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成】吴飞教授《从理礼之辨看中国文化的特性》讲座听记

栏目:快评热议
发布时间:2015-12-30 14: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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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教授《从理礼之辨看中国文化的特性》讲座听记

作者:景成

来源:经典与解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二十日庚辰

           耶稣2015年12月20日


 

2015年12月27日上午,“经典与解释”系列讲座之八:吴飞教授《从理礼之辨看中国文化的特性》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1教室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办,华夏出版社协办,文学院彭磊副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吴飞教授首先开宗明义地解释讲座标题的含义:礼理之辨作为从清代中期一直持续到清末甚至民国的一场重大思想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特质的门径。但他接着强调,近代以来,任何对所谓“中国文化”特质的讨论,都离不开中西对照和比较的语境;换言之,中西文化比较,已经内在地成为了我们理解自身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框架。但是,此前种种比较和概括,例如梁漱溟先生的“人文性-宗教性”、新儒家的“内在超越-外在超越”等等,均未触及真正核心的问题。在吴飞教授看来,前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失误,恰恰源于对西学的认识不足。不过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学人在西方古典学、基督教神学和政治哲学三个方向上的积累大大深入,我们已经具备了思考更大文化问题的能力。

 

在吴飞教授看来,西方文明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总结为“形质论”的文明。这一观念由柏拉图的理念(eidos)说奠基,至亚里士多德正式发展为形式-质料的二元论,成为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脉络的根本问题。然而在中世纪,基督教对于“自由意志”概念的发明和强调,决定性地造成了形式-质料之间的断裂。西方近代和现当代哲学无法实现对这种断裂的调和,这正是西方文明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所在。

 

在这种深刻的现代性危机之下,我们是否可能对这一问题给出中国的回答?吴飞教授的立场是积极的:中国文明本质上是“文质论”,而非“形质论”。中国文化没有决定性地发展出类似“形式”的概念,反而始终强调文-质之间的互动与调和,从而也就没有出现西方形质论的危机。随后,他从先秦的《论语》《庄子》《荀子》《礼记》《公羊传》直到宋明理学,对这一“文质论”的脉络进行了提要勾玄的梳理。

 

至此,吴飞教授进入了本场讲座的主体部分,细致梳理清代“礼理之辨”的始末。明末清初,顾亭林(炎武)开创清代汉学传统。众多学者针对王学的种种弊病,开始深入检讨理学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汉宋之争”。戴东原(震)首次在义理层面揭示了汉学的思想意义;其后,程易畴(瑶田)、凌次仲(廷堪)、焦里堂(循)、许周生(宗彦)、阮芸台(元)相继踵续和发展他们对于理学的批评。另一方面,姚惜抱(鼐)、方植之(东树)、翁覃溪(方纲)、夏仲子(炯)、夏韬甫(炘)又从宋学的角度对汉学的批评进行反驳。吴飞教授对其中的关键人物一一进行解说,全景式地呈现了这场蔚为壮观的学术论证的面貌。而这场学术论战的焦点,则是汉学家所高扬的“礼”与宋学家所捍卫的“理”二者的关系问题,是为“礼理之辨”。

 

 

 

程易畴(瑶田)像

 

不仅如此,吴飞教授同时指出,在这场论战当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争论双方都诉诸“礼”的思想资源,实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礼学”的第三次重大发展:第一次是郑玄至王安石以《周礼》统摄群经的周官学体系;第二次是朱熹以《大学》为基本架构,再以《仪礼》统摄群经的理学体系;清代程易畴(瑶田)、凌次仲(廷堪)、夏韬甫(炘)的《仪礼丧服文足徵记》《封建尊尊服制考》《三纲制服尊尊述义》三部纲领性作品,通过体系化的丧服研究,构建了以丧服学统摄三礼的全新的礼学形态。

 

 

 

程易畴(瑶田)《仪礼丧服文足徵记》

 

这场争论延续至晚清,在曾文正(国藩)的组织和倡导之下,“汉宋兼采”成为时代主流,形成了分别由陈东塾(澧)和黄式三(薇香)一南一北主持的“定海学派”和“南菁学派”,两大学派的门人弟子又大多入张香涛(之洞)幕,成为清末文教与政治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尔后,式三子黄元同(以周)承继家学,完成了清代礼学的殿军之作《礼书通故》,氏著以宗法、丧服为起点,成为清代最具原创性和最清晰的礼学体系。第三代南菁门人中,元同弟子张闻远(锡恭)修《大清通礼》,曹叔彦(元弼)遍注群经,形成了以爱、敬为核心的人伦思想体系。清代的礼理之辨,至此也基本落下帷幕。

 

 

黄元同(以周)

 

最后,吴飞教授回到开篇,强调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发生在清代学者之间的这场礼理之辨,实则是中国文明“文质论”传统在晚近的发展,其中所探讨的众多问题,尚未得到必要的关注。清儒继承和修正朱子的义理学架构,但将其中文质论的实质进一步阐发出来。以丧服学为起点的礼学,强调的不只是礼和制度,而且将人伦讲成一套更加验证的哲学。中国的文质论始终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超越,而不是脱离质来寻求超越,这与西方形质论深深陷入过强的超越性的危机判然有别。在与西学的对照中,发展清儒的学术,应该可以将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更好地发扬出来。吴飞教授最后这番总结引人深思,为全场讲座留下了一个余音绕梁的尾声。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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