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解决全球困境的重要资源

作者：安乐哲（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四月十一日己亥

           耶稣2016年5月17日

儒学被视为一种资源

《社会科学报》：桑德尔的著作在中国受到关注和传播，在您看来，桑德尔的思想会给中国哲学带来哪些影响和启发？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的互动和关系的？

安乐哲：桑德尔对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寻找一种能够代替普遍的自由个人主义的人的概念，来思考自主性、合理性、自由、独立性等。他尝试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发展出一种人的概念，这种人有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但需具备批判性的反思能力。桑德尔认为政治学和伦理学是相关联的，而不是分离的。

儒家哲学对世界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强有力替代。儒家角色伦理中的处在关系结构中的人这一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有很多差别，并且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儒学被桑德尔视为一种资源，可以使他自己的“关系人”的概念更有趣、更具有说服力。很多西方哲学家反对将家庭作为伦理讨论的主体，这是因为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是部分的、个体的，而不是客观的。但是儒学是以家庭为起点的，而且在这一普遍主体中发展了人的相关概念。家庭角色是正在发展的道德能力的进入点。这正是儒家所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桑德尔从儒学那里所学习到的比儒学从桑德尔那里所学习到的要多得多。

《社会科学报》：在追求美德伦理上，中西是共同的，因此桑德尔提出要追求“共同善”（common good）、“好生活”（good life）的美德伦理。对此，李泽厚先生曾指出，中国是家国相联，由家及国，重视情理结构；西方是家国分离，公私区别，理性至上。对于中西美德伦理上的差别，您是如何看的？

安乐哲：李泽厚先生对桑德尔的这一回应非常好。中西在美德伦理上的态度是不同的。中国注重“礼”，形成了一套需要遵守的礼制；而西方注重“理”，含有选择的意味。很多学者无法指出亚里士多德和儒学之间的区别，桑德尔对此有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即不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内容，而只选择有关“理”的这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其实是一个矛盾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实践论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很抽象的人。有很多人会问，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不是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哲学。追求wisdom的哲学是讲究实用性的学问，而亚里士多德哲学追求的是最高的、永远存在的原则。

中国哲学的通与变

《社会科学报》：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进入中国，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夹杂着西方的内涵和路径，但是，我们也不可能以保守的姿态完全抵御西学。那么，对于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国哲学如何自处并获得突破发展？

安乐哲：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佛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改变了很多东西，但是它也变成了中国自己所特有的一种文化——中国佛学。

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是不一样的佛学。由此可见，中国吸收西学思想的方式一直是比较哲学的模式，因此，我们现在看，新儒学家牟宗三和康德有密切关系，方东美和西方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唐君毅和黑格尔、怀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方面，“通”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是“变”，中国传统哲学在不断吸收新的东西。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即“不对称”问题，西方的思想、观点往往被理论化了。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日本，后来发展到韩国、中国，它们往往有西方现代主义观点和构架，甚至改变了自己的语言。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不重视自己的传统，而不是西学的原因。比如，孟子的“心”的概念，很多中国学者要把它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心”作为一种永远存在、每个人都有的本质性的普遍性的东西，这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国很多学者会用西方的概念去理解自己的传统。

《社会科学报》：当前，中国哲学正在追求现代世界，因此，中国哲学也存在着古今之间的张力。那么，对于传统中国哲学而言，应以什么标准鉴定其精华？又如何将之现代化？

安乐哲：儒学翻译成英语是Confucianism，这听起来有点像孔子主义，就像Marxism、Christianity等。其实儒学和Confucianism是两回事，儒学是在孔子所处年代之前商朝的一个社会阶级，即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了解文化和传统，产生自己的观点，并用其面对时代的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儒学有不同的内容，儒学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易经的智慧在于变通，时代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要学会“通”，把自己的文化传承下去。

其实，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没有联系的，而是具有一致性的。举个例子，两年前，我们在夏威夷建立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东方国家的学者和欧美学者汇聚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要把儒学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资源。

在我们看来，儒学并不是东方的，而是全世界的，以更长的时代背景来看，儒学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在当前时代，儒学要现代化。比如，儒学如果不能很好地对待性别歧视问题的话，就和现代化不相宜了。儒学要在每一个时代有所变通，或者说现代化，否则它就无法面对这个时代。

无限游戏中的儒学智慧

《社会科学报》：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比如环境问题、战争问题等。您在一些文章和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理念虽不是解决当今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方式。请您谈谈主要有哪些儒家理念可以借鉴？

安乐哲：全球面临着气候变暖、恐怖袭击、食物短缺、人口爆炸等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困境而不是问题。人类面临的困境都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都和人类有关系；第二，没有边界，无论何种国别、种族等，都要面对。第三，问题之间有机联系，我们无法做到只解决其一而不顾其他。但是，我们有文化资源来面对这种困境。在解决全球困境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应该有中国传统相应的位置，儒学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但至少应该有一个位置。

儒家思想是以关系为主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且是一种以家庭为主的文化传统。“人”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处于关系之中的。“以关系为本”恰恰是“无限游戏”的本质特征。“无限游戏”是美国哲学家、宗教研究学者詹姆斯·卡斯在其著作《有限与无限的游戏》中提出的。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游戏”：“有限的游戏”和“无限的游戏”。“游戏”可以被看做人类做的事。

“有限游戏”是有限定的，确立一套有限的规则，并在有限时间内分出赢家和输家。而在“无限游戏”中，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目标；游戏双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无限游戏”总是双赢或双输的。比如，气候变暖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解决，为此而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就是一种“无限游戏”的态度。现在的时代处于从“有限游戏”转向“无限游戏”的模式。

《道德经》（英文版）安乐哲译

《社会科学报》：就如您所言，儒学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应该有其相应位置。近些年来，中国文化、学术也正在努力走出去。据您的观察，当前中西学术交流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

安乐哲：对于中西方的学术交流，我仍要强调不对称的问题。在中国的图书馆、书店里，可以看到西方经典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而且一旦有西方学者出版新著，就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传播开来。

但是在西方，被翻译成英文的中文很少，比如在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张君劢等几乎没有人认识。这还需要做很多工作。最近，我将参与香港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中国重要的思想家的著作翻译成英文。而且据我所知，有学者今年夏天将把李泽厚的几本著作翻译完成，并在外国发表出版。中国前几年就已经开始这样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

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找到恰当的翻译者。比如对中国哲学著作的翻译，翻译者不仅需要语言熟练，而且还须兼具深厚的中西方的哲学、文化背景。中西方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如果直接把中国哲学的书翻译成英文，就变成了一个“怪物”。好的翻译，一方面要把原著翻译成第二语言，另一方面要再现原著内容的涵义和文化背景。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