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世界对书院与学术关系的研究

作者：陈仙

来源：《原道》第28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腊月十八日戊申

           耶稣2016年1月27日

内容提要：作为一门近代边缘性学术，海外汉学研究的日趋深入揭示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书院研究在汉学研究领域属于后起之秀，对海外书院研究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出现相关系列的研究专著和论文。英语世界对书院与学术关系的研究，既具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价值。本文从学人学派和理学基地这两个视角分析英语世界对书院与学术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对书院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通过发掘海外学者对书院研究的新视角与理论方法，能够开阔国内书院研究视野，突破书院研究的瓶颈，使中国书院研究具有国际化风尚。

关键词：海外汉学  学人学派  理学基地  书院研究

作者简介： 陈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本文获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英语世界书院研究的多视角考察”和湖南省社科基金外语科研联合项目“海外中国书院研究”资助。

一、引言

书院是士子的公共活动场所。学者在书院通过讲学、授课等形式自由的进行学术传授；不同学派的学者采用书院会讲的形式开展学术交流。兴趣相投的学人聚集在同一书院相互切磋学习，久而久之，书院便发展成为思想学派的宣传活动基地，与学术研究呈现一体化的繁荣状态。20世纪50年代起，汉学家卜恩礼、林懋、穆四基、本杰明·艾尔曼等开始研究东林学派与东林书院的学术思想。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宋明理学研究逐渐发展为汉学显学，狄百瑞、贾志扬、万安玲、李弘祺等汉学家开始关注倡导理学精神的书院。清代书院研究学者如秦博理、麦哲维等人则着重考察乾嘉学派与书院的互动关系。海外对书院学术思想的研究，逐步经历了以精英学者为考察对象到以社会史为研究内容的过程，研究方法以“外在进路”为主，即将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1]

二、以学人学派和书院运动为中心的诠释

书院作为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特有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其独立性和开放性导致书院学术思想自由，不同的书院追求的学术目标也不尽相同。以书院为基地，政治思想、学术主张比较一致的学者群体聚集在书院形成某一特定学派。例如以岳麓等书院为基地，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创建了湖湘学派。岳麓书院“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为目标，[2]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金华学派代表人物吕祖谦曾订《乾道四年九月规约》，次年又订《乾道五年规约》，通过“预此集者”、“会讲”的形式将金华学人集合起来，若不能一心达成目标则令其退学。利用学规的约束，丽泽书院成为婺学的形成和传播基地。

书院整合学人形成学派，最有代表性也是最先进入汉学家研究视野的是东林书院与东林学派。卜恩礼论文《东林书院与它的政治、哲学意义》[3]介绍了北宋政和元年至明末东林书院的兴建、修复、禁毁和讲学的历史，重点阐述了万历三十二年至天启五年这21年间轰动晚明的东林书院政治和哲学意义。他指出在政治上东林书院倡议读书和爱国的精神，成为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哲学上东林书院直接批判王学，将学术由阳明心学转向程朱理学，扭转了浮夸虚无的学风。全文重点叙述了顾宪成、高攀龙、孙慎行的政治活动。顾、高二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对东林书院的政治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文中提到东林书院聚会诸友，顾宪成曰“自古未有关闭门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4]对学者“群”的强调，体现了东林书院的社团特征。学者聚集，既是学术团体，又是政治组织，以东林书院为基地，开展学术与政治活动。东林学人学术上拥护程朱理学，反对引儒入禅的王学末流，政治上“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哲学上称为“东林学派”。论文最后卜恩礼总结明末东林书院讲学和议政相互渗透，学术上倡导“主敬”和“慎独”，最终政治上的“东林”与书院逐渐脱离，涵盖面更广，影响更为深远。

作为海外第一部书院研究成果，卜恩礼《东林书院与它的政治、哲学意义》选择东林书院和东林学派为研究对象，具有历史视野和哲学眼光。卜恩礼在文首介绍中就提到，之所以选择研究此课题，一是哲学上东林学派讲学在学术上扭转了学术风气，反对王学末流之弊。顾宪成虽然赞同王阳明的良知说，却“于阳明无善无恶一语，辩难不遗余力，以为坏天下教法，自斯言始。”[5]另一个让卜恩礼选择此课题的原因就是政治上东林讲学与治国治民相结合，针对贵族大地主集团专政，提出破格育才、提拔贤能的政治主张。他们“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将学理和治国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志在世道”。卜恩礼指出东林学人不畏宦官专权，破格用人，改革科举制度，将程朱理学作为其政治斗争的武器。如万历年间“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时，东林学者以东林书院为舆论宣传基地，积极参与辨议。在东林讲会时，他们“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6]他们所主讲的东林书院，成为学人学派与理学运动的典范。

卜恩礼文中所提到的学人学派与书院运动的互动关系引发了其它汉学家的共鸣，为后来的海外书院研究者指明了方向。林懋的论文《评明季禁毁书院》分析了明代中后期嘉靖、万历、天启的书院禁毁活动，对学人学派与书院的密切关系也进行了诠释。林懋认为书院嘉靖之毁，针对的是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和湛若水为代表的甘泉学派在书院的讲学。王阳明否定程朱理学的“性即理”，推崇“心即理”，追求知行合一。他曾在龙冈书院、文明书院、稽山书院等地宣传心学。不同于宋明理学家对朱子章句的推崇，王守仁的教学更侧重于精神上对经义的理解，强调“经学即心学”，目的在于“致良知”。[7]湛若水则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正德年间，湛若水与王守仁在北京相会，二者学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心学门户之分。湛若水的甘泉学派顺应明代学术之势，接近王学，与之合流。王、湛两位大师带来了明代书院的兴盛局面。然而，嘉靖元年开始，反对派先是针对王守仁的学说进行攻击，在王守仁逝世后，又对湛若水及其讲学的书院展开禁毁活动。经历了嘉靖、万历之毁后，因为东林学派在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又招致了天启之毁。林懋认为明季书院禁毁受到学人学派的政治表现与书院讲学活动的影响。文中指出明初学术沉寂，明朝中后期书院逐渐兴盛，成为学术思想的研究传播基地。拥有相同学术追求的学者聚集在书院中，结成密不可分的网络关系。这种学术网络又投射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极大的影响到书院的兴衰。

关于东林学派与东林书院的关系，本杰明·艾尔曼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帝国政治和儒学团体，翰林和东林书院》将翰林和东林这两大政治和儒学团体并列，通过详细描述明清翰林院和明中后期禁毁笼罩下的书院，突出了东林书院的社团性和政治性。明清翰林学士是从进士中选拔出来的翰林院最高长官。明代主管文翰，以备皇帝咨询。清代主修国史，记载皇帝起居注，主讲经史并草拟典礼文件。文中指出明清翰林院制度发展完善，清因明制，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的大臣们集合成一个政治儒学团体。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许多学者和因朝政被贬斥的官吏，许多在朝任职的官员也与东林讲学相呼应，一时东林书院成为舆论中心和学术基地，聚集在书院的学术团体也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反对派称为“东林党人”。艾尔曼突出强调了翰林一派的群体性，这种社团性也是“联讲会、立书院”东林学派特征之一。同时，明末东林书院支援政治活动，反抗当权太监魏忠贤。艾尔曼将明清翰林和东林书院两大政治和儒学团体作为研究对象，把政治网络与书院网络进行横向比较研究，拓展了书院研究的新思路。作者考察了翰林和东林书院在政治上和儒学上的建树表现，总结出明清时期的翰林和东林书院是当时社会政治运动和学术思想的缩影。论文开篇诠释了士子科举与选拔官员的关系，之后描述了明清翰林院的职掌功能以及“东林党”的讲学活动。文章指出翰林院作为国家重要的选才、育才和储才基地，与书院有着相通性。考议国家制度、咨议政事的翰林院与评议时政的东林书院相比，一个是国家职官机构，一个是民间社会团体。作者用Club（社团）来描述翰林学者，用Schoolmen（经院学者）和Partisan（党人）分别描述学派和东林党人，可见其用词的准确性。

除东林书院与东林学派外，汉学家还关注了其它学人学派与书院运动。万安玲《新儒学的制度背景：中国宋元学者、学派与书院》以宋元明州（宁波）地区地方精英的书院活动为研究对象，按照时间顺序考察了新儒学产生的社会教育制度背景。[8]开篇作者描述了北宋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就妙音院（在府学西）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学者宗之”。[9]庆历五子从事讲学活动，后又创立书院，如楼郁的城南书院等，致力于传播儒学，教化民生。他们促进了宋代儒学地域化，是明州新儒学的发端，可惜“五先生之著述，不传于今，故其微言亦阙”。[10]之后文章通过12世纪明州学校重建和教学等地方史料，指出南宋作为官学和私学的过渡阶段，学校除了教学功能以外，更多的丰富了祭祀、讲学等教育制度。12世纪晚期，甬上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沈焕和舒璘传承陆九渊心学，提倡尊德性，创立了四明学派。他们在明州诸书院讲学，因其传播陆学角度的不同，又各自形成慈湖学派、絜斋学派、定川学派、广平学派。作者随后主要依据王应麟和狄百瑞的宋元文献，讲述了元代明州地区书院重建以及庆历五子、明州四先生对之后书院学术思想的影响。由于元代官方推崇程朱理学，同时有感于有感于陆学弊端，元代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由陆入朱”的情况，书院官学化日益加强。文章最后总结到地方学人以书院为基地，通过讲学、祭祀、创办新书院等手段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形成具有影响的学派。

秦博理著《中华帝国最后的传统书院：1864年至1911年长江下游的社会变迁》讲述了乾嘉学派在书院的传承。[11]书院从成为理学的传播基地之后，不同学派一直在争夺书院这一重要的学术宣传网络。清代针对理学的空疏和空谈，加上文字狱的压力，以训诂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兴起。继清中叶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学海堂之后，兴办专习经史词赋、不课举业的新型书院成为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博理在描述钟山书院、南菁书院时，也对书院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述。作者首先按照时间顺序论述了钟山书院的学术思想变化。乾隆年间江宁的钟山书院注重考据，以汉学教授生徒。汉学大师卢文弨、钱大昕、朱珔等先后任书院山长，以经术导士，为书院奠定了训诂之学的基本方向。1790年至1815年间，桐城派大师姚鼐任钟山书院山长，他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事说，提倡古文，宣传程朱理学。姚鼐通过钟山书院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和古文义法，桐城古文的影响遍布天下。1828年之后的四十年，湖南籍官员陶澍、唐鉴均在书院儒学教育中强调实学的重要性。之后曾国藩继承桐城学派传统，推行“义理之学”。作者在谈到南菁书院的学术流派时，提到最多的则是书院“供郑朱两先儒栗主，掌教率诸生朔望行礼”。[12]南菁书院既维护汉学正统，又十分尊崇程朱理学。秦博理在书院与学术思想方面，仅仅只是进行基本的史实论述，并没有从思想史切入对书院进一步分析，这也是西方作者受到知识广度的影响，在研究书院历史上容易犯的通病。秦博理本人也正是在完成此书后意识到这方面的不足，他在之后的学术道路中，逐渐转向理学研究，还出版了《理学的自我修养》一书。

三、作为理学研究宣传基地的书院

17世纪以来，传教士汉学以寻找理论“支持他们基督教的教义”为目的开始关注宋明理学。[13]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指出宋明理学是对佛教之类偶像崇拜学派的模仿，认为天主教义中有更接近儒家思想的学说。[14]不同于利氏推崇儒学贬斥宋明理学，白晋、傅圣泽等“索隐派”教士反对传教士对儒学的“过度附会”。[15]1874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格基翻译了朱熹关于“理气”的文章；1918年英国浸礼会教士卜道成与李约瑟辩论了朱熹理学的唯物与科学性问题。[16]虽然通过传教士译介让西方学界初步接触到朱子哲学，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西方汉学研究整体上重心仍在孔子儒学这一阶段，只有几个学者对朱子学说作了零星的研究，欧洲汉学对理学的兴趣仍停留在收集翻译资料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国学兴盛，美国首位中国哲学教授、北美大陆“儒家拓荒人”华裔学者陈荣捷，在将中国哲学史上的代表性著作翻译成英文的同时，对新儒学进行了大力推广，开启了汉学朱子学研究的时代。[17]作为朱熹研究名家，陈荣捷向西方学界传递了理学“道统”学说，确定了新儒学道统的哲学原理。陈荣捷的合作伙伴、东亚思想史专家狄百瑞也是美国新儒学研究奠基者之一。

由于中西学者的共同努力和国际宋史研究的发展，宋明理学研究逐渐成为汉学研究的显学。在书院研究领域，狄百瑞、万安玲、李弘祺、包弼德、贾志扬等汉学家分析了作为理学研究宣传基地的书院。狄百瑞与贾志扬主编的《成型阶段的理学教育》书中共有25处明确讨论书院（精舍，Academies），另有7处分析了理学书院。[18]由此可见，作为理学运动基地，书院是汉学家研究理学教育时一个重要的方向。书中收录的陈荣捷《朱熹与书院》和贾志扬《朱熹在南康：道学与政治教育》著作均明确阐述了朱熹、书院与理学的密切关系，指出书院是理学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和重要手段，也是理学发展的重要机制。

陈荣捷著《朱熹与书院》开篇用大量笔墨详细描述了“精舍”一词的起源与定义，辨析了“精舍”与“书院”之间的相互联系。[19]他指出书院原意是用来保存编辑“书籍”的封闭“院落”，精舍则是隐居的场所，更偏重私人性质。后来两者都逐渐演变为教育学习的地方，因为“教学场所”这一共同点，因而精舍也被称为书院。在解释了朱熹创办的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即为书院后，陈荣捷讲述了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和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学等活动。通过对白鹿洞书院教学、学规、课程设置、讲学、祭祀、藏书等书院制度分析，以及岳麓书院朱熹与张栻会讲等活动的描述，作者总结朱熹在学术思想上阐明了“理”“气”之间的关系，“理”是“气”的本原，“理一分殊”，完成了对理学基本方向的定义，发展了“太极”的范畴，认为“太极”是“理”最初也是最终极的状态，并将“仁”的思想贯穿其中，最终创建了“道学”传统，编撰了《四书集注》。陈荣捷认为精舍和书院是朱熹完成这一成就的“工具”（tools）。

贾志扬著《朱熹在南康：道学与政治教育》叙述了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任内兴复白鹿洞书院的事迹。作者讲述了当时朱熹理学书院兴起的教育与社会政治背景。[20]教育上，由于金兵入侵、北宋南迁、东京太学废弃，地方州县学校疲软，士人只能通过书院来获取更多的教育机会，书院兴复是必然之路；政治上，由于唐末五代朝政崩坏，纲纪废弛，加上北有金朝对峙，面对内忧外患，赵宋政权迫切需要重整纲常，加强中央集权，此时能论证封建道德纲常、等级秩序和专制集权合理性、神圣性的理学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贾志扬指出不同于北宋五子对理学奠基和宣传，南宋理学最大的特点是以书院为传播工具来宣传理学，这也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朱熹则将书院作为理学据点，推崇书院理学教育，贬斥官学与科举。贾志扬总结认为，朱熹通过《白鹿洞书院揭示》来弘扬理学精神，同时以书院为阵地的讲会、祭祀等活动成为理学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书院也成为理学得以发展的重要机制。文章最后通过参考日本田中健次和陈荣捷对朱熹门徒的研究，讲述了考亭学派通过创办书院、讲学、联讲会等手段来弘扬朱子道学。

包弼德著《历史上的理学》认为书院是宣扬理学的重要场所，书院学规也渗透了理学家的思想，通过对宋元时期理学书院的分析，能够更加清楚的了解理学所传递的“道统”与学说。[21]书中第七章“社会”（Society）第一部分谈及理学是宋元时期士人之学的一种选择时，专门用一小节阐述了书院。包弼德指出朱熹将理学完善成一个能满足士人全部学术领域需求的新课程，他的四书集注为理学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学习教材，而这种课程学习实现的场所就是“书院”。作者认为书院最初起源于南方私人学校，由大家族或是学者、退休官员创办，是一个教育、学术交流、获得一定名誉的场所。在理学尚被官学大肆推崇时，理学家就发现了书院这个能自由实践他们的理学教学理想的地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宣传“为己之学”，排斥科举和官学，创办理学书院。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则成为所有理学书院的共同的教学方针。作者提出朱熹出任南康知军重建白鹿洞期间，不同于二程强调官学资助，他舍弃了以州县学为理学学习中心的想法，转而大力扶持书院。他建议“书院功役虽小，名颇具载国典，事体似亦非轻；若不申明乞赐施行。窃恐岁久复至湮没”，希望利用朝廷资源将白鹿洞书院建成朝廷批准、赐名额、赐御书的理学书院，构建以书院为学习基地、以理学为教学目的的教育体制。庆元党禁结束后，越来越多担任官员的理学家开始大量创建理学书院。他们仍然践行朱熹创建的白鹿洞书院模式，在朝廷承认下，获取地方精英的支持和地方政府的资助。宋末至元代政府对理学书院的支持，甚至影响到了官学的发展。包弼德在文章中反复提到理学书院一词，他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书院都提倡理学，大部分的理学书院由担任官员的理学家建立、兴复、讲学，或者是由理学大师的祠堂发展而来，例如建康程颢的明道书院。理学家们利用理学书院这一学习中心，成功的宣传了理学，保持了学术的独特性。

万安玲著《新儒学的制度背景：中国宋元学者、学派与书院》除了表达学人学派与书院运动的关系外，在全书第二部分也特别阐明了13到14世纪书院制度化和理学官学化。宋末元初，宋遗民通过创建书院、退隐讲学、受聘教学等形式来抒发亡国的遗恨。他们通过在书院研究和传播程朱理学来减轻心理压力，以捍卫儒家道统的尊严。宋遗民的大肆兴学，获得了元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政府承认其所创建、讲学的书院，并将书院制度化，视为地方官学，委任遗民为山长，变“遗民”为“臣民”。在官方的支持下，南方理学书院继续发展的同时，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向北方推广。理学与书院北移，蒙古贵族将理学从异端提升为官方正统哲学，并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书院则成为传播程朱理学最重要的途径。万安玲另一部著作《中国南宋书院与社会》书中第5-9、17、20、33、46-47、51-53、62-63、70、85、113、203、206、209等页均明确提到理学。[22]书中第一部分第一章节就描述了理学与书院运动。具体来说，因为唐末五代礼乐崩坏，南宋政府偏安江南，统治者采用了抑武扬文政策来维持中央集权。面对内忧外患，以朱熹为代表的学者们通过理学这一学术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精神，表达对教育的人文关怀。为了宣传理学思想，再加上遭受“庆元党禁”的限制，为了对抗政治压迫和学术专制，他们放弃传统的官学教育宣传，另辟蹊径，通过创建兴复书院、讲学、祭祀、著书等书院运动形式来宣传理学。理学家以书院为依托，书院也自然而然与理学交融一体。书中第51页还回顾了书院精神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万安玲首先辨析了理学产生的渊源，涉及到常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说”和“排佛抑道说”。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宋代经过更新的儒学有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思想来源当然是儒家本身的思想。第二个思想来源是佛家思想、连同经由禅宗的中介而来的道家思想。在更新的儒学形成的时期，佛教各宗派以禅宗为最盛，以至更新的儒家认为，禅宗和佛教是同义词。如前所述，就某种意义说，更新的儒学可以认作是禅宗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更新的儒学还有第三个思想来源便是道教，在其中阴阳学家的宇宙论观点占有重要地位。更新的儒家所持的宇宙论观点，主要便是由来于此。”[23]万安玲虽未明确引用冯友兰的观念，却也指明了理学可能是佛、道、儒三教思想整合而来。同时，在对比理学思想与佛教、道教的区别时，万安玲也指出理学是对佛教、道教思想挑战的一种回应。解释完理学思想来源后，万安玲指出南宋时理学精神成为书院的传统精神，即是以书院为中心的理学运动的内在精神。理学精神的这两种来源，直接影响到书院精神，因而作者在其后花费笔墨研究了佛教、道教圣地与书院的关系。从解读书院精神与理学精神这一角度，作者也表明了理学与书院的一体化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海外汉学家对书院学术思想研究主要从学人学派与理学基地这两点切入，指出书院在学术思想宣传、交流、传承上的重要作用。从现实上讲，他们的研究符合新史学研究趋势，适应文化与时代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汉学家普遍具有较好的汉语阅读能力，口语沟通却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个特点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表现就是论文引用书面文献材料较多，实践研究成果略显不足。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威廉就曾坦言自己在研究湖北麻城地方史时，由于汉语说的不太好，没有能够采访当地居民，深感遗憾的同时，只能凭借较高的汉语阅读能力翻阅了七部麻省地方县志。[24]在汉学家的书院著作中，大量的数据统计等均非第一手资料，这也与海外书院历史资料缺乏有关。在用词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例如西方学者对“理学”一词的描述，秦博理在《中华帝国最后的传统书院》一书第34、37、38、55、64等页用Cheng-Zhu Neo-Confucianism（程朱新儒学）表示；第123、142页描述为Neo-Confucian education（新儒学教育）；在第34、84、85等页也用Song learning（宋学）来指代理学。另外，书中第100、124页出现了school of principle（理学派）一词来指理学。包弼德著《历史上的理学》中文版序中解释到英文“Neo—Confucianism”指代的是《宋史》中的道学，也就是宋明理学，通常直译为“新儒学”。[25]万安玲的《中国南宋书院与社会》则用True Way Learning 和拼音（Tao-hsueh）同时来诠释理学。

注释：

[1] 黄俊杰：《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张栻：《南轩文集》卷10，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影印宋本，1981年刊印。

[3] Heinrich B.The Tung-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J].Monumenta Serica, 1955(14):1-163.

[4] 顾宪成：《会语》，《顾泾阳先生东林商语》上，雍正《东林书院志刻本》卷3。

[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7页。

[6]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7]《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Walton L.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Neo-Confucianism:Scholars,Schools,and Shu-yuan in Sung-Yuan China[A].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457-492.

[9] 宋濂：《文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0] 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11] Keenan B C. Imperial China's Last Classical Academies: Social Change in the Lower Yangzi, 1864-1911[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ast Asian Institute, 1994.

[12] 柳治微：《江苏书院志初稿·左宗棠奏创建书院片》，《中国历代书院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3] 陈荣捷：《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4] 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15] 刘耕华：《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其本土回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6] 卢睿蓉：《美国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多视角考察》，浙江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7] 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 Theodore D.B,Chaffee J W.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19] Wing-tsit C.Chu Hsi and the Academies.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389-413.

[20] Chaffee J W.Chu Hsi in Nan-k’ang:Tao-hsueh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A].In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C].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414-431.

[21] Bol P K.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

[22] Walton L.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M].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

[2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24] 姜异新：《以中国的方式阐释中国——罗威廉教授访谈录》，《书屋》2009年第12期。

[25] 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