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乡村儒学重建的一点思考

作者：赵法生

来源：“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网站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七日甲子

           耶稣2016年6月11日

到目前为止，乡村儒学在山东已经开展了三年时间，今年的发展尤其明显，不但在山东省继续推广，也波及北京、河南和湖北等省市。目前，山东已经有两个地级市、四个县级市和一些乡镇在全面开展乡村儒学实验，从数量与规模看，似乎已经超出了当年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但乡村儒学和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角度和重点有所不同，尚不及梁先生的实验扎实深入。目前，山东乡村儒学大体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以尼山为代表的学者主导的实验，依托于书院，学者主持，发动和组织志愿者开展工作，基本特征是民办公助；第二种是由政府推动的乡村儒学模式，山东省政府将乡村儒学和社区儒学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省文化厅在山东百余家图书馆设立尼山书院，推进乡村儒学；第三是纯粹民间发起的乡村儒学，教学、人员与资金完全由民办。这三种模式各有所长，到底哪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逐步体系化，能在当地扎下根来，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将来能够有所成就的，必然是能够将乡村儒学变成一种群众自身的文化组织，完成儒学在乡村的内生化、体系化和专业化，这样才能最终扎下根来并传之后世。目前，基督教已经在乡村扎下根了，因为有了家庭教会和教堂，有了大批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传道者，有完备的传播体系。与基督教比较，乡村儒学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基督教是正规军的话，乡村儒学游击队都算不上，不但处于体现化过程的开端，尤其是缺乏专业化和高水准的儒学志愿者队伍，完全依赖外力的推动。乡村儒学的前途在于有没有可能形成一批有素质、有奉献精神的职业化的志愿者队伍，以传道授业为志业，这也是乡村儒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2015分别在分别在尼山和聊城，举办了两期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培训班，就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瓶颈。

那么，乡村儒学将来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根据我不成熟的考虑，乡村儒学要返本开新，最终实现三堂合一，以完成儒家在乡村再造传播体系的重构。哪三堂？第一就是学堂，第二是祠堂，第三是道堂。

首先，我们看学堂，传统中国的乡村，文化上是一个文化蓄水池，涵养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是因为有三种文化组织在支撑它，第一就是乡村学堂也就是私塾，私塾主要教学生学经典，学做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中小学教育最缺乏的东西。私塾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作用极大，我们在一些古典小说像《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中，所看到的私塾先生多是一幅寒酸、固陋的形象，这种文学形象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存状态，却并没有反映他们的历史文化贡献。比较一下私塾先生和基督教文明中的牧师，可以发现私塾先生在传统中国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牧师在西方社会所起的作用，因为私塾先生培养了两个重要阶层，第一是国家文官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第二是乡绅阶层，也就是承担民间自治的社会阶层，这两个阶层实际上担负着整个国家治理责任。然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管理阶层，就是不起眼私塾先生们培养起来的。由于文化结构之不同，私塾先生们本身的寒酸潦倒也是必然，如果说基督教牧师们手中有一把打开天国的钥匙，私塾先生的手中也有一把打开仕途利禄之门的钥匙，但是，这把钥匙却在命中注定无法将他们自己的仕途之门打开，因为他们基本都是科举考试最终的失败者，至多考中秀才，注定无缘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功名成就。近代以来私塾被国家强制取缔，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空间，由谁来教导农村人做人，谁来教给基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些方面，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可以承担起相应的职能，当然，要先经过培训，也要完成儒学与现代思想的汇通，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第二是祠堂，祠堂是传统中国最为普及的信仰场所和文化场所，具有慎终追远和人生礼仪教育的功能，传统中国人的一切人生礼仪，像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以祠堂为中心来进行的，所以它非常重要。祠堂同时也是社会自治和宗族慈善救助的重要系统，如果有祠堂，今天的很多老人就不会沦落到自杀的地步，依然有一个共同体在庇护着这些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的老者。祠堂在文革当中统统被当作四旧捣毁，近年来在福建广东等地又复建了一些，但是它目前的功能也与历史上曾经功能不可同日而语。实践证明，现在的乡村儒学讲堂，可以在重建家庭伦理、组建老人互助组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统祠堂的某些作用。现在我们毕竟由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由熟悉人的社会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社会，不可能每个家族都去建自己的祠堂，这已经不现实了。经过五代人的文化断层，祠堂在中国北方已经被遗忘，复建的可能已经基本不存在，现代乡村需要一个具有更高社会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文化空间，而乡村儒学讲堂，就像是犹太教的会堂一样，可以作为这一文化载体的初始胚胎，它覆盖全村，包括所有姓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对祠堂的一种历史性的超越。

第三，在传统中国有很多道堂，比如传统中国大概所有的村庄大概都有像土地庙、五道庙或者关帝庙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儒释道的其它的教化信仰场所。这些场所对于学堂和祠堂两个方面是很好的补充，比如五道庙或土地庙，乡村人在死后要先来这里报到，人死了之后要有一个去处，私塾先生和乡绅以及父辈告诉你应该怎么活，人活着应该遵守哪些人文道德底线，活着的意义在哪里。这些道堂就告诉你，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去那里干什么等等。文革期间，这些东西被当作四旧统统捣毁，在短暂的政治狂热过去之后，就使得村庄陷入了无意义的空白之中，人生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活着不知道如何去活，死后不知道去哪里。这样，人们就无所敬畏，无所不为，肆无忌惮。当然，现在南方比如福建，台湾，传统的庙、观、堂依然到处都有，为村民提供重要的信仰支撑。在北方大面积地恢复这些庙、观、堂不太现实，也未必是最佳选择，乡村儒学讲堂也可以加进一些信仰的成分，要解决村民关于人生意义的困惑，让他们精神上有所皈依。

乡村儒学讲堂不但要替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学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而且要提升它的公共性，提升其现代性，提高其教化功能，让它与现代社会更好衔接。乡村儒学绝对不是单纯的复古，同时要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型。我们搞儒学教化一定是和现代社会的理念与形态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儒学。乡村儒学实验，最后有没有可能形成一种足以传给后代的成果，这一点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但是就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村民是非常欢迎的，乡村是急需的。

现在最需要的是大批志愿者的加入，象当年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一样，要想化农民，先要农民化，铺下身子，深入乡间，要和农民一起生活，以身示范，这比单纯地说教更有意义【1】。如果真能形成一个这样的志愿者队伍，坚持下去，就会在乡村扎下根来，就有可能重建一套与现代相适应的乡土教化体系，使得儒学还乡最终取得成功，这也是我们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当然，目前所做的一切还是初步的探索，离这个目标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期待着更多乡村志愿者的加入！

注释：

【1】《传习录》313条：“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见之？”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