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孔教的兴起

作者：王爱平(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 福建厦门)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十五日丙子

           耶稣2015年8月28日

摘要: 印尼孔教源于中国儒学 ,是印尼一部分土生华人特有的宗教形式与文化认同标志。中国儒学在印尼的传播 ,伴随着印尼华人社会形成的过程 ,起初是通过华人家庭、庙堂、宗祠的祭祀和家庭、私塾、书院的文化教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随着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 ,开始自觉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 ,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 ,明确宣布孔教为印尼华人的宗教 ,确立了孔教的基本教义；泗水文庙则开始实施每星期做礼拜的孔教仪式。

关键词: 印尼华人社会 ；印尼孔教 ；巴达维亚中华会馆 ；泗水文庙

印度尼西亚的孔教 ,以中国的孔子学说(儒学) 为宗教信仰 ,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历经磨难 ,终于成为一个印尼的“Agama”(宗教) ,并且是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并列的六大合法宗教之一。近年来 ,随着“儒学热”的出现 ,印尼孔教愈益受到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笔者近年多次深入印尼进行田野调查 ，广泛搜集多种形式的研究资料 ,在尽可能全面了解印尼华人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对印尼孔教进行了考察研究。

一、印尼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儒学在印尼的早期传播

印尼位于东南亚的最南端 ,是富饶美丽的“千岛之国”,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之成为中国海上贸易和海外移民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与印尼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 ,可溯源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据可信的文字资料 ,自唐代末期即开始有成批的华人移民定居于印尼 ,他们或是躲避战乱 ,或是经商贸易。阿拉伯旅行家马素提(Al Masouti) 所撰《黄金牧地》、西方学者莱佛士著《爪哇史》、坎贝尔著《爪哇的过去和现在》均有有关的记述。元军远征爪哇时有些士兵流散于当地 ,定居在西加里曼丹一带。到了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时(公元 1405-1430年) ,东爪哇杜板、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等地已成为“千余家”的华人聚居区。1368年前后甚至有梁道明称王于三佛齐(即苏门答腊巨港) ,“闽粤军民泛海从之者数千家”。明代时在爪哇和巨港市中交易多使用中国铜钱。总之 ,在17世纪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大规模入侵印尼之前 ,华人已大量移居印尼 ,初步形成了印尼的华人社会。这一时期来印尼的华人多是通商贸易的闽粤两省商人和手工业者(大多为闽南人) ,主要聚居在爪哇岛东部、西部及北岸沿海一带和苏门答腊东南部 ,加里曼丹西部和南部的各通商贸易港口城镇。华人在爪哇沿海和内地经济中已经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印尼群岛沦为荷兰殖民地后 ,被称为荷属东印度。为了充实劳力加强经济掠夺 ,荷兰殖民者采取各种手段 ,招徕、诱骗和掳掠大批华人、华工移居印尼。鸦片战争后 ,西方的入侵造成中国大批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失业 ,1860 年清政府被迫开放海禁 ,印尼华人数量激增 ,华人社会进一步扩大。荷兰殖民者对华人实行“华人区”和“甲必丹”(Kapitein) 制度 ,在统治中心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等城区设立华人公馆,“以华治华”,挑选华人担任华人区的甲必丹、雷珍兰(Luitenant)、武直迷(Boedelmeester) 等职务 ,负责管理有关事务。

早期来印尼的华人只有男性 ,他们通常与当地非伊斯兰教徒或名义上的伊斯兰教徒妇女结婚而定居 ,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稳固与统一的土生华人 (Paranakan) 社会 ,新移民(即“新客”,Totok或Singkeh)的小群体通常很快就被吸收到土生华人社会中。闽南语是华人社会的通行语言。至19世纪末形成了华人马来语(由市场马来语与闽南语结合而成的混合语言) ,并进而成为全爪哇土生华人社会的共同语言 。

随着华人的大批移民印尼 ,也把中国的文化教育带到印尼 ,中国的儒学也开始了在印尼群岛“落地生根”的过程。印尼历史上进行华文教育的私塾、义学、书院 ,以及宗祠和一部分庙堂 ,都是传承儒学和中华民族风俗的机构。

1. 传统华文教育与儒学的传播 　最初的文化教育是华人在家庭或家族内部进行的。那些“稍能识字明理之店主或富户 ,于经营工商之余 ,召集三五子弟 ,在家、在店内 ,教以习字珠算 ,兼及增广幼学、千字文、百家姓”。随着华人增多 ,开始设立私塾。一些富有的华人聘请家庭教师 ,也有教读先生“设帐授徒”,在巴达维亚、万隆、西加里曼丹的坤甸等地 ,有些私塾先生颇具知名度。

以后出现了专供华人子女读书的义学和书院。最早的义学是1690年在巴达维亚由甲必丹郭郡观倡议而设立的“明诚书院”,附设在华人办的医院兼养济院内 ,专收孤儿和贫苦孩子 ,有三四十名学生 ,经费全由华人公馆承担。1775年巴达维亚设立“南江书院”。1787年又加办义学“明德书院”。

这些私塾、义学、书院用闽南语授课 ,教学的内容即是三字经、千字文以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 ,当然还有华人重视的写字与珠算等。教学方法、仪规也都与中国国内相同。学生入学要向孔子像或牌位行礼。南江书院“崇祀紫阳(朱夫子) 圣像”,“延师入内 ,教授贫穷圣徒 ,岁社(此处缺字) 二丁祭祀”。海外华人历史珍本文献《海岛逸志》的作者王大海即在爪哇岛当了10年(1783-1793)的教读先生 ,期间在南江书院任职数年。19世纪40年代 ,荷印殖民当局颁布限制“新客”条规 ,禁止“文人学士”入境。巴达维亚华人公馆认为此举“实有负于圣教所云 ,恐仁、义、礼、智之风 ,尽泯于今”,向荷印总督据理力争 ,提出文人学士“逐年在吧约用600名”。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 ,上述传统的华文学堂明显增加。到1899年 ,在爪哇(与马都拉岛) 已经有217间学堂和4452名学生；外岛的学堂有152间 ,学生2170人。

可见 ,当时印尼华人的文化教育已具一定规模；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视儒学为宗教 ,以维护儒学传统为己任。由于当时华人文化教育与儒学教育的一体性 ,儒家思想藉华人文化教育在印尼得以承传。因此 ,当今的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对孔教在印尼产生发展的历史持如下的看法: 孔教的出现与发展是和华人移民到印尼同时的。孔教是宗教 ,也是教育 ,最初由华人家庭、宗族承担着教

育下一代的任务 ,而华人的家庭教育也就是孔教教义的教育。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教会的组织 ,所进行的祭祀仪式不统一。并强调 ,巴达维亚的“明诚书院”、“明德书院”就是像伊斯兰教经院那样的儒学院。

2. 宗祠、庙堂与儒教的传承 　孔教的基本信仰就是“敬天法祖”, 包括拜天、祭祖和圣贤崇拜等。按照印尼孔教及印尼华人的说法 ,信仰孔教就是拜天公、祭祖先。所以 ,印尼华人的宗祠和一部分庙堂也是传承儒教的机构。

在爪哇及外岛各地 ,凡是华人聚居之处都有华人建的宗祠。仅本人近几年在雅加达所见 ,就有数十家之多。这些宗祠一直保留着春秋两季大祭的传统习俗,“欲尽人子报本追远之大端 ,留仟佰年之基础 ,而兼欲免后世子孙之忧”。在爪哇 ,创建最早的是1754年建于巴达维亚的陈氏祖庙 ,其前厅供奉唐朝时开发福建漳州被称为“开漳圣王”的陈元光。

华人所建庙宇同样遍及全印尼各地 ,更早于宗祠的建立。崇拜神明为海外华人的精神寄托 ,华人的庙宇大多是祭拜中国传统儒学所祭祀的天神、地祇、圣贤 ,许多是《礼记》中的“以死勤事”、“以劳定国”、“有功烈于民”的人神。仅雅加达一地就有17、18世纪所建古庙多处 ,著名的有金德院 ,最初称为观音亭 ,始建于1650年；安卒大伯公庙 ,1654年建 ,主要崇奉土地神大伯公 ,又称福德正神 ,这是印尼华人祭拜最为普遍的神明；丹绒上帝庙 ,1669年为祈雨祷晴保丰收而营建；妈祖庙 ,即天后宫 ,1784年建；关帝庙 ,又称关公庙 ,1788年建；丹绒加逸大伯公庙 ,1792年建 ,祀土地神。等等。华人庙宇大都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如金德院内除了佛教的观世音菩萨和多尊佛像以外 ,还有关公、玉皇大帝、福德正神、泽海尊王、清水祖师、乃至花公花婆等 ,闽南地区民间信仰各种神灵一应俱全。现今的印尼孔教信仰依然崇祀传统的民间信仰中的诸神明。

有意思的是 ,华人寺庙的印尼语为“Keleteng”,即闽南语“教人亭”(教人的学堂) ,从这个语词的来源也可看出华人庙宇、华文教育与印尼孔教的密切关系。据说 ,这个名称源于巴达维亚华人最早建的观音亭 ,也就是金德院 ,因观音亭长期是“明诚书院”等义学、书院的所在地 ,华人习惯称之为“教人亭”,久之 ,即成为马来语“Keleteng”了。

二、印尼华人民族意识觉醒与孔教的兴起

虽然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在印尼的传播由来已久 ,但是印尼孔教组织的出现却是与华人民族意识觉醒、有目的地维护华人文化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可以说是华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标志。荷兰殖民者不仅在经济上对华人横征暴敛 ,而且动辄残酷地屠杀华人。1740年在巴达维亚屠杀无辜华侨万余人 ,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红溪惨案”。其后更加紧对华人的各种控制 ,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 ,甚至不准华人搬迁和自由走动。殖民当局推行“警察裁判权”的司法制度 ,仅凭警察的检举即可作终局判决 ,任意处以罚金和刑戮 ,华人没有上诉的权利 ,开庭时只能戴着镣铐蹲在警察面前 ,受尽凌辱。还实施种种侮辱性的限制 ,规定华人必须留辫子 ,不许穿西装 ,不许讲荷兰语 ,乘火车不能和欧美人坐同一个车厢等 ,甚至经常肆意辱骂华人为“支那”、“猪猡”。另外 ,荷兰殖民政府长期推行“愚民”政策 ,剥夺华人子女受教育的机会 ,既不许进西方人办的荷兰文学校，也不许进爪哇原住民学校受教育。1870年几位知名华人领袖联合上书荷印政府，要求让华人子女进入爪哇原住民学校就读 ,但遭到坚决拒绝。

1899年印尼日侨开始享有与欧洲侨民同等的待遇 ,这大大刺激了华人的民族意识 ,他们渴望得到祖国的保护 ,并且强烈要求同欧洲籍侨民一样 ,在法律上享有平等权利。清朝政府这一时期也改变了对海外华人的政策 ,开始“护侨”。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出“查岛”委员到东南亚各处访查侨情。1887年清朝大臣王荣和等人作为来自祖国的官员第一次踏上荷属东印度领土 ,与当地华人进行了接触。后来当荷兰政府强迫华人入籍时 ,清政府曾提出抗议。但是由于中国国势日衰 ,国际地位低下 ,清政府的保护十分软弱无力 ,这些更促使了印尼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19世纪中晚期 ,一批出身于华人官吏或富商家庭、接受过荷兰文西式教育和传统华文教育的年轻华人领袖成长起来；同时也有一些受过传统华文教育的新移民跻身于华人领导层。新一代华人领袖的出现终于使得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化为实际的行动。

一般认为 ,印尼华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19世纪末的中国维新运动影响有关。不过从一些材料来看 ,早在19世纪中叶 ,印尼华人已经开始努力复兴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法国学者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所作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有关情况。

首先是建立公共宗祠和丧葬组织 ,在祭祖、婚丧仪式、妇女着装等方面恢复和保持华人传统习俗。王大海当时深为华人被同化的程度所震惊“: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 ,遂隔绝声教 ,语番语 ,衣番衣 ,读番书。”为了抵制同化 ,保存华人传统 ,19世纪中叶 ,华人在爪哇和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等地兴建多处称为义祠、公祠或功德祠的公共宗祠。福建人建有井里汶的礼义祠(1790年建) ,三宝垄的功德祠(1845年建) ,南旺的公祖祠(建于1856年之前) ,泗水福建功德祠(1864年建)和望加锡福建公祠(1868年建)等。广东公祠有雅加达的巴城义祠(1878年) 和泗水广东公祠(1856年)等。还成立了许多丧葬组织。公共宗祠为华人主持传统的婚礼、丧礼 ,提供传统婚礼、丧礼所需的用品设备 ,定期召开宗祠会议 ,有计划地开展社会活动 ,以使华人及其后代学习有关的传统礼仪 ,恢复和保持儒家的社会秩序。

其次 ,把儒学经书通俗化 ,把儒学经书由中文或荷兰文、英文译成马来文 ,同时也把经书原文改写成“口语”(白话文) ,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19 世纪下半叶大量中国古典作品被翻译或改写为华人马来文在印尼出版 ,后来出现了一批后起之秀,“他们更大的兴趣是翻译经典著作以传播孔子思想 ,而不是翻译小说”。1880年出现了《百孝图》的两个译本 ,由20年后成为中华会馆孔教专家的李金福和巴达维亚的钟茂盛(Tjiong Bo Seng)所翻译。1897年李金福撰写出版了《至圣孔夫子传》,这是第一部用马来文写的有关孔子的书。同一年杨春渊(Njio Tjoen Ean) 在马鲁群岛的安汶出版了马来文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的第一部分《上论》,他还用荷兰文翻译孔子的著作。在《中庸》的“序言”中他表示 ,出版这些书是为了让华人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也有一种良好的宗教”。西爪哇的陈经忠(Tan Ging Tiong ,1870-1935)和杨斋祥(Yoe Tjai Siang)计划合作翻译多本孔子的经典 ,并首先于1900年在苏加巫眉出版了合译的《大学》和《中庸》。他们在“序言”中指出 ,孔子的著述是一份非常珍贵的遗产 ,是紧锁在箱中的宝藏 ,他们下决心把箱子打开 ,用人人都懂的语言文字翻译 ,使箱中的宝藏为大家分享。

第三 ,创制和使用孔子诞辰纪年。众所周知 ,康有为于1898年戊戌维新时期向清光绪帝上书提出在中国立孔教为国教并使用孔诞纪年 ,当时并未被采用。然而早在20多年之前 ,印尼第二大城市东爪哇首府泗水(Soerabaja) 就出现了孔诞纪年的使用。现在仍完好地保存在泗水文庙中的“建造文昌祠乐捐碑”上面 ,赫然刻着“大成至圣贰仟肆佰叁拾肆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 所立的“建造文昌祠后盖乐捐碑”也使用了孔诞纪年。另据《泗水之星》(Bintang Soerabaja)报道 ,泗水城中的“金贝”(Gimberg) 印书局曾发售一种华文“新历书”,标注的年份是“中国大成至圣先师2438年(从孔子诞生当年算起)和光绪戊子年(1888年)”。据苏尔梦所掌握的材料 ,大约在1880年 ,在泗水开办“南洋训蒙馆”的周平维(出生于泗水 ,又是中国的秀才) 和其他一些华人为纪念孔子创造了这一历法。孔诞纪年的创制与使用，显然是对荷兰殖民者所使用的以耶稣诞辰纪年的抵制 ,是印尼华人民族意识增强的突出体现。

第四 ,19世纪90年代 ,与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尊孔主张相呼应 ,印尼以及东南亚华人中出现了庆孔诞、建孔庙、建学堂的热潮。1899年10-12月 ,印尼有多名华人成为新加坡林文庆、邱菽园以推行儒学复兴为宗旨的“华人好学会”的会员 ,并参加演讲讨论活动。1899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纪念孔子诞辰 2450年之际 ,印尼与新加坡、缅甸仰光等地的华人一致行动 ,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并“议建孔庙 , 大力倡导复兴孔教。从南洋各地来说 ,印尼华人建孔庙 ,建学堂的行动最为迅速 ,进展最快 ,坚持复兴孔教的时间最为长久 ,而且只有印尼泗水一地真正建成了孔庙。泗水先是将原来的文昌祠改建为文庙。起初文庙每个月两次讲习“六艺”,“嗣因听讲人多 ,改为每礼拜六晚 ,分数处宣讲。”1902年 ,一位中国人黄锡铨曾旅行来参观 ,感叹:“生长异地之华人 ,渐知孔教之可贵。”1906年泗水华人又筹集资金土地 ,扩建、重建文庙 ,终于建成南洋地区规模最大的孔庙。在苏拉威西岛的望加锡 ,福建公祠创始人的长孙李连喜于1899年创办男、女两所华文学校 ,并在学校中供奉孔子。供奉孔子的殿堂大门上挂着“宣圣庙”的匾额。开学后不久 ,举行了盛大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 ,有四十多位知名人士参加。1900年还专门托人到厦门聘请儒士苏易(苏师孟 ,字子长)夫妇南渡担任男女教习之职。

三、巴达维亚中华会馆与孔教的形成

正是在南洋各地华人倡导复兴孔教 ,建孔庙 ,建学堂的潮流之中 ,印尼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孔教组织巴达维亚中华会馆。巴达维亚中华会馆于1900年3月17日正式成立。领导机构是董事会 ,共20人。其下分成6个部: 华文学校董事部及一般社会文化部(包括宗教部) ,普通丧事互助部 ,英文学校董事部 ,慈善医院部 ,救济基金部和老年(60岁以上) 丧事互助部。

中华会馆的创办人中有华人甲必丹和热心华人事务的富商 ,也有致力于翻译、出版儒学著作的文人学士 ,大多数是祖籍福建早已定居于爪哇数代的土生华人 ,也有移居不久的广东籍“新客”。其中大多数兼有华文教育和荷兰文或英文教育背景。主席潘景赫(Phoa Keng Hek ,1857-1937) ,土生华人 ,祖籍福建 ,生于西爪哇茂物。父亲为华人甲必丹。幼年时曾在闽南语私塾学习 ,后在展玉教会学校和茂物欧洲人学校学习 ,活跃于荷兰人与华人企业界 ,热心华人事务。第一秘书陈金山(Tan Kim San ,1873-1934) ,最早发起创办者之一 ,商人 ,土生华人 ,祖籍福建厦门 ,生于巴达维亚。曾受巴城福建语学校和新加坡英语学校教育 , 热心华文教育事业。董事许金安(Khouw Kim An ,1879-1945) 商人 ,土生华人 ,祖籍福建 ,生于雅加达富商家庭 ,曾就读于闽南语学校 ,后入荷兰文中学 ,能说流利荷兰语。董事李兴濂(Lie Hin Liam) ,最早发起创办者之一 ,新客华人 ,生于福建 ,受过华文教育 ,曾被委任为巴达维亚雷珍兰。副主席丘亚樊(Khoe A Fan) ,又名丘燮亭(Khoe Siat Ting) ,新客华人 ,生于广东梅县 ,客家人 ,曾在巴达维亚任雷珍兰12年。

中华会馆公开宣布 ,成立的目的就是要“以圣人孔子的学说为指导原则 ,改进华人生活上的风俗习惯 ,要尽最大的努力宣扬孔夫子的学说 ,同时推广增进有关中国语言文化的知识”。并很快发布《巴城创设中华会馆兴办学堂公启》,开篇即痛心而尖锐地指出华人社会的种种积弊 ,落款使用了当时的中国纪年和孔诞纪年: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岁 ,孔子降生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进一步表明了中华会馆崇奉孔教以保持华人民族特性的宗旨 ,明确指出 ,提倡孔教就是为改变华人不断“番化”、不懂中学、不知孔孟、四分五裂的状况 ,扭转华人“论种类则自生自灭”的命运。

中华会馆是一个新型的华人社团 ,也是一个新型的华人文化教育组织 ,它具有以下的特点:打破了地域、姓氏宗亲和“侨生”“、新客”的界限 ,这是印尼华人有史以来第一个冠以“中华”之名的社团；公开提出华人应以孔子学说为指导 ,要进行孔教的教育; 大力提倡创办新式学校 ,以满足广大华人要求受教育的愿望 ,并力图把孔子学说的教育贯穿于新式教育之中；中华会馆成立的直接动因及其长期工作的重点之一 ,就是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为指导 ,研究与改革华人的婚丧等习俗。

1. 中华会馆对孔教的认识与定义

中华会馆中有许多孔教专家。早在1897年就撰写孔子传记的李金福为宗教部负责人 ,经常代表中华会馆解答华人宗教的问题 ,也是中华会馆阐发华人宗教问题文章的执笔人。1903年他写下长文《华人的宗教》 ,表达了中华会馆宣扬孔教的基本立场与看法: 第一 ,明确地称孔教为一种宗教。并进而宣称 孔教是华人文化中最主要的成分 ,在荷属印尼的华人都有义务遵奉孔子的教义。第二 ,天是万物的主宰。孔教的上帝就是“天” ,信奉孔教就要敬天、拜天。第三 ,孔子是圣人先知 ,是孔教的教主。他从天得到灵感 ,在华人中宣扬孔教教义。第四 ,父母、祖先是天的代表 ,信奉孔教就要发扬孝道 ,祭祀祖先。

以后的孔教组织基本上都继承了中华会馆时期对孔教及华人宗教问题的看法。

2. 华人婚丧习俗的改革

以孔子思想为指导改革华人婚丧习俗 ,阻止华人的“番化” ,是巴达维亚中华会馆成立后长期致力的重要工作。中华会馆认为 ,“土蕃俗例 ,悖理实甚” ,必须“以维持风化 ,革除陋习为先” ,明确宣布 :“自兹以往 ,凡有婚丧事宜 ,皆当远考礼经 ,近遵宪典 ,斟酌尽善 ,著为定规” ,并成立了专门机构。不久 ,一位西爪哇的华人因父亲去世提出如何依照孔教仪式办理丧事的问题 ,经研究中华会馆宣布了25项与办丧事有关的事项 ,后来又增加至35项。中华会馆宣称这些丧礼事项的改革是以孔子学说为根据 ,这35项条文就成为华人办丧事时的指南。另外 ,还提出了47条关于婚姻习俗的改革 ,如第4条的内容是 ,新娘不要再锯齿、磨牙 ,因为那是当地土人的风俗 ,对牙齿损坏很大。这样 ,中华会馆以孔子教导的名义对当时印尼土生华人“番化”的婚丧风俗进行了明确而具体的改革。

3. 兴办新式学校及宣传孔教

当时人们认为要真正了解孔子学说就必须懂得中文 ,为了提倡孔子学说 也就必须改变华人受教育不足的状况。所以 ,中华会馆成立之初就开始筹办新式华文学校。《公启》中宣称“学堂之设 ,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并提出了具体设想。一年之后 ,“巴达维亚中华会馆中华学堂”正式成立。明确规定:

凡中华学堂必高悬孔子像; 孔子诞辰和忌辰分别放假一日; 在孔子诞辰须举行演讲会等 ,以示纪念。同时还规定 ,至少每周一次在会馆举办孔教讲座，由学堂的校长、教员向大众宣讲孔子学说。当时大都用闽南话讲授四书五经 ,但同时把讲义翻译成马来文印发给听众。1901年8月 ,中华会馆又决定将讲的内容刊登在马来文报纸上。这种讲座活动很快推广到各地。

中华会馆还创办了图书馆。并专门成立编译组 ,出版马来文小册子 ,主要宣传儒家学说 ,解答如何才符合中国礼俗等问题。另外 ,还翻译出版了《四书》、《大清律例》等。李金福与丘绍荣(Khoe Siauw Eng)合作翻译的《孝经》1901年在苏加巫眉正式出版发行。中华会馆还向商人、企业家提出 ,清明节应该放假 ,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商店要结彩庆祝。并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拨专款庆祝孔子圣诞 ,拨款以后一再提高。后来中华会馆还通过全爪哇学务总会请中国方面帮助核实孔子的诞辰和忌辰。巴达维亚中华会馆的成立很快引起热烈的反响 ,各地华人纷纷成立中华会馆 ,创办新式中华学校。中国戊戌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1903年的到访更推动了这一发展。到1911年 ,印尼各地先后出现了93个类似的华人社团 ,其中中华会馆各地的分会组织达38个之多。

四、泗水文庙与印尼孔教的产生

与巴达维亚中华会馆不同 ,泗水文庙经历了由传统的中国儒教机构向印尼孔教会的演变发展 ,而且是印尼最早开始像基督教一样每星期举行礼拜仪式的孔教组织。泗水文庙不仅在南洋地区建立最早 ,规模最大 ,而且是印尼唯一保存至今完全独立的传统的孔庙。其前身文昌祠建于1880 年 ,一直遵循中国儒学礼仪祭拜孔子。1899年以后 ,泗水文庙一方面在所办学校进行孔教的教育 ,

同时也开始通过在文庙举行孔教仪式包括唱歌来宣扬孔教。文庙学校规定 ,所有的课程都必须教授孔夫子的学说；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汉语、汉字；另外还教授传习“德”与“礼”。文庙的仪式每逢星期天和华人传统节日举行 ,有礼拜、有讲道(讲解圣人孔子所讲的道理) 和唱歌。

文庙人士宣扬孔教不仅为阻止华人同化于爪哇伊斯兰教的趋势 ,尤其还为抵制基督教对年轻一代的影响。荷兰殖民政府于1907年开办荷华学校 ,一些华人子女得以入校学习 ,但是学校教育的内容使一些华人深感担忧 ,他们觉察到殖民政府办学宣扬基督教是为了消除华人的传统与特性 ,担心荷华学校的教育会使他们的后代西洋化 ,受基督教影响而抛弃孝敬父母、祭拜祖先的华人传统。于是每逢星期天他们便带着子女像荷兰人到基督教堂一样到文庙做孔教的礼拜仪式 ,以此向子女后代实施孔教的教育 ,维护华人的宗教和传统。由于泗水文庙明显不同于其他的华人庙宇 ,似乎与基督教堂的活动比较相像 ,所以荷属东印度政府对文庙不称“Keleteng”而称为“孔夫子教堂”(De Kerk van Confucius)。

文庙人士还成立了一个宣扬孔教的组织“斯文会”,其名称取自《论语·子罕》里的“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来自福建泉州吴氏家族、具有较高中文水平的吴庆亮先生被推选为主席。成立斯文会的目的是要鼓励孔教徒们到文庙来做宗教仪式。1920 年 ,斯文会正式改名为泗水孔教会 ，吴庆亮任会长。

后来 ,由于各地中华会馆的工作重点逐渐从弘扬孔子学说转移到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上 ,一些中华会馆原有的宗教部门便分离出来 ,成立专门的孔教组织孔教会 ,以继续弘扬孔教教义。1923年 ,泗水孔教会、梭罗孔教会等各地的孔教会联合起来成立了全国性的孔教组织——印尼孔教总会。此后的印尼孔教发展历史 ,笔者将另文详述。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