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仪式与认同：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

作者：朱文哲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七月初一日壬戌

           耶稣2015年8月14日

【摘要】民国建立之后，政府采用阳历作为主导的计时体系，孔子诞辰纪念日也被纳入其中。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将孔子诞辰纪念日与“国历”推行结合起来，重新规定了孔子诞辰纪念日的仪式，注重阐释孔子学说与三民主义的密切联系，彰显了孔子诞辰纪念日与国民政府统治正当性建构的密切关联。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教师节与孔子诞辰纪念日合二为一，力图扩展传统思想资源的影响，进而强调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存亡的重要意义。在民国节庆体系的建构中，由于孔子诞辰纪念日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与文化意义，因而其蜕变也呈现出与其他纪念日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阳历；孔子诞辰；教师节；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认同；文化认同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清末民初的时间观念与历史书写”（项目编号：2014M5614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文哲，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博士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孔子诞辰纪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特别是在近代以前，孔子诞辰纪念被视为维系王朝统治的重要形式，因而倍受统治者重视。[1]尽管有关孔子诞辰日期说法不一，但是依据《公羊传》及《谷梁传》所记，后世大多以阴历八月二十七日作为孔子诞辰。如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就将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定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定制各省督、抚、学政上丁率属致祭。学政莅试时，先至文庙行礼。”[2]但随着民国建立，官方强力推行阳历，因而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纪念孔子诞辰，便成为时人争论的问题。以往对民国时期祀孔活动已有较多研究，①但尚无专文探讨民国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与节庆体系变革的关系。本文系统梳理国民政府的孔子诞辰纪念与阳历推行的关联，以此进一步探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与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新旧之争：历法鼎革与孔诞纪念日

改换正朔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中极为独特的传统之一。革命党人也深谙纪年及历法改换在革新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也极力推广新的历法和纪年体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通电全国使用阳历。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在议决使用阳历的问题时，便是遵从“以崇正朔，而便日用”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编订历书的四条规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3]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在使用阳历的问题上也认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事关正朔制度，自应查照办理。自奉文之日起，即行一律遵用中华民国元年月日，即以旧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元年正月一日。”“奉文以后，新订一切契约、合同及关于日期计算之事件，均以新历为准。”[4]在此情况下，阳历变为官方主导推行的历法，同时用“民国纪元”代替了以往的皇帝年号纪年。这些举措无疑都要表明民国建立所呈现的新气象，凸显了“正朔”改换这一重要问题。

在民国政府推行阳历的情况下，孔子诞日问题便凸显出来。1912年9月24日，教育部通电各省，以10月17日为孔子诞日。该电文称：“查孔诞日，应以阴历就阳历核算，本年阴历8月27日，即阳历10月17日，自民国元年为始，永以10月17日为举行纪念会之日，请即通饬遵照。”[5]不过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令》，其中又特别指出：“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子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6]同年9月24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定孔子诞辰为圣节致各省都督电》，再次强调，“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基，而立民极。请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此，教育部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民国缔造，改行阳历，一切允宜遵从。惟孔子生日，既从夏正考定，自不得不溯从夏正，否则恒致牴牾，转近诬妄。嗣后各校应永依旧历八月二十七日行礼。”“新旧历互用，在成周已有先例，条教号令，从阳历者，所以遵时制；从夏正者，所以遵先师，道可并行，义非相悖。”[7]1914年2月7日，袁世凯再度发布《规复祭孔令》，要因袭旧典，祭孔大典仪式与“祭天一律”，对“孔子生日，仍各听从习惯，自由致祭。”[8]从官方所颁布的法令来看，对于孔子诞日放置于何日举行，以何种历法推算，则随着现实政治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袁世凯对孔子诞日的态度更与其尊孔祀孔活动有着密切关系。[9]

袁世凯死后，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并未因此中辍，但活动的声势比此前有所减弱。以至于宪法会议要删除原有宪法草案中所定“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条文，[10]更有学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现在孔子的生辰又到了，学校方面当然照例休假一天；但我们觉悟的青年，这样去对付？欢迎还是拒绝？”[11]1920年前后，在陈焕章等人极力鼓动之下，意图通过的尊孔法案也被时人所批评。[12]这是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尊孔即意味着复辟，[13]特别是因袁世凯祀孔称帝之举，给孔子诞辰纪念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而，尽管孔子诞辰活动仍旧进行，但更多地局限于教育界放假庆祝及孔教会等团体的纪念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又重申“废除旧历，普用国历”，将阳历改称“国历”，改历运动再度高涨。此次改历运动比之于民国之初废除阴历运动，规模更为宏大。[14]中国天文学会的陈展云就说：“改历运动，在欧美倡议甚早，在吾国著文介绍者亦早已有人。普行国历运动，十余年来，大声疾呼者亦甚多。惟此两种运动至去年——民国十七年——则形势激进，突呈澎湃之势。”[15]鉴于以往阳历推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障碍，行政院议决“废除旧历普用新历办法八条”，包含了历法的制定、历法的宣传等问题，针对以往阴阳合历阻碍了阳历的推行，改历就特别强调：新历法中必须删除旧历，对于阴阳合历的历书要坚决查处。而对于民众的习惯也从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进行改良，如年终结账、房屋出租、集市和庙会，以及农民耕作时间都要求使用国历，[16]甚至是学生的年龄也必须按照国历推算。[17]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诞辰纪念也必须使用阳历。针对有人借机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庆祝孔子诞日，广州市政府专门发布训令，强调孔子诞日只适用于阳历。[18]河北省民政厅训令也指出：“孔子圣诞纪念日，业经国府颁令改用阳历八月二十七日。兹查怡保孔教会竟仍沿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实属故违政令。”此种情况要“严加禁止”。[19]1928年2月16日，安徽教育厅长雷啸电询是否举行祀孔大典，蔡元培回复说“祀孔典礼，已经明令废止，毋庸举行”。[20]1928年2月18日，大学院发布169号训令，明令废止祀孔典礼：“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生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当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亟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为此令仰该厅长、校长、局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勿违。”[21]

但这一决定遭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1928年8月6日，何健就呈请国民政府内政部，要求定孔子诞日为纪念日，在他看来：“中国以道德信义为治，崇孔道而隆孔祀，垂数千年。总理在时，至为服膺敬重，固常见诸言论刊在遗书者也。国人信仰总理，即当以总理之心为心。对于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何容忽视！”[22]有人也抨击蔡元培说：“盖孔子道集大成，极广大而尽精微。自非自惑诞妄之徒，无不心悦而诚服。夫以人民与帝王相与崇拜之人，始于弟子之奉祀，而及于全国，既有国家，有政府，有秩序，则祀典之由国家主持，亦势所必然。彼其徒，心存无政府，不知有国家与秩序，遂不暇考据祀典之事实，妄谓帝王牢笼士子而设。”[23]随后，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训令，“本部前经会同大学院呈覆国府奉达核议鲁涤平、何健等电，请明定孔子祀典一案。拟请以孔子诞日为纪念日，通行全国一体遵照，并于是日举行纪念时，演述孔子言行事迹，以志景仰；经国府会议议决照办。仪式不必规定，等因奉此，除通行外；特电达即悉照办理。”并要求地方立即补行纪念仪式。[24]1934年，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叶楚伧4人提议，建议孔子诞辰纪念日改为阳历8月27日。是年6月7日，国民党中执会第123次常务会议通过了蒋介石等人的提案，以每年阳历8月27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定为“国家纪念日”，并交国民政府明令公布。[25]至此，孔子诞辰纪念日终于通过国家强力确定了固定的日期。同年，国民政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孔诞纪念活动，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为隆重专典礼起见，先期特派国府委员叶楚伧暨五院代表，内教两部代表，山东省政府主席，民教两厅厅长，及曲阜县长遄赴曲阜进行祭典，各省自动前往观礼者，亦不下数千人，其热烈之况，为近十数年来所未有。”[26]

不过，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将推行“国历”与纪念“孔诞”密切关联，其中的考量是什么，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

二、政治操演：孔诞纪念的意蕴

强化政府自身的权威，建构政权存在的正当性，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面临的迫切问题。而历法节庆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通过变革历法节庆无疑是增强民众对现有政权认同的有效途径之一。特别是孔子在民众中仍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而，纪念孔子诞辰就成为国民政府树立自身权威的重要举措。即以1928年孔诞纪念为例，由于该日又恰逢双十节，各方纪念文章特别凸显了这一“巧合”的意义。有人就说：“庆祝中华民国便是庆祝孔子圣诞，唱中华民国的国歌，便是背诵孔子的圣训。（国歌采用《礼运》，孔子所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节。）‘天下为公’四个字，自从先总理提倡以来业已家喻户晓。实行总理的遗言，便是实行孔子的学说，所以年年国庆不能够与孔诞同日。惟有中华民国十七年的双十节，恰和孔子圣诞同日。那时节军阀都打倒了，四海都统一了，圣道昌明昭然和青天白日一般，从小康而进于大同。‘天下为公’四个字，总有实现的日子。这便是国庆和孔诞合而为一的佳兆。”[27]尽管此论带有强烈的迎合时势之意，但孔诞纪念意义的彰显，对维护中华民国刚刚完成的“统一”基业则大有帮助。在此情况下，通过官方的纪念活动，以彰显南京国民政府的正当性，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这也是1928年孔子诞辰纪念活动盛况空前的原因。[28]

南京国民政府详细规定了孔子诞辰纪念日的典礼仪式。1934年7月5日，国民党第四届中执会第128次常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纪念仪式：是日休假一天，全国各界一律悬旗志庆，各党政军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分别集会纪念并由各地高级行政机关召开各界纪念大会。”“宣传要点：1、讲述孔子生平事略。2、讲述孔子学说。3、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附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会秩序单：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党歌；四、向党国旗、总理造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五、主席恭读总理遗嘱；六、主席报告纪念孔子之意义；七、演讲；八、唱孔子纪念歌；九、奏乐；十、礼成。”[29]国民党中央党部甚至对孔子像摆放的位置都有规定：“孔子像应置于总理像前之案桌上”。[30]这一细节也微妙地体现出，孔子像与总理像的从属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在拟定孔子纪念歌时就说，“教育部以《礼记·礼运》篇‘天下为公’一段，最合人类社会理想，其含义实为三民主义之基础，若采为先师纪念歌词，似属佳制天成；且该段文字，前经于院长右任提议采用，定为天下为公歌。”[31]从这些纪念仪式的程序来看，凸显孔子学说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联系，特别是纪念秩序单中的规定，更彰显了国家认同在孔诞纪念中的位置。通过这种仪式表演，强化了民众对现政权的认同。

南京国民政府对孔诞纪念意义的述论更值得关注。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孔子纪念办法宣传要点中，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讲述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与孔子之关系”。在国民政府各级机关纪念活动中，述论此种关系也成为重中之重。其中内容千篇一律，多为强调孙中山思想与孔子学说的“渊源”关系。如在1934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上海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上说，“我们要纪念孔子，就要使全国国民对于孔子学说有深切的认识，同时还要明白孔子学说与总理学说彼此一贯的关系。而认识了这个关系以后，就要身体力行实行三民主义，本着‘爱物仁民’的精神来完成国民革命，企图民族复兴，以进世界于大同。”[32]更有论者指出：“孔子之理想，曰‘天下为公’，曰‘世界大同’，此种理想，为三民主义之基础，为中国民族之共同信仰，亦现代一切政治主义最高的理想境界，孔子之生，虽在二千余年以前，其所发明，早已远超一切。”[33]此种述论恰恰试图通过孔子学说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三民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当然，国民党在述论孔诞纪念意义时，也与现实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妄图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又借孔子诞辰宣扬传统道德伦理，进而从精神上涤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著名军阀何健就说：“今年中央深感民德之堕落，思想之庞杂，恶劣文化之侵入，完全由于孔子之道不彰，特明令尊孔，以期恢复我民族之固有地位。”“欲救中国目前危亡，不能不向孔子道中寻求出路，果以孔子道德伦理之说倡诸全国，以统一全民之意志，使善恶曲直皎然，不可混淆，则戡乱定国直如反掌耳。”[34]此种实用主义的目的，无疑借重了孔子学说，重塑了孔子的形象。有学者就指出，国民政府及各方大员的这种述论，意在使三民主义儒学化。但从国民政府强化民众对现政权的政治认同而言，毋宁说他们的目的是将儒学三民主义化更为合适。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国民政府在孔子诞辰纪念中更为注重阐释孔子学说中的“夷夏之辨”。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侵略者所宣扬的“东亚共荣”，世界“大同”的谬论，恰恰又借助孔子学说的张力，为自己的主张提供“合理性”依据。而在日本侵略者指示之下，汪伪政府及伪满洲国都曾将孔子诞辰定为纪念日，并进行了各种祭祀活动，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思想上的“合理”依据。[35]这无疑给国民政府借用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以提升自身政治权威的举措以极大的打击。因而面对新挑战，如何重构孔子诞辰纪念的意义，便成为国民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时人主要借用孔子学说中的“夷夏之辨”，为抵抗外敌与内奸提供思想依据。陈朝爵就说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势日蹙，当轴宵旰忧劳，以救国唤醒民众，朝爵复于去年，上行政院教育部书，论保存国本，首宜尊孔读经。”[36]有人指出：“发扬春秋之义，严明夷夏之防，抗击汉奸，伸张正义，史称关公与岳武皆好读春秋。而忠义炳然，流芳千古，此为民族精神之所寄托，吾人所当发扬光大者也。”[37]时人更以为：“当今我族，敌国外患，相逼而来，抗战建国，任务艰巨，以视春秋时代攻伐纷争之情形，几无稍异。吾人追念孔子当时秉‘大复仇’之观念，及其作‘尊周室攘夷狄’之努力，自应积极发挥孔道精神，务使三民主义真正实行于全国，宏扬于世界。则千年万世，永垂无疆之庥。”[38]直至1943年，孔祥熙代表国民党中常委作孔诞纪念报告时，着重阐释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政治方法和政治实践，“政治理想是民主，是大同。孔子是主张王道政治的，王道的基本解释，是一种感化主义，是礼治。”“孔子的政治方法，是着重经济。”“他的政治实践，是国家对外独立自主，对内集中统一。”[39]孔氏此论十分值得重视，虽仍讲孔子的“大同理想”，但也特别强调“对外的独立自主，对内的集中统一”，其意自然是国民政府意图的表达，期望能够借孔子之说，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统治。

1939年，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与教师节合二为一，在力图维护自身统治正当性的同时，也凸显孔子作为“师”的特点以及孔子诞辰的文化意义。教育部在将孔诞定为教师节时就说：“我大至圣先师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宏规，为万世人伦之师表，在中国文化学术与民族历史上，固已金声玉振，继往开来，即在世界历史上，亦若景行高山，为后人之所向往。际此民族复兴，期止至善，允宜恭籍诞辰，定为佳节，冀于兆民康乐之中，深寓景仰至圣之意。谨拟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为教师节，既以表彰圣德，亦以振奋群伦。”[40]同年，陈立夫在说明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的原因时指出：“余以其于六月六日举行，根据未有明征，意义也难昭著，爰于本年度呈准国府，改订孔子诞辰日举行纪念，崇民族之先师，即所以树人师之规范，而圣哲之嘉言懿行，更可于多难兴邦之会，为吾人致力于建国大业者，昭示南针，正其趋向。”[41]尽管在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诞辰的纪念，仍着眼于民众对自身政权的认同。就如有论者所言：“南京国民政府将孔圣诞日、祀孔典礼与教师节融为一体，此举貌似继承了孔子的教育精神，提升了教师职业的神圣性，实则不过是给教师群体制造了一种职业神圣的政治幻象，借以换取其对‘党国’统治正当性的认同。南京国民政府借助教师节凸显‘孔圣诞日’的醉翁之意正在于此。”[42]但在事关民族存亡之际，国民政府将孔诞与教师节合二为一，也力图发扬孔子学说中能够振奋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内容，无疑为官方与民间全力合作抗战找到了一种有效的途径，也凸显了孔子思想中更为普遍的、更具影响力的内容。

综上可见，孔诞纪念活动被国民政府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政治意义，孔子诞辰纪念日也成为宣示其政治理念的重要节点，孔诞纪念活动的意义也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特别是在孔诞纪念活动中，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典礼仪式以及对纪念孔诞意义的述论，都成为国民党操演政权正当性的重要内容。

三、认同歧异：孔诞纪念的困境

民国建立之后，各方政治势力从不同角度采取了对孔子诞辰纪念不同的态度。对主导孔诞纪念活动的政府而言，通过操演孔诞纪念，树立现政府的权威，是不同主政者的共同诉求。但在政治文化转型的时代大潮之下，政府主导的孔诞纪念却面临着多重困境。

其一，孔诞纪念对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借重，却是对民国立国政治思想基础的打击。在20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强力推动“国历”运动。为此，国民党中央党部还拟定了较为详细的“国历宣传大纲”，就“国历是什么”、“为什么要实行国历”作了简要说明：“国历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历法；国历是当今最进步的立法。”之所以要实行国历，就在于“实行国历是遵行总理的遗志；实行国历对国际、民生、预算、农事都有利便；实行国历能绝灭帝王专制思想、破除迷信恶习、促进革新事业”。[43]因而对于孔教会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纪念孔子诞辰的活动予以严格禁止。但推行“国历”与纪念孔诞本身就形成了矛盾，正如时人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政体既反对皇帝，由反皇帝的人去代表行皇帝阶级的祀孔典礼，似乎不很合宜。是以反对祀孔，非反对孔子，是因孔子被几千年的专制皇帝弄成了一个大而无当不合时宜的偶像，如今皇帝既已推翻，寄生在皇帝身上吃冷猪肉的孔庙祭礼还存在，未免太矛盾的可笑。”[44]此种困境自然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进退两难。

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孔诞纪念，其形式是通过演说、仪式等来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因而更为注重孔诞纪念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但在近代反传统的大潮之下，既使是赞成纪念孔诞的人也认为，纪念孔子更应注重其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当时就有人说：“当局认定孔子是继往开来的学术宗师，是倡导民权的大政治家，是中国的先哲，所以要纪念他；纪念孔子的目的，是要恢复民族古有的文化，要发扬民族古有的精神，要我们效法孔子的笃学乐道。并不是纪念孔子是为封建残孽作保障，也并不是纪念孔子是在提倡‘复古’。”[45]特别是在1939年国民政府将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教师节合二为一之后，孔子的“教师”形象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冯友兰就说：“在中国的传统中，孔子是‘师’的典型，而我们现在对于历史底知识，这个传统是有事实底根据。孔子是中国头一个成功底‘师’。他的精神，行为，无处不是‘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以他的生日作为教师节，实在是再合适没有底了。”[46]王毓兰也认为：“孔子为吾国在野创倡士民教育的第一人，所以将他的生日定为教师节；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与有教无类的怀抱，又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所以教师节要定在他的生日。”[47]有人对纪念孔诞的内容作了更为深刻的分析：“纪念孔子诞辰，当然是表示尊敬先师。不过仅仅表示尊敬先师而纪念，似乎不够积极意义。”因而，“今天纪念孔子诞辰，特别要重视孔子学说中对于政治推进的法则”，“我们以为现在的尊孔，是研究的尊孔，是科学的尊孔，而非偶像的尊孔，宗教的尊孔。尊其所当尊，尊其所应尊。”[48]由此可见，抽离出孔子诞辰更为普遍的文化意义，抛弃孔子所具有的“偶像”和“宗教”色彩，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考量。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取向：纪念“政治的”孔子与“文化的”孔子。这种孔诞纪念中的交锋，从表面上看是“政治”与“文化”之争，但实际上恰恰是传统思想资源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冲突。

其二，由政府主导推行的孔子诞辰纪念日，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合时代潮流之举而备受诟病。民初的废除旧历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推行“国历”运动，都试图顺应世界潮流，改用世界通用的阳历及耶稣纪年体系，从而更好地“融入世界”。[49]有人就认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正是要借用孔子这一丰富的历史资源，来满足当时中国急切需要的“精神建设”。[50]有人说得更为激烈：“晚近以来，道德堕落。一般青年醉心新文化，蔑视旧礼教，以致纲常日堕，人欲横流，非圣无法，荡检逾闲，甚至毁文庙废孔祀，几欲将孔道根本铲除，良可慨也。殊不知孔子之教，天经地义，不可磨灭。先总理言论，汲汲以恢复固有道德为当务之急。政府为正本清源计，已恢复衍圣公职位，举办春秋祭祀，法良意善。但一般人狃于新学说颠倒，尚有执迷不悟者，亟宜提倡孔教以挽颓风。”[51]这也大体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孔子诞辰的用意。不过，此种做法与历法纪年变革中取法“西方”的倾向并不协调，胡适就认为这样做是“可怜而不可恕的”，并不同意以孔子诞辰纪念“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现代政府的责任在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正确知识，消极的防患除弊，积极的兴利惠民。”[52]有人则直言此举是时代的“后退”：“我们承认孔子的学说，有他不朽的价值，可是把他当成偶像来崇拜，似乎又不合于科学精神，时代变迁是往前走的，拉着向后退必不可能，希望当局对此三致意焉。”[53]这些言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纪念孔子在汹涌澎湃的西化思潮面前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不过，由此争论更加凸显了纪年历法变革所展现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取法“西方”正是近代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必然选择，不过由于传统在现实中强大的影响力，也往往成为现实政治变革的重要资源。在深层次上看，此种情况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变革中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复杂关系，正如葛兆光所分析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追求，简而言之即通过追求富强来凸显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强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于是，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就常常混杂在一起，近代性追求遮掩了传统性的固守，民族主义经由世界主义来表达。”[54]这种思想交织的状况对晚清民国的纪年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采用西方通用的阳历及耶稣纪年体系，成为国民政府彰显自身权威及树立新形象的重要举措，但在政治文化不断趋新、趋洋的背景之下，力图通过传统思想资源来维护现实政治统治就显得力不从心。

其三，不同政治派别赋予了孔子诞辰不同的意义，也消解了纪念孔子诞辰所具有的“神圣”地位和影响力。自民国建立之后，究竟在那一天纪念孔子诞辰就始终存在争议。自民国建立以来，对于孔子诞辰纪念主要存在着三种做法：一是将原来在阴历时间的孔子诞辰纪念日，按照新推行的阳历进行换算，确定新的纪念日期；二是仍按照“旧历”的时间进行纪念，袁世凯当政后期就采取了此种做法；三是强行将阴历和阳历的名称改换，将阴历日期直接改为阳历日期。南京国民政府采用的是最后一种办法。这样，孔子诞辰纪念日就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时间。针对此种混乱之状，时人就批评道：“孔诞究应定为何日，宜用科学方法推算，不应牵强附会为西人所窃笑。”[55]更为重要的是，此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孔诞纪念的效果。有学生就说：“今年因为全国统一，厉行新治，旧历有种种不便，也在废除之列，旧历既要废除，孔子诞辰，又免不了纪念，于是不得不委曲求全，另定孔子的诞辰于阳历八月二十七号，因之孔子诞辰，由‘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变而为‘阳历八月二十七号’了，中间的距离，有一个多月哩！只是阴历的‘八月二十七’，那时各校秋季多未开学，对于孔诞的纪念，未免更显冷淡哩！”[56]实际上，不同时间节点上的孔诞纪念日所彰显的意义不同，这种多元并存的状况，甚至不同孔诞纪念的意蕴相互矛盾，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孔诞纪念的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党人是以反对“专制”“皇权”倡立民国的，因而在民初的改历运动中要求将孔子诞辰的时间按照阳历推算，进行纪念活动。但随后袁世凯上台，出于自己政治目的需要，又大肆进行尊孔祀孔运动，孔教运动也盛极一时。在此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知识界又掀“打倒孔家店”之风潮，孔子及儒家学说都遭到了空前的非议。这些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都极大地影响了孔子的形象及儒家学说的地位，也直接影响了孔子诞辰纪念的效果。即就是在1934年国民政府通过法令，将阳历八月二十七日视为孔子诞辰，并作为“国定节日”，仍旧引发了诸多争议。抗战时期，汪伪政权及日本侵略者对孔子诞辰的纪念，主要利用孔子学说为日本侵华提供“合理”依据。这些情况都迫使国民政府在孔子诞辰纪念时，重新阐发孔诞纪念的意义。在1939年国民政府宣布废止六六教师节，将孔子诞辰与教师节合并，但边区仍旧推行原有的六六教师节，其中缘由就因为共产党此时坚持六六教师节，还包含了坚持五四精神，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重要意义。[57]从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诞辰纪念日被不同政治势力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内涵，而且有些内容前后矛盾，相互冲突，自然抵消了孔诞纪念的影响和意义。

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孔子诞辰纪念日，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孔子——这一文化符号，增强国民对现政权的认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从清末孔教运动开始直至民国时期的孔子诞辰纪念，都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尽管社会的变革使得传统思想资源与现实政治的张力不断增大，但恰恰是不同政治势力的实用主义目的，以及由此推动的政治运动加剧了孔子诞辰纪念中“孔教”的退场，孔子诞辰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得到了更多关注。这也是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变化的重要趋向。

四、结语

民国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所引发的争议，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由于这一纪念日的设定，主要体现的是文化意义与政治影响，因而其内涵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剧变，也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孔子诞辰纪念日作为体现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重要形式，有悠久的历史且影响深入民间，在近代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孔子及其学说的认识发生了裂变，因而孔子诞辰纪念的争议也是社会变革的投射；二是由于孔子诞辰纪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不甚密切，所以在近代中国历法等计时体系的变革中，尽管官方特别强调孔子诞辰与阳历的关联，但更多地是从现实政治的需要来考虑的，因而节庆的形式与文化内涵在官方与民间呈现出不同的景象，与清明节、中秋节、冬至等带有自然属性的节日差异甚大②；三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政治内涵的蜕变与其文化符号意义之凸显有着一定的关系。传统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蜕变，受到纷繁复杂政治变革的深刻影响，孔子诞辰纪念的意涵也随着现实政治需要不断变化。不过这种实用主义的取向，却使得孔子诞辰纪念的意义飘忽不定，削弱了其政治影响。与此同时，面对传统文化的转型与蜕变，时人更为关注孔子学说在现实社会中更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孔子诞辰的文化意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孔子诞辰纪念日不仅受制于现实政治文化的影响，还要与其他类似的纪念日竞争，如总理诞辰纪念日、耶稣诞辰纪念日。③此种态势无疑进一步消解了孔子诞辰所具有的“神圣”地位及影响力。孔子诞辰纪念在近代中国的曲折经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在时代转型之际的命运。时至今日，尽管孔子诞辰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但其本身所包含的精义也受到了很大损害，在今人皆知“圣诞”而多不知“孔诞”的今天，如何借用传统思想资源，重建民族的文化自信，仍将是我们面临的急迫课题。

【注释】

相关研究可参见：孔凡岭：《略论南京政府首次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济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李俊领：《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4期；苏全有，崔海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孔诞纪念文论补议》，《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郭辉：《传统的发明:抗战时期孔子诞辰纪念日研究》，《学术研究》，2014年第7期；等等。

②相关研究可参见：萧放：《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苑出版社2011年；黄涛：《清明节的源流、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功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高丙中：《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等等。

③相关研究可参见：陈蕴茜：《时间、仪式维度中的“总理纪念周”》，《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邵志择：《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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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葛灿