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的晋祠： 礼与俗的分合

作者：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十九日己卯

           耶稣2015年12月29日

赵世瑜教授

我以山西太原晋祠为例，具体阐释礼与俗的分合关系。大家对所谓晋祠的历史都应比较清楚，传说是周成王小时候开玩笑，把弟弟叔虞封在唐地（当然唐地原来并不在今天太原这个地方），再下一代就改名为晋，即所谓的晋国。晋国或者唐的先祖即叔虞，晋祠和纪念唐叔虞有重要关系，所以很早就有在这里祭祀唐叔虞这个地方的诸侯合不合“礼”的争论。

千百年来，晋祠从一个单独的庙逐渐扩展，现在发展成为一处面积很大的寺庙群，甚至围绕晋祠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聚落，就是晋祠镇。当然这里的聚落是很古老的，在“三家分晋”那个年代，赵简子开始营建太原的前身（晋阳城）时，在这一带建立了赵国的势力中心。所以在晋祠争水故事中很有名的金胜村，考古发现了规模很大的赵简子墓。

晋祠旁边有个村子叫赤桥。到了晚清民国初，赤桥出了一个人物刘大鹏，他留下的《退想斋日记》已为研究者所熟悉。刘大鹏对家乡的历史很有感情，编写过《晋祠志》、《晋水志》等书，让后人对晋祠这个寺庙群和周围村落的历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除了主体建筑圣母祠、叔虞祠、水母楼以外，周围还有一系列比较小的寺庙。后来，晋祠周围用围墙把各种各样的寺庙圈起来，形成一处寺庙群，但同时又属于一体。当然在此之前，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格局，这是从宋代开始形成的。

晋祠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庙，一个叫圣母殿，一个叫叔虞祠。这两个庙就是二元格局的表征，背后体现了礼与俗的关系。关于晋祠的最早记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晋祠是祭祀唐叔虞的。但这个地方很早就与水有关，战国时就有智伯渠，后来李渊太原起兵就是借口到晋祠祈雨，所以晋祠很早就是和水有关系的地方，只不过从官方的祭祀来说，是祭祀唐叔虞的，而非祭祀水神。

宋太宗在打下太原后重修过晋祠，碑文中说，“晋祠者，唐叔虞之神也……乃眷灵祠，旧制仍陋，宜命有司，俾新大之”。这时的晋祠仍是祭祀唐叔虞的叔虞祠。宋真宗时，唐叔虞祠因地震摧毁。“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尝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

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晋祠发生了变化，圣母殿的地位开始超过了叔虞祠。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重修的叔虞祠被改造成了圣母殿，熙宁十年（1077），朝廷敕封晋水源神为“昭济圣母”。在正对着圣母殿的莲花台上，铸有四尊“金人”，三尊都是北宋时期铸造，由民间捐献的。其中一尊身上的铭文是：“大宋太原府甲午□□社赵和等特敬□□舍净财铸铁人一……昭济圣母永充供养……神侍……永古舆情。俗……于长年，咸仰昭明……佑。绍圣五年……。”另外，在圣母殿中圣母塑像的座椅背后书有题记：“元祐二年四月十日献上圣母，太原府人在府金龙社人吕吉等，今月赛晋祠昭济圣母殿，缴柱龙六条，今再赛给圣母坐物椅。”

可见，自熙丰年间晋祠主神由唐叔虞变为昭济圣母之后，晋祠已成为太原地区民间赛社的重要场所。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晋祠主神昭济圣母与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更直接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与这一地区的水利紧密相关。

晋祠唐叔虞塑像

这一变化让后来的文人很奇怪，也很不满。金人元好问的《惠远庙新建外门记》中说：“晋溪神曰昭济，祠曰惠远，自宋以来云然。然晋祠本以祠唐侯，乃今以昭济主之，名实之紊久矣！不必置论。”就是说虽然道理很清楚，但是也改变不了。此后叔虞祠就更无人问津了，元至元《重修汾东王庙记》中说：“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当圣母殿开道而东，置三门焉，王之祠日就颓圮而弗修，祀事废坠而弗奉。”与民俗有关的祭祀超越了与礼制有关的祭祀，甚至与民俗有关的祭祀也被贴上了国家的礼仪标签。

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明代。据嘉靖《重修唐叔虞祠记》：“自至元迄今二百余年，栋梁摧折，不蔽风雨，神失所栖，祀事弗虔。其旁所谓圣母祠者，香火日极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顾寂寞水滨，不知为正神。”两边的对比极为强烈。虽然嘉靖年间对唐叔虞祠进行了重修，但无法扭转此消彼长的趋势，于是士大夫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如万历时苏惟霖质问道：“何以不祀唐叔而祀母？母且为谁？则以祠？……所负之山曰悬瓮，绵亘数十里，山下出泉，灌溉环邑，土人以为惠出于母，尸祝之耳，何知唐叔？”顾炎武也感慨：“今人但知圣母，而不知叔虞，不其然乎？”

怎样处置这样的困境呢？士大夫们无力改变民众对于崇祀水神的热衷，而且从明朝洪武年间国家也一再以水神的身份封赐圣母，于是只好另谋出路。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想出个办法，证明圣母实际上是唐叔虞的母亲邑姜，之所以圣母殿为正殿，叔虞祠为偏殿，是“子为母屈者也”。他还找出一块宋代的残碑，中有“惟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一句，来作为他的佐证。清人沈巍皆进一步论证，宋代宣和年间的这块碑文上来就说“致祭于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之祠”，是“已合二庙为一，以圣母领叔虞矣”。刘大鹏也接受了这个说法，认为人们多以为圣母为晋源水神，“误矣”（以上引文均可参见《晋祠志》）。

阎若璩把他的考证结果报告给了地方官，希望上报到朝廷，改变洪武年间礼制的错误，但没有人理睬。说明清代士大夫把圣母改变为邑姜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直至清末光绪年间礼部仍称：“据原奏内阳曲县冽石口窦侯庙、太原县晋祠镇圣母庙，历朝祷雨辄应，又水母庙建自前明，祷雨灵应，均为士民所崇信。”圣母是与另两位水神相提并论的。其实无论圣母最初是水神还是邑姜，在北宋以来的百姓看起来，她就是水神，而且因此受到比唐叔虞更为热烈的崇祀。

晋祠

晋祠最初以唐叔虞为主神的时候，曾有人质疑说，祭祀一个地方的诸侯是否合适。实际上，三国魏和北齐修叔虞祠（或晋王祠），正是表明一个地方割据的政权恰恰像西周时期的唐或晋国一样，属于正统的苗裔。唐代李世民写《晋祠碑铭》，也表明他们从这个地方出发夺取天下，同样是源于正统。到宋代以后变了，太原成为一个边塞重镇，这里的农业开发非常重要，所以无论是从水利的角度还是从“神道设教”的角度，水神的地位都需要获得极大的抬升。我们不知道作为水神的圣母是否以前就存在的“女郎祠”，但应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应该是以前就存在的、为百姓崇奉的俗神，只不过被国家重视的叔虞祠遮盖住了。

当然，从宋到明，国家也对圣母这个出自民间的女性水神进行了封赐，尽管一些士大夫仍不认可，但毕竟“俗”也进入了“礼”，就是华琛（James L．Watson）讲的“正统化”。不过，尽管圣母与唐叔虞都在朝廷的祀典之中，他们还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的生命力仍是通过民俗来延续的，因为其信众大多是普通民众、特别是本社区的普通民众；而后者的生命力存续只依赖于少数士大夫，所以很难不日益式微。相反，前者在得到了国家的封赐之后，等于民众的“淫祀”或者“野祀”得到了认可，原来已然旺盛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旺盛。来自于“俗”的“礼”仍可体现为“俗”，即一种可以共享、亦可分享的文化。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将晋祠的信仰简化为“二元”，只是就其主流而言，历代文人的讨论也主要针对叔虞与圣母这两大表征。其实在社区居民那里，晋祠既是多元的，也是统一的。晋祠自明代以后，除了水母楼以后，还兴建了苗裔堂、骀台庙、东岳祠、三清祠、关帝庙、三圣祠、鲁班庙、文昌宫等，其背后或是不同的村落，或是不同的家族，或是其他组织，所以晋祠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所，体现了周围几十个村落不同人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他们又处于同一个空间，都属于晋祠镇或者晋祠堡，都属于一个水利社区，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认同。社区的居民未必像士大夫或者外来的游人那样看待晋祠内部的差异，而是把它们都看成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