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朴民，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一、怎么界定“国学”

　　“国学热”的兴起,深层次的根源毫无疑问与中国在新世纪全面崛起有关,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闪耀亮相的标志。换言之,在我们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对话的时候必须有自由的平台和载体,要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赢得最广大的人们的认同,即找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这样也可以使对方最大程度地了解我们,减少误解,同时我们也要对西方有所了解,这就是文化的作用。国学就在此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国学”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又该怎么来界定?这始终是个问题。假如一定要给“国学”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我赞同下面的提法,即“国学就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及其研究的学问”。

　　具体地说,“国学”包含有三个层面:第一,它是一种知识体系。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应该有一种最起码的亲近感与敬畏心,应自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对唐诗宋词、四书五经、《史记》、《汉书》这些内容应该有基本的了解。第二,它是一种思维智慧,是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管中国人有没有正式地把国学当做学问来学习,都是在国学的氛围里成长的,受到其熏陶的。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面对同样的事情,中国人和西方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最后,“国学”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比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应该说,这些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才是国学最根本的内容。

　　在强调价值理念为“国学”核心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国学”综合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不能把“国学”收缩为单纯的精神、理论层面,而应该系统梳理“国学”演变的轨迹,区分“国学”的原生态与次生态,界定“国学”的“道”与“术”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人在那里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但却很少有人清楚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要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清?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振《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呢,还是回归以全人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倘若连这些都没有任何感觉,理不清头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却侈言国学,大谈传统,则不免是顾盼自雄,自娱自乐而已。

二、如何认识“国学”

　　“国学”是个好东西,这一点恐怕没有人能否定。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学”如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也有它的软肋,也有它的局限性。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国学”依旧昌盛的清代后期,偌大的中国怎么会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侵略面前,几无招架之力,留下极其屈辱的历史一页!

　　说到底,“国学”的不少内涵有的本身就是落后腐朽的,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三纲思想,这种情况,在号称“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如它公然鼓吹“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这就是战争中的“抢光”;又如它提倡在战争中对敌方实施“堕其城、毁其国”,这也有“烧光”“杀光”之嫌。无怪乎曾有人称孙子是战争中推行“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话虽然说得有些刻薄,但并非子虚乌有,厚诬古人。

　　有的本来是正面积极的内容,但随着时空变化,时过境迁,渐渐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已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而成为了历史的惰性与包袱。譬如《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原始民本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这在其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无疑是进步的,但进入近代后,却严重滞后于新型的民主要求了,而它本身是无法顺利完成转型,变“令民与上同意”为“令上与民同意”的。

　　另外,以“国学”为主要表现的传统文化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是知行割裂的。如《孙子兵法》乍读之下,会觉得它很爱兵,体恤士卒,视如爱子:“视卒如婴儿”、“视卒如赤子”,云云,真的是亲切动听,令人神往。但如果你把它看做是孙子的真实想法,那可就太天真、太离谱了。其实在孙子的眼里,士卒不过是牛羊而已,“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所以,可以“上屋而抽其梯”,能够“置之死地然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不存丝毫怜悯之心,只有赤裸裸的敲骨吸髓,还美其名曰“慈不掌兵”。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学”绝对不是只有其美、没有其恶的纯粹事物,在它的身上,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同样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因它存有糟粕而一概抹煞它,但同样也不能因它今天仍拥有合理的内核而一味拔高它。科学理性、一分为二永远是我们对待“国学”应有的立场与态度。在“国学热”蓬勃兴起的今天,我们对“国学”多一份冷静、多一点客观尤其显得重要,注意避免因弘扬“国学”而导致对传统文化的曲解与粉饰,为维系定见而虚幻想象。

三、怎样弘扬“国学”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与社会上也是说法多样、意见纷纭。我个人认为,在传承与弘扬“国学”方面,宜提倡“三纲九目”:第一,要强调“三个回归”,即回归文本,回归主流,回归核心。第二,要完成“三个沟通”,即沟通古今,沟通中外,沟通知行。第三,要实现“三个超越”,即超越文本,超越四部,超越国界。

　　现在,有些人把“国学”在近现代的中衰、没落完全归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后遗症,这种说法有些似是而非。我们细加考察就能看到在“五四”以后国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高潮。现在很多人研究国学,争论的问题和民国期间争论的东西是一样的,讨论的好多问题是民国时期的翻版。

　　民国的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完全是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理念、中西文化汇通的角度进行科学的研究,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借鉴西方学术、理论、文化及其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进行综合性研究。第二类可以无锡国专为代表。那里注重国学教育的博雅性,不但践行“文以载道”的理想精神,也注重“游于艺”的艺术陶冶,追求“全人”人格的滋育培养。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均有较高的造诣,都是很好的,那里出来一大批人,比如饶宗颐、钱仲联、冯其庸、王遽常全部是这里出来的。这又是一个路子。还有就是马一浮的,他搞复性书院,强调“六艺”为一切学术之本,就是坚守原则,比较传统的做法。可以称得上是原教旨主义者,最后所有老师都跑光了,熊十力也不跟他合作,复兴书院也搞不下去了。显而易见,清华国学研究的特点是求真务实,无锡国专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是崇尚博雅,马一浮的国学教育与研究的特点是追求纯粹。

　　当然,我们今天弘扬国学,应该有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尤其要做到两个“超越”:

　　第一,超越单纯的汉族畛域。中华民族有五十六个民族,不能因为强调了五十六个民族的个性,淡化甚至否认了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主体的共性的东西。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不要让少数民族看来,你们这个国学仅仅是你们汉族的学问,与我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今天的国学仅仅局限于汉族这一块,显然会是残缺不全的,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今天的国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之学,五十六个民族个个有份,弘扬它也是个个有责。总之,我们的大国学首先应该是超越汉族的。

　　第二,超越经史子集。为什么后来国学变成大家觉得无用的了,或者说淡出了,因为后来限于经史子集中。但是去看一下《汉书•艺文志》,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有“六略”。第一略通论,下面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就相当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学派;诗赋略,就是文学创作;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方技略,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经史子集里淡化了这些操作、实践性的东西。要超越经史子集,而回归到《汉书•艺文志》的学科传统中。

　　西周时期的“六艺”,是培养“全人”人格的,德、智、体、美全方位发展,有精神思想的指导:“礼”“乐”,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化技能的掌握:“书”“数”,也有军事技能、操作实践能力的培养:“射”“御”。但孔子之后的“六艺”却变成了纯粹的课本、书本知识。“学习”,一个词有两层意思,不是偏正结构,而是一个并列结构。“学”,首先是从知识层面上学,是被动的、灌输性的学;“习”,是练习,是在实践中练习它、升华它,然后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本来“学习”是个很好的词,现在我们只有“学”,没有“习”的成分了。所以今天弘扬国学,要真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就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总之,现在我们提倡的“大国学”“新国学”,绝对不是要回到单纯的经史子集小小的范围里面,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国学,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场而非狭隘的汉族文化角度研究国学。我们还是要包容,当然,包容也不是没有主导,即在坚持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原于传统又高于传统。

原载于2010-01-04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