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晓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围绕读经的争论渐趋深入，对话的双方都表现出理性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在讨论已经到了一定深度后，我认为必须区别开两个层面的问题：是否应该读经和应该如何读经。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与蒋庆和刘海波大体上是相同的，但在第二个问题上我的立场与他们恰好相反。

　　中国的儿童是否应该阅读古代的思想经典，这在我看来几乎是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汉语是中国人的精神之家，最大限度地拥有汉语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需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解决好革命与传统的关系，造成了汉语文化史的断裂，其消极影响在其后逐渐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境中，蒋庆等人提倡中国儿童诵读历史上的思想经典，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也赞同中国人——不仅是儿童——要多读中国的思想经典，以便尽可能地将悠远的汉语文化传统整合为当下的精神资源。但是阅读经典有多种方式，可以视之为不可怀疑的正统，也可以批判性地读经，这两种读经方式之别是前现代阅读和现代阅读之别，因而是必须加以区分的。蒋庆和刘海波等人提倡的诵经法无疑属于前一种，这是我绝对不能赞同的——它确有致人蒙昧之嫌。

　　蒋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他所选择的诵经者是“蒙童”。“蒙童”自然需要启蒙，启蒙的教材和是他遍选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可是诵本中的《易经》、《中庸》、《孟子》有许多高深之论，是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所理解不了的。他认为理解不理解没有关系，最重要的问题是先接受：

　　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先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田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蒋庆《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不仅在儿童阶段要被圣贤义理之学单向地充塞，长大成人之后仍要“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如此一来，诵经者的生命历程岂不是被圣贤义理之学所预先决定了。不是他为传统赋义，而是他被传统所决定。在他决定读经的刹那，其生命就成了圣贤义理之学的注解。这是来自传统的决定论。然而这种对怀疑的禁止和对权威的单纯信赖态度，恰恰是与现代教育理念背道而驰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培根所说的剧场假相，即人们“像着了魔一样崇拜古代，崇拜哲学中伟大人物的权威”，其结果必然是使人心趋于顽固，令文化创造走向停滞。中国人用这种方法读了两千年经，所收获的结果众所周知，蒋庆等人在二十一世纪重提旧的读法，当然也难以结出新的果实。现代的教育法与蒋庆和刘海波所提倡的方法恰好相反，主张普遍怀疑和理性之思，所传授的乃“我思故我在”这个人本学真理。与之相应的启蒙也不是单向地用圣贤义理之学充塞自己的心灵，而是康德所说的“从他自己造成的监护中解放出来”，以便“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作为现代人，读经只能是批判性的，它的主导意向是读经者对经典的怀疑、反思、扬弃而非相反。从这个角度看，蒋庆和刘海波等人在如何读经问题走错了方向，他们固执的前现代立场在今天理应被否决。

　　如何读经蕴涵着一个子问题：读什么经？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强调自家选本的正统性，即他所选择的都是纯正的圣贤义理之学。所谓纯正，实即儒家文化的别名。他注解的15万字经典，俱是儒家的代表作。中国历史上其它的文化经典——如道家——则因为不符合他的正统标准而未能入选。名为《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却只收儒家经典，本身就表现出狭隘的排他性。不知道这是否符合蒋庆先生所说的圣贤义理之学？如此不宽容的儒家中心主义立场真能引领中国文化走上复兴之路吗？倘若所有中国的儿童从小就形成了以一家学说为尊的立场，那么，未来的中国该会是什么样子呢？

　　意味深长的是，蒋庆为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的诵本是《孝经》和《诗经》。对于《诗经》的选择，我无异议，但让儿童刚受教育便读《孝经》，却是我不能不忧虑的。《孝经》第一章就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短短几句，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和家族本位意识就已经显露无遗。至于第五章所说的“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则有支撑专制主义的意味了。对于这样一部把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御大夫之孝、士之孝、庶人之孝的书，现在的儿童能单纯地相信乃至依赖吗？教师在讲授它时是否应该持怀疑、批评、扬弃的立场？答案恐怕不用我说吧！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回到古希腊文化时，吸收了后者的理性主义、民主意识、科学精神而摒弃了其等级观念，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能走上复古、尊古、从古的道路。事实上，以超越的态度阅读经典，不仅能发现其欠缺，还能使其内在的光明涌现出来。《孝经》中固然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家族本位思想，但其中“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第十五章）的执着精神完全可以吸收到现代民主文化语境中。如果教师在引导儿童诵经时，能着重解释这类句子，中国的儿童就能够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生成独立自主精神，对传统的接受就可以与现代人格的形成合为一体。这样读经，恐怕是任何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反对的。

中国人——包括中国儿童——是否应该读经，这在今天看来几乎是无须争论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读和读什么。蒋庆等人所主张的封闭的、非批判性的、独尊儒家的读经理念，与现代教育理念完全相悖，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读经运动既然是现代教育的一部分，就应顺应现代教育的理念，将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融入其中。其目的也不应该是造就毕生注释圣贤之说的旧式书生，而是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当代中国人。这才是读经运动的正道所在。

发布时间：2004-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