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筮法》看早期易学转进

作者：刘光胜（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廿七日乙卯

           耶稣2016年6月2日

Study on the Early Evolution of Yi-ology Based on the Shi Fa Bamboo Manuscrip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内容提要：清华简《筮法》八卦卦名、卦序与辑本《归藏》密合，具有鲜明的《归藏》特征。但它占筮只依据八经卦，不用六十四卦系统，其占筮形式与方法又与《归藏》表现出显著差异。《左传》、《国语》某卦之“八”是指筮数八，韦昭“八为不动阴爻”说，存在明显误读。数字卦向符号卦的过渡，为先秦易学表现形式的一次重要转型。清华简《筮法》所反映的数字爻与符号爻的分工，可能是数字卦向符号卦转型的重要原理与依据。殷周揲蓍法乙与以清华简《筮法》为代表的楚地筮法形式最为接近，如果寻找楚地筮法的最初源头，揲蓍法乙是颇值得注意的对象。清华简《筮法》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于：六个筮数联用，不是判定殷墟易卦为重卦的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筮法作支撑，不知时人对筮数如何分析，单据六个筮数联用，依然不能断言重卦在商代晚期已经出现。

关 键 词：清华简 《筮法》 揲蓍法乙 符号爻 含“八”筮例

标题注释：本文撰写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10&ZD091)，中国博士后基金(2013M540925)及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整理研究”(12YS048)的资助。

目前易学的考古发现成果，多是一些占筮实例，如殷墟易卦、包山简、葛陵简等。2013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4辑出版，其中《筮法》一篇分十七命、三十节，不仅有五十七个揲蓍实例，更系统介绍占筮的理论与方法，为我们解读、研究早期易学演进历程，提供了难得契机(以下简称清华简《筮法》或《筮法》)。清华简《筮法》八经卦卦名、卦序，与辑本《归藏》皆同，那么《筮法》与《归藏》的关系如何？先秦秦汉，是早期易学数字卦向符号卦转型的重要时期。清华简《筮法》六、七爻的符号化，为我们观察早期数字卦向符号卦的演进，提供了怎样的参照？《左传》、《国语》说“《艮》之八”、“《泰》之八”，为何只有某卦之“八”，没有某卦之“七”？包山简、葛陵简作为卜筮祈祷简，其筮法的源头究竟何在？本文试图以《筮法》为线索，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对以上问题加以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筮法》、《别卦》与《归藏》的异同

清华简《筮法》、《别卦》与《归藏》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李学勤教授敏锐地指出：一是八经卦的卦名彼此一致；二是占筮之例都为六画卦；三是八卦卦序按乾坤六子少、中、长排列。①《筮法》坤卦写作“臾”，见于《汗简》、《碧落碑》等，是《归藏》特有的写法。坎卦作“(劳)”，见于秦简《归藏》。震卦作“来”，与辑本《归藏》“厘”都是来母之部字。可以说，《筮法》八卦卦名与《归藏》密合。

关于第二点，李先生说《筮法》全篇占筮之例都是六画卦，值得进一步讨论。《筮法》表面上看是两组六画卦，实际却由四个三画卦，分居右上、右下、左上、左下之位组成。《筮法》第二十四节《卦位图、人身图》、第二十五节《天干与卦》八卦所用卦画，皆为三画。清华简《别卦》虽为六十四卦系统(重卦)，但观察其八经卦所用卦画，依然是三画。据朱震《汉上易集传》的说法，传本《归藏》八经卦皆为六画卦，②所以《筮法》、《别卦》与《归藏》八卦的卦画并不相同。

清华简《筮法·仇》：“三男同女，女在上。”此卦兑在左上之位，兑为少女，所以整理者把“”释读为“”，③是很正确的。《说文·卜部》：“，易卦之上体也。《商书》曰：‘贞曰。’”④据传统说法，《归藏》为商代筮法。贞悔之说见于《尚书·洪范》，商人称上卦为“”，与《筮法》合。占筮术语的相同，说明清华简《筮法》与《归藏》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

判断三易之间的区别，卦序是最重要的参照。清华简《筮法》第二十五节讲八经卦与天干相配，第二十六节讲各卦之祟，所用的卦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正与辑本《归藏·初经》同。清华简《别卦》上卦卦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卦卦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实质都是分为纯阳卦和纯阴卦两组，然后六子卦按少、中、长顺序排列。《归藏》六子卦按照少、中、长排列，而《周易》则按照长、中、少排列，清华简《筮法》、《别卦》卦序明显与《归藏》更为接近。可以说，清华简《筮法》、《别卦》与《归藏》有着相同的八卦卦序。

清华简《筮法》、《别卦》与《归藏》的差异也很明显。《归藏》既有八卦卦序，又有六十四卦卦序。对于《归藏》六十四卦的卦序，异说有二：一是朱元升《三易备遗·中天〈归藏〉易》保存了《归藏》首尾四卦卦序：“始于坤、乾，终于比、剥。”⑤清华简《别卦》稍加调整，卦序可以是首坤，但第二卦却不能再是乾卦。剥卦为艮卦统领，排序第二，因此“终于比、剥”更不可能。二是李过《西溪易说·原序》所记：“《归藏》易……与《周(易)》卦名同者三之二，曰屯、蒙、讼、师、比、畜、履，次序大略亦同。”⑥据李过所言，《归藏》与《周易》卦名次序略同，但《别卦》讼卦后为同人，蒙卦后为贲卦，师卦后为明夷，其次序与《周易》绝不相同。李过对《归藏》卦序的描述，有些内容或不可信，但不管从以上哪种说法看，清华简《筮法》、《别卦》与《归藏》相同的只是八卦卦序，六十四卦卦序却存在着显著差异。

按照传统说法，爻辞为周人的发明。在辑本《归藏》中只有卦辞、卦象，并无爻辞、爻象。《筮法》未见卦爻辞，却出现了爻象。《筮法》第二十九节专讲诸爻之象，比如说五爻之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为血”，四爻之象“为地，为圆”。⑦朱震《易丛说》、罗苹《路史》注引《归藏》：“乾为天，为君，为父，又为辟，为卿，为马，为禾，又为血卦。”⑧传本《归藏》以乾卦为天，为血(卦)，以坤卦为地，而《筮法·爻象》以五爻代表天、血，以四爻代表地，则与传本《归藏》在易象归属上存在明显矛盾。

唐人贾公彦认为：“《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⑨《归藏》所谓“藏”，是指以坤卦为首，万物皆藏于地坤之中。《筮法》第二十四节：“奚故谓之兑？司收，是故谓之兑。奚故谓之罗？司藏，是故谓之罗。”⑩《筮法》以离(罗)卦司藏，已与《归藏易》有所差异。《说卦》第九章：“坤为腹。”第十一章又说：“(离)其于人也，为大腹。”在《说卦》中，离卦、坤卦皆可指人的腹部。从《筮法》人身八卦图看，它将坤卦、离卦同时置于人的腹部，似皆有收藏之意。(11)坤卦收藏，保存的是《归藏》的古义，而《筮法》离卦同时也兼具收藏之义，已表现出了自己的易学特征。

《归藏》既有八卦系统，又有六十四系统。由王家台秦简看，《归藏》主要是以六十四卦卦辞占断吉凶，而《筮法》是四位八卦分析法，占筮的载体主要是靠八经卦，而与六十四别卦无关。更重要的是，《筮法》说：“凡爻，如大如小，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12)《筮法》以八、五、九、四爻的出现，作为吉凶悔吝的征兆，其对祸福的预示，已由卦体转向爻体。《筮法》宣扬乾坤运转，以八卦对八方，以天干地支配八卦、六爻，其对吉凶的判定，综合分析岁时、卦祟、丁数等多种因素，同样也是《归藏》所没有的思想观念。

总之，清华简《筮法》与《别卦》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一是形制明显不同。《筮法》简长35cm，三道编绳，每支简背后皆有编序符号，除编绳外，背后皆用丝带粘贴，而《别卦》简长只有16cm，两道编绳，简背没有编号。二是《筮法》只用八卦分析系统，就能独立完成占筮任务，根本不用《别卦》的六十四卦系统。但两者都有《归藏》特有的卦名，如《筮法》坤卦作“臾”，坎卦作“(劳)”，《别卦》剥卦作“偻”，豫卦作“介”等，明显拉近了它们与《归藏》之间的距离。贞悔之说见于《尚书·洪范》，《筮法》称上卦为“”，与商人占筮用语合，且清华简《筮法》、《别卦》与《归藏》八卦卦序密合，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具有明显《归藏》特征的易学系统。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归藏》的占筮形式、方法，又与清华简《筮法》有显著不同：辑本《归藏》、秦简《归藏》皆有卦辞，六十四卦都有卦名，而清华简《筮法》没有卦辞，只有八经卦之名，没有六十四卦之名；《归藏》阴阳爻之数为八、七，而《筮法》为六、七；《归藏》既有八卦系统，又有六十四卦系统，它依据卦辞、卦象占断，而《筮法》只有八卦系统，没有六十四卦系统，它占筮只依据八经卦，吉凶的征兆由卦体转向爻体，八、五、九、四的爻象成为占断的重要依据。鉴于以上差异，笔者怀疑两者可能分属于不同的易学系统。

二、符号爻与数字爻的功能分工

殷墟数字卦，常见的符号是“一”、“五”、“六”、“七”、“八”、“九”，使用频率高的是“六”、“七”、“八”，然后是“一”、“五”、“九”。西周数字卦使用频率高的是“一”、“六”、“八”，然后是“七”、“五”、“九”。和殷周之际广泛流行数字卦相比，春秋战国时期则是符号卦大量涌现：《左传》、《国语》皆是符号卦；上博简《周易》阳爻用“—”，阴爻用“”；马王堆帛书《周易》阳爻用“—”，阴爻用“”；王家台秦简《归藏》阳爻皆用“—”，阴爻用“”。(13)可以说，数字卦向符号卦的过渡，是先秦易学表现形式的一次重要转型。虽有学者发现战国秦汉时期易卦筮数有不断减少的趋势，(14)但筮数如何变为卦画，数字卦如何变为符号卦，依然是学界尚未解开的谜。台湾地区学者李宗焜曾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提问：是什么方式让数字向一、六、八集中的？集中的根据或标准究竟是什么？(15)

清华简《筮法》为解开数字卦向符号卦过渡之谜，提供了难得契机。《筮法》中出现的卦画有“”、“”、“”、“”、“”、“”六种，简文以十二地支配卦画，“地支与爻”的关系如下表：

从“四”、“五”、“六”、“—”、“八”、“九”的顺序看，《筮法》“”、“—”代表的筮数实际就是六、七。(16)清华简《筮法》684爻，“六”、“七”出现六百多次，出现频率明显比“四”、“五”、“八”、“九”高。《筮法·爻象》一节只论述“四”、“五”、“八”、“九”的爻象，而不说“六”、“七”的爻象，说明“六”、“七”与“四”、“五”、“八”、“九”性质不同，已经上升为一般的阳爻和阴爻。(17)在《筮法》人身八卦图中，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出现了全部由“”、“—”两个数字构成的卦画。(18)乾坤八卦卦画清一色地用“”、“—”表示，不再用“四”、“五”、“八”、“九”诸爻。“”、“—”已由六、七两个筮数，转变为八、五、九、四等全部筮数阴阳属性的代表，这标志着“六”、“七”爻的符号化已经实现。

“六”、“七”上升为一般的阴、阳爻之后，对于“八”、“五”、“九”、“四”的作用，《筮法》说得很清楚。《筮法·爻象》：“凡爻……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燹怪。”(19)这里的爻，仅指“八”、“五”、“九”、“四”。“八”、“五”、“九”、“四”在上卦或下卦出现，内、外就有悔吝之忧。上下皆作，国家就可能面临外敌入侵。《筮法·祟》一节更是详列“八”、“五”、“九”、“四”在八卦各卦出现，会发生溺死、为奴而死、为妾而死等各种灾祸。这表明《筮法》对诸爻功能已有所分工：“六”、“七”成为阴爻、阳爻的符号标志，而对吉凶的判定，更多地转向那些出现概率较低的爻——“八”、“五”、“九”、“四”。《筮法》“八”、“五”、“九”、“四”有爻象，而“六”、“七”没有爻象，说明在占筮过程中，低概率的爻已成为预测吉凶的主要手段，其预测功能得到显著强化、凸显。

《周易》“大衍筮法”揲蓍之后，得到的筮数是六、九、七、八。据董光璧推算，六、九、七、八出现的概率依次是1/16，3/16，5/16，7/16。(20)七、八出现的概率高，为少阳、少阴，其爻不变。六、九出现的概率低，为老阴、老阳，其爻易变。《周易》七、八符号化，(21)而九、六则成为预测吉凶的主要征兆。我们猜测，七、八爻与九、六爻的功能分工，或许在《周易》中也同样存在。

清华简《筮法》六、七上升为阴、阳爻符号的，我们称之为符号爻。而四、五、八、九依然是数字的，我们称之为数字爻。现在看来，出现概率高的筮数符号化，上升为阴爻、阳爻，占筮功能降低。而概率低的筮数出现次数少，地位特殊，反而成为吉凶预测的主要风向标。数字卦转变为符号卦的过程，可以清楚描述如下：一是早期数字卦广泛流行。当时数字卦筮数为三个、六个，甚至为四个，组合形式并不固定，常见于甲骨、金文筮例之中。二是爻的符号化。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筮数(一奇一偶)符号化，(22)上升为一般的阳爻、阴爻，而出现频率低的爻更多承担占筮功能，不同爻之间出现了功能分工。清华简《筮法》展现的便是数字爻与符号爻并存的图景。(23)三是卦的符号化。出现频率低的筮数按阴阳属性，各自归并至阴爻、阳爻之中，这样数字卦就转变为纯粹的符号卦。四是数字卦的消亡。为何《左传》、《国语》中的春秋筮例为符号卦，包山简、葛陵简中的战国筮例却依然是数字卦？符号卦产生之后，数字卦并未立刻消亡，二者并存过一段时期。至秦汉之际，如帛书《易传》、秦简《归藏》、阜阳汉简《周易》等皆为纯粹的符号卦，数字卦逐渐消失，并入符号卦之中。

从出土材料看，商周之际流行的数字卦逐渐被符号卦取代，顺应了“易道尚简”的趋势。张政烺先生说筮数“二、三、四、五、七已被取消，集中到一、六两项下”，(24)但筮数为何要集中到一(七)、六那里，而不集中到其他筮数那里，是学界尚未解决的易学难题。符号卦的形成始于爻的符号化，以出现频率高的两个筮数上升为阴爻、阳爻为重要标志，清华简《筮法》所展现的这种符号爻与数字爻之间的功能分工，很可能是筮数八、五、九、四向六、七集中的原理与依据。

三、《筮法》与《左传》、《国语》含“八”筮例

对于《左传》、《国语》中含“八”筮例的阐释，从杜预至孔颖达，从韦昭至高亨，虽经无数学者精心研究，但至今尚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答案。(25)究其根源，就是《左传》、《国语》记录筮例时，偏重义理阐发，只简单录入占筮结果，而忽略揲蓍的具体过程。清华简《筮法》以筮例为证，详细叙述占筮的原则与方法，为准确解释《左传》、《国语》含“八”筮例内涵，提供了新线索。

最早注意到清华简《筮法》与《左传》、《国语》含“八”筮例关系的是程浩，他说在《筮法》卦例中，九、八、五、四等“恶爻”出现，会使卦象由吉转凶。观《左传》、《国语》诸例，遇八之后卦象大多是不利的。《左传》穆姜筮卦之例，很有可能最初就是用《筮法》一系的古易占筮得来。在其“四位”的某一位《艮》卦中包含恶爻“八”，就出现杜预所说的“史疑古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的情况。(26)

《左传》、《国语》含“八”筮例共三例，晋国有其二。清华简虽属楚文字系统，但带有明显的晋系文字特征(字例见表2)，《筮法》“夕”作“”，见于《古玺汇编》1723；“返”作“”，见于中山圆壶。(27)这些例证为《筮法》与《左传》、《国语》含“八”筮例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文字学方面的证据支撑。

《左传》、《国语》所记筮例，一向被视为研究《周易》的范例，唯含“八”筮例有所不同。《左传》襄公九年史官占断卦变之后，穆姜说“是于《周易》曰”；《国语·晋语四》重耳揲蓍后，司空季子换用《周易》解卦，这些都说明《左传》、《国语》含“八”筮例所用揲蓍之法，一定不属于《周易》系统。《筮法·死生》说：“三吉同凶，恶爻处之，今焉死。三凶同吉，恶爻处之，今焉死。”(28)《筮法》中的恶爻，指的是八、九、五、四。《筮法》说“天之道，男胜女，众胜寡”，三卦为吉祥，一卦为凶，揆诸天道，吉卦占优。但三吉卦不如一恶爻，一旦有恶爻出现，则卦兆由生转死。《左传》、《国语》所选筮例，皆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印证。恶爻八在《艮》六二位置出现，据《筮法·四位表》当宫廷之位(见表3)，而宫廷有吝，恰是穆姜薨于东宫的征兆，因此程浩定《左传》、《国语》含“八”筮例，为《筮法》一系古易揲蓍的结果，是非常有见地的。

必须指出的是，程浩只注意到《左传》、《国语》含“八”筮例与清华简《筮法》相同的一面，但对于二者的差异并未细致梳理。一是《筮法》“八”为恶爻，但为何《国语》“遇《泰》之八”却是吉兆？《国语·晋语四》：“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春秋时期，史官占筮碰到悭吝之象，为避讳会换用其他筮法解卦。《国语》重耳遇“《屯》、《豫》皆八”，司空季子改用《周易》解释；《左传》穆姜遇“《艮》之八”，史官换用《周易》变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小往大来”，为《周易·泰》卦辞，便是史官遇恶爻“八”之后，换用《周易》解卦的例证。虽然按照《筮法》，“《泰》之八”为恶兆，但董因等巧妙地换用《周易》卦辞解卦，所以为吉。

二是《筮法》为八卦系统，没有六十四卦名及卦爻辞，但为何《左传》、《国语》占筮却出现《屯》、《豫》等别卦之名？《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筮法》不用六十四卦系统，没有别卦之名。根据《筮法》，《随》卦是无法称呼的。史官此处将《筮法》一系古易转换为《周易》，所以《随》卦的出现，实际是借用的《周易》卦名。

上文讲过，清华简《筮法》可以脱离《别卦》，独立进行占筮，但它们为何在一起出现？整理者认为《别卦》是经卦衍生谱，对于《周易》卦象、卦名及经卦的衍生研究都有一定参考价值。(29)八经卦为三画卦，六十四卦为重卦、六画卦，二者卦画的数量不同。但清华简《别卦》独特之处是卦象为经卦，与《筮法》同属八卦系统，但其卦名为别卦，属六十四卦系统。质言之，《别卦》是八卦系统与六十四卦系统的合体。《筮法》没有别卦，别卦之名见于《别卦》。《筮法》占筮只用八卦系统，《别卦》既有八卦系统，又有四十卦系统。《别卦》既无经文，又无传文，只是一个卦序，不能占筮，又无实际内容。战国之际，三易皆是六十四卦系统，我们怀疑清华简《别卦》与《筮法》同地出土，可能是因为它是《筮法》八卦系统，与其他易学六十四卦系统转换时的辅助材料。

三是《筮法》两卦为一组，一个六画卦不能占筮。但穆姜得《艮》卦，董因得《泰》卦，为何他们占筮仅得一卦？《左传》史官据《周易》卦变，由《艮》卦之《随》卦，说明当时只筮得一卦。如果有两卦，为何只言《艮》卦的卦变，不言后一卦的卦变？《左传》、《国语》解卦只用卦象，从不用爻象，为何《筮法》中却有爻象？这就说明《左传》、《国语》含“八”筮例所用揲蓍法，与清华简《筮法》显然存在差异。对此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以周原扶风卜骨为例，卜骨正面有一组筮数(单卦一组)：

一六一六六八。

背面有六组筮数(两卦一组)：

六九八一八六；

九一一一六五。

一八六八五五；

六八一一一一。

六八一一一八；

八八六六六六。(30)

沣西张家坡卜骨一组是：

一一六一一一；

另一组是：

六六八一一六；

六一六六六一。(31)

李学勤先生研究数字卦，有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殷周数字卦揲蓍法，可以分为甲、乙两种。(32)扶风卜骨、沣西张家坡卜骨为西周时期，皆属于李先生所说的揲蓍法乙，可见当时揲蓍法乙有两种占筮形式：一是单卦一组占筮，二是两卦一组占筮。《左传》、《国语》含“八”筮例一种是穆姜得单卦，与扶风卜骨正面单卦占筮同；一种是重耳得《屯》、《豫》两卦，与扶风卜骨背面两卦对占同。因此，《左传》、《国语》含“八”筮例所用筮法，正是西周时期扶风卜骨、沣西张家坡卜骨所用的筮法。程浩说的“《筮法》一系古易”，很可能是殷周揲蓍法乙。清华简《筮法》必须以两卦一组为占筮，因此《左传》、《国语》含“八”筮例，真正和清华简《筮法》相同的是重耳得《屯》、《豫》两卦，而穆姜、董因得单卦，与《筮法》只是近似。

《左传》、《国语》含“八”筮例之所以成为千古不解之谜，其难点主要表现在：一是上六爻也不变，为何不说“之八”？二是为何只说阴之八，不说阳之七？《国语·晋语四》说：“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韦昭注曰：“内曰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两卦，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八，谓震两阴爻，在贞在悔皆不动，故曰皆八，谓爻无为也。”(33)《屯》卦变为《豫》卦时，六二、六三两阴爻不动，仍为“八”，因此韦昭称之为“皆八”，并把史官所说的“爻无为”，解释为“阴爻不动”。韦昭之说影响深远，刘禹锡、钱大昕、尚秉和等学者皆采其说。

但刘大钧对此反驳说，《屯》上六爻亦为筮数八而未变，何以独指六二、六三两爻，而不及上六爻？(34)八，过去学者或训为“半”，(35)或训为“别”、“背”等。(36)现在由清华简《筮法》看，“八”即指筮数八，音近通假之说并不可信。“之八”是说卦中某筮数为八，“皆”的意思是“都”，“皆八”是说《屯》内卦、《豫》外卦皆为筮数八。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八八六八一八”，是目前所知出土材料中占得“八”最多的一卦，有四个“八”，即是内卦、外卦皆有“八”的例证。过去的研究，如程迥《周易古占法》、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答问》、高亨《周易古经通说》等，皆把“贞《屯》、悔《豫》”视为本卦与之卦。今以清华简《筮法》为参照，可知它可能是由两个重卦构成的一组卦，并非本卦与之卦的关系。

《左传》襄公九年“《艮》之八”，杜预注：“《周礼》大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37)《归藏》以不变为占，占七、八之爻；《周易》以变为占，占九、六之爻。此处占筮遇“《艮》之八”，所以杜预怀疑是《归藏》易。但杜预之说不能解释的是，既然《归藏》以七、八为占，为何《左传》、《国语》中只言“遇八”，却不提及“遇七”的筮例？(38)吴曾祺说：“此当以《连山》、《归藏》占之，故有‘皆八’之语。观下‘是在《周易》云云’，其义自见。”(39)其下《周易》云云，只能说明此处所用筮法并非《周易》。但不是《周易》，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是《归藏》。

清华简《筮法》卦画由四、五、六、七、八、九组成，六、七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且有符号化的趋势，真正能预测吉凶的是八、五、九、四。《筮法·祟》：“坤祟：门、行。纯乃母。八乃奴以死。”(40)《坤》卦虽有六爻，但只有八爻出现，男子才会为奴而死。《归藏》七爻、八爻共同担负占筮职责，言八爻必言七爻。而清华简《筮法》的独特之处在于七爻符号化，占筮功能削弱，只要八爻单独出现，便能兆示吉凶，此正能解释《左传》、《国语》只言八爻、不言七爻的疑难。

对于筮史所说“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的含义，刘大钧解释为，《屯》内卦震为车，外卦坎为险陷，有震车遇坎险之象，不是有作为的卦爻。(41)廖名春说《屯》为“难生”之义，豫有“犹豫”之义。(42)清华简《筮法·爻象》：“凡爻……作于上，外有吝；作于下，内有吝；上下皆作，邦有兵命、燹怪。”八作为恶爻，出现在上卦，则国外有吝；出现在下卦，则国内有吝；上下卦皆出现，则整个国家将有外敌入侵等祸灾。我们据此推测，重耳贞问“是否得国”，占筮的结果是上下卦皆有八，即上下皆有吝，国家有灾，所以巫史占断为“不吉”。重耳问能否主政晋国，占筮的结果是左下、右上皆八。据《筮法·四位表》左下之位为宫廷之位，右上为门之位(见表3)。重耳之筮，八在《屯》居宫廷之位，在《豫》居门之位。内不得于宫廷之位，外不得于门之位，不得其门而入，正合史官所说的“闭而不通”。葛陵简乙二·2：“一六六六六一；六八六一六六。”(43)学者已注意到此筮例中两个“六”之间的“八”，写得比一般数字大，说明其为吉凶的重要征兆。八为恶爻，它出现之后，宫廷之位与门之位闭塞不通，其他爻虽有吉兆，亦不能有所作为，因此史官说“爻无为也”。

四、《筮法》与殷周揲蓍法乙

与以先秦诸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相比，《筮法》属于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其特点是历史悠久，稳定性强，在民间影响久远。《筮法》揲蓍之法与包山简、葛陵简相同，(44)可见其在楚地流传极广。《筮法》是楚人所创，还是另有来源？由于文献记载缺乏，对《筮法》源头的追溯，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楚辞·离骚》：“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王逸《章句》云：“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45)清华简《楚居》说：“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宾于天，巫(咸)该其胁以楚。”(46)妣难产，巫咸以荆条包扎其肋骨。巫咸为商朝太戊时期大臣，与妣所处时代相去甚远，古代职业世袭，因此《楚居》中的巫咸，我们怀疑是巫咸的后裔或族众。巫咸作为商代名臣，而屡见于楚文献，似可证明楚文化与殷商文化之间，有着深厚渊源。(47)巫咸精通占筮之术，其后人远涉楚地，特别是《商书》的占筮用语“贞曰”，亦见于《筮法》，这使我们猜测，清华简《筮法》与殷周早期数字卦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殷商甲骨易卦有两种类型，一是奇数卦组合，主要为一组或为三组。如刘家桥村北卜骨：一一六六一五；九七七；六八八八六六。(48)二是偶数卦组合，常见于殷商陶片或铜戈，以两卦一组为多。最典型的是殷墟苗圃北地80号墓出土一件筮数砺石，正面易卦有三组：

七六六六六七；

七六八七六七；

六六五七六八。

侧面有一组：

六六七六六八。

背面有两组：

八一一一六六；

八一一一一六。(49)

《尚书·洪范》：“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同一件事三个人分别占筮，听从占筮结果相同或相近的二人之言。殷墟易卦中的三卦一组，可以理解为“乃卜三龟”，即三人分别占筮。但一组两卦是不是一事占两次？如果两人占卜结果互相矛盾，以谁的占筮结果为准？张朋说，这是两次占筮相同或相近，所以不再进行第三次占筮。(50)但以西周淳化陶罐两卦一组为例：八一一八一六；六八五六一八。(51)一爻相同，不同的多达五爻，怎么能说是两次占筮结果相近呢？出土资料中，甚至出现四卜乃至六卜的情况。如长安西仁村陶拍：

八八六八一八；

八一六六六六。

一一六一一一；

一一一六一一。(52)

周原扶风卜骨背面有六组筮数：

六九八一八六；

九一一一六五。

一八六八五五；

六八一一一一。

六八一一一八；

八八六六六六。(53)

《礼记·曲礼》说：“卜筮不过三。”对一件事的占卜，最多不能超过三次，超过则是亵渎神灵。而清华简《筮法》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六画卦同时对占的例证，因此西仁村陶拍、扶风卜骨明显不是一件事连续卜四次，乃至六次，很可能是一次占筮得两卦，是两卦一组的对占，才符合“卜筮不过三”的古礼。

李学勤先生指出，殷周揲蓍法分为两种：一种是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金文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甲，另一种是淳化陶罐、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乙。(54)清华简《筮法》是否源于甲种呢？揲蓍法甲有时会有卦名或卦辞，如殷墟四盘磨卜骨：“七五七六六六，曰：囟(斯)□。七八七六七六，曰：囟(斯)□。”(55)而清华简《筮法》占筮不使用卦名、卦爻辞。揲蓍法甲筮数“一”与“七”并存，以安阳殷墟卜甲为例：“六七一六七九。”(56)清华简《筮法》“一”代表“七”，因此一卦筮数之中，“一”与“七”不可能同时共存。鉴于以上两点显著差异，清华简《筮法》出自揲蓍法甲的可能性并不大。

考察清华简《筮法》与殷周易卦的关系，关键一点是将揲蓍法甲与揲蓍法乙分开。关于扶风卜骨，李学勤先生曾说“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七”，(57)李先生的解释是揲蓍法乙中七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58)但五、六、八、九都能依次揲蓍出来，为何中间唯独缺少七？从先秦唯一尚存的筮法——大衍筮法看，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清华简《筮法》“七”写作“一”，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清华简《筮法》只有一，没有七。殷周揲蓍法甲一、七并存，则七不可能写作一。而殷周揲蓍法乙只有一，没有七，才是七被一代替的前提。二是《筮法》“一”(七)概率特别高。“一”在殷墟砾石概率是58%，在扶风卜骨是33%，在沣西张家坡卜骨是58%，在西仁村陶拍是50%，在淳化陶罐是62%。(59)不必再多举例，按照清华简《筮法》“一”(七)出现频率高的情况推测，殷周揲蓍法乙的“一”，可能就是“七”。清华简《筮法》“七”写作“一”的发现，正好能解决殷周揲蓍法乙没有七的疑难。殷周揲蓍法乙不是不能产生“七”，而把“七”写作“一”，或许才是它独有的特征。

殷周揲蓍法乙与楚地筮法的相同之处，(60)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一是筮数分布基本相同。清华简《筮法》所用筮数为四、五、六、一(七)、八、九，唯独四不见于揲蓍法乙。但从《筮法》看，筮数四出现的概率极低，仅为1%，四不见于揲蓍法乙，是由于它出现概率低的缘故。葛陵简、包山简、天星观简同样不见筮数四，四少见甚至是不见，反而是揲蓍法乙与楚地筮法相同的明证。

二是筮数出现频率的规律。揲蓍法乙六、七出现的概率最高，概率之和一般在60%以上，如沣西张家坡卜骨竟高达96%，而其他筮数概率明显偏低。《筮法》亦是如此，六、七概率之和高达92%。清华简《筮法·爻象》说：“八为风，为水，为言……五象为天，为日，为贵人，为兵……九象为大兽，为木，为备戒……四之象为地，为圆，为鼓。”(61)除六、七外，《筮法》其他筮数按照八、五、九、四顺序排列。为何八、五、九、四的顺序排列，目前的解释有两种：一是筮数出现的概率由高到低。但《筮法》筮数出现的概率，八是1.5%，五是2%，九是3%，四是1%。九的概率高于八和五，五高于八，似乎不支持这种说法。二是时间先后。《筮法·得》：“春见八，乃亦得。夏见五，乃亦得。秋见九，乃亦得。冬见四，乃亦得。”(62)八、五、九、四与春夏秋冬对应，似乎是时间的顺序。对此，我们该如何取舍？

《筮法》是介绍占筮原则与方法的“说明书”，为更加详细地介绍占筮的原理，可能对无关或重复筮例进行了剔除、淘汰。葛陵简、包山简、天星观简与清华简《筮法》揲蓍之法相同，是筮占的真实例证，未经筮人的筛选，更能反映当时筮占的原貌。葛陵简筮数概率，八是4%，五是3%，九是1%，四是0%。(63)包山简筮数概率，八是9%，五是1%，九是0%，四是0%。天星观简筮数概率，八是6%，五是1%，九是1%，四是0%。从葛陵简、包山简等看，八、五、九、四按照概率由高到低排列，依然是楚地筮法筮数排列的一般规律。(64)

殷墟砾石(背面)、沣西张家坡卜骨及西仁村陶筮数只有八，没有五、九、四，无法考察。扶风卜骨筮数概率，八是24%，五是7%，九是5%，四是0%。淳化陶罐筮数概率，八是15%，五是5%，九是3%，四是0%。从扶风卜骨和淳化陶罐看，殷周揲蓍法乙八、五、九、四按照概率由高到低排列，依然成立。从一般情况看，殷周揲蓍法乙筮数概率七高于六，战国楚简筮数六高于七(包山简七高于六)。除了六、七之外，八、五、九、四按照概率由高到低排列，是殷周揲蓍法乙与楚地筮法的共同特点。

三是都存在两卦并占的占筮形式。清华简《筮法》占筮全部是两卦一组，格式如下：

这种两组卦并占的形式，亦见于揲蓍法乙，如长安西仁村陶拍、周原扶风卜骨等。四是筮数没有“一”与“七”共存的现象，一”的出现概率特别高，如殷墟砾石背面易卦为58%，包山简为47%。五是殷周揲蓍法乙与《筮法》都不使用卦爻辞，吉凶预测主要借助筮数及其位置对应关系。

以上五点，占筮都不使用卦爻辞，占筮形式都存在两卦并占的例证，筮数分布相同，一、七不共存，八、五、九、四的概率顺序基本一致，(65)特别是包山简筮数七、六、八、五的排列顺序，与揲蓍法乙完全相同，明显拉近了清华简《筮法》与殷周揲蓍法乙之间的距离。

《连山》、《归藏》、《周易》皆是六十四卦系统，而清华简《筮法》只有八卦系统，没有六十四卦系统，它独立于三易之外。殷周揲蓍法甲一、七并存，与《筮法》筮数组合明显不同。《左》、《国》易卦多本卦、之卦之变，大都不见于《筮法》。(66)因此，揲蓍法乙是目前所知与楚地筮法形式最为接近的早期数字卦。清华简《筮法》涵盖十七命，内容丰富，布局严谨，自成一系，其形成可能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如果寻找楚地筮法的最初源头，揲蓍法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揲蓍法乙与楚地筮法存在不少差别：一是揲蓍法乙有两种形式，一组一卦与一组两卦，而楚地筮法只有一组两卦。二是揲蓍法乙筮数概率七高于六，而楚地筮法一般则是六高于七。三是筮数概率取值范围差异。揲蓍法乙筮数五的取值范围是5%—7%，而楚地筮法只有1%—3%。揲蓍法乙筮数六的取值范围是15%—38%，而楚地筮法高达43%—56%。(67)鉴于以上差异，说楚地筮法源于揲蓍法乙，目前似乎尚不能完全论定。

推断殷墟卜骨上的奇异数字是易卦，是张政烺卓越的学术贡献，他对数字卦的破解，是按照“偶数为阴，奇数为阳”的原则，把数字卦转换成《周易》卦画。(68)受其影响，学界却走入把数字卦等同《周易》的误区。淳化陶罐的一组筮数是：“八一一八一六；六八五六一八。”前者相当于《周易》的困卦，后者相当于《周易》的解卦。李学勤认为是一爻不动，恰好是五爻阴阳互变。(69)长安西仁村陶拍采集：2的筮数组合依次是：

八八六八一八；

八一六六六六。

一一六一一一；

一一一六一一。

采集：1的筮数组合是：

六一六一六一；

一六一六一六。

李学勤先生说按照奇阳阴偶的原则，采集：2分别对应《周易》的《师》、《比》、《小畜》、《履》四卦，采集：1对应的《既济》、《未济》两卦，与《周易》卦序高度吻合。由《师》至《履》、《既济》至《未济》两处局部卦序，可知当时《周易》卦序基本同于今传本卦序，《周易》在那时已经存在。(70)梁韦弦认为，陶拍上的数字卦已能体现出六十四卦之间“非覆即变”的关系。(71)其他学者，如史善刚、董延寿等，也都以此立说。(72)

淳化陶罐、西仁村陶拍是殷周揲蓍法乙的典型筮例，而揲蓍法乙与《周易》的不同，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一是筮数不同。揲蓍法乙有五、六、一(七)、八、九，至少5个筮数，而《周易》只有六、七、八、九4个筮数。《周易》筮数九不可或缺，而淳化陶罐、西仁村陶拍只用六、一(七)、八，无九亦能成卦。二是概率不同。揲蓍法乙筮数概率自高到低依次是一(七)、六、八、五、九，而《周易》是八、七、九、六。(73)三是筮数概率取值范围不同。揲蓍法乙筮数八概率最高为24%，而《周易》高达44%。筮数九的概率，《周易》高达19%，而揲蓍法乙最高只有5%。四是《周易》有卦名、卦爻辞，而揲蓍法乙不见卦名及卦爻辞。五是爻变不同。《周易》卦变是九、六变，六变七，九变八，但七、八不变。即“老变少不变”。淳化陶罐是八变六，一(七)变八，西仁村陶拍是八变一(七)，八变六，一(七)变六。不仅七、八变，六与八皆是偶数，均为阴爻，竟然互变。试问这种卦变，在《周易》系统内如何解释？上述研究者以西仁村陶拍、淳化陶罐两卦一组筮例，讨论两组筮数之间的卦变关系，推论今本《周易》卦序问题，把非《周易》系统当作《周易》系统讨论，所得出的结论，恐难以令人信服。

先秦时期，占筮是每个易学系统的主要功能。殷周揲蓍法乙中两两并列的数字卦，如殷墟苗圃北地筮数砺石(只限背面)、西周扶风卜骨及沣西张家坡卜骨等没有卦名，不能像《周易》那样依据卦辞、爻辞进行占筮，它们只有一组或两组数字，试问是如何预测吉凶的呢？从揲蓍法乙与清华简《筮法》多重相似性来看，揲蓍法乙占筮也有可能是根据小概率的筮数，依据不同筮数之间的位置关系，来预测吉凶悔吝的。

《周易》古经的形成，与文王紧密相关。《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74)《易传·系辞》、《史记·周本纪》明确肯定文王演《周易》的贡献，是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但近几十年来，殷周易卦的发现，导致学界对文王重卦说的直接否定。张亚初、刘雨指出，在文王之前或同时，从商都王城到边远地区都广泛流行着重卦符号，因此说“重卦”是文王发明的，是不太可能的。(75)姜广辉、林忠军、邢文等学者，皆从此说。

既然殷周揲蓍法乙不属于《周易》系统，而和楚地筮法有诸多相似，那么它也有可能像《筮法》一样，从属于四位八卦分析系统。揲蓍法乙中六个筮数联用的易卦，就不一定是别卦，而有可能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单卦。(76)清华简《筮法》重要的学术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六个筮数联用，不是断定殷墟易卦为重卦的充分条件。殷墟出土的六个筮数联用的易卦，有可能是重卦，也有可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单卦，如殷墟筮数砾石背面：八一一一六六，就有可能是两个单卦。在两种可能性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知其筮法，不知筮者对六个筮数如何规定、分析，我们依然无法断言重卦在当时已经产生。殷周之际，筮法流变复杂，我们能确定的内容却极其有限。学者看到六个筮数在文王之前已经联用，便断言文王不曾推演六十四卦，现在看来，六个筮数联用，与六十四卦系统形成并不能画等号，“重卦的筮法首先出现于商，后来才推广到周”，也未必是铁板钉钉的结论。

综上所述，清华简《筮法》八卦卦名、卦序与《归藏》密合，具有鲜明的《归藏》特征。但它占筮只依据八经卦，不用六十四卦系统，其占筮方法与原则，又与《归藏》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筮法》六、七符号化，筮数八可独立兆示吉凶，使《左传》、《国语》不言阳之七、只言阴之八的学术公案，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左传》、《国语》某卦之“八”，即是筮数八。韦昭“八为不动阴爻”说法，存在明显的误读。数字卦向符号卦转型，是先秦易学表现形式的重大调整。清华简《筮法》为我们提供了数字卦向符号卦过渡的生动样板，它所反映的数字爻与符号爻的分工，很可能是先秦时期数字卦向符号卦转型的重要原理与依据。

殷周揲蓍法乙与楚地筮法都不使用卦爻辞，占筮形式都存在两卦并占的例证，筮数分布相同，一、七不共存，特别是包山简七、六、八、五的筮数概率排列顺序，与揲蓍法乙完全相同，因此揲蓍法乙是目前所知与楚地筮法形式最为接近的早期数字卦。如果寻找楚地筮法的最初源头，揲蓍法乙是颇为值得关注的对象。殷墟易卦有六个筮数联用的情形，学者据此认为重卦在文王之前已经产生，文王不曾重六爻。而清华简《筮法》告诉我们，仅靠一组六个筮数相联，如果不知其筮法，并不能断定其必然是重卦。殷墟卜骨上六个筮数相联的易卦，有可能是重卦，也有可能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单卦。六个筮数联用，与六十四卦系统形成不能画等号。如果不知其筮法，单据六个筮数在商代晚期联用的情形，断言重卦在当时已经出现，似乎依然难以成为定谳。

承蒙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李学勤：《〈归藏〉与清华简〈筮法〉、〈别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

②孔颖达说：“世有《归藏易》者，伪妄之书，非殷易也。”孔颖达斥《归藏》为伪书，此后马端临、吴莱、皮锡瑞等皆持此说。1993年，湖北省江陵县荆州镇郢北村发掘清理出一批墓葬群，出土大批秦代“易占”文献，有数条内容，如“昔者羿善射，毕十日，果毕之”等，与今传《归藏》直接对应或相似，证明传本《归藏》确非伪书。《归藏》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佚本，本文所论即据此书。(参见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42页；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1—43页；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6—39页)

③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上海：中西书局，2013年，第89页。

④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9页。

⑤朱元升：《三易备遗》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册，第811页。

⑥李过：《西溪易说·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册，第625页。

⑦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20页。

⑧朱震：《易丛说》，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册，第362页；罗泌撰：《路史》卷32，罗苹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第458页。

⑨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03页。

⑩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12页。

(11)廖名春以帛书《系辞》为据，认为清华简《筮法》“离”作“罗”，当训为“藏”。(参见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2013年第8期)

(1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20页。

(13)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第35页。

(14)参见韩自强：《〈周易〉卦画演变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季旭升：《古文字中的易卦材料》，刘大钧主编：《百年易学菁华集成·易学史》，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

(15)李宗煜；《数字卦与阴阳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7本第2分，2006年，第287页。

(16)参见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2013年第8期；马楠：《清华简〈筮法〉二题》，《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另韩自强论及天星观楚简时，亦有“一”为“七”的说法。(参见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17)廖名春已指出这点，参见氏著：《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2013年第8期。

(18)人身八卦图图版参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4—5页。

(1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20页。

(20)董光璧编著：《易学科学史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66页。

(21)我们认为，上博简《周易》阳爻“”是筮数七，阴爻“”为筮数八。濮茅左以为上博简《周易》阴爻为六，阳爻为九，字形与战国文字“九”明显不合，恐非。(参见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34页)

(22)不同揲蓍法，概率高的筮数不同。

(23)我们只是借清华简《筮法》揭示筮数转换为卦画的原理，并不是说卦画的出现晚至战国、秦汉之际。

(24)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25)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第127—133页。

(26)程浩：《清华简〈筮法〉与周代占筮系统》，《周易研究》2013年第6期。

(27)参见李守奎：《清华简〈筮法〉文字与文本特点略说》，《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28)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79页。

(29)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28页。

(30)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31)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

(32)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231页。

(33)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0页。

(34)刘大钧：《周易概论》，第125页。

(35)俞志慧：《〈国语·晋语四〉“贞屯悔豫皆八”为宜变之爻与不变之爻皆半说》，《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4期。

(36)廖名春：《〈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方铭主编：《〈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6—13页。

(37)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3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42页。

(38)参见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56页；尚秉和：《周易古筮考通解》，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3—294页。

(39)参见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第340页。

(40)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15页。

(41)刘大钧：《周易概论》，第122页。

(42)廖名春：《〈左传〉〈国语〉易筮言“八”解》，方铭主编：《〈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第6—13页。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图版一三○，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44)参见马楠：《清华简〈筮法〉二题》，《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45)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43—444页。

(46)咸字释读，参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楚居〉研读札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ID=1353，2011年1月5日。

(47)清华简《楚居》说季连娶盘庚之子妣隹，血统渊源的存在，亦证明楚、商关系非同一般。

(48)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

(50)张朋：《数字卦与占筮——考古发现中的筮法及相关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

(51)姚生民：《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第3期。

(52)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第11期。

(53)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第2期。

(54)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31页。

(55)此处文字释读，采李学勤之说。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05页。

(56)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57)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28页。

(58)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31页。

(59)以下数据皆见表4，不再一一注明。

(60)由于清华简《筮法》与葛陵简、包山简、天星观简揲蓍之法相同，所以笔者把它们统称为楚地筮法。

(61)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120页。

(62)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第84页。

(63)某筮数未出现，按照0%计算。下同。

(64)之所以说是一般规律，并不排除个别例外存在。另八、五、九、四如果既是时间顺序，同时也是概率顺序，似乎也并不矛盾。

(65)殷周揲蓍法乙筮数概率顺序，自高到低依次是七、六、八、五、九、四。楚地筮法则有六、七、八、五、九、四与七、六、八、五、九、四两种，后者与揲蓍法乙顺序同。

(66)《左传》、《国语》含“八”筮例除外，所以我们用“大都”加以限定。

(67)殷周之际，揲蓍法乙占筮形式是一组一卦与一组两卦。春秋时期，《左》、《国》含“八”筮例也是一组一卦与一组两卦，而战国时期，楚地筮法皆变为一组两卦，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楚地筮法对揲蓍法乙有所改革，有所损益。

(68)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69)李学勤：《西周筮数陶罐的研究》，《人文杂志》1990年第6期。

(70)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第237页。

(71)梁韦弦：《关于数字卦与六十四卦符号体系之形成问题》，《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

(72)史善刚、董延寿：《王家台秦简〈易〉卦非“殷易”亦非〈归藏〉》，《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

(73)《周易》筮数概率，八为44%，七为31%，九为19%，六为6%。参见董光璧：《易学科学史纲》，第66页。

(74)《史记》卷4《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9页。

(75)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

(76)由于篇幅所限，本文讨论的对象仅限揲蓍法乙。对于揲蓍法甲中两卦一组的筮例，我们将另文讨论。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