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倡议广兴二氏之教与民间信仰一事与秋风先生商榷

作者：孙奥麟

来源：儒家人文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初十日己巳

           耶稣2016年2月17日

秋风先生是笔者平素所尊敬的前辈，近日，在 上读到先生所作的《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鼓励本土宗教》”一文，大意是贯彻“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之说，倡议政府复兴祠堂乡社，更要复兴佛道二氏与城隍妈祖之类的民间信仰云云。读罢此文，于秋风先生一贯的热忱，笔者自是亲切，于其中若干倡议却总觉不契，更是有所隐忧，于是不揣鄙陋，略陈己见，以俟高明。

秋风先生原文：//m.katywinge.com/article/id/7354/

（以下凡黑体字为《献兴教化五策：恢复祠堂祖庙，鼓励本土宗教》之原文）

儒家之学，“学文”之教。此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而是兼容之、驯化之，与之形成复合的教化体系。

儒家所谓之文，是通天地人之文，故而不论一国还是一人，若无教化，则一律救之以学文。不知学文之教外，是否还有一种不学文之教？彼若不学文，则亦在当救之列，何以又能教人？立个无文之教，与所立的学文之教岂不矛盾？

又“儒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也似无因果关系。秋风先生身为儒者，当知儒者之道本自经天纬地，倘得时行之，可使万物各得其所。若待神教填补方可圆满、待神教助力方能成教，则儒家之道便不足以称大中至正之道，圣人亦不足称圣人，不知儒学又有何可贵处？孟子言“道一而已矣”，天下的道理昭昭，绝无两是之处，所以上智下愚都宜决去其非，各行其是，儒者执政，固然不必以权力取消一切神明崇拜之教，然而又岂能置之不理？只当“修吾本以胜之”，使生民各自趋于人伦之正而已。

中国式教化虽以学校为根本，但学，毕竟有一定难度，故圣人“神道设教”，肯定各种神灵崇拜之教化功能，而正之以礼乐。

儒家学问下学而上达，大学、小学本末兼该，本非只有上一截的哲学，不论根底如何，凡有人心者，皆有门径可入，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以光明正大之儒道为难行，以幽隐迷信之鬼神教为易行，以为可以且推鬼神教以济正教，待他日时机成熟再只推正教，此种安排，无乃月攘一鸡之道乎？

秋风先生于儒家“神”字意思或有所未会，所引《观卦》“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有望文生义之嫌，此处的“神”并非神灵之意，只读前面“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一句便可见。孔子亦尝明言“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以余记忆所及，凡《易》中之“神”字，皆作阴阳不测之妙解。

至于秋风先生所论之神，亦即种种人格神，乃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之神；是当“敬鬼神而远之”之神，此类鬼神亦属于实有，然而只是天地间一物，有其物必有其理，罕见而已，并无神奇，儒家未尝否定，却始终是有所警惕——不是警惕鬼神，而是唯恐人因鬼神而起一种寻觅人生捷径的贼心。今人抢烧头柱香、摆鱼缸求财、放生、供鬼之类，便无不是投机取巧。若说宗教的威慑力，世上固然有笃信地狱而不敢做恶之人，然而此种笃信之人却仍是危险的，因为他也极可能出于对天堂的笃信而为害于世。明道先生言“至诚贯天地，人犹有不化，况立伪教乎？”此言最值得深思。以鬼神哄人为善，乃是乡愿之所好，此种枉寻直尺之道非但于道德本身无所裨益，更必以败坏道德告终。人要长进、要成就，须是“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固然可以说只是儒家的义理，然而在儒者观之，却是人所共由的通义。 

城隍、土地老爷等民间神灵崇拜，有悠久历史，当为三代之社神崇拜之变形。关帝、妈祖等崇拜，则以人为神，以德为教。这些崇拜教庶民、美风俗，相当有效。

愚意古人固然要祭祀社稷之神，非止祭祀社稷，门户井灶之类亦属当祭，然而三代之人见理分明，皆是通过对天地水火的祭祀表示对大自然的感恩，故而从无具体塑像，敬意则有，“崇拜”则无。后世城隍、土地、关帝、妈祖之类，乃是神话中有形象之神，愚意若要祭祀此类，还须问个有无，不知秋风先生以为城隍、妈祖之类有否无否？若并无此类，则于义不当祭；若诚有此类，则天地间有许多不平之事、许多颠连无告之人，其神亦是无所逃罪，在毁之诛之而已。

“文化大革命”之前，城必有城隍庙，村必有土地庙，关帝庙也随处可见，南方遍设妈祖庙。“文革”中，这些宗教活动场所普遍被拆毁，今日可徐图恢复，以安顿民心。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左传》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礼记》言：“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中国百姓唯当祭祖而已，“城隍”、“土地”、“关帝”、“妈祖”之庙，皆儒家所谓淫祀，淫祀在所当毁，不在所当复，为其非但不能“安顿民心”，适足以蛊惑民心而已。

政府鼓励，佛教、道教等中国本土正教多设寺庙、道观。

此最非儒者所宜言，二氏学术之偏颇，信仰之流弊，前儒屡有明辨，此处暂且按下不论，只今日佛道之庙产以万计，信众以亿计，中国之大，人口之多，真成规模之书院有几家？儒者又有几人？秋风先生身为儒者，当于自家救死不暇，何事竟为二氏操心？

中国文明向来开放包容，正体现在教化体系之复合、开放，所谓“一个文教，多种神教”，两者关系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在文教涵容下，中国土生神教广泛传播，中国以西之各种神教也传入并广泛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则有“中国化”，即接受文教之熏染。

以余所见，“多种神教”满目皆是，佛道耶回之庙宇、信众是也，“一个文教”今日又在何处？先生身为文教中人，对儒学之复兴莫太乐观否？“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固是，然而大德小德，其为德则一也，佛道耶回之所谓德者不得与焉，且其教岂肯以“小德”自居？

今日之势，譬如一人前来继承祖宗老屋，发现房间已经全被乡人霸占，一身只得栖居檐下。今此人只念叨此屋名义归我，别人懒得理他，他也不驱逐别人，心中又唯恐他人房间不够敞亮，更拟议邀请更多乡人同住，此则是糊涂可悲之人而已。真开放包容之国家、必然有文化根本；真开放包容之个人，必然心有主守。凡能包容着，须是自家大，自家不大，只能为人所包。

佛教之中国化最为成功，实已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长期以来，民众普遍信仰，与学校、社学等文教体系并行不悖。尤其是二十世纪兴起、成熟于台湾之人间佛教，已脱去神教色彩，而近于文教矣。

窃以为此番议论或是只见佛教的表象，未谙佛教之本质。“人间佛教”并非台湾佛教自我裁割以适应人间而有，乃是台湾佛教在“非人间”领域早已唯我独尊，此番更要来抢夺本属儒家的人伦、社会、教育领地，此非台湾儒家之教化使然，乃是台湾儒家之衰败使然。

佛学大兴于中国，千年来沦入国人骨髓，今日匹夫匹妇莫不知尊之敬之，及见圣人画像，则每每指之曰“孔老二”，此事在儒者当有以夷变夏之沉痛，何来“已脱去神教色彩，而近于文教”之叹美？佛教若真脱出神教色彩，须有不抛弃君父之僧人、不欲成佛之居士。出家为僧，已然犯着不忠不孝，何谓“与文教体系并行不悖”？子曰：“道并行而不相悖”，不相悖的须是道，所行非道，虽欲独行，得无悖乎？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为害尤甚”；朱子曰“龟山云:‘儒释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观之，真似冰炭！”佛陀来自印度，佛教来自印度，佛经来自印度，佛学则遍布世界，遽然言“实已成为中国本土宗教”，非止儒家不认，佛家怕也不认。

此教化体系以文教为中心，而包容各种神教。既可避免中国以西一神教独断之害，也可避免当代欧洲文化相对主义之弊。

读历史，可知盛世莫过于三代，当其时，天下无二道，贤者无二学，但见斯文之化，未见宗教之不可或缺。后世若梁武帝者，只一人信佛便致生民涂炭，岂可谓文教为本便无神教独断之害？其后，儒释道既并称“三教”，又如何可谓“没有文化相对主义”？儒家之所以长久作为中国的底色，恐不是各宗教心悦诚服，拱手相让，而是历代士大夫阶层争取过来，韩文公、曾文正公都是赌上性命捍卫斯道，秋风先生以为其人见识狭隘否？抑或于其人其事只作权宜观？

面对极端神教之冲击，政府当徐图改变宗教政策：一方面，兴起文教，以固本培元；另一方面，给本土神教以更大发展空间，使其在宗教市场上公平地与极端神教竞争。

以儒者观之，宗教或高明或鄙俗、或温和或极端，信众或多或少，其非圣人之道则一也，也不消为其分出个正教邪教，彼之为教，大邪小邪而已，“正”字金贵，吾儒唯恐自家接不住，不可草率让与他人。

愚意凡宗教，为其本源不合乎中正，皆有一变而为极端之可能，极端宗教之患，不在极端二字，而在宗教二字。炎炎之火固然可畏，莹莹之火又岂可轻忽？今日欲用温和宗教驱走极端宗教，明日之极端宗教，又必由今日的温和宗教中滋生，为逐猛虎而养一虎仔，求民心之安定可得乎？消除邪教之祸，唯是一正压百邪，在讲明儒家之学而已，明出地上，则暗昧自破，不消许多迂曲。

愚见今日儒家之计，不在急于参政议政，只在彼此讲学，若能切磋琢磨，定于一是，则自会壮大，影响也自会渗入政治。不论学术还是团体，都当求一个纯字，纯而后必大，一味求大则必不纯，不纯则非但无益，更将有害于今世而已。

本文由钦明书院中孚堂出品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