含义，今天不是我重点谈论的；第二个是在自然哲学上的含义，就是中国有没有和西方的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两种科学的问题。整个的概念是我在前几年《新文明论概略（上下卷）》里面提出的。儒学是在什么地方误入歧途的？我认为是在王阳明之后。在我看来，王阳明是儒学最后的一个中正的传统，就是说，他既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看法，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哲学看法。但是自王阳明之后，儒学问题指向急剧偏向人与人，也就是所谓道德。究其实质是因为什么呢？就是王阳明实际上把自己学说分成灵明和天理，谈灵明必联系于天理。天理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灵明是人与人关系。现在我们说的新儒学都是把王阳明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道德学说这部分继承下来了，造成了我们今天道德强而科技弱的新儒学。但是，新儒学没有继承另一个道统，就是儒学在自然科学上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观点？我认为这个道统就是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就是研究活的东西，就是一切断就必死的东西，这和现在的物理、化学，和所有的自然科学完全不同，迥然有别，但是他却实事求是，他在中医里面、在经络里面曾经有大量的验证，但是却没有符合西方科学道统。在世界的话语体系里，中国的天理学也就是复杂性自然科学哲学顶多具有技术的含义，不具有科学含义。今天我们就要辨辨这个理，儒学天理学到底有没有自然科学哲学这个含义？这是我提出的第一个新的命题。

第二个新的命题，社会是复杂的。也就是说，对五四的民主传统进行再反思，什么叫民主？人是复杂的，这里面有具体的含义，特指复杂性系统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儒学的人与人际关系，我发现有一个盲区，没有人从现在如日中天的复杂性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儒学的社会关系主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没有结构的观点，这是新儒学一个致命的问题。也就是说，简单性结构和复杂性结构不分，刚才我说复杂性和复杂的区别在哪儿呢？不在于枝杈，而是在于结构，去中心化还是中心化，但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新儒学对道德有一个结构化的看法，比如说它是中心结构的还是去中心结构的，这时候我们混淆了儒学的道德学说，作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日常生活的作用，把它变成一体了。这点我是非常不满意的。

我认为，实际上从儒学、从互联网草根的兴起中，我们发现它们都是一种去中心化、去精英化的文化。互联网这种草根结点型的文化，非常暗合儒学的文化。儒学的文化在我看来是一种P2P的拓扑结构。我想，这点是我的第一次发现，在我之前没有人发现，今天我要展示这个观点。

由此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就是让儒学从极弱势变成极强势。也就是说，如果面对一个强盗，如果说只有道德能够赢你，我的技术输给你、我的经济输给你，那我还是半跪状态。现在有了互联网，今天要把儒学补强，就补在它最弱的那一点，技术是它的短腿、经济是它的短腿，我认为现在这两块恰恰是儒学所长，而不是儒学所短。

新天理学

我现在首先来谈“新天理说”。也就是说，假设继续王阳明，不走新儒学的灵明学的道路，而沿着王阳明的另一支天理学，向自然科学这个方向来发展儒学。

我们发现有两种自然科学：一种是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还有一种是非科学主义的，就是复杂性的自然科学。这两者相反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和赵总宽教授的交谈之中，他提出一个逻辑上的简明判别式，就是有三还是没有三。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文化相当于一生二、二生万物，那三是什么？按照赵总宽的观点来说：简单性系统和复杂性系统有一个逻辑上的最后一句话的区别，就是所有简单系统必是排中律，而复杂性系统必是反排中律，就是中庸。也就是说，对中到底是排斥还是反排斥？这决定了中国到底立得起来还是立不起来的问题。“三”是指什么呢？我们过去叫中庸，执其两端而取其中，用互联网的话来说就是因特（INTER）的奈特（NET），就是两个节点之间那个因特（INTER，在……之间）过度状态。也就是在波和粒里面，我不考虑粒的实象性，而考虑它是以波的形式、以联系的形式来存在。这个东西叫做“反排中律”或者叫做“中庸”，也就是白猫和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简单地说，这就是反排中律。非黑即白，不是敌人就是朋友，我们认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传统。当然，后来在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修正，比如说通过对立的二元之间的转化，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根本的解决，在自然科学上没有解决，活的东西你不把它弄死了，你就不能验，不能验就不能进入到科学，中医就只能当药，而不能当真正的医。原因是什么？你没有提出其中的自然科学哲学是什么。用复杂性技术对简单性科技不对等，不在一个层面上。这就是王阳明之后天理学失传带来的后遗症。必须用科学对科学，技术对技术来对等地解决。不能光用道德去对人家的科学。

我认为，要想解这个问题，首先是需要解释“易”。我这里不说是《周易》，因为我认为《周易》是已经进入儒学的轨道了，在易进入儒学轨道之前的易，就是伏羲的易，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易当作一本书，给它一个主题词概括，我认为概括得最好的就是许倬云，许倬云最近写了一本《说中国》，回答中国斯芬克斯之谜——我是谁，他的答案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也就是用复杂性来解释中国。中国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而具有包容性，这一点是世界各文化没有的。这种包容性，实际上是一种反排中律，它在自然哲学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从他提出的语境来看，我认为是两个易：第一个是指容易，第二个是指变易。也就是说，非常容易地处理复杂性。我们看历朝历代各个文明的终结都缘于复杂性社会的崩溃，王朝只有在简单的时候可以存活，而复杂的时候就会崩溃。为什么呢？因为暗含着一个道理，就是越复杂，肯定成本越高。但是，新的自然科学哲学彻底颠覆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文化是一种反向的生产力，是越复杂，成本越低，我们简称“智慧”，智慧就是天地万物里唯一一个不遵循我刚才说的法则，它是越复杂反而越容易。简称《易》。可是，工业化的传统可不是，工业化的传统一定是越复杂，成本越高，最后直到无法控制。

所以，这个复杂共同体的核心实际上是复杂性，是容易地处理复杂性，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换算成我们今天的互联网的前沿概念叫“容易的复杂性”（Simplexity），把容易这个词和复杂这两个词给拼到一起，就变成我们今天说的“工业4.0”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当工业化把世界变得无比复杂了以后，成本不断上升，系统变得僵化了，彻底暴露出机器系统、死的系统、简单性系统的弱点以后，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还原成smart。我掌握了smart可以竞选美国总统，现在跟川普竞争的那个女人不是在说，为什么选我做美国总统？因为我抓住了整个社会的核心，就是smart这种力量，抓住了这个东西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们回想一下，这和我们日常生活经验非常符合，就是中国人非常灵活，他只有做灵活的事才得心应手。比如说打乒乓球，非常复杂的事情，他不加思索、轻松回过去，世界各国人民不知如何应对。我们将来就进入了像打乒乓球那样玩地球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把这点简称为《易》。

刚才我说的Simplexity这个词，它作为“工业4.0”的哲学，你看它原话是从哪儿来的？是说要把现在的手持设备的操作简单性，就像拿手机一样随便点两根手指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冗余繁复这样的一种方式，转移到整个工业过程中，来控制使工业完全失控的复杂性，包括附加的社会现象，比如官僚主义、多渠道、多环节的高交易费用，然后把任务轻松实现。实现在高度分工情况下的灵活的协调，也就是说越分工，反而我的交易费用越低，这点在经济学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现在互联网中出现了。这个根就是我刚才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复杂共同体和笛卡尔体系相比、与启蒙运动相比，我认为主要就是多了“三”这个概念。所以，三可以理解为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用现在的话就是说“因特”的“奈特”。所以说，互联网其实就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最怕的就是中间的电缆线一断全瞎了，那个节点孤立后一点用没有，与西方原子论的自然科学哲学正好相反。西方科学主义的自然科学，相当于非把互联网的电缆扯断，把一个一个节点孤立起来才能开始。也就是说，在波粒二象性里面，天理学已经明显倒向了波是这个世界的规律所在。它是中医技术表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所在。

在儒学里面，因为《易经》是孔子写的，当它真正到《易经》这个阶段已经变成儒学文化了，它不再研究人和自然关系，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孔子的三，我们把它叫做仁，就是说一个人、两个人不重要，是你两个“奈特”（局域网、节点网）之间的因特（互联互通）更重要。所以说，孔子应该是中国互联网思维的第一人，他提出你家里的局域网、我家里的局域网不重要，重要的是因特这个“仁”。所以，我们说台湾省把互联网翻译成“网际网络”，那是非常对的。也就是说，它是两个家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它的连接。

所以，我认为真正体会互联网，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仁”，你说互联网是“仁”网也没有关系，它不强调是A点或者B点，非A非B也可以存在，实际上它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转化。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我说《周易》和计算机文化的联系不是外面贴上去的，是根上的。《周易》在传到孔子之后，我认为在数学上出现了一个挫折，孔子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点在应用中没问题，但是从数学角度讲，实际上使我们走向了弯路，出现了长达1500年的中国文化和计算机文化偏离了。

直到出现了一个大数学家康熙，康熙是我国著名数学家，他在数学史里是以三角、几何著称，是《三角形论》的作者。今天我们考试的三角几何题，都是康熙当时这本书的余脉。当然，康熙也是个皇帝，他是帝王里面唯一留下有数学专著的人。他的数学为什么好呢？法国路易十四派六位欧洲最高水平的数学家（其中一人死在中途）教他，其中的法国人鲍维特一直教了他43年的数学，他当时的数学已经达到了中国第一人的高度。康熙大量数学的实践，是被我们电视剧屏蔽得一干二净的重要信息，他用大量的精力研究数学，并且把当时的数学研究项目当作当时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工程，他想证明什么呢？证明一个民族要生存，必须得把千变万化、极端的复杂性，用非常容易的方法搞定。怎么才能容易呢？要还原到阴阳，阴阳就是零和一，我们不要想零和一是数字，它实际上是象征，象征着白猫和黑猫，就是解决世界上难解之题的时候，它一定会归到它的核上，这个核上一定是有一个黑一个白，比喻两个完全相反，但是同时都能成立，它们的转化就造成了中华文明。

所以说，计算机文明和易是一致的。当时，康熙在指导鲍维特进行数学论证的时候，他就像哥德巴猜想式的倒着解。他有一次在和当时相当于河北省委书记和北京市长在讨论数学问题的时候、讨论拉丁文的代数的时候，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数学思想，他认为西方的几何虽然好，但是复杂、都在现象层面，需要有一个元数学驾驭到它之上，这时候产生了计算机初始的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数学的数学，他为此指出要用《周易》作为指导思想，让鲍维特从384爻退回到64卦，64卦再退回到八卦、再退回到四象，这个时候过去了已经43年了，再也论证不下去了。鲍维特说，在数学上只能论证到元数学是4，没有进到最后的0和1。当时，康熙和鲍维特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应该再往前推一步，推到0和1，他不是为了做计算机，是为了做整个世界的原型，就是儒学所说“天下”的原型机，就是在论证天下的模型是什么。笛卡尔也研究过这个，他最后归结为16。他俩最后直接论证到邵雍的水平，邵雍的数学水平是以4（四象）为元数学，再也进展不下去了。

接着，鲍维特回到法国之后，和他的好朋友莱布尼茨交流意见的时候，莱布尼茨直截了当地就指出，应该直接回到二。他认为，孔子的算法是不对的，孔子的算法2、4、8、64，在数学上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它都是2乘2乘2……，2的二次方、三次方，在数学上就是2本身（即0、1）就够了。由此，莱布尼茨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写了一篇论文，讨论的不是周易，是伏羲易的二进制，随后做出了人类第一台零一编码的计算机，叫“帕斯卡尔二代机”献给了康熙，希望康熙发展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并且提出加入中国籍。后来，中国移民当局驳回了他的移民请求。他遗憾之下，就把易当作他的族徽传递下去了。我们中国没有吸纳这么一个优秀的人，这就是住在景山前街乾清宫里面的玄烨干的事情。中国文化曾经进展到过离计算机问世只差最后的那一步，中国计算机文化和整个易文化完全同步，中国曾经走到最近的那个时间在1704年。之后，这台计算机由胡锦涛在2004年带到了法国凡尔赛宫，这就是当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的六位国王数学家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之下最后由莱布尼茨沿着易的方向发明计算机的过程。

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中国的互联网的成功现在成了世界之谜，我无论到哈佛还是到牛津，他们都觉得你们不应该成功，为什么成功？早期所有人的结论都认为我们是学生，美国是老师，但我发现美国只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我们的老师，也就是说在技术上是我们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是文化，文化这个老师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用教，无师自通，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血液里、从自己的言谈话语当中学会的，他甚至没有看过《周易》、没有看过《论语》，但是他满脑子都是这个东西。他们都知道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这就是计算机原理，所以不用教，但是世界各国人民惨了，他必须得教，我们是生而知之，他们是学而知之，我们做事的成本自然比他们低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到了英国跟牛津大学说：“你们别看伯纳斯.李是出在你们那儿的，问题是你们下面的人不行，你们下面的人都得教，不教就不会。中国人不用教，无师自通，因为他历史上就知道，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转化成我们日常生活语言是什么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等。当他做互联网的时候千头万绪，所有的文化一下子都涌过来了，他什么都不用管了，直接干就是成功。就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开玩笑，我是《互联网周刊》主编，是世界上最老资格的互联网杂志主编。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当时在离二进制只差最后一步的时候，因为是康熙逼着鲍威特学《易经》，他已经领会到：“天理在人心,人易尽其性而合于天。磋乎!未几人心流于私欲,获罪于天,离于天理而天理昧。”他已经理解到二进制了，但是他没法在数学上证出来，是被莱布尼茨在数学上一举攻破了。

我现在提出我的真实的观点，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一个足以和几百年来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完全并驾齐驱的自然科学哲学、合理性完全相同的科学哲学，它的技术是什么呢？中医、气功，今天是我们的互联网，背后是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对手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就是必须得把一切活的东西整死了才能研究。而复杂性科学，我们的天理学是什么呢？一切保持在活的状态就搞定，二者之间就是正符号的这么一个关系。今天我们的技术发达，不是什么主要的，最主要是要有自己的科学哲学，它决定你的技术的根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就是王阳明之后失传了的东西。其实你仔细看，王阳明这种感觉还很好，他能理解互联网的东西，但是后面的人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感觉。

总结一下我的第一个观点，天下是复杂的。这个“天下”有广义窄义之分，我先谈窄义，就是天理学的天下，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我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东西方的矛盾不是科技和道德的矛盾，而是物化的、简单机械化的科技和道德。也就是说，只有二没有三，这样的一种科学哲学和道德哲学，同复杂生命化的这种科技和道德的矛盾。也就是说，科技也是可以有复杂性的，道德也是有复杂性的。我后面会谈道德的问题。我主张对新儒家加以改进，就是沿着易、二进制和互联网这样的三位一体，纠正自王阳明以来对天理的偏离。也就是说，要灵明强，天理也要强，即道德强，技术也要强，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强势文明。天理学在现代汉语里简称为信息技术哲学和生命技术哲学，只有信息技术和生命技术是两门活的科学，而其他科学都得弄死了以后才开始哲学，就是这么一个区别。

社会路由说

我第二个观点是谈“社会路由说”，社会路由说是什么呢？本来道德是儒学的强项，但是我发现强的还不够。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补道德学说的漏洞？是从这儿来的。

路由是指什么？路由器，路由器相当于是互联网的发动机，现在我们就来解析互联网发动机的原理。我认为儒学的全部学说特别惊人，它和互联网发动机的构造一模一样，这是各家学派都不会出现的。比如像墨家、法家都不会出现，更不用说国外的，只有儒学这个学派非常非常奇怪，它是和整个互联网发动机原理完全一体化的，我现在给大家来揭示这点。

首先，农业社会的人际网络和信息社会的自然网络，我认为基本范式同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范式有什么不一样呢？它不是原子网络，因为原子化的契约就已经是简单性系统了，必然导致中心结构，无论是左的集权还是右的民主，肯定都是中心化的。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不是中心化的这样一种结构，这就是我们说的复杂性系统。复杂系统就是儒学，儒学中的社会网络可以有中心，但是你会注意到，儒学是所有社会学说里面可以把中心拿掉以后仍然能够成立的，也就是它有P2P结构，我们一再强调结构，新儒家没有结构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它一个重大的理论的漏洞和失误。

我们再来看路由器的结构，因为我们今天不讲技术，我就点到为止。它首先是一个AS，就是自组织系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是IGP，就是内部自组织自协调，EGP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自协调，就相当于因特（INTER）的奈特（NET），INTER就是路由。下面OSPF就是儒学的经典了。这是路由器的精华，叫最短路径优先，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熟人关系比生人关系效率更高，这完全是对工业化的一个彻底的颠覆。因为工业化一定认为生人关系的效率更高，但是我们现在网络计算的结果发现，熟人的关系效率更高，就由此来引起我们的讨论。

首先，我在给工程师讲课的时候，因为工程师要想理解互联网的发动机原理是很困难的，最后他们看不懂、实在搞不懂路由器原理的话，我让他们仔细读《论语》，因为《论语》对整个路由器结构的理解极为到位，就是说，孔子根本不懂路由器，但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路由器上的道理。因为他们处理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都是复杂性结构，主要是这些：第一是主体之间的连接、主体间性，这个是路由器的一个核心。不是强调主体本身，换成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语言，它不是强调主体性的，而是强调主体间性，就是因特的奈特，这点首先是孔子有，但是现在道德学说里很少，有一些西方人也有，如哈贝马斯、海德格尔，但都已经是东方化的思想了，是反西方的思想。

第二、最主要的是强调最短路径优先，就是你要进行信号传递和社会组织的时候，找你最近的那个人，而不是找远的人，这点是对工业化思潮的一种颠覆。所以，儒家提出爱有等差，你明明可以找第10个人，我不，A找到B、B找到C、B找到D，这样超链接地传到第10个人，他认为这样传递更快。这点已经由实验证明了。现代美国前沿科技证明，有两件事符合最短路径优先原则的效率，第一是谣言，第二是病毒。谣言和病毒表面上看起来是低效率的，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它是高效率的。每个人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告诉你件绝密的事，你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他15秒钟之后就开始扩散。假设他微信上有250个朋友，250个人15秒乘六次方就把两千年以后的人类全一网打尽了，根本不需要。我们现在看这个算法很傻，谣言只要传播三次方四次方，比中央文件传得快多了。

但是请注意，儒学在这里面有什么妙处呢？它一定得亲自传，就是ACCESS，就是现在最热的这个词。ACCESS的意思是，我要直接接触上资源，亲身实践和体验，比如说病毒不能从理论上传，我一定是跟你接触上才能传染。儒家是怎么表达ACCESS的？他觉得血缘是亲，但是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血缘的替代物就是P2P，这个我后面再说。

第三个强调分形，分形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做到越复杂，反而平均成本越降低呢？因为它是物理学里面简单分形结构，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不同的网络结构里，它不通过任何成本就会实现它完全的同步，就是我们说的全息结构。一个雪花从天上掉到地面，这么简单的过程，就会形成一个复杂性系统，就是每个末梢和全局完全同步。用张瑞敏的话来说：人人都是CEO。用王阳明的话来说：满大街都是圣人。也就是说，使草根瞬间和精英能够处在一种平等状态之下，它的妙诀其实全在里面了。这里面还有七八项，我这儿就不说了，下次我会专门写一本书，写得你们目瞪口呆，就是整个路由器原理跟《论语》是怎么一一对上的，还不是神似，形都是似的。

我们看，路由器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就是OSPF，就是最短路径优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都认为熟人传播效率低，实际传播效率高，为什么传那么快？道理很简单，就是它采用分布式结点互联，微信一发全部都发了，而且无法斩首，你看微信名单里面砍掉哪个都不怕，这是儒学一个重大的优点。你看任何学说都没有说一个不怕斩首的系统，都是说整个网络纲举目张，抓住一个头，网络就散。儒学的社会网络关系中，加皇帝和不加皇帝，效果是一样的，无所谓，可以加可以不加。这是两种网络结构，一种叫有中央处理器的P2P结构，还有一种是无中央处理器的P2P结构。路由器是什么？路由器都是P2P，根本没有中央服务器就可以互联。当年为什么要发明它呢？是怕苏联对美国斩首，想做到你最后打起来找不着我司令部在哪儿，这是它的源头，就是把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并且还安全，这样的一种系统叫OSPF，正好就是儒学。

我发现新儒学在这儿处于失语状态，因为它没有结构性的观点，也没有科学技术的观点，没有倒着看儒学里面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比如，儒家和墨家形成了一个反差，墨家强调爱无等差，跟互联网没有什么相同之处；儒家是强调什么呢？最短路径优先，爱有等差。这个图就是路由器的发动机，在形象上是这样的，你看它中间没有中央服务器，安全就安全在这儿，你杀不掉它的头，断掉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其它节点随时都可以绕过去转发，这就是路由器。我们看在这个过程中，它必须象儒学那样强调短距离，因为它必须得防备有一个邻居突然被掐断以后，能够通过别的邻居找到要传信的人，这是儒学的一个精华所在。所以，它的这个点对点结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P2P。

咱们举个案例来说，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要按我们的工业化的管理肯定是说把问题归结给教育部，也就是系统的中央，教育系统的中央就是教育部。可是，孟子的母亲就不这么认为，孟子认为教育质量的高低取决于邻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她连续搬了三次家，终于培养出了孟子，导致孔孟之道才能齐全。现在是地球村，不是靠着血缘关系，而是靠着替代血缘，要抽象出血缘是什么，血缘无非就是亲近，只要有亲近，是不是血缘无所谓。现在有了P2P，说实话你在网上聊天比跟你在家里聊天还亲呢。

我们来看儒学经典里面的特征，OSPF里面具有ACCESS的特征。ACCESS现在最红的，就是以租代买，就是亲自贴上去使用，我不拥有但是使用。也就是说，我不拥有这个结点，但是我通过搬来搬去使用它，做到因特这个状态。我们今天叫做以租代买的模式，比如说滴滴打车，如AIRBNB等等。我们来看在儒学里面是怎么表现的？

儒学首先强调孝和亲的关系，这个亲可以理解为亲自。阿里巴巴动不动就说亲，亲是什么？直接就亲了，只要亲了以后，传播谣言也好、传播病毒也好，效率就高了，但是我是拿亲（ACCESS）来做生意，这不就变成好事了嘛。我们说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强调要有一个短距离的联系，他特别怕长距离。在微信这个案例里面，为什么别的国家微信不兴，而我们兴呢？因为我们一直有不远游这个概念，就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迅速交往，然后再一层一层叠到外面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对血缘关系的替代就是P2P的网缘，不是血缘，变成网缘了，都有亲近这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一定找一个跟我熟悉的人，别找一个生人，他到时候把我象老毕那样卖了怎么办。

我们再看邻里关系，在各个文化里面很少有强调邻里关系的，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六亲不认。我们为什么强调邻里呢？远亲不如近邻。与人交游，无问高下。这都跟我们微信是一样的。所以，什么技术最流行得开，它不需要转换成本，和我们日常生活方式最近的，最容易流行。比如说，成吉思汗的战争与生产生活没有区别，杀人和生产生活都是用骑马完成，不用换工具，所以他没有战争转换成本。而宋朝在骑兵和农民之间却有巨大的转化成本。没有转化成本做事是最容易的，中国现在相当于是网络世界上的成吉思汗，他在网络的方式和儒家的生活方式之间切换，完全没有转换成本，直接就切换了。比如说人情关系，我们不仅要通理，不是说打官司非得是你是我非，还得要通情，通情才能达理，由此变成了爱有等差，表现为由亲及疏、由熟及生、由近及远。墨子的观点，所有的老人都像自己的亲人。孔子就说，你连你老子都不孝，你怎么会对别的老人好呢？一定是对近的关系先有感觉以后，再层层往外传导，我们在互联网把它叫做超链接，这些都是严丝合缝的。

我们现在来看民主的问题，五四提到民主，但是这个民主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他凡事都要选一个中心，现在连民粹主义都要选一个头，这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民粹主义应该是乌合之众，他非得民粹还要选一个头，这就暴露出文明本身有问题。有没有不是这种集中模式的表达权利的方式，而是我分散的表达，用点对点的方式表达呢？这个命题在我们的学术界，叫做在日常生活中主张权利，就是，我不关心四年一次讨论的问题，而是我关心每天有什么事情跟我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政治生活正在从对合法性的追求变为对正当性的追求，也就是从追求全局最优，变成对此时此地情境化的最优的把握。

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某地的官员怎么生活呢？他做的一举一动，下面都有五个选项让网民填写：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相当于一天选一次。这是我们的电子政务实际发生的，大量出现了。也就是说，一种民主（简单性民主）是四年选一次，选举成功了以后，你们的需求我扔一边去不管了，所以才导致了川普的造反。还有一种民主（复杂性民主）是什么呢？四年一次的时候就举举手，但是我每天都盯着你，你不是说你要为我服务吗，我看你今天服务没有，你只要不服务，我给你一个“不满意”。这个不决定让你上台下台的问题，但是让你自己感觉到这压力多大。我们实际测到，干部的压力顿时就加大了，他就不是把为人民服务摆在口头上，他就办实事了。许多官员不是不想为人民服务，而是具体到每件事，他不知道群众最需要的是什么，要通过复杂性民主，让服务具体化到每一件事、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时间去实现，这就是孔子学说所主张的。孔子学说就是一个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的言说，他没有抽象的政治，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政治。这样可以把民主性提高1640倍（4乘365天），这个很简单就实现了。

复杂性道德是一个什么愿景呢？我最后拿海子的诗作结，网络儒学怎么看待人的权利问题？首先是这样的，“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意思是说，我不管那大事，我要管每一天，就是7乘24小时，把四年分成了四个365，一个一个切碎了来求证，因为它是短距离最优先，我不求那四年最长距离。所以，这是日常生活的权利的一种诉求。“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祝福是一种情感，而过去陌生人是原子，要把原子化成了情感，从理性经济人变成有情人，也就是融合为“仁”，就是INTERNET。最妙的是这句话：“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在工业化里面，无论是左的政治还是右的政治，都是以宏大叙事方式给大家一个许诺、一个天堂，但只是少数人垄断利益，没有说象孔子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使每一个人得到切近的关怀。所以，我们今天有了APP，可以在每一件尘世的事情上，实实在在地享受我的权利。最后海子说了一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这个诗写了之后一个月，海子就自杀了。我们分析海子为什么自杀呢？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一个不隔的社会，就是像孔子似的没有中间隔断，直接地把握经济、文化、政治，直接接触（ACCESS）。现在的问题是工业化让社会关系中间隔了好多中间环节，比如说在经济上隔了很多的所有者，在文化上隔了好多精英，在政治上隔了好多代表，使我“不得开心颜”，最后怎么办呢？他就自杀了。今天我们来看，海子如果熬到今天，他就会发现这个信息社会正好就是他想追求直面的那个大海，就是孔子所说的让人们在每个日常生活、在每个现象之中就能得到自己的幸福，我认为这就是整个儒学和互联网最大的接近点。所以，有人把孔子说成现象学的大师，我认为很对，我认为他在他的词汇表里，本质是放在后面的，现象是放在优先的。如果你不能在每时每刻让每个老百姓感到幸福和快乐的话，这个政权终究是不能长久的。

归结到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社会是复杂的”。我非常欣赏秋风先生说的村镇化，它不是一种过去的城镇集中模式，但它也并非完全的分散模式，而是地球村，是集中加分散。我们如果作个妥协的话，可以像孔子那样作个妥协，就是有中央服务器的P2P结构，这可能是在我们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内人类的政治现实。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一种判断，我们可以超越左派和右派。因为左派和右派最后都通向中央控制，人类有没有点出息？就是“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不要非得到中间去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孔子就哈哈笑了。说实在的，互联网就是干的这点事。

我们最后总的结论就是，在复杂共同体中，天下（也就是人与自然）和社会（人与人）统一于天人合一，包容共治这样的一种智慧。从现实针对性来说，我认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需要五四式的启蒙，用简单性范式的科学与民主作为旗帜；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需要一种新的启蒙，这种新的启蒙要求新的科学、新的民主，科学上是复杂性范式的科学，民主也是复杂性范式的民主。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