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缺少的儒家自由教育

作者：吴万伟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廿一日庚辰

           耶稣2016年2月28日

【摘要】本文认为儒家传统能够丰富有关自由教育未来的对话。儒家自由教育有两大不可分割的目标---高贵和文明。一个是通过自我修身培养个人品德、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同情心，一个是通过礼仪实践和贤能政治改善社会行为。本文认为学习经典、音乐教育、语言学习和科学思维习惯等是儒家自由教育的基本内容。最后一节谈论儒家自由教育的方法如苏格拉底式对话、朱熹的四步读书法、克己和静坐等。儒家是不可缺少的智慧来源。

【关键词】儒家、自由教育、自我修身、批判性思考、贤能政治

据说美国著名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曾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你们中国人提倡的是君子道德，我们美国人提倡的是小人道德。因为你们中国人对人的道德有很高的要求，我们美国人则只要求人守法、纳税，要求很低。”[1]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人都是道德高尚的君子，美国人都是小人，但它的确表明了道德伦理教育在中国人思想及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自由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有思想关心公益的公民。儒家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指导性教育哲学。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儒家传统该如何丰富世界有关自由教育未来的对话呢？

I.  儒家自由教育的目标

荷兰文化哲学家罗布·里曼（Rob Riemen）在为乔治·斯坦纳的《欧洲的思想》而撰写的序文中说，“艺术、人文、哲学、神学、美学等所有这些的存在都是为了让精神变得更加高贵，让人类发现和拥有其最高形式的尊严。正是人类灵魂和思想的培养和塑造让人们不再仅仅是人：一个动物。”[2] 2014年5月23日，美国CNN 主持人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毕业典礼演讲中对自由教育的价值做了一个总结。这种教育给我们与找工作和职业发展相关的美德和技能；教导我们如何写作如何说话如何学习；为我们提供让自己生活变得更丰富更高贵的方法；让我们不再仅仅是个动物。[3]

这些是我最近看到的西方有关自由教育目标的最简洁和最具说服力的总结。孔子对教育的目标会说些什么呢？简单地说，儒家的教育目标有二：高贵和文明，前者是个人品德修身，后者是社会行为规范。

孔子不支持工具主义的的教育观。教育是道德发展，每个道德进步都将带来个人的成长和共同体的构建，这种个体-社会成长就是儒家的基本概念“仁。”而成为君子就应该是学生们在道德生活中的第一个和现实的目标。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圣王和大同，前者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后者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境界。而内圣外王的观念说明了儒家中两者之间的不可分割性。[4]

A.高贵---通过自我修身培养个人美德

儒家教育的第一个目标是通过修身培养个人美德。儒家的自我概念并非现成的自我，而是一直在进行中的自我。修身是带来理想的世界秩序的第一步。其特征之一是强调推己及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24节) ，这就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恕”。君子应该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理解和同情他人的需要的愿望。[5]

另一个特征是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第28节) 那么，什么是仁？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第1节) 自我是关系的中心，但它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的修身开始于履行作为家庭成员的义务。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一第2节) 通过履行家庭义务和与他人的交往，人们学会如何在社会上适当地行动。随着自我修养的不断进步，拥有不同角色和视角的人都为和谐的整体做贡献，而社会和谐就可以逐步地跨越一个又一个边界如家庭、邻里、社区、国家、种族从而最终实现天下太平。[6]

B.  文明---通过政治参与改善社会行为

通过政治参与改善社会行为是儒家自由教育的另外一个目标。在孔子看来，政治参与对个人的道德进步非常重要，君子擅长于有效而高尚的政治参与艺术。在自我修身过程中，热门必须有助于他人的道德发展，这是政治参与的适当方法。

仁、义、礼是儒家道德教育的三个关键。一个君子是在个人和社会成长过程中将三者结合起来的人。礼作为行为规范被看作给共同的社会活动带来满意后果的社会习惯。通过参加礼仪实践，人们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流，承认相互的依赖性，确认相互的信任和对共同目标的共同承诺，意识到自己在共同体中的位置和别人对自己的期待和将来行为的要求，并为整个共同体做贡献。17世纪儒家社会批评家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明社会关系和政治参与对道德生活的重要性，普通公民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为国家服务。[7]

贤能政治是对“谁应该当政？”的问题的回答。与西方的天赋人权和平等不同，孔子更喜欢建立在道德成就基础上的贤能政治。君子为普通人参与政治提供了道德典范。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8] 一个人获得的政治机会取决于其才能、兴趣和潜力。只有君子那些在品德和思想杰出的人被期待参与政治服务民众。

总而言之，儒家自由教育有两大目标---高贵和文明。一个是通过自我修身培养个人品德，一个是通过政治参与改善社会行为。其实，这两个目标是密不可分的，君子的行为和政府的仁政其实是同一枚硬币---儒家道德政治秩序的两个方面。

II.  儒家自由教育的内容

儒家自由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七艺---语法、修辞、逻辑（文字）、几何、算术、音乐、天文（数字）不同，儒家教育是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它们是用来让学生掌握和提高君子所需要的美德和能力的活动。

A.经典学习

儒家是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所谓的“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 是历代中国学者都要学习的权威文献。在“儒家阐释学”中，美国加尔文学院哲学教授凯利·詹姆斯·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对儒家经典和基督教经典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在他看来，四书（宋朝时期列为儒家经典）类似于基督教圣经中的《新约全书》，五经（在汉朝时期被列为经典）类似于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全书》（新约让旧约相形见绌）“《书经》相当于《摩西五经》（Pentateuch）历史书，《诗经》相当于《诗篇》（Psalms）和《雅歌》（the Song of Solomon），《礼记》相当于《利未记》（Leviticus）（在基督教圣经里没有对应占卜和玄妙的《易经》的内容）。《论语》在体裁和权威性上相当于《福音书》（the Gospels）；《孟子》和《大学》和《中庸》相当于《保罗书信》（Pauline epistles）。”[9]

由于来源复杂、晦涩难解、缺乏沉思默想，而且往往用古代文化中的古代语言写成，儒家和基督教经典的理解和翻译都变得非常困难。像基督教经典一样，除了一些核心观念之外，后世儒家对经典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儒家经典的著名阐释者，宋朝理学的杰出代表朱熹（1130-1200）强调了在学习经典时批判性思考能力的重要性。朱熹认为经典和不同学派的注疏都需要学习，学生应该知道如何自己思考，如果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品质对解决现实问题非常重要，是个人自我修身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0]

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杜维明曾经对每本儒家经典的功能做了一个概括。他说“《诗经》体现了人是感性动物，《尚书》体现了人是政治动物，《礼记》体现了人是社会动物，《春秋》体现了人是历史动物，《易经》体现了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11]

自我修身是终身的过程，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潜力。通过认真学习和反复学习伟大思想家留下的经典，我们或许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文化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如何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这就是自由教育让人成为思想高尚的人的原因。正如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在“自由教育与大众民主”中所说，“自由教育的最终产品是一个文化人”而不是“没有精神和眼光的专家”或者“没有心肠的骄侈淫逸之徒。”[12]

B.  音乐教育

《乐经》有时候被认为是儒家的第六经。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故人不能无乐。”[13]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第8节。这说明如果不学习音乐，你就难以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为音乐对陶冶情操和培养性格方面非常重要。演奏乐器和参加音乐活动不仅是娱乐而是是掌握礼的重要途径。孔子把礼放在诗歌和音乐之间就是要强调只有在经过礼仪实践之后，人们才能作为个人存在于社会上，才能清楚自己卷入的复杂人际关系和责任。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意志和作为最高艺术形式的音乐是两种无法互译的语言，各自都无法翻译成对方可理解的东西。“音乐作为我们非常熟悉然而又永远遥不可及的天堂流过我们的心田，所有音乐的无法表达的深度都归因于这个事实，即它拨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但是完全没有现实而且远离其痛苦。”[14]由于音乐在道德训练方面的作用，即改善个人灵魂，因而它得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称赞。不过与亚里斯多德不同，孔子更关心音乐对社会和谐所做的贡献。通过参加音乐活动，我们逐渐感受到自己是和谐共同体的成员。儒家的“和而不同”理想就像一个管弦乐队，每个成员都为整体做贡献。《乐记》中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15] 做为带来和谐的非物质力量，音乐被比喻为拥有神一样威力的天。音乐教育因而被期待有助于儒家教导的核心目的---天下太平。难怪贝淡宁建议音乐应该成为东亚大学里的课程，就像中小学已经长期在做的那样。[16]

C.  语言学习

弗吉尼亚大学英语教授马克·艾德姆森（Mark Edmundson）在“理想的英语专业学生”一文中谈到学生应该具有的语言技能。他解释了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说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个人成为“表达的工具”而不是“词语的创造者。”这样的人更接近于完全依靠陈词滥调和现成的表达方式的机器，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理想的英语专业学生不是被语言使用而是使用语言。像苏格拉底一样，他们相信未被评论的生活不值得过。[17]作为外语老师和业余从事英汉翻译的爱好者，笔者对儒家有关语言学习和写作的观点印象深刻。而自己体会最深的难言之隐恰恰就是蹩脚的中外文语言水平。翻译实践使我意识到提高语言能力的紧迫性尤其是写出吸引人的好文章的写作能力。

在孔子看来，交流的质量对共同体非常重要。他建议学生学习诗歌以便更好地狱他人沟通交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18]

在明朝的时候，经典素养即有能力写诗或漂亮的文章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受教育的男子或者才女的最高成就。文章和诗歌写作是经过了童年的背诵和青年的阅读之后的学习过程的最高阶段，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赢得功名、权力、财富的最主要手段。[19]早在唐朝的时候，写作学习就被认为是“一种道德训练，是养气。”请看唐朝官员和著名学者韩愈的一段话：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答李翊书》[20](Bell and Li, pp. 344. )

在韩愈看来，写作不仅仅是孤立的技巧或者技能而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修身程度高低的标志。这真是发人深省的观点。

D.  思想习惯---科学思维

儒家自由教育的最后一项内容是思想习惯，尤其是科学思维的习惯。那些听说过“李约瑟难题”（中国早期很成功，可为什么在科技方面被西方赶超呢？）的人可能会纳闷在科学思维方面儒家能够贡献什么？因为它常常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科学思想发展的罪魁祸首。其实，儒家以其基本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而著称。

儒家的一个根本倾向是其基本的理性主义，这表现在它对知识、思想民主、主观判断的诚实态度以及对死亡、鬼神等超自然主义的坚定怀疑。孔子以其好奇心而闻名，“入太庙，每事问。”[21] 孔子教导学生对知识追求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2] 孔子告诫学生放弃思想偏见或者成见，“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3] 他还提出了将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的核实方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4]孔子怀疑超自然主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25]而且“子不语怪、力、乱神”[26] 这种基本的理性主义帮助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儒家的另外一个根本倾向是其兴趣和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方面。不过，儒家科学思想的新推动力量可以在宋明理学中找到。在李约瑟看来，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其历史地位堪比西方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思想家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理学的有机体哲学中，宇宙是由气组成的，依据普遍性的组织原则（理）构成一个整体，其拥有的品质体现了最高的人类价值观。朱熹在评论《大学》时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27]

这种知识探索的观点可以说与现代科学不谋而合。但是，坦率地说，理学像之前和之后的儒家学说一样，最感兴趣的是价值观方面的知识。其格物并没有在中国带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此，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中国人更喜欢美德和幸福而是确定性和力量，而后者正是科学所追求的东西。也有人说中国人不擅长分析，讨厌单调乏味的工作，而这些是从事科学工作所必不可少的。还有人说中国人避免走极端，不喜欢对某个问题进行无休止地探索，因为讲究实际的态度阻碍他们把自然世界看作是原子构成的，因为他们用自然术语来解释超自然现象。而在胡适看来，理学虽然有科学精神却没有观察和反思等科学方法作为支撑。不管怎样，理学中的科学精神一直维持了下来并促成了明清时期的考据学的兴起。[28]

总而言之，儒家自由教育有四个主要内容。学习经典、音乐教育、学习语言尤其是写作水平的提高还有思想习惯尤其是科学思维的养成，这些是实现儒家目标---高贵文明的文化人的最肥沃土壤。

III.  儒家自由教育的方法

既然目标（为什么）和内容（什么）已经讨论过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儒家教育的合适方法（如何）。我们依次探讨苏格拉底式对话、朱熹的四步读书法、克己和静坐。

所有儒家都珍视成圣的目标，他们非常熟悉经典中提到的成圣之路，比如“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20:19节）对儒家教学法的这种总结让人想起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的“实践教学法”（Praxis），“对世界的反思和行动为的是改造它”[29]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亨利·吉鲁（Henry A. Giroux）说，“在弗莱雷看来，教学法必须具有批判性和改造的力量才是有意义的。这意味着个人经验应该成为宝贵的资源使学生有机会将学被讲授的东西与自己的叙述、社会关系和历史联系起来。”[30] 虽然儒家教育学和受压迫者教育学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两者都赞同教学法是政治和道德实践，它为学生提供知识、技能和社会关系使得他们能够自己探索成为在道德上更完整的人的可能性。

A. 苏格拉底式方法

与苏格拉底类似，孔子的主要教学方法也是促进批判性思考的谈话或对话。孔子更喜欢自我启蒙，“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31]他因材施教，对不同学生提出的同一个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孔子称赞“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生[32]，但是警告学生 “当仁不让于师。”[33]儒家教育与其说说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倒不如说是自我修身的过程，老师必须作为道德典范来影响他人。他不仅是思想权威和智慧之源而且是道德模范。除了传授知识和推动批判性思考之外，他还要关心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

B.  阅读---朱熹的四步读书法

美国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学院教授彼得·劳勒（Peter Lawler）说过，“阅读加对话就是自由教育的双重本质。”[34]没有人会否认阅读经典已经成为儒家对自我修身的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究竟如何阅读和如何对待经典往往引起激烈的争论。朱熹的四步读书法在中国学界影响深远。[35]

熟读是第一步，意思是一遍遍背诵文本以至于“熟读”，真正“反复体验”。在他看来，读书的目标不是活的知识而发现别人解决冲突的办法对自己的相关性。

第二步是精思，是“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在三思省。”在这个阶段培养怀疑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任务，要考虑到“文本之理、我们对所描述情景的反应、以及对当今情景的认识”从而找到实现和谐的更好方法。

切己是第三步，它就像消化过程。经过反复思考后，即“咀嚼”了果实后，你会发现它的“滋味”。“通过与圣人话语的亲密接触”，你逐渐把所读内容内置化，个人的观念因而也发生改变。

体察是最后一步。我们阅读的经文本身从来不是目标，而是一辈子的个人修身和改造的工具。朱熹对阅读最后阶段的阐述是：“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36]

C. 克己与静坐

克己与静坐是朱熹和王阳明都承认的培养注意力的两个方法。朱熹的概念“敬”在理学中非常重要，它包括六个方面：畏、收敛、主一、随事检点、常惺惺、整齐严肃。[37]持敬是礼仪的基本要求和修身的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姿势、言语和行为等看得见的方面。克己是非常好的帮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做到敬。经过不断的克己实践，我们将逐渐成熟起来，越来越少地依靠克己，并最终实现圣人般的安详---从心所欲不逾矩。“静坐非是要如坐禅入定，断绝思虑，只收敛此心，莫令走作闲思虑，则此心湛然无事，自然专一。”[38]

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对话、阅读、克己静坐等儒家教育方法也是通向圣境的自我修身实践。

虽然对儒家赞不绝口，但笔者并没有暗示儒家自由教育十全十美。相反，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一直遭受严厉地批判和攻击。像胡适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家渴望把中国人的思想从儒家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儒家遭遇了若干次非常严峻的生存危机，而最近的一次就是一切向钱看的国民心态。有些国人似乎相信“人生的唯一目标就是发财，只要能发财，不惜采用任何可能的手段。”[39] 幸运的是，现在有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儒家在中国及世界其他地方复兴。儒家或许不能挽救这个世界，但是孔子的名言还是值得我们三思：“君子不器”。[40]

【作者注】本文的英文版“The Indispensable Liberal Education in Confucian Perspective”曾被翻译成荷兰文“DeWeg Van de innerlijke wijze”，发表在NEXUS 2014 Nummer 67, pp. 1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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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天石，2005。

[2] George Steiner, 2004, pp. 9-10.

[3] Fareed Zakaria, 2014.

[4] Sor HoonTan, Confucian Democracy: A Deweyan Reconstruction pp.125-127.

[5] Daniel A.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p. 107-127.

[6] Sor HoonTan, p.35.

[7] Bell, 2008, p. 172.

[8] 《论语》为政第二第1节Analects 2.1, requoted from Bell and Li,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 76.

[9] Kelly James Clark, Confucian Hermeneutics, 2006.

[10] Bell and Li, p.345.

[11] 杜维明：21世纪儒学面临的五大挑战。

[12] Leo Strauss, “Liberal Education and Mass Democracy.”

[13] requoted from Bell, p. 63.

[14] requoted from Thomas E. Wartenberg, p. 72.引语为笔者从英文译出。

[15] requoted from Barry D. Steben.

[16] Bell, 2008, p. 218.

[17] Mark Edmundson, The Ideal English Major.

[18] 《论语》阳货第十七第9节。requoted from Tan, p. 70.

[19] Bell and Li, pp. 217-218.

[20] Ibid. P.344.

[21] 《论语》八佾第三第十五节Arthur Waley’s Analects 3.15 p.33.

[22] 《论语》为政第二第17节Analects 2.17 p.19.

[23] 《论语》子罕第九第4节Analects 9.4 p.105.

[24] 《论语》为政第二第15节Analects 2.15 p.19.

[25] 《论语》先进第十一第11节Analects 11.11 p.133.

[26] 《论语》述而第七第20节Analects 7.20 p. 87.

[27]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第五章requoted from Chan Wing-Tsit（陈荣捷）,Neo-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Scientific Thought.

[28] Ibid.

[29] Paulo Freire, 1971, p.36 requoted from Wikipedia.

[30] Henry A. Giroux, 2012, p.119.

[31] 《论语》述而第七第8节Analects 7.8, p. 81.

[32] 《论语》公冶长第五第15节Analects 5.15, p. 55.

[33]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第36节Analects, 15.36, p. 211.

[34] Peter Lawler, Eight Theses on Liberal Education.

[35] Stephen Angel, pp. 147-149.

[36]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requoted from Stephen Angel, p. 149.

[37] 钱穆《朱子新学案》requoted from Stephen Angel, p. 152.

[38] 《朱子语类》卷一二requoted from Stephen Angel, p. 159.

[39] Li Chenyang, Five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for Confucianism.

[40] 《论语》为政第二第12节Analects, 2.12 p.17.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